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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0日，一座占地500多亩的中华石鼓园，在渭河南岸的秦岭脚下建成。园中的标志性建筑为高达56，9米的石鼓阁。这个被称为目前我国西北地区旅游名胜“第一高楼”的地标性建筑，已成为宝鸡的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宝鸡古称陈仓，不仅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山水园林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宝鸡是传说中的炎帝故里，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在宝鸡，已发现新石器至商、周、秦、汉的大量文化遗迹。其中，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石鼓文》即发现于此。
“中国第一古物”
《石鼓文》因刻于十面形状如鼓的花岗岩体上而得名。据考，《石鼓文》刻于先秦时期，为周宣王时史官史籀所篆，又称籀文、古籀、篆籀等，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刻石文字，因此被书法界誉为我国书法刻石艺术的鼻祖。
由于每面石鼓上都刻有一首四言诗，内容为记述秦国君出巡、游猎的情景，因此，历史上又称之为”猎碣”，或“陈仓十碣”。《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风格而又别开新境，布局行列分明，章法疏朗规整，笔画粗细均匀，线条凝重有力，字体端庄自然，雍容大气，历来为书家所推崇。古人评论《石鼓文》书法“轻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清时康有为在《书镜》一文中称赞《石鼓文》“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相传，公元627年(唐贞观年间)，石鼓最早在宝鸡近郊的一座山上被农人无意中发现。这十块像鼓一样奇怪的石头，均为花岗岩质地，每块直径约1米，重约1吨。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内容，后人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车工”、“田车”、“銮车”、“乍原”等。
石鼓被发现后，一时轰动朝野，文人雅士纷纷前去观赏、临摹、捶拓。唐至德二年(757年)，石鼓由“陈仓北阪”(即石鼓山)迁至当时初设的天兴县(后改称凤翔)，但仍未得到妥善保护。唐元和八年(813年)，时任国子祭酒的郑余庆将石鼓移置凤翔县的孔庙。然而，此时石鼓中的“乍原“鼓丢失。据文献记载，元和年间，大文学家韩愈曾作著名的《石鼓歌》，还建议将石鼓运至长安太学存放保护，以供学人研讨，可惜未被采纳。
五代时，因为战乱，石鼓散于民间。北宋时，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县地方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悉心寻访，终于找到九面石鼓，但“乍原”鼓仍未找见。后来，金石收藏学家向传师遍访关中民间，终于找到丢失的“乍原”鼓。但此鼓已被无知者凿去了上部，成了舂米的石臼。宋大观二年(1108年)，酷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下旨将石鼓运至汴梁(今开封市)。此时石鼓文字由最初的700余字仅剩下432个。宋徽宗下令用黄金(据考是金泥)填注石鼓文，以防捶拓磨损。
公元1125年，金兵侵占汴梁，史称“靖康之变”。金人将宋皇宫中大量珍宝北运，其中包括石鼓。途中金兵将石鼓上的泥金挖取，而将石鼓弃于荒野。元朝初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和杂草中发现石鼓，将其洗刷迁至国子监存放。此后经历元、明、清三朝，石鼓均得以妥善保存。
“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议，将石鼓移至江南，待时局稳定后再迁回北平。1 933年2月，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由北平运至上海，存放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1 936年冬，南京朝天宫仓库成立，石鼓迁往南京，暂避战乱。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22日将石鼓等国宝级文物秘密向重庆起运。
在向重庆起运途中，石鼓经陇海铁路运到宝鸡。这是石鼓離开宝鸡800多年后首次重返故地。但是，石鼓在宝鸡并没有停留多久，就被运至四川省峨眉县西门外武庙。日本投降后，1947年7月，石鼓再由重庆运回南京，行程数千公里，存放于南京朝天宫仓库。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石鼓等南迁文物再次由南京转运北京，1958年开箱后存放于故宫博物院。
善本流失海外
由于《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影响巨大，历代文人墨客对其拓本都钟爱有加。据宝鸡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哗介绍，自唐初石鼓一经发现，即有拓本。大历十年(775年)，窦蒙《述书赋》中记载，“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拓本。”韩愈《石鼓歌》中亦有“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亳发尽备无差讹”等句。唐诗人韦应物的《石鼓歌》则详细介绍了当时制作拓本的情景：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可惜，唐代拓本未能流传于世，今人只能看到唐代以后的拓本。有考古学家曾推测，也许尚未发掘的乾陵中还有唐拓善本。
据李晔介绍，北宋拓本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的精善本，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极少，尤以明代无锡收藏家安国所藏北宋时期三册拓本最为珍贵。
安国，宇民泰，号桂坡，因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而将自己书斋天香堂之东轩易名为“石鼓斋”。其中，安氏最得意的有三种拓本，他仿兵家三阵，将三种版本依次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
三种拓本中， “先锋”本墨拓时间较早，据专家研究，这是迄今发现传世《石鼓文》拓本中最早的拓本，其墨拓时间为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因该本得自苏州藏家曹迪，因此又称曹本。“后劲”本原为浦长源遗物，故又称浦本，为元丰元祜年间(1078—1106年)的贡本，共存字491字，较“先锋”本多11字。安氏认为此拓本拓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在旧藏各本之上，甚为喜爱，不惜以五十亩良田换取。“中权”本为御赐本，因得于江阴徐良夫所藏，又称徐本。“中权”本为北宋政和二年(111 2年)所赐，此本虽晚于前二本，残字程度也较前更为严重，但存字最多(共501字)。据传安氏为搜罗此本，用了近20年时间，耗资逾万金。
安氏生前对所藏《石鼓文》拓本视若至宝，在三册善本跋尾叮嘱子孙：不可变卖，不得抵押，不可假借，违者即是不孝云云。此物藏得非常隐秘，清代没有人再见过，直至安氏后人拆房时才发现此物原来藏在屋梁中。可惜民国初年时，有人偷偷将其卖给了日本人。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发现了安氏所藏的北宋三善本，并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据悉，日本持有者对此物视若珍宝，不轻易示人。1 958年，日本持有者家人才允许付印，由日本东京二玄社依原拓原色复制，装帧发行。如今，国人见到的安氏所藏北宋三善本影印本便是来源于日本。
元代以后，《石鼓文》的拓本虽然多了起来，但因石鼓经多次迁徙和频繁墨拓，其文字已残损严重。明、清以至民国，石鼓文字残损更为严重。时至今日，有四面鼓文字甚少，其中“马荐”鼓已无 一字可辨。
发现地之谜
作为石鼓及《石鼓文》的故乡，宝鸡市历时3年、斥资3亿余元兴建了石鼓阁。但是，石鼓文发现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中华石鼓园的～位工作人员赵春英告诉记者： “石鼓文发现于宝鸡已毫无疑问，但最早发现石鼓的具体地点，一直以来争议很大，有的说就发现在中华石鼓园所在的渭滨区石鼓山上，有的说发现于陈仓区的渭家崖，也有人认为发现地应该是渭滨区的阳平等等。据史书记载，石鼓于唐代初发现于天兴三畴原(今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后人推测，凤翔并非最初发现石鼓的地方，因为大量关于石鼓的传说和遗址等都不在凤翔境内。
宝鸡市的张乐荪先生对书法史素有研究，据其介绍，历史上关于石鼓发现的直接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而且年代久远，今天人们只能根据间接的文字记载结合民间传说，推测石鼓发现的大致地点。张乐荪告诉记者，他曾与几位书法同仁在石鼓山进行过考查，他认为石鼓应该就发现在一个叫石嘴头的村庄附近的山坡上。“那里曾经有个石鼓寺，寺中立有石碑，可惜现在石碑已经找不见了。该寺与石鼓应该有些渊源，我一直认为应该在那个地方重新立块碑，告诉后人这里是最接近石鼓发现的地方。”
为此，记者专程到石嘴头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石嘴头村三组村民原先都居住在中华石鼓园园区的山坡上，因为修建石鼓园，这个自然村被整村迁移到了石鼓园东南方向的秦岭脚下。60多岁的秦忠是土生土长的三组村民，他回忆说，从孩提时，他就知道山下边有个佛爷庙，老辈人都叫它石鼓寺，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在这庙里还住过，把庙里很多木料都拆下来烧了。解放后也没留下什么，后来由于修高速公路，建新农村，原址被压在下边找不到了。
据村里的另一位老人、75岁的祖丁华介绍，石鼓寺其实就在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新村庄紧东边，距离村子不到百十步远。老人说，前些年，市文化館曾在石鼓寺原址发现了一块石碑，听说后来石碑又不见了。祖丁华老人还告诉记者，石鼓园所在的这条山脉从秦岭一直延伸下来，远看很像一条趴在渭河边喝水的龙，石鼓山是“龙头”，他们村正好处在“龙嘴”的位置，因此叫石嘴头村。
从三组的西边出来，记者沿左手的山路拾级而上，来到石嘴头村四组。这里的地势比石鼓园所在的山包要高，整个宝鸡市区都尽收眼底。72岁的冯春贵老人主动为记者充当向导，他说四组所在的村子过去是个寨子，也叫堡子，地势险要，四周都有城墙，是石嘴头村人躲避战乱和防范土匪的地方。
说到石鼓，村人也有不少传说。传说之一，就是那石鼓最初发现时是能敲响的，声音很洪亮，原本是要进贡给皇帝的，往京城运送的时候，差官～再叮嘱不可随便乱敲，等到了京城才可以敲，但有好奇的民工忍不住偷偷敲了一下，就再也不响了。于是，运送石鼓的人也不敢往京城去了，就把石鼓寄放起来，后来便有了“寄鼓寺”。而寄鼓寺在历史上是确有其名的。
冯春贵老人说，从这里往下，连着石鼓园，往上连着鸡峰山。记者从资料中了解到，鸡峰山正是宝鸡八景之一。冯春贵老人告诉记者，过去这里远离市区，很落后荒凉，现在不同了，石鼓园建起来以后，这里成了位置最好的郊区，许多人都是白天到城里上班，晚上回到村子里住，交通也方便，城里人都羡慕。有村民还办起了农家乐，到了周末，很多城里人都到这里来游玩。
天色将晚，暮霭四起。渭河对岸的市区渐渐有了灯光，脚下的石鼓阁则像一个惊叹号，静静地矗立在石鼓山上。它在惊叹什么?是千年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沉浮不倒的历史?
宝鸡古称陈仓，不仅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山水园林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宝鸡是传说中的炎帝故里，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在宝鸡，已发现新石器至商、周、秦、汉的大量文化遗迹。其中，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石鼓文》即发现于此。
“中国第一古物”
《石鼓文》因刻于十面形状如鼓的花岗岩体上而得名。据考，《石鼓文》刻于先秦时期，为周宣王时史官史籀所篆，又称籀文、古籀、篆籀等，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刻石文字，因此被书法界誉为我国书法刻石艺术的鼻祖。
由于每面石鼓上都刻有一首四言诗，内容为记述秦国君出巡、游猎的情景，因此，历史上又称之为”猎碣”，或“陈仓十碣”。《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风格而又别开新境，布局行列分明，章法疏朗规整，笔画粗细均匀，线条凝重有力，字体端庄自然，雍容大气，历来为书家所推崇。古人评论《石鼓文》书法“轻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清时康有为在《书镜》一文中称赞《石鼓文》“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相传，公元627年(唐贞观年间)，石鼓最早在宝鸡近郊的一座山上被农人无意中发现。这十块像鼓一样奇怪的石头，均为花岗岩质地，每块直径约1米，重约1吨。根据石鼓上的文字内容，后人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车工”、“田车”、“銮车”、“乍原”等。
石鼓被发现后，一时轰动朝野，文人雅士纷纷前去观赏、临摹、捶拓。唐至德二年(757年)，石鼓由“陈仓北阪”(即石鼓山)迁至当时初设的天兴县(后改称凤翔)，但仍未得到妥善保护。唐元和八年(813年)，时任国子祭酒的郑余庆将石鼓移置凤翔县的孔庙。然而，此时石鼓中的“乍原“鼓丢失。据文献记载，元和年间，大文学家韩愈曾作著名的《石鼓歌》，还建议将石鼓运至长安太学存放保护，以供学人研讨，可惜未被采纳。
五代时，因为战乱，石鼓散于民间。北宋时，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县地方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悉心寻访，终于找到九面石鼓，但“乍原”鼓仍未找见。后来，金石收藏学家向传师遍访关中民间，终于找到丢失的“乍原”鼓。但此鼓已被无知者凿去了上部，成了舂米的石臼。宋大观二年(1108年)，酷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下旨将石鼓运至汴梁(今开封市)。此时石鼓文字由最初的700余字仅剩下432个。宋徽宗下令用黄金(据考是金泥)填注石鼓文，以防捶拓磨损。
公元1125年，金兵侵占汴梁，史称“靖康之变”。金人将宋皇宫中大量珍宝北运，其中包括石鼓。途中金兵将石鼓上的泥金挖取，而将石鼓弃于荒野。元朝初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和杂草中发现石鼓，将其洗刷迁至国子监存放。此后经历元、明、清三朝，石鼓均得以妥善保存。
“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议，将石鼓移至江南，待时局稳定后再迁回北平。1 933年2月，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由北平运至上海，存放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1 936年冬，南京朝天宫仓库成立，石鼓迁往南京，暂避战乱。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22日将石鼓等国宝级文物秘密向重庆起运。
在向重庆起运途中，石鼓经陇海铁路运到宝鸡。这是石鼓離开宝鸡800多年后首次重返故地。但是，石鼓在宝鸡并没有停留多久，就被运至四川省峨眉县西门外武庙。日本投降后，1947年7月，石鼓再由重庆运回南京，行程数千公里，存放于南京朝天宫仓库。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石鼓等南迁文物再次由南京转运北京，1958年开箱后存放于故宫博物院。
善本流失海外
由于《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影响巨大，历代文人墨客对其拓本都钟爱有加。据宝鸡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哗介绍，自唐初石鼓一经发现，即有拓本。大历十年(775年)，窦蒙《述书赋》中记载，“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拓本。”韩愈《石鼓歌》中亦有“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亳发尽备无差讹”等句。唐诗人韦应物的《石鼓歌》则详细介绍了当时制作拓本的情景：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可惜，唐代拓本未能流传于世，今人只能看到唐代以后的拓本。有考古学家曾推测，也许尚未发掘的乾陵中还有唐拓善本。
据李晔介绍，北宋拓本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的精善本，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极少，尤以明代无锡收藏家安国所藏北宋时期三册拓本最为珍贵。
安国，宇民泰，号桂坡，因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而将自己书斋天香堂之东轩易名为“石鼓斋”。其中，安氏最得意的有三种拓本，他仿兵家三阵，将三种版本依次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
三种拓本中， “先锋”本墨拓时间较早，据专家研究，这是迄今发现传世《石鼓文》拓本中最早的拓本，其墨拓时间为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因该本得自苏州藏家曹迪，因此又称曹本。“后劲”本原为浦长源遗物，故又称浦本，为元丰元祜年间(1078—1106年)的贡本，共存字491字，较“先锋”本多11字。安氏认为此拓本拓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在旧藏各本之上，甚为喜爱，不惜以五十亩良田换取。“中权”本为御赐本，因得于江阴徐良夫所藏，又称徐本。“中权”本为北宋政和二年(111 2年)所赐，此本虽晚于前二本，残字程度也较前更为严重，但存字最多(共501字)。据传安氏为搜罗此本，用了近20年时间，耗资逾万金。
安氏生前对所藏《石鼓文》拓本视若至宝，在三册善本跋尾叮嘱子孙：不可变卖，不得抵押，不可假借，违者即是不孝云云。此物藏得非常隐秘，清代没有人再见过，直至安氏后人拆房时才发现此物原来藏在屋梁中。可惜民国初年时，有人偷偷将其卖给了日本人。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发现了安氏所藏的北宋三善本，并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据悉，日本持有者对此物视若珍宝，不轻易示人。1 958年，日本持有者家人才允许付印，由日本东京二玄社依原拓原色复制，装帧发行。如今，国人见到的安氏所藏北宋三善本影印本便是来源于日本。
元代以后，《石鼓文》的拓本虽然多了起来，但因石鼓经多次迁徙和频繁墨拓，其文字已残损严重。明、清以至民国，石鼓文字残损更为严重。时至今日，有四面鼓文字甚少，其中“马荐”鼓已无 一字可辨。
发现地之谜
作为石鼓及《石鼓文》的故乡，宝鸡市历时3年、斥资3亿余元兴建了石鼓阁。但是，石鼓文发现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中华石鼓园的～位工作人员赵春英告诉记者： “石鼓文发现于宝鸡已毫无疑问，但最早发现石鼓的具体地点，一直以来争议很大，有的说就发现在中华石鼓园所在的渭滨区石鼓山上，有的说发现于陈仓区的渭家崖，也有人认为发现地应该是渭滨区的阳平等等。据史书记载，石鼓于唐代初发现于天兴三畴原(今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后人推测，凤翔并非最初发现石鼓的地方，因为大量关于石鼓的传说和遗址等都不在凤翔境内。
宝鸡市的张乐荪先生对书法史素有研究，据其介绍，历史上关于石鼓发现的直接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而且年代久远，今天人们只能根据间接的文字记载结合民间传说，推测石鼓发现的大致地点。张乐荪告诉记者，他曾与几位书法同仁在石鼓山进行过考查，他认为石鼓应该就发现在一个叫石嘴头的村庄附近的山坡上。“那里曾经有个石鼓寺，寺中立有石碑，可惜现在石碑已经找不见了。该寺与石鼓应该有些渊源，我一直认为应该在那个地方重新立块碑，告诉后人这里是最接近石鼓发现的地方。”
为此，记者专程到石嘴头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石嘴头村三组村民原先都居住在中华石鼓园园区的山坡上，因为修建石鼓园，这个自然村被整村迁移到了石鼓园东南方向的秦岭脚下。60多岁的秦忠是土生土长的三组村民，他回忆说，从孩提时，他就知道山下边有个佛爷庙，老辈人都叫它石鼓寺，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在这庙里还住过，把庙里很多木料都拆下来烧了。解放后也没留下什么，后来由于修高速公路，建新农村，原址被压在下边找不到了。
据村里的另一位老人、75岁的祖丁华介绍，石鼓寺其实就在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新村庄紧东边，距离村子不到百十步远。老人说，前些年，市文化館曾在石鼓寺原址发现了一块石碑，听说后来石碑又不见了。祖丁华老人还告诉记者，石鼓园所在的这条山脉从秦岭一直延伸下来，远看很像一条趴在渭河边喝水的龙，石鼓山是“龙头”，他们村正好处在“龙嘴”的位置，因此叫石嘴头村。
从三组的西边出来，记者沿左手的山路拾级而上，来到石嘴头村四组。这里的地势比石鼓园所在的山包要高，整个宝鸡市区都尽收眼底。72岁的冯春贵老人主动为记者充当向导，他说四组所在的村子过去是个寨子，也叫堡子，地势险要，四周都有城墙，是石嘴头村人躲避战乱和防范土匪的地方。
说到石鼓，村人也有不少传说。传说之一，就是那石鼓最初发现时是能敲响的，声音很洪亮，原本是要进贡给皇帝的，往京城运送的时候，差官～再叮嘱不可随便乱敲，等到了京城才可以敲，但有好奇的民工忍不住偷偷敲了一下，就再也不响了。于是，运送石鼓的人也不敢往京城去了，就把石鼓寄放起来，后来便有了“寄鼓寺”。而寄鼓寺在历史上是确有其名的。
冯春贵老人说，从这里往下，连着石鼓园，往上连着鸡峰山。记者从资料中了解到，鸡峰山正是宝鸡八景之一。冯春贵老人告诉记者，过去这里远离市区，很落后荒凉，现在不同了，石鼓园建起来以后，这里成了位置最好的郊区，许多人都是白天到城里上班，晚上回到村子里住，交通也方便，城里人都羡慕。有村民还办起了农家乐，到了周末，很多城里人都到这里来游玩。
天色将晚，暮霭四起。渭河对岸的市区渐渐有了灯光，脚下的石鼓阁则像一个惊叹号，静静地矗立在石鼓山上。它在惊叹什么?是千年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沉浮不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