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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作为中国汉语世界里的一种话语生产，其与中国意象的纠葛历来备受议论，因此建构马华文学史必定无法逃脱“中国性”之议题（关于“中国性”的界定，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定论）。从侨民文学发轫起来的马华文学，“中国性”很自然地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尽管某个时期南洋文艺蔚然成风，打出提倡本土性的旗帜，企图稀释中国意象泛滥的运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整个70年代。挪用中国意象的创作风潮再度兴起，并与现代主义结合，形成这个年代的重要创作现象。
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文学思潮关键词，用以讨论马华文学的候，不仅标明一种历史分期概念。同时也标识着马华文学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作的审美反应。论者多将之与先前具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现实主义”书写对立起来，标示着文学发展之下的流派区别。
本文将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如何实践“中国性书写”为研究视角，通过论述国家政治文化对作者群立场选择、价值观取向的影响，以文本分析为依据，来讨论有关年代现代主义如何注入中国想象性元素之余，它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论文以“天狼星诗社”以及“神州诗社”；两大文学创作组织的作品为讨论对象。这是对马华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也可以是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出发点。
再创造的母文化：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与
“中国性”的结合
“中国性”（Chineseness）指中国特质，特色与特性。主要指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文本中挪用的中国神话、意象、图腾、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哲思等皆是本论文中国性的讨论范畴。对马华文学而言，“中国性”并不包含“国家”的概念。悉尼大学华裔教授洪美恩曾经在《中国性移民》的书评中指出“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核心，它是一个公开的能指，也是一个共同的所指，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所在。“中国性”可被视为斯皮沃克所说的“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不同形式，它们的所言所为是出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将“中国性”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创作概念始于台湾的余光中、杨牧、白先勇等人。到了60年代后期，马华作家温任平把中国性带到现代主义里去，并承前启后，把其发扬光大，掀起一股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1973年成立的天狼星诗社与1976年成立的神州诗社，使马华文学史又增添了新的版图。虽然在60年代美学至上风潮热烈沸腾期间，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已在创作中注入中国性元素，用以表现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与属性之思考，但毕竟尚属少数的个别创作，未形成气候。至到温任平的大力鼓吹与实践之下，天狼星诗社成员纷纷景从，蔚成大观。随着温瑞安在台湾创办神州诗社后，全体社员更以“大中国”意识形态挂帅，把中国性书写带到了另一个巅峰。这种尝试曾带动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对文学艺术质地的高度要求与关注。
从《大马诗选》所收集的27位诗人的百多篇诗作所记载的成稿日期来看，60年代末是中国性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萌芽的阶段，若把这群作者称为“前行代”，那后来天狼星诗社的集体表现则是扮演了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这些中国性现代主义作品并非对外国文学的单纯模仿，而是在模仿与借鉴的基础上加入自身经验与思考的创作。这些创作可说是马华文坛在特定社会环境下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以中国象征来反射现实思考的是现代主义创作发展中必然走上的取材倾向，但是许多作品在展现出中华文化想象与现代意识融为一体的精神之同时，不再以古典语言或语境来运作，反而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审美表达创新之愿望，这使中国性不再仅局限于古典情调的渲染。在此举王润华在1970年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期间写的《天灾》为例：
十万八千里/我一个筋斗就超越魔掌的五指/降落在天尽头/将生死簿上我的姓名涂掉/然后用浓墨把它写在撑天柱上/我一个下午就偷吃了整个天堂的蟠桃/在真火中酣睡了四十九年/唐太宗，中国的圣僧何时在水灾中诞生？/师父，你哪年来约我赴西土取经？
——《天灾·王润华》（节录）
现实浩劫的描写借丰富的古典小说意象以现代主义形式呈现，使中国性符码活泼地跃然纸上，形成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相辅相成的元素。作者在狡黠的口吻与嘲讽的意味中透露自身对人间苦难的思考。同时在灵活多变的想象中展现追求突破与新颖表达的企图心。
艾文、沙河、周唤、杨际光等作者也有不少富中国性的创作，作品常以各种意象来表现受困于文化意识的压抑与焦虑。中国性符码在他们笔下常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中反逻辑手法所操弄的对象，被染上异化的色彩。张光达在论及马华现代诗特质时指出此乃“异化的中国性”。
在一片现代主义文学的议论声中，也在海外文学的影响之下，现代主义作者群渐对文学艺术的表达形式有了不一样的聚焦点，那即是把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精神合二为一，自觉地对突破旧有内容形式、提炼语言质地作努力的探索。马华文坛中国性现代主义作品的衍生反映了一种现象：现代主义的审美表达与探求是建立在对母体文化的认同与反省上。无论有意或无意为之，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意识常投射在那新颖多样的艺术风格当中。由于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以来是马来西亚华社的共同忧患。因此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的掀起，形成富有开拓意义的文学新向度，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集体的中国想象：天狼星诗社与其他
新锐作者的中国性美学追求
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与中国性的交融与纠缠有着更锐不可当的发展局面。
由温任平担任第一任总社长的天狼星诗社成立于1973年，前身是1967年温任平与弟弟温瑞安所创办的绿洲诗社。温氏兄弟也和文友们先后在大马各地催生了绿林、绿原、绿风、绿湖等十大分社，总称十联会。天狼星诗社最初的几位领导人有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方娥真等，后来有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等人的加入与领导，他们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激起年轻人对母文化的反思与认同。该诗社定期主办文学活动，由初期的编壁报、出版手抄本、油印本刊物到后来出版较大规模的特辑：此外，撰写论文将创作学术化，在海外发表作品，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在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备受打压的氛围之下逆然而行，在作品中处处表现拥抱大中华的情怀。诗社社员凝聚力大、向心力强，创作的风格深受领导人影响，呈现一致的倾向。社员虽然一直以来接受“强人式领导”，但在严格训练下，作品产量丰富，成就令人鼓舞。社员之一的程可欣在《天狼星诗社》一文中道出：“整个八十年代，文艺副刊和文学刊物，出现的作者名字，几乎有一半是天狼星的人”，可以作为当时诗社为文坛带来硕果的佐证。 自1976年开始，天狼星诗社在每一年的6日6日出版诗人节纪念特刊，内容多为书写屈原或与端午相关的题材，目的乃是庆祝国际诗人节与追思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凝聚社员对屈原的认同。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超过十年，发表中国性的诗作为数可观，为了配合特刊出版，诗社每年主办文学大聚会，广邀社员文友参与，中国性现代主义从核心扩散到其他社员文友尔后形成风气皆与此不无关系。以天狼星诗社出版的两本现代诗集《天狼星诗选》及《大马新锐诗选》为例，检视70年代现代主义创作群的书写风格，便可证明此一现象。
“书写屈原”一直是中国性现代主义创作的普遍题材，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主将之一的温任平，“屈原情结”更是他中国性诗文中的重要特征。自1972至2001年，三十年来温氏发表了八首有关屈原情意结的现代诗，一篇现代主义散文。作品内容包括书写屈原的遭遇及其不朽精神，还有关于庆祝端午节的思考与抒情。写于1972年的《水乡之外》是温任平的第一首屈原诗，是常为论者所道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作者透过“活用史实”对屈原投江的过程进行想象创造。以一种“从容就义”的情绪，突出了中华文化里正义至上的深层内涵；同时以中国性的立体形象表述精神不死的崇高价值。
辛弃疾、李清照、苏轼等古人的诗词在作者别出心裁地拆开与整合下在诗中乍隐乍现，欲言又止。这种“旧词新妆”的创作手法，一再展现作者对中国诗词的礼赞与推崇。陈蝶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散文中尽显“好作古人吟”之性格特色，譬如写雨就把蒋捷的《虞美人》完整的引了出来；写上山砍柴就引全首《道情词》，写禅修更处处可见佛教文学里的诗词，大有古典与现代，前世与今生相映照之感。
一则回归中国的神话：
温瑞安与神州社员
打造的“中华文化乌托邦”
20世纪70年代的马华文坛。促成一个倡导中国化的文学团体在远方的台湾诞生——神州诗社。“神州”乃中国的代号，亦是该诗社欲重新打造的“中华文化乌托邦”。1973年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之一温瑞安负笈台湾，几位社员方娥真、廖雁平、黄昏星、周清啸等也陆续相随。原先一伙人在异地也为天狼星诗社的发展共谋进退，并立志“要好好为马华文坛做点事”，后来因事故与天狼星交恶，退出诗社后于1976年创办神州诗社，宗旨与目标扩展为“为中国做点事”，包括救国与建国。社员除了大马人外，也包括中国台湾人如陈剑谁、曲凤还、戚小楼等。社员人数大约三十人左右，规模不算大，但是诗社组织性强，规划完整，从书写创作、文娱表演、出版刊物、参与社交到练剑习武等皆是诗社的重要活动，表现一种身与心皆彻底回归中国的精神。他们有自己的住所、活动、奋斗目标的特别称谓，这一切使得诗社蒙上一层传奇性的色彩。
神州诗社标榜发扬“中华的荣光”（神州社歌的歌词，可视为该社整体精神的趋向。）心，自称中国的捍卫者，是“培养浩然正气、激励民族正气，砥砺青年士气的社团”也可视为领导人温瑞安的中国想象之蓝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深受打压的恶劣环境隐示了大马华人在这块土地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执政者“马来化”的政策下备受打压的情形，见温瑞安文章：《仰天长啸》），作为有醒觉性的年轻知识分子，温一行人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保存并非天然赋予，而是必须透过努力去争取、召唤与建构的。到了台湾之后又发现西方和日本文化充斥其间，作为一批有批判性的“侨民”，此现象深化了他们民族失根的悲愤，也加速了他们欲中国化的决心。乡土成了伤痛，现实的中国无法触及，只有把台湾当成既是想象也是现实的神州，往“有一天神州都属于神州人”的终极目标去努力。
“龙”“长城”“黄河”“长江”等中国图腾与辛弃疾、岳飞的诗词常具现为温氏的中国历史记忆，也是温表达情感认同的重要所指。温瑞安在前神州时期的一些作品生动的展现了马来西亚那个时代之中“边缘族群”的共同精神状态，一种对文化承担的孤独与悲愤，其散文《龙哭千里》与《八阵图》便是典型例子，两篇散文之间也有着互补与延续的关系。在《龙哭千里》中温想象自己是一个早熟但身患绝症的咳血少年，从屋里的书堆跑向户外的夜。对自己“不眠而在艺术与文学上苦苦追寻”的执着、“以创作来反抗一股很大的压力”的挣扎、还有“自己的文化被压在垃圾箱底”的痛苦作种种的省思与控诉，对社会形态表达了一种偏于感性、悲观沉重的批判，感情是狂放甚至近乎失控的。温氏把自己命名为夜的独醒者，也把自己比喻为“异族眼光之下一支狂人乐队中突兀的洞箫”，观察着周遭各式各样愚昧与落伍的敌人，誓与他们周旋到底，展现虽处于单薄一己却誓不低头的侠士气节。他是白衣的佩刀少年，而散发带剑化为狂马的哥哥则是他引以为傲的守护神，两个人以“不能后退，且要追击”的意志迎向重围。温以隐喻和象征设置一个书写场景，一个论述场域，里头是他的武侠、江湖、兄弟和关于兴亡的预言。武侠世界作为中国的古代形象，也作为温瑞安自身生活实践的象征，意味着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强烈地显现出温所追求的浪漫主义（钟怡雯把指出此乃“浪漫的典型”，这种意境糅合成气势磅礴，新颖唯美的中国性现代主义。
余光中的《万里长城》曾深深地触动他的欲望，遥想那“一生都无能攀及的那象征着龙族的光荣底长城”之时，他最终只能自诩为“一头失翅的龙，一头困龙，一头郁结万载的龙！一头郁龙”，辗过埋了五千年的骨骼步返回遥远的古代。这只充满无力感和哭了千里路的龙反映了外在力量的强大摧毁力，此外也对重新膜拜中国发出了有力的召唤，然而龙的哭喊还有待后续。
由于过的是群体生活，故神州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是集体创作诗社的历史，他们的中国认同形成“台湾境内的中国”，虽然这个中国是处于中国的武侠客栈。由于活动宣传的意识形态被认为与政治意识挂钩，温方二人以“为匪宣传”的罪嫌被台湾政府拘留尔后被驱逐出境，一边又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当时反共的意识形态而无法回国，最终被迫远渡香江。神州诗社的瓦解，中华文化乌托邦打造之梦的幻灭，让台北市与马华文坛留下了一则永恒的“中国性的神话”。
结语
20世纪70年代后马华文坛将中国性元素与现代主义文学相互联系的美学追求，虽然开始时局限在一种纯粹的母文化与现代派艺术技巧结合的模仿与探索，但很快的就显现了作者们对现实社会的隐晦反映与个人生存意义的思考，对后来的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因而确立了这种创作风格在马华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位置。由于它发生在我国母语发展甚至文艺道路很艰难的期间。因此引起学术领域的不同看法以至争论是必然的。除了以上提及的两大诗社的刊物，当时在推动现代文学方面最积极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注：《蕉风》是马华文坛上创刊较早，连续时间最长的纯文学刊物。马华作家马仑曾在《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一文指出马新现代文学的现行者，无不来自《蕉风》，此外，《蕉风》是同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也可作为寻找中国性现代主义发展轨迹的最佳线索。
从20世纪70年代以中国性作为打破现代文学西化倾向的表现，到80、90年代中国性继续以文化乡愁形式的存在，再到2000年代许多小说创作中“吊诡”的中国性展现。还有学术界对“中国性问题”展开的论战。皆显示出中国性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华文学发展史上的曲折变化、影响力量与重要意义。
经过本土的洗礼，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想象已经被涵化为带有本土色彩的“中国性书写”，一种属于马华文学的特质在渐渐形成。那充满中国想象的现代主义文学风潮，深刻地表达了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的历史体验和生存经验，与此同时，它也是探究一代人家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体系。
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文学思潮关键词，用以讨论马华文学的候，不仅标明一种历史分期概念。同时也标识着马华文学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作的审美反应。论者多将之与先前具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现实主义”书写对立起来，标示着文学发展之下的流派区别。
本文将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如何实践“中国性书写”为研究视角，通过论述国家政治文化对作者群立场选择、价值观取向的影响，以文本分析为依据，来讨论有关年代现代主义如何注入中国想象性元素之余，它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论文以“天狼星诗社”以及“神州诗社”；两大文学创作组织的作品为讨论对象。这是对马华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也可以是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出发点。
再创造的母文化：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与
“中国性”的结合
“中国性”（Chineseness）指中国特质，特色与特性。主要指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文本中挪用的中国神话、意象、图腾、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哲思等皆是本论文中国性的讨论范畴。对马华文学而言，“中国性”并不包含“国家”的概念。悉尼大学华裔教授洪美恩曾经在《中国性移民》的书评中指出“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核心，它是一个公开的能指，也是一个共同的所指，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所在。“中国性”可被视为斯皮沃克所说的“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不同形式，它们的所言所为是出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将“中国性”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创作概念始于台湾的余光中、杨牧、白先勇等人。到了60年代后期，马华作家温任平把中国性带到现代主义里去，并承前启后，把其发扬光大，掀起一股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1973年成立的天狼星诗社与1976年成立的神州诗社，使马华文学史又增添了新的版图。虽然在60年代美学至上风潮热烈沸腾期间，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已在创作中注入中国性元素，用以表现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与属性之思考，但毕竟尚属少数的个别创作，未形成气候。至到温任平的大力鼓吹与实践之下，天狼星诗社成员纷纷景从，蔚成大观。随着温瑞安在台湾创办神州诗社后，全体社员更以“大中国”意识形态挂帅，把中国性书写带到了另一个巅峰。这种尝试曾带动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对文学艺术质地的高度要求与关注。
从《大马诗选》所收集的27位诗人的百多篇诗作所记载的成稿日期来看，60年代末是中国性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萌芽的阶段，若把这群作者称为“前行代”，那后来天狼星诗社的集体表现则是扮演了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这些中国性现代主义作品并非对外国文学的单纯模仿，而是在模仿与借鉴的基础上加入自身经验与思考的创作。这些创作可说是马华文坛在特定社会环境下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以中国象征来反射现实思考的是现代主义创作发展中必然走上的取材倾向，但是许多作品在展现出中华文化想象与现代意识融为一体的精神之同时，不再以古典语言或语境来运作，反而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审美表达创新之愿望，这使中国性不再仅局限于古典情调的渲染。在此举王润华在1970年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期间写的《天灾》为例：
十万八千里/我一个筋斗就超越魔掌的五指/降落在天尽头/将生死簿上我的姓名涂掉/然后用浓墨把它写在撑天柱上/我一个下午就偷吃了整个天堂的蟠桃/在真火中酣睡了四十九年/唐太宗，中国的圣僧何时在水灾中诞生？/师父，你哪年来约我赴西土取经？
——《天灾·王润华》（节录）
现实浩劫的描写借丰富的古典小说意象以现代主义形式呈现，使中国性符码活泼地跃然纸上，形成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相辅相成的元素。作者在狡黠的口吻与嘲讽的意味中透露自身对人间苦难的思考。同时在灵活多变的想象中展现追求突破与新颖表达的企图心。
艾文、沙河、周唤、杨际光等作者也有不少富中国性的创作，作品常以各种意象来表现受困于文化意识的压抑与焦虑。中国性符码在他们笔下常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中反逻辑手法所操弄的对象，被染上异化的色彩。张光达在论及马华现代诗特质时指出此乃“异化的中国性”。
在一片现代主义文学的议论声中，也在海外文学的影响之下，现代主义作者群渐对文学艺术的表达形式有了不一样的聚焦点，那即是把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精神合二为一，自觉地对突破旧有内容形式、提炼语言质地作努力的探索。马华文坛中国性现代主义作品的衍生反映了一种现象：现代主义的审美表达与探求是建立在对母体文化的认同与反省上。无论有意或无意为之，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意识常投射在那新颖多样的艺术风格当中。由于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以来是马来西亚华社的共同忧患。因此中国性现代主义风潮的掀起，形成富有开拓意义的文学新向度，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集体的中国想象：天狼星诗社与其他
新锐作者的中国性美学追求
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与中国性的交融与纠缠有着更锐不可当的发展局面。
由温任平担任第一任总社长的天狼星诗社成立于1973年，前身是1967年温任平与弟弟温瑞安所创办的绿洲诗社。温氏兄弟也和文友们先后在大马各地催生了绿林、绿原、绿风、绿湖等十大分社，总称十联会。天狼星诗社最初的几位领导人有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方娥真等，后来有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等人的加入与领导，他们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激起年轻人对母文化的反思与认同。该诗社定期主办文学活动，由初期的编壁报、出版手抄本、油印本刊物到后来出版较大规模的特辑：此外，撰写论文将创作学术化，在海外发表作品，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在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备受打压的氛围之下逆然而行，在作品中处处表现拥抱大中华的情怀。诗社社员凝聚力大、向心力强，创作的风格深受领导人影响，呈现一致的倾向。社员虽然一直以来接受“强人式领导”，但在严格训练下，作品产量丰富，成就令人鼓舞。社员之一的程可欣在《天狼星诗社》一文中道出：“整个八十年代，文艺副刊和文学刊物，出现的作者名字，几乎有一半是天狼星的人”，可以作为当时诗社为文坛带来硕果的佐证。 自1976年开始，天狼星诗社在每一年的6日6日出版诗人节纪念特刊，内容多为书写屈原或与端午相关的题材，目的乃是庆祝国际诗人节与追思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凝聚社员对屈原的认同。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超过十年，发表中国性的诗作为数可观，为了配合特刊出版，诗社每年主办文学大聚会，广邀社员文友参与，中国性现代主义从核心扩散到其他社员文友尔后形成风气皆与此不无关系。以天狼星诗社出版的两本现代诗集《天狼星诗选》及《大马新锐诗选》为例，检视70年代现代主义创作群的书写风格，便可证明此一现象。
“书写屈原”一直是中国性现代主义创作的普遍题材，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主将之一的温任平，“屈原情结”更是他中国性诗文中的重要特征。自1972至2001年，三十年来温氏发表了八首有关屈原情意结的现代诗，一篇现代主义散文。作品内容包括书写屈原的遭遇及其不朽精神，还有关于庆祝端午节的思考与抒情。写于1972年的《水乡之外》是温任平的第一首屈原诗，是常为论者所道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作者透过“活用史实”对屈原投江的过程进行想象创造。以一种“从容就义”的情绪，突出了中华文化里正义至上的深层内涵；同时以中国性的立体形象表述精神不死的崇高价值。
辛弃疾、李清照、苏轼等古人的诗词在作者别出心裁地拆开与整合下在诗中乍隐乍现，欲言又止。这种“旧词新妆”的创作手法，一再展现作者对中国诗词的礼赞与推崇。陈蝶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散文中尽显“好作古人吟”之性格特色，譬如写雨就把蒋捷的《虞美人》完整的引了出来；写上山砍柴就引全首《道情词》，写禅修更处处可见佛教文学里的诗词，大有古典与现代，前世与今生相映照之感。
一则回归中国的神话：
温瑞安与神州社员
打造的“中华文化乌托邦”
20世纪70年代的马华文坛。促成一个倡导中国化的文学团体在远方的台湾诞生——神州诗社。“神州”乃中国的代号，亦是该诗社欲重新打造的“中华文化乌托邦”。1973年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之一温瑞安负笈台湾，几位社员方娥真、廖雁平、黄昏星、周清啸等也陆续相随。原先一伙人在异地也为天狼星诗社的发展共谋进退，并立志“要好好为马华文坛做点事”，后来因事故与天狼星交恶，退出诗社后于1976年创办神州诗社，宗旨与目标扩展为“为中国做点事”，包括救国与建国。社员除了大马人外，也包括中国台湾人如陈剑谁、曲凤还、戚小楼等。社员人数大约三十人左右，规模不算大，但是诗社组织性强，规划完整，从书写创作、文娱表演、出版刊物、参与社交到练剑习武等皆是诗社的重要活动，表现一种身与心皆彻底回归中国的精神。他们有自己的住所、活动、奋斗目标的特别称谓，这一切使得诗社蒙上一层传奇性的色彩。
神州诗社标榜发扬“中华的荣光”（神州社歌的歌词，可视为该社整体精神的趋向。）心，自称中国的捍卫者，是“培养浩然正气、激励民族正气，砥砺青年士气的社团”也可视为领导人温瑞安的中国想象之蓝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深受打压的恶劣环境隐示了大马华人在这块土地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执政者“马来化”的政策下备受打压的情形，见温瑞安文章：《仰天长啸》），作为有醒觉性的年轻知识分子，温一行人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保存并非天然赋予，而是必须透过努力去争取、召唤与建构的。到了台湾之后又发现西方和日本文化充斥其间，作为一批有批判性的“侨民”，此现象深化了他们民族失根的悲愤，也加速了他们欲中国化的决心。乡土成了伤痛，现实的中国无法触及，只有把台湾当成既是想象也是现实的神州，往“有一天神州都属于神州人”的终极目标去努力。
“龙”“长城”“黄河”“长江”等中国图腾与辛弃疾、岳飞的诗词常具现为温氏的中国历史记忆，也是温表达情感认同的重要所指。温瑞安在前神州时期的一些作品生动的展现了马来西亚那个时代之中“边缘族群”的共同精神状态，一种对文化承担的孤独与悲愤，其散文《龙哭千里》与《八阵图》便是典型例子，两篇散文之间也有着互补与延续的关系。在《龙哭千里》中温想象自己是一个早熟但身患绝症的咳血少年，从屋里的书堆跑向户外的夜。对自己“不眠而在艺术与文学上苦苦追寻”的执着、“以创作来反抗一股很大的压力”的挣扎、还有“自己的文化被压在垃圾箱底”的痛苦作种种的省思与控诉，对社会形态表达了一种偏于感性、悲观沉重的批判，感情是狂放甚至近乎失控的。温氏把自己命名为夜的独醒者，也把自己比喻为“异族眼光之下一支狂人乐队中突兀的洞箫”，观察着周遭各式各样愚昧与落伍的敌人，誓与他们周旋到底，展现虽处于单薄一己却誓不低头的侠士气节。他是白衣的佩刀少年，而散发带剑化为狂马的哥哥则是他引以为傲的守护神，两个人以“不能后退，且要追击”的意志迎向重围。温以隐喻和象征设置一个书写场景，一个论述场域，里头是他的武侠、江湖、兄弟和关于兴亡的预言。武侠世界作为中国的古代形象，也作为温瑞安自身生活实践的象征，意味着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强烈地显现出温所追求的浪漫主义（钟怡雯把指出此乃“浪漫的典型”，这种意境糅合成气势磅礴，新颖唯美的中国性现代主义。
余光中的《万里长城》曾深深地触动他的欲望，遥想那“一生都无能攀及的那象征着龙族的光荣底长城”之时，他最终只能自诩为“一头失翅的龙，一头困龙，一头郁结万载的龙！一头郁龙”，辗过埋了五千年的骨骼步返回遥远的古代。这只充满无力感和哭了千里路的龙反映了外在力量的强大摧毁力，此外也对重新膜拜中国发出了有力的召唤，然而龙的哭喊还有待后续。
由于过的是群体生活，故神州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是集体创作诗社的历史，他们的中国认同形成“台湾境内的中国”，虽然这个中国是处于中国的武侠客栈。由于活动宣传的意识形态被认为与政治意识挂钩，温方二人以“为匪宣传”的罪嫌被台湾政府拘留尔后被驱逐出境，一边又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当时反共的意识形态而无法回国，最终被迫远渡香江。神州诗社的瓦解，中华文化乌托邦打造之梦的幻灭，让台北市与马华文坛留下了一则永恒的“中国性的神话”。
结语
20世纪70年代后马华文坛将中国性元素与现代主义文学相互联系的美学追求，虽然开始时局限在一种纯粹的母文化与现代派艺术技巧结合的模仿与探索，但很快的就显现了作者们对现实社会的隐晦反映与个人生存意义的思考，对后来的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因而确立了这种创作风格在马华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位置。由于它发生在我国母语发展甚至文艺道路很艰难的期间。因此引起学术领域的不同看法以至争论是必然的。除了以上提及的两大诗社的刊物，当时在推动现代文学方面最积极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注：《蕉风》是马华文坛上创刊较早，连续时间最长的纯文学刊物。马华作家马仑曾在《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一文指出马新现代文学的现行者，无不来自《蕉风》，此外，《蕉风》是同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也可作为寻找中国性现代主义发展轨迹的最佳线索。
从20世纪70年代以中国性作为打破现代文学西化倾向的表现，到80、90年代中国性继续以文化乡愁形式的存在，再到2000年代许多小说创作中“吊诡”的中国性展现。还有学术界对“中国性问题”展开的论战。皆显示出中国性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华文学发展史上的曲折变化、影响力量与重要意义。
经过本土的洗礼，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想象已经被涵化为带有本土色彩的“中国性书写”，一种属于马华文学的特质在渐渐形成。那充满中国想象的现代主义文学风潮，深刻地表达了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的历史体验和生存经验，与此同时，它也是探究一代人家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