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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象派；中国古典诗歌；误读现象；变异现象
摘要：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20世纪的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更是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思潮更迭，蔚为奇观。形成这一奇观的原因很多，中西文学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为各自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无限机遇和发展前景，便是原因之一。如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借鉴和参照，为美国诗歌的发展探索到一条新的思路，是为表征。关于意象派诗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等艺术手法，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撰文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达成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力图从两种异质文学发生碰撞与交流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出现的“误读”现象人手，就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因“误读”所出现的变异现象及其渊源进行梳理与透视，为两种异质文学间的交流与互补寻求一种学术层面的可能性。
什么是“误读”?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指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错误的阅读”现象。但就其深层含义而言，所谓“误读”，并非是指对文学作品的曲解，而是指在尊重文学作品的前提下，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特殊化的处理，使阅读行为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但又不过分地对作品施暴。这是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阅读现象。从正面价值人手，它使文学阅读不但别有洞见，而且极大地得以丰富；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误读”则指当两种异质文学相互发生影响时常常出现的一种阅读现象，是指由于“接受屏幕”的不同，一种文学在被“他者”阅读时出现的一种变异现象。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外来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不应有的误解之外，一般来讲，“误读”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误读”往往对文化及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即为典型个案。
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情感元素的淡化、剥离及对抒情主体地位的颠覆。在诗歌创作中，“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但关于什么是“意象”以及“意象”可以分为哪些基本类型，到目前为止，诗学界并未达成全面统一的共识。就基本定义而言，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强调意象诉诸视觉的具象性质：“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它是文字制成的图画”。(2)强调它对于各种感觉的复制功能：“(意象是)任何感官经验在诗歌中的再现”。(3)强调它传达意义的功能：“(意象是)作家采用而且命名的东西，因为它在作品里出现将会释放和阐明意义”…。上述各种定义说明，要给“意象”下一个全面又不至于引起歧义的定义，从意象的功能人手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人试图从意象的种类入手来给意象下定义。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艺》一书中，把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象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他说，单纯意象是“一种词语的表达，它能引起实在的感觉和图画般的联想”，在诗中只起描述作用，如“草”、“木”、“虫”、“鱼”、“山”、“河”、“雨”、“露”等。复合意象是“两件事物并置、对照，一物替代另一物以及一种经验由另一种所假托的词语表达”。从以上关于意象的基本定义及种类区分中，可以看出意象具有具象性和包孕性，并具有描述作用和指涉作用，而具象性和描述作用相对应，包孕性和指涉作用相连。前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感官而引起一种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是否会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并不十分重要。后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智识而引起理性思考，是否借助意象的描述作用，是第二位的。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诗歌意象可作如下界定：意象是在心理上引起某种体验(尤其是视觉体验)或者传达某种意蕴的艺术形象。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则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绪的复合体。……正是这种瞬间呈现的‘复合体’，使我们在体验伟大的。艺术品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摆脱时间与空间限制之感，年龄陡然成长之感”。他又在《关于意象主义》中将意象分为两种：主观的——“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像那外部的原物似地出现了”。据此，意象派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原则：(1)运用意象把握具体细节，扬弃含混不清的泛泛之论；(2)务求诗歌的坚实与清新，摈弃笼统与含混。由此可见，意象派诗歌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意象的清晰和质感，特别是感性特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象性和描述作用。表现在创作上，要求用鲜明、准确、凝练的意象来形象地表达事物，诗中不乏议论和感叹，意象本身融化着诗人的思想感情，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字上，要求简洁、浓缩。由于有着如此的诗学理论背景，于是当意象派诗歌进行诗歌实践并向“他者”寻求文学资源支持时，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中，发生“误读”现象就是一种必然，这突出体现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改写上。1916年，庞德翻译了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歌，结成《神州集》，其中有由《落叶哀蝉曲》翻译而成的《刘彻》：
《落叶哀蝉曲》 《刘彻》
罗袂兮无声， 丝绸的感宰已不复闻，
玉墀兮尘生， 尘土在宫院里飘飞，
虚房冷而寂寞， 听不到脚步声，而树叶
落叶依于重扃， 卷成堆，静止不动。
望彼美之女今安得， 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
感余心之未宁。 一张潮湿的叶子粘在门槛上。
原诗前四句的景物描写充满了孤独、凄凉、寂寞、感伤的意味，为后两句抒发作者对失去心上人而无法表达的哀思、怀念以及难以平静的心情作了铺垫，诗的主旨以情感的抒发为其核心。但是，译作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剥离了情感元素，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句子，如“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但是，原作中抒发情感的色彩却淡化甚至没有了。译作的意象虽然很鲜明，意境也充满质感，但原诗中情感的核心地位已被置换为“意象”的单纯、清晰和坚实，鲜明体现着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即“纯意象”理论：诗人应该运用 具体、鲜明而又生动的意象，无须添加任何感叹。在改写上，庞德由汉代班婕妤《怨诗》改作而成的《题扇诗，给她的帝王》，也体现着这一特点：
《怨诗》 《题扇诗，给她的帝王》
新裂齐纨素，
噢，洁白的绸扇，
皎洁如霜雪。
像草叶上的霜一样精湛，
裁为合欢扇，
你也被弃置在一旁。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袖怀，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从改作中可以看出其变异现象：(1)原诗意象被大量删除，被改写成极为简洁、凝练的三句诗。(2)原作中浓郁的情感元素被大量剥离，如“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特别是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在原作中是中心和升华，但是，在改作中被剥离。(3)改写后的诗歌人称也发生变化，原诗为“第一人称”，改写后变成“第二人称”。由于人称发生变化，原诗“第一人称”主观感情的抒发被改写成“第二人称”的客观叙事，原诗中的抒情色彩被淡化，抒情主体的核心地位也被颠覆。
实际上，从诗歌创作层面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经营方面原本就存有差异性。中国作家营造意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象”，而是为了“意”，是为了实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旨”。正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使是关注“象”，也是“略神貌而取神骨”，立足点仍然是“意”。因此，无论写景咏物，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存在，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的承载者。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分为三格：“一日生思，二日感思，三日取思”。所谓“生思”，即：“久用情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严羽《沧浪诗话》云：“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在创作中，抒情主体是使诗歌生发意义的载体，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从而产生意境之美。在此，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可为个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的前四句通过十个并置的意象组合，描绘出一幅凄凉、孤寂、萧索、衰败的晚秋景象。假如这首诗仅仅由这四句诗组成，那么，它就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写景诗了，但是，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使这首小令圆满地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最高艺术境界。由于抒情主体的出现，使该诗歌成为一个整体，并生发出许多意义，诸如思家的情绪、漂泊无依的孤苦、人生失意的处境……
在意象派诗歌中，庞德的《地铁车站》最为经典：“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在这首诗里，我们见不到抒情主体的存在，解读到的只是由鲜明而富有质感的意象组成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人来人往的地铁车站上，美丽的面孔像幽灵一样迅速地或隐或现，人们脸色湿润，就像在漆黑的背景上，撒下许许多多的花瓣，诗中没有任何直抒胸臆的情感元素。根据庞德的自述，他在1911年的某一日，依据对这幅图画的感受，走路回家的时候，想到了一个表达方式，但它不是文字的，而是“小块小块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诞生了。但是，最初的诗歌由三十行构成，后来删减至两句。可以想象，诗人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象，内心不可能不产生丰富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原来的三十行诗也许不无浓郁的情感色彩，甚或有抒情主体直接呈现，但由于庞德在艺术上追求意象的质感特征，剥离了情感的宣泄，语言简洁凝练而明快，诗成了诗人一瞬间理智和情绪复合的产物。
当两种异质的文学相互碰撞时，“误读”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其缘由，且透过这缘由可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有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由意象派诗歌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赵毅衡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中说：“中国诗歌影响起伏的规律或许是：每当美国诗人试图松动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摆脱学院派保守主义的压力，他们就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始终与美国诗中的激进倾向相联系”。这段话表征出一个事实：中国古典诗歌被美国意象派诗人发现并进而对美国诗歌发生影响的时候，正值美国诗歌要强化自己民族特色的时候。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诗歌处于英国的附庸地位，为了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不仅需要摆脱英国正统文学的压力，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松动欧洲文化板块的束缚。同时，为了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追求诗歌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说教意味的诗风，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后期出现的那种伤感情调和无病呻吟的诗风。于是，一些美国诗人受到法国现代主义诗派象征主义的影响，要求用鲜明、准确、含蓄、高度凝练的意象来生动形象地表达事物，并提倡简洁、浓缩的语言。但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虽然很鲜明，诗歌的审美意蕴却仍然显得朦胧、多义，这似乎又不符合意象派追求诗旨之单纯的审美理想，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为什么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了。他们只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鲜明、清晰的意象营造的审美特质而有意将情感元素剥离了。
另外，20世纪西方的文化语境，也是促使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意进行“误读”的原因之一。战争的阴影、垄断下的贫富悬殊、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的异化，使20世纪的西方人受着失去自我与主体性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的本能、潜意识、直觉等作用，带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绝望主义等色彩。叔本华说：“我们万不能由外而去抵达万物的真性。无论我们探索得怎样多，我们所能及到的无他，只有印象和名词罢了。我们好比一个人绕着城堡走来走去，总找不到一个入口，有时约略描绘几下外形来。”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面对一片荒原，出现了“失语症”，庞德于是说：“艺术却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什么，去想什么，去成为什么。艺术就像一棵香蕉树那样存在着，你既可以观赏它，也可以在树荫下小坐，也可以摘香蕉吃，还可以把它当柴烧，你满可以随心所欲。”
因此，中心消失，主体被异化，诗歌中抒情主体即自我的被消解也就是一种必然表象。这样，当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意象派诗人的视野时，无论是译 作、改作、创作，只剩下纯客观的意象并置或叠加，原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体”，在意象派诗人的“接受屏幕”上被有意识地视而不见或自觉地被忽略，使诗歌的审美意蕴变得更加单纯、清晰。“应当承认，新诗运动接受的中国诗，是被美国诗人‘中国化’了的中国诗”，“这种‘中国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许多新诗运动诗人追求的理想的诗风”，即“强调了中国诗简朴、恬淡、清静的方面”，拒绝“十九世纪诗”的“感伤”和“做作”。于是，“误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行为，为意象派诗歌提供资源和养分，同时，也吻合时代发生变化后产生“失语症”的文化境遇和氛围。
从无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西方诗歌自身的文学、文论传统和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特点等影响所致。
诗歌是中外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外诗歌在要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及诗歌语言高度凝练集中、富有音乐感节奏感等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境遇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文学也形成自身的传统，诗歌更不例外。就其传统而言，与中国相比，西方诗歌的传统主要是叙事。如西方诗歌形成了庞大而有规模的以叙事为主的史诗系统：《荷马史诗》以诗的语言叙述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传说，维古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叙述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中世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辉煌时期，《罗兰之歌》叙述法兰西民族英雄的业绩，《伊戈尔远征记》叙述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业绩。18世纪有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等。叙事长诗也大量出现，如《神曲》、《荒原》等。即使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抒情诗成为主流，也仍有拜伦的《东方叙事诗》、雪莱的《麦布女工》等叙事长诗。还有“诗体小说”和“诗剧”文体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方诗歌强烈的叙事性，以至于西方的诗学观念也主要建立在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并非是指抒情诗，而是指叙事性的史诗。因此，强调模仿并着重冲突、结构、情节与人物个性的描写，就成为西方诗歌叙事诗传统的重要特点。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时曾说：“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在这种诗歌传统的影响下，当中国古典诗歌与意象派诗歌发生碰撞与交流时，以“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及抒情性为主要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叙事诗的传统相异，意象派诗歌又追求一种“硬朗”的诗风，发生无意“误读”是必然的。另外，从诗学传统看，中西学者在界定和运用“意象”一词时，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分歧，那就是或者把它视为“意中象”，或者视为“意加象”。中国强调的是象所包含的“意”，西方强调的是“象”，意象派诗人的诗论主张更是如此，从而也影响到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文化传统对文学也是有影响的。西方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以“航海文明”为源头的西方人比较彻底地摧垮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走进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每一个公民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拜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一崇拜很快导致了对能解释“力”之秘密的“知识”的深刻好奇、对“长于把握并支配‘力’的‘知识”’的不倦探究。因此，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心理还是美学精神上，西方文化都侧重于求“真”，并作为西方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对文学美学风格的形成、审美意象的构成产生很大影响。意象派诗歌是反传统的诗歌流派，崇尚并追求新的表达方式和诗风，因此就从异域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新的资源。但是，“反传统”并不意味着能彻底背叛传统，尤其是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已具有定势作用的传统。所以，即使是意象派诗歌愿意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情愫，也无法彻底摆脱因这种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学创作心理定势的束缚。
此外，从思维方式看，西方思维趋向思辨与实证，不同于中国思维所强调的直觉与顿悟。思辨体现着一种究天究地的求知精神，实证则体现着对外在物景大小、比例色彩的认真态度。集中表现在西方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上，受古希腊形式逻辑的影响，他们重形式、分析和演绎，主张通过推理、求证来得出对宇宙最清晰、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受到近代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更增强了这种观照方式的思辨性和实证性，形成重精确、求实证、注重观察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形成西方文学以叙述写实为主导的创作走向，并影响到诗歌创作。意象派诗歌追求意象的质感而忽视诗歌的抒情性，也受到了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当然，还有诸如语言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汉语属于“表意文字”，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误读”是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时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但是，无论是无意甚或有意，只要它对文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空间，就自有它出现的缘由和意义。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及由此发生的变异现象，不但为英美诗歌注入了生气，而且透过其渊源的发掘，呈现出英美文学丰富的特性。
摘要：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20世纪的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更是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思潮更迭，蔚为奇观。形成这一奇观的原因很多，中西文学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为各自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无限机遇和发展前景，便是原因之一。如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借鉴和参照，为美国诗歌的发展探索到一条新的思路，是为表征。关于意象派诗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等艺术手法，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撰文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达成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力图从两种异质文学发生碰撞与交流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出现的“误读”现象人手，就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因“误读”所出现的变异现象及其渊源进行梳理与透视，为两种异质文学间的交流与互补寻求一种学术层面的可能性。
什么是“误读”?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指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错误的阅读”现象。但就其深层含义而言，所谓“误读”，并非是指对文学作品的曲解，而是指在尊重文学作品的前提下，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特殊化的处理，使阅读行为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但又不过分地对作品施暴。这是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阅读现象。从正面价值人手，它使文学阅读不但别有洞见，而且极大地得以丰富；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误读”则指当两种异质文学相互发生影响时常常出现的一种阅读现象，是指由于“接受屏幕”的不同，一种文学在被“他者”阅读时出现的一种变异现象。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外来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不应有的误解之外，一般来讲，“误读”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误读”往往对文化及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即为典型个案。
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情感元素的淡化、剥离及对抒情主体地位的颠覆。在诗歌创作中，“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但关于什么是“意象”以及“意象”可以分为哪些基本类型，到目前为止，诗学界并未达成全面统一的共识。就基本定义而言，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强调意象诉诸视觉的具象性质：“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它是文字制成的图画”。(2)强调它对于各种感觉的复制功能：“(意象是)任何感官经验在诗歌中的再现”。(3)强调它传达意义的功能：“(意象是)作家采用而且命名的东西，因为它在作品里出现将会释放和阐明意义”…。上述各种定义说明，要给“意象”下一个全面又不至于引起歧义的定义，从意象的功能人手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人试图从意象的种类入手来给意象下定义。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艺》一书中，把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象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他说，单纯意象是“一种词语的表达，它能引起实在的感觉和图画般的联想”，在诗中只起描述作用，如“草”、“木”、“虫”、“鱼”、“山”、“河”、“雨”、“露”等。复合意象是“两件事物并置、对照，一物替代另一物以及一种经验由另一种所假托的词语表达”。从以上关于意象的基本定义及种类区分中，可以看出意象具有具象性和包孕性，并具有描述作用和指涉作用，而具象性和描述作用相对应，包孕性和指涉作用相连。前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感官而引起一种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是否会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并不十分重要。后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智识而引起理性思考，是否借助意象的描述作用，是第二位的。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诗歌意象可作如下界定：意象是在心理上引起某种体验(尤其是视觉体验)或者传达某种意蕴的艺术形象。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则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绪的复合体。……正是这种瞬间呈现的‘复合体’，使我们在体验伟大的。艺术品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摆脱时间与空间限制之感，年龄陡然成长之感”。他又在《关于意象主义》中将意象分为两种：主观的——“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像那外部的原物似地出现了”。据此，意象派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原则：(1)运用意象把握具体细节，扬弃含混不清的泛泛之论；(2)务求诗歌的坚实与清新，摈弃笼统与含混。由此可见，意象派诗歌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意象的清晰和质感，特别是感性特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象性和描述作用。表现在创作上，要求用鲜明、准确、凝练的意象来形象地表达事物，诗中不乏议论和感叹，意象本身融化着诗人的思想感情，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字上，要求简洁、浓缩。由于有着如此的诗学理论背景，于是当意象派诗歌进行诗歌实践并向“他者”寻求文学资源支持时，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中，发生“误读”现象就是一种必然，这突出体现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改写上。1916年，庞德翻译了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歌，结成《神州集》，其中有由《落叶哀蝉曲》翻译而成的《刘彻》：
《落叶哀蝉曲》 《刘彻》
罗袂兮无声， 丝绸的感宰已不复闻，
玉墀兮尘生， 尘土在宫院里飘飞，
虚房冷而寂寞， 听不到脚步声，而树叶
落叶依于重扃， 卷成堆，静止不动。
望彼美之女今安得， 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
感余心之未宁。 一张潮湿的叶子粘在门槛上。
原诗前四句的景物描写充满了孤独、凄凉、寂寞、感伤的意味，为后两句抒发作者对失去心上人而无法表达的哀思、怀念以及难以平静的心情作了铺垫，诗的主旨以情感的抒发为其核心。但是，译作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剥离了情感元素，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句子，如“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但是，原作中抒发情感的色彩却淡化甚至没有了。译作的意象虽然很鲜明，意境也充满质感，但原诗中情感的核心地位已被置换为“意象”的单纯、清晰和坚实，鲜明体现着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即“纯意象”理论：诗人应该运用 具体、鲜明而又生动的意象，无须添加任何感叹。在改写上，庞德由汉代班婕妤《怨诗》改作而成的《题扇诗，给她的帝王》，也体现着这一特点：
《怨诗》 《题扇诗，给她的帝王》
新裂齐纨素，
噢，洁白的绸扇，
皎洁如霜雪。
像草叶上的霜一样精湛，
裁为合欢扇，
你也被弃置在一旁。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袖怀，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从改作中可以看出其变异现象：(1)原诗意象被大量删除，被改写成极为简洁、凝练的三句诗。(2)原作中浓郁的情感元素被大量剥离，如“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特别是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在原作中是中心和升华，但是，在改作中被剥离。(3)改写后的诗歌人称也发生变化，原诗为“第一人称”，改写后变成“第二人称”。由于人称发生变化，原诗“第一人称”主观感情的抒发被改写成“第二人称”的客观叙事，原诗中的抒情色彩被淡化，抒情主体的核心地位也被颠覆。
实际上，从诗歌创作层面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经营方面原本就存有差异性。中国作家营造意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象”，而是为了“意”，是为了实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旨”。正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使是关注“象”，也是“略神貌而取神骨”，立足点仍然是“意”。因此，无论写景咏物，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存在，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的承载者。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分为三格：“一日生思，二日感思，三日取思”。所谓“生思”，即：“久用情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严羽《沧浪诗话》云：“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在创作中，抒情主体是使诗歌生发意义的载体，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从而产生意境之美。在此，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可为个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的前四句通过十个并置的意象组合，描绘出一幅凄凉、孤寂、萧索、衰败的晚秋景象。假如这首诗仅仅由这四句诗组成，那么，它就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写景诗了，但是，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使这首小令圆满地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最高艺术境界。由于抒情主体的出现，使该诗歌成为一个整体，并生发出许多意义，诸如思家的情绪、漂泊无依的孤苦、人生失意的处境……
在意象派诗歌中，庞德的《地铁车站》最为经典：“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在这首诗里，我们见不到抒情主体的存在，解读到的只是由鲜明而富有质感的意象组成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人来人往的地铁车站上，美丽的面孔像幽灵一样迅速地或隐或现，人们脸色湿润，就像在漆黑的背景上，撒下许许多多的花瓣，诗中没有任何直抒胸臆的情感元素。根据庞德的自述，他在1911年的某一日，依据对这幅图画的感受，走路回家的时候，想到了一个表达方式，但它不是文字的，而是“小块小块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诞生了。但是，最初的诗歌由三十行构成，后来删减至两句。可以想象，诗人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象，内心不可能不产生丰富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原来的三十行诗也许不无浓郁的情感色彩，甚或有抒情主体直接呈现，但由于庞德在艺术上追求意象的质感特征，剥离了情感的宣泄，语言简洁凝练而明快，诗成了诗人一瞬间理智和情绪复合的产物。
当两种异质的文学相互碰撞时，“误读”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其缘由，且透过这缘由可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有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由意象派诗歌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赵毅衡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中说：“中国诗歌影响起伏的规律或许是：每当美国诗人试图松动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摆脱学院派保守主义的压力，他们就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始终与美国诗中的激进倾向相联系”。这段话表征出一个事实：中国古典诗歌被美国意象派诗人发现并进而对美国诗歌发生影响的时候，正值美国诗歌要强化自己民族特色的时候。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诗歌处于英国的附庸地位，为了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不仅需要摆脱英国正统文学的压力，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松动欧洲文化板块的束缚。同时，为了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追求诗歌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说教意味的诗风，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后期出现的那种伤感情调和无病呻吟的诗风。于是，一些美国诗人受到法国现代主义诗派象征主义的影响，要求用鲜明、准确、含蓄、高度凝练的意象来生动形象地表达事物，并提倡简洁、浓缩的语言。但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虽然很鲜明，诗歌的审美意蕴却仍然显得朦胧、多义，这似乎又不符合意象派追求诗旨之单纯的审美理想，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为什么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了。他们只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鲜明、清晰的意象营造的审美特质而有意将情感元素剥离了。
另外，20世纪西方的文化语境，也是促使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意进行“误读”的原因之一。战争的阴影、垄断下的贫富悬殊、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的异化，使20世纪的西方人受着失去自我与主体性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的本能、潜意识、直觉等作用，带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绝望主义等色彩。叔本华说：“我们万不能由外而去抵达万物的真性。无论我们探索得怎样多，我们所能及到的无他，只有印象和名词罢了。我们好比一个人绕着城堡走来走去，总找不到一个入口，有时约略描绘几下外形来。”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面对一片荒原，出现了“失语症”，庞德于是说：“艺术却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什么，去想什么，去成为什么。艺术就像一棵香蕉树那样存在着，你既可以观赏它，也可以在树荫下小坐，也可以摘香蕉吃，还可以把它当柴烧，你满可以随心所欲。”
因此，中心消失，主体被异化，诗歌中抒情主体即自我的被消解也就是一种必然表象。这样，当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意象派诗人的视野时，无论是译 作、改作、创作，只剩下纯客观的意象并置或叠加，原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体”，在意象派诗人的“接受屏幕”上被有意识地视而不见或自觉地被忽略，使诗歌的审美意蕴变得更加单纯、清晰。“应当承认，新诗运动接受的中国诗，是被美国诗人‘中国化’了的中国诗”，“这种‘中国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许多新诗运动诗人追求的理想的诗风”，即“强调了中国诗简朴、恬淡、清静的方面”，拒绝“十九世纪诗”的“感伤”和“做作”。于是，“误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行为，为意象派诗歌提供资源和养分，同时，也吻合时代发生变化后产生“失语症”的文化境遇和氛围。
从无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西方诗歌自身的文学、文论传统和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特点等影响所致。
诗歌是中外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外诗歌在要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及诗歌语言高度凝练集中、富有音乐感节奏感等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境遇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文学也形成自身的传统，诗歌更不例外。就其传统而言，与中国相比，西方诗歌的传统主要是叙事。如西方诗歌形成了庞大而有规模的以叙事为主的史诗系统：《荷马史诗》以诗的语言叙述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传说，维古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叙述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中世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辉煌时期，《罗兰之歌》叙述法兰西民族英雄的业绩，《伊戈尔远征记》叙述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业绩。18世纪有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等。叙事长诗也大量出现，如《神曲》、《荒原》等。即使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抒情诗成为主流，也仍有拜伦的《东方叙事诗》、雪莱的《麦布女工》等叙事长诗。还有“诗体小说”和“诗剧”文体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方诗歌强烈的叙事性，以至于西方的诗学观念也主要建立在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并非是指抒情诗，而是指叙事性的史诗。因此，强调模仿并着重冲突、结构、情节与人物个性的描写，就成为西方诗歌叙事诗传统的重要特点。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时曾说：“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在这种诗歌传统的影响下，当中国古典诗歌与意象派诗歌发生碰撞与交流时，以“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及抒情性为主要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叙事诗的传统相异，意象派诗歌又追求一种“硬朗”的诗风，发生无意“误读”是必然的。另外，从诗学传统看，中西学者在界定和运用“意象”一词时，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分歧，那就是或者把它视为“意中象”，或者视为“意加象”。中国强调的是象所包含的“意”，西方强调的是“象”，意象派诗人的诗论主张更是如此，从而也影响到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文化传统对文学也是有影响的。西方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以“航海文明”为源头的西方人比较彻底地摧垮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走进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每一个公民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拜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一崇拜很快导致了对能解释“力”之秘密的“知识”的深刻好奇、对“长于把握并支配‘力’的‘知识”’的不倦探究。因此，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心理还是美学精神上，西方文化都侧重于求“真”，并作为西方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对文学美学风格的形成、审美意象的构成产生很大影响。意象派诗歌是反传统的诗歌流派，崇尚并追求新的表达方式和诗风，因此就从异域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新的资源。但是，“反传统”并不意味着能彻底背叛传统，尤其是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已具有定势作用的传统。所以，即使是意象派诗歌愿意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情愫，也无法彻底摆脱因这种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学创作心理定势的束缚。
此外，从思维方式看，西方思维趋向思辨与实证，不同于中国思维所强调的直觉与顿悟。思辨体现着一种究天究地的求知精神，实证则体现着对外在物景大小、比例色彩的认真态度。集中表现在西方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上，受古希腊形式逻辑的影响，他们重形式、分析和演绎，主张通过推理、求证来得出对宇宙最清晰、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受到近代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更增强了这种观照方式的思辨性和实证性，形成重精确、求实证、注重观察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形成西方文学以叙述写实为主导的创作走向，并影响到诗歌创作。意象派诗歌追求意象的质感而忽视诗歌的抒情性，也受到了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当然，还有诸如语言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汉语属于“表意文字”，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误读”是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时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但是，无论是无意甚或有意，只要它对文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空间，就自有它出现的缘由和意义。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及由此发生的变异现象，不但为英美诗歌注入了生气，而且透过其渊源的发掘，呈现出英美文学丰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