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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外报道最重要的经典原则，“内外有别”似乎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有学者撰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和我国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给这一原则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内外有别”的原则失去了存在的内在根据；政府的宣传管理方式不仅没有适应转型社会剧烈变化的要求， 甚至以“内外有别”的原则做诸多突发事件或者丑闻的挡箭牌；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在诸多方面显得不合时宜。①
从对外传播实践者来看，当前国内对外传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尚处并不十分成熟阶段，过分强调该原则过时，容易造成对外传播效果的反向发展。本文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来考察“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并提出长期坚持该原则的必要性。
一、何为“内外有别”
按照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记载，内外有别源于1944年新华通讯社在延安窑洞时期对美国旧金山发送英文稿之时，随着上世纪50年代几本对外宣传刊物的出版得到周总理的确认，又经1961年中国外文局内部的大讨论，确定了构成“内外有别”这一原则五个要素：宣传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式、语言文字。②
沈苏儒在其著作中对这五个要素做了具体的说明：
1.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广大中间地带的中间状态的各国人民。
2.目的：主要是影响和启发外国读者，而不是去指导人家革命。
3.内容：外国读者要求了解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对中国了解的程度、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提供不同的选题、选材、提法、角度等。
4.方式：在表达方式、策略、技巧等方面不同。
5.语言文字：非中文，是外文。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因人而生，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客观上的文化差异。
1.传播对象。对外传播的客观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这是对对外传播的最基本认识。如果说60年前对此还有争议，如今早已形成共识。明确了这一点，便明确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差别。因为是外国人，我们传播的语言不同；因为是外国人，受众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不同，我们的题材和表述方式也会不同。诚如沈苏儒先生在《对外报道教程》一书中引用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菲利克斯·格林所言，“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③
2.语言文字。由于对外传播对象是外国人，使用的语言即为外语。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语言体现的不仅是编码的差异，更多的是文化差异。对外传播实践必然涉及到翻译问题。对此，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说，实际上翻译的问题就是从一个语言系统进入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的过程，但又不仅仅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化的再创作。如果不懂得另外一个使用这个语言的国家的文化习俗、语言习惯，是肯定翻译不好的。因此，一个优秀的翻译人才需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本国文化和对方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到最后你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④
3.宗教习俗。从198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因其小说《撒旦的诗篇》遭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判其死刑和全球范围内的追杀，到2012年9月中旬一部由美国犹太裔导演制作的名为《穆斯林的无知》的电影点燃了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引发风起云涌的反美浪潮，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的身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对外传播中一个非常敏感的主题：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显然是文化特质的重要部分，对外传播中忽视这种差异，结果或会是灾难性的。
4.思维方式。长期从事跨文化问题研究的关世杰教授在其著述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国人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好抽象或逻辑思维；国人好综合思维，西方人好分析思维；国人重“统一”，西方人重“对立”。
关世杰通过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新闻报道的写作喜欢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常从“广角镜头”到“特写镜头”描述新闻。这与美国新闻报道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常从“特写镜头”到“广角镜头”来描述新闻形成对照。这集中表现在导语和整体行文方面。⑤
这种差异分析显然有大量现实报道为依据。尽管华尔街日报体在国内日益受宠，但中国新闻报道在手法上更多体现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5.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差异容易导致传播中的不解或误解。在对外传播独特的文化现象时如何寻找和添加受众认知图谱中熟悉的符号，架起两种文化的认知桥梁，便于受众理解，是对外传播实践者日常主要任务之一。
比如给外国人讲《水浒传》，只要讲是中国的罗宾汉故事，一般外国人立即可以理解其中要义。再如讲《梁祝》，一定要提是中国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机构名称时常常需添加背景。如讲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时，最好缀上“立法机构（legislature）”、“顾问机构（advisory body）”和“内阁（Cabinet）”这些说明性措词。尽管有些类比未必十分恰当，但基本概念可以解释清楚。
6.价值观念。在价值观方面，中西两种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上，这种差异常见于对内外传播的不同题材中。如对内报道中对典型人物的报道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为了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全然不顾自己家人安危，甚至弃自己家人于不顾。此类题材在对外报道中很难获得掌声，就源于价值观的差异。
对广东地区飞禽走兽皆为美味佳肴的习俗来讲，一篇介绍这一题材的对外报道面临着极大风险，动物保护主义者极易对此类题材反感甚至抗议。
7.措辞。百度百科对“措辞”作如下定义：指人们在说话、写作、行文时，经过深思熟虑，综合考虑受众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个性特点、学历背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情况下，精心选用恰当的词语、句子，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思，并让受众易于理解、接受、相信的一个互动过程。根据这一定义，“措辞”至少包含如下内含：1）不仅指词语的选择，而且指句子的表述。2）体现了文风。3）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在对内传播中，依然随处可见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口号性措辞，如“文明城市”、“三打两建”、“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行话”不仅难以理解，而且给语言转换带来很大麻烦，无法“对号入座”，勉强翻译也难以准确达意，对外传播中应避免甚至删除。但由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在措辞上会不自觉地选用概括性的、综合性的词语，以缓慢的、间接的方式进入到主题，而且偏好形容词。而这种文风并不符合西方受众的思维特点，以至于在翻译时经常出现一篇长的对内报道变成很短的对外稿件。
三、一个案例
表达方式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受众对某一主题的理解和接受。对内报道常见的一个题材是“成就报道”，这一题材也适用于对外报道，关键是对外如何报道成就。
本人所供职的英文《深圳日报》曾于2008年对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做了专题系列报道。本专题名为Boomtown Chronicles（勃兴纪年），从2008年6月16日开始，12月29日结束，每周一期，共25期。尽管成就报道这一题材颇具中国特色，但如果能以恰当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样也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所以本专题无论在选题选材或表达方式上并不刻意塑造改革开放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以史实为依据，以平实而不夸张、符合外国受众文化背景和认知图谱的手法，尽量从个体微观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
比如，专题开篇“新纪元的开始（Dawn of an epic era）”介绍了深圳在立市之初盛行的“大逃港”现象——大批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河游泳偷渡到香港。这是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也鲜有媒体作为专文报道。但之所以作为开篇，是为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埋下伏笔。该文在内容选择上体现了对外传播的特点。
专题注意从个体微观视角来表达宏观主题，讲述历史变迁。如第三期刊登了对外籍人士Larry Donnithorne的采访和他首次游览深圳的回忆文章。Donnithorne曾在1981年2月游玩香港时顺便到深一游。他回忆，当时的深圳乏善可陈，“只需一天便可大概了解整个城市”，而27年后的今天，他却很难凭着一天的游历去记忆、去描绘这座“发达程度与香港无异”的深圳。Donnithorne的文章只有短短数百字，用的都是非常浅显平实的语言，但是他对27年间深圳的变化所感到的惊叹却非常真实，相信很多外籍读者都感同身受。⑥
这样的微观视角在整个专题系列中随处可见。如8月11日一期的全国首宗土地拍卖故事从深圳首家地产公司老总、本次拍卖最终获胜者骆锦星的口中道出，讲述的是一个从违宪到修宪的重大话题；9月15日一期讲述湖南大学教师向春梅如何成为全国首位眼角膜捐献者的故事，开启的是深圳慈善奉献风气；11月2日一期讲述从深圳大家乐舞台走出来的昔日深圳农民工、今日著名娱乐主持人戴军的深圳梦故事，反映了深圳对农民工的包容和支持。
在措辞方面，尽量使用外国人极易理解的词汇。如在写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的那篇报道中标题“Maverick reformer and his Shekou”，使用了Maverick这个词来形容他。该词来源于19世纪美国德克萨斯州，原指未打烙印的小牛，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用于形容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同于众的人。本报专栏作家James Baquet在他的专栏里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的专栏点评了这一系列报道中所用到的很多他认为很有趣的词语，如比喻深圳建市元年的“Dawn of an epic era”，描述袁庚接手前招商局困境的moribund等等。⑦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内外有别”五要素中，真正可以实现内外统一的要素，是目的、部分内容和部分表达方式，而至少在对象、语言、部分表达方式和部分内容上是无法统一的。这种差异性并不随社会发展而改变，它体现的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核心是不同“文化圈”各自特质。本文认为，“内外有别”，“别”在文化。对业界和拥有实际操控传播内容的管理者来讲，对于“内外有别”说法，按照惯用的原则进一步阐释其内涵，并在业界大力倡导该原则，比简单的抛弃要有益得多。否认“内外有别”原则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不利于对外传播实践的。
尽管中央一直提倡外宣“三贴近”原则，但各级监管部门鲜有明确的内外报道的不同政策，尤其是涉及一些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上不分内外传播，令对外报道从业者在选题上常常处于两难境地，有时不得不冒险刊登一些完全适合对外报道的新闻。如2003年，非典肆虐，深圳首例感染非典的外籍人士在港去世，一时间国际负面报道排山倒海，国内媒体对此只字不提。英文《深圳日报》顶着巨大压力经过充分调查，于4月14日刊登了两个专版，详细客观报道了该外籍人士从感染非典到转院治疗最终在香港医院生命终止的情况，成为当时国内就此事件的独家报道，在外国受众群体中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很多案例一再证明，即便是对外传播，选题上并未明确获得不同的政策。而从业者自身素养和理念的不同也会使对外传播在内容上产生不小差异，有时甚至接近于对内报道，无法实现外宣三贴近中的“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在表达形式上亦不符合受众的文化背景，以达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之效。实际上，我们在众多方面还没有把“外国人”这个概念深深扎根在思想中，更未能从受众的文化差异角度来思考日常报道。（作者供图）
「注释」
①李彦冰：“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内外有别’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324-331。
②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2003年。
③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PP213-21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④黄友义：“中国图书‘走出去’，翻译至关重要”，中国新闻出版网，2009年11月20日。
⑤关世杰：《跨文化交际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韩晓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深圳日报的发展历程和办报特色》，2012年。
⑦林敏：《新闻知识》，2009年第5期。
从对外传播实践者来看，当前国内对外传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尚处并不十分成熟阶段，过分强调该原则过时，容易造成对外传播效果的反向发展。本文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来考察“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并提出长期坚持该原则的必要性。
一、何为“内外有别”
按照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记载，内外有别源于1944年新华通讯社在延安窑洞时期对美国旧金山发送英文稿之时，随着上世纪50年代几本对外宣传刊物的出版得到周总理的确认，又经1961年中国外文局内部的大讨论，确定了构成“内外有别”这一原则五个要素：宣传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式、语言文字。②
沈苏儒在其著作中对这五个要素做了具体的说明：
1.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广大中间地带的中间状态的各国人民。
2.目的：主要是影响和启发外国读者，而不是去指导人家革命。
3.内容：外国读者要求了解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对中国了解的程度、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提供不同的选题、选材、提法、角度等。
4.方式：在表达方式、策略、技巧等方面不同。
5.语言文字：非中文，是外文。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因人而生，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客观上的文化差异。
1.传播对象。对外传播的客观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这是对对外传播的最基本认识。如果说60年前对此还有争议，如今早已形成共识。明确了这一点，便明确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差别。因为是外国人，我们传播的语言不同；因为是外国人，受众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不同，我们的题材和表述方式也会不同。诚如沈苏儒先生在《对外报道教程》一书中引用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菲利克斯·格林所言，“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③
2.语言文字。由于对外传播对象是外国人，使用的语言即为外语。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语言体现的不仅是编码的差异，更多的是文化差异。对外传播实践必然涉及到翻译问题。对此，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说，实际上翻译的问题就是从一个语言系统进入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的过程，但又不仅仅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化的再创作。如果不懂得另外一个使用这个语言的国家的文化习俗、语言习惯，是肯定翻译不好的。因此，一个优秀的翻译人才需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本国文化和对方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到最后你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④
3.宗教习俗。从198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因其小说《撒旦的诗篇》遭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判其死刑和全球范围内的追杀，到2012年9月中旬一部由美国犹太裔导演制作的名为《穆斯林的无知》的电影点燃了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引发风起云涌的反美浪潮，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的身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对外传播中一个非常敏感的主题：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显然是文化特质的重要部分，对外传播中忽视这种差异，结果或会是灾难性的。
4.思维方式。长期从事跨文化问题研究的关世杰教授在其著述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国人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好抽象或逻辑思维；国人好综合思维，西方人好分析思维；国人重“统一”，西方人重“对立”。
关世杰通过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新闻报道的写作喜欢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常从“广角镜头”到“特写镜头”描述新闻。这与美国新闻报道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常从“特写镜头”到“广角镜头”来描述新闻形成对照。这集中表现在导语和整体行文方面。⑤
这种差异分析显然有大量现实报道为依据。尽管华尔街日报体在国内日益受宠，但中国新闻报道在手法上更多体现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5.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差异容易导致传播中的不解或误解。在对外传播独特的文化现象时如何寻找和添加受众认知图谱中熟悉的符号，架起两种文化的认知桥梁，便于受众理解，是对外传播实践者日常主要任务之一。
比如给外国人讲《水浒传》，只要讲是中国的罗宾汉故事，一般外国人立即可以理解其中要义。再如讲《梁祝》，一定要提是中国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机构名称时常常需添加背景。如讲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时，最好缀上“立法机构（legislature）”、“顾问机构（advisory body）”和“内阁（Cabinet）”这些说明性措词。尽管有些类比未必十分恰当，但基本概念可以解释清楚。
6.价值观念。在价值观方面，中西两种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上，这种差异常见于对内外传播的不同题材中。如对内报道中对典型人物的报道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为了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全然不顾自己家人安危，甚至弃自己家人于不顾。此类题材在对外报道中很难获得掌声，就源于价值观的差异。
对广东地区飞禽走兽皆为美味佳肴的习俗来讲，一篇介绍这一题材的对外报道面临着极大风险，动物保护主义者极易对此类题材反感甚至抗议。
7.措辞。百度百科对“措辞”作如下定义：指人们在说话、写作、行文时，经过深思熟虑，综合考虑受众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个性特点、学历背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情况下，精心选用恰当的词语、句子，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思，并让受众易于理解、接受、相信的一个互动过程。根据这一定义，“措辞”至少包含如下内含：1）不仅指词语的选择，而且指句子的表述。2）体现了文风。3）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在对内传播中，依然随处可见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口号性措辞，如“文明城市”、“三打两建”、“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行话”不仅难以理解，而且给语言转换带来很大麻烦，无法“对号入座”，勉强翻译也难以准确达意，对外传播中应避免甚至删除。但由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在措辞上会不自觉地选用概括性的、综合性的词语，以缓慢的、间接的方式进入到主题，而且偏好形容词。而这种文风并不符合西方受众的思维特点，以至于在翻译时经常出现一篇长的对内报道变成很短的对外稿件。
三、一个案例
表达方式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受众对某一主题的理解和接受。对内报道常见的一个题材是“成就报道”，这一题材也适用于对外报道，关键是对外如何报道成就。
本人所供职的英文《深圳日报》曾于2008年对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做了专题系列报道。本专题名为Boomtown Chronicles（勃兴纪年），从2008年6月16日开始，12月29日结束，每周一期，共25期。尽管成就报道这一题材颇具中国特色，但如果能以恰当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样也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所以本专题无论在选题选材或表达方式上并不刻意塑造改革开放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以史实为依据，以平实而不夸张、符合外国受众文化背景和认知图谱的手法，尽量从个体微观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
比如，专题开篇“新纪元的开始（Dawn of an epic era）”介绍了深圳在立市之初盛行的“大逃港”现象——大批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河游泳偷渡到香港。这是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也鲜有媒体作为专文报道。但之所以作为开篇，是为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埋下伏笔。该文在内容选择上体现了对外传播的特点。
专题注意从个体微观视角来表达宏观主题，讲述历史变迁。如第三期刊登了对外籍人士Larry Donnithorne的采访和他首次游览深圳的回忆文章。Donnithorne曾在1981年2月游玩香港时顺便到深一游。他回忆，当时的深圳乏善可陈，“只需一天便可大概了解整个城市”，而27年后的今天，他却很难凭着一天的游历去记忆、去描绘这座“发达程度与香港无异”的深圳。Donnithorne的文章只有短短数百字，用的都是非常浅显平实的语言，但是他对27年间深圳的变化所感到的惊叹却非常真实，相信很多外籍读者都感同身受。⑥
这样的微观视角在整个专题系列中随处可见。如8月11日一期的全国首宗土地拍卖故事从深圳首家地产公司老总、本次拍卖最终获胜者骆锦星的口中道出，讲述的是一个从违宪到修宪的重大话题；9月15日一期讲述湖南大学教师向春梅如何成为全国首位眼角膜捐献者的故事，开启的是深圳慈善奉献风气；11月2日一期讲述从深圳大家乐舞台走出来的昔日深圳农民工、今日著名娱乐主持人戴军的深圳梦故事，反映了深圳对农民工的包容和支持。
在措辞方面，尽量使用外国人极易理解的词汇。如在写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的那篇报道中标题“Maverick reformer and his Shekou”，使用了Maverick这个词来形容他。该词来源于19世纪美国德克萨斯州，原指未打烙印的小牛，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用于形容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同于众的人。本报专栏作家James Baquet在他的专栏里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的专栏点评了这一系列报道中所用到的很多他认为很有趣的词语，如比喻深圳建市元年的“Dawn of an epic era”，描述袁庚接手前招商局困境的moribund等等。⑦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内外有别”五要素中，真正可以实现内外统一的要素，是目的、部分内容和部分表达方式，而至少在对象、语言、部分表达方式和部分内容上是无法统一的。这种差异性并不随社会发展而改变，它体现的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核心是不同“文化圈”各自特质。本文认为，“内外有别”，“别”在文化。对业界和拥有实际操控传播内容的管理者来讲，对于“内外有别”说法，按照惯用的原则进一步阐释其内涵，并在业界大力倡导该原则，比简单的抛弃要有益得多。否认“内外有别”原则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不利于对外传播实践的。
尽管中央一直提倡外宣“三贴近”原则，但各级监管部门鲜有明确的内外报道的不同政策，尤其是涉及一些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上不分内外传播，令对外报道从业者在选题上常常处于两难境地，有时不得不冒险刊登一些完全适合对外报道的新闻。如2003年，非典肆虐，深圳首例感染非典的外籍人士在港去世，一时间国际负面报道排山倒海，国内媒体对此只字不提。英文《深圳日报》顶着巨大压力经过充分调查，于4月14日刊登了两个专版，详细客观报道了该外籍人士从感染非典到转院治疗最终在香港医院生命终止的情况，成为当时国内就此事件的独家报道，在外国受众群体中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很多案例一再证明，即便是对外传播，选题上并未明确获得不同的政策。而从业者自身素养和理念的不同也会使对外传播在内容上产生不小差异，有时甚至接近于对内报道，无法实现外宣三贴近中的“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在表达形式上亦不符合受众的文化背景，以达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之效。实际上，我们在众多方面还没有把“外国人”这个概念深深扎根在思想中，更未能从受众的文化差异角度来思考日常报道。（作者供图）
「注释」
①李彦冰：“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内外有别’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324-331。
②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2003年。
③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PP213-21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④黄友义：“中国图书‘走出去’，翻译至关重要”，中国新闻出版网，2009年11月20日。
⑤关世杰：《跨文化交际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韩晓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深圳日报的发展历程和办报特色》，2012年。
⑦林敏：《新闻知识》，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