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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报道》：说说你们决定踏上导演之路的一刻吧。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第一次拍电影大概是在7岁，用的是一台超8毫米摄像机。12岁时，我才开始琢磨“导演到底是干什么的？”
迈克·李：12岁那年，我的祖父刚刚去世，外面飘着雪花，屋子里站满了人，大人们抬着棺材走下楼梯，我当时就在想，“这会是一部好电影，这就是我想做的——要把这些事拍成电影。”
《好莱坞报道》：你曾身兼导演和编剧，这两种角色你更喜欢哪一样？
迈克·李：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过我写的不是正式剧本，而是拍摄的时候和演员一起开发剧情。对于这两个工作的区别我无法给出定义。要知道，光靠导演自己拍不出电影，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你们拍电影时会有担惊受怕的感觉吗？
迈克·李：当然会。我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都有种想法，“完蛋了，这一部肯定搞砸了。”到现在都没一次例外。
莫腾·泰杜姆：看第一版剪辑的时候感觉是最糟糕的。每次看完初剪版本，我就想：“天啊，这电影叫我给拍毁了。” 更可怕的是，我一刀都剪不下去。每个镜头我都想它出现在电影里，可是又怕最后会变得又臭又长。第一次过那些镜头的经历是最痛苦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所以我从来不看初剪，我没办法面对。
安吉丽娜·朱莉：听到你们这么说真让人感到欣慰。我觉得好过多了。（笑）
理查德·林克莱特：没有比样片更美好的东西了，就像没有比第一次剪辑前的完整镜头更糟糕的东西一样。
《好莱坞报道》：朱莉，你是怎么转行到导演的？
安吉丽娜·朱莉：纯属意外。我曾经也和很多演员一样，被问到“想自己当导演吗”？答案永远是：“绝不”。
那时，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波黑战争，顺手写了点东西。项目起初是非常个人的，完全没想过要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我用一个小故事当做借口——就像大家想要做某事时经常做的一样。我也带着这个理由回到了学校，潜心学习有关那段历史的东西。后来听到有人跟我说：“这个故事很不错，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当我开始在脑海里挑选合适的导演人选时，我发现自己在担心故事到了别人手里会变样，于是便自告奋勇来担任导演，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但后来我发现爱上了这一行，尽管当时简直怕死了，毕竟三年前的《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是我第一次当导演。而且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美国国内的敌对态度很强，我很担心会挑起新的暴力行动。这次的《坚不可摧》比我做过的任何题材意义都要深远，对我的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好莱坞报道》：为什么想拍《坚不可摧》这部电影？
安吉丽娜·朱莉：这个项目很多年前就在招募导演，其实在座各位都有机会。最初接触到电影剧本时，我以为它只不过是讲某位战斗英雄的某段传奇故事，并没有太大兴趣。直到我有幸拜读了劳拉·希伦布兰德（Laura Hillenbrand）的原著，她笔下的故事让人欲罢不能。我才发现它讲述的是人性精神的力量——主人公路易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拥有巨大信念和勇气的男人。我希望能追随他的脚步，所以我立刻开始努力争取导演这部电影。很高兴如愿以偿，执导这部影片让我学到了太多东西。
《好莱坞报道》：能跟我们讲讲？
安吉丽娜·朱莉：我学会怎样去做一个更好的人。我学会了怎样去包容、理解和体谅。我了解到当一个人抱有愤怒和恨意，并任由这些负面情绪蚕食灵魂，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而不是他的敌人。今天的我们面对新闻，面对全球每天发生的事情，总会觉得失去了一切，事实上我们拥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强大的心灵、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这部影片改变了我面对每一天、每一次挑战的态度，甚至也改变了我养育孩子的方式。
迈克·李：除了那些，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导演吗？（笑）
安吉丽娜·朱莉：我真的不知道。
贝尼特·米勒：你放过她吧，迈克。
迈克·李：我是在鼓励她。
《好莱坞报道》：贝尼特，《狐狸猎手》是不是也改变了你？
贝尼特·米勒：应该说它害我不浅。这又是一部让我入戏太深的电影。因为它太难了，剪辑花了很长时间。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到了剪辑的时候，我会拿出之前记录的所有想法，把现有素材和激励我们走到这一步的灵感做对比，然后问自己“靠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把概念上的故事具体化？”我要望着数以百万的素材碎片思考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初剪的样片长达4个半小时，但一部电影不可能有那么长。后续剪辑进行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有时我独自一人窝在那间没有窗子的剪辑室里，真有种被监禁的错觉。
克里斯托弗·诺兰：你的剪辑为什么用那么久？我从不会在剪辑上花那么长时间。你中间也没有暂时放手休息一下？
贝尼特·米勒：是啊。这就像演出舞台剧，演员要怎样保持新鲜感？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是电影及舞台剧的演员兼戏剧导演，他有个惯例，他会提前两小时到剧场，独自坐在舞台上。同样的，在剪辑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那样的时刻。《狐狸猎手》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观察”故事。小时候看过的很多电影都给我一种彷佛进到导演头脑里的感觉。比如《典当商》（The Pawnbroker）、《小姐弟荒原历险》（Walkabout）、《2001太空漫游》（2001），还有希区柯克的《群鸟》（The Birds），看的时候好像自己在别人的头脑里，导演的想法偷偷地溜到了我身上。
理查德·林克莱特：《2001太空漫游》上映那年我刚上一年级，那部电影完全把我震住了。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要自己拍电影——那个想法很久以后才出现。我写过很多短篇故事，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写戏剧;但又过了好些日子才意识到我也可以拍电影。年轻时看《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我想：哇，一部电影可以把精神救赎的题材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但我仍认为我拍不出那样的电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接触了一些独立电影，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斯派克·李（Spike Lee），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还有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早期的作品，那些小场景又偏个人化的电影让我觉得：这些人简直就是跟自家后院里拍电影一样。此后我才有了冲动，找了台摄像机，叫上几个朋友，开始把我自己世界里的故事拍成电影。 《好莱坞报道》：你花了12年时间来完成这部《少年时代》。
理查德·林克莱特：确切说，大概13年都不止。
《好莱坞报道》：还会有下次吗？
理查德·林克莱特：说不好。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大多数电影就像一部失控的列车——3天就拍完，然后剪辑、看样片，再用6个月后期加工，然后合计下一年要拍什么。这根本不像是在拍电影。
《好莱坞报道》：在座各位有过用12年打造一部电影的经历吗？
迈克·李：我只怕没有12年时间了。（笑）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总跟人说《盗梦空间》（Inception）的剧本花了我10年时间，其实这期间我还干了好多别的事。
理查德·林克莱特：我们这些电影人都有控制癖，对吧？恨不得万事万物都听自己指挥。而这一次，我必须“放下一切，去拥抱未知的将来”。
莫腾·泰杜姆：持续做某件事12年以上似乎很疯狂。拍摄一旦开机，我们就睡不了安稳觉了，要在短时间内把想要的东西拍全拍好，精神需要高度紧张。除了狂人般的聚精会神，还有持续不断的——担心做错决定，担心疏忽错漏。等到拍摄结束，你就会既放松又害怕，整个人恍恍惚惚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也许拍摄时间变长，自然而然就会适应了。
迈克·李：我十分热爱拍摄。我曾在正式开拍之前，花了6个月跟演员预排并进行人物创作。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拍摄做准备，这也是我们影片的基础。
《好莱坞报道》：请讲讲拍摄过程中的艰难时刻？
迈克·李：开机那天，对不对？
安吉丽娜·朱莉：开机那天真的很困难，因为要拍摄在水里的镜头，我们把摄像机固定在吊车上，看着木筏在水里上下漂动，我不停对自己说：我能做到，我能导演好这部片子。实际上我紧张得什么都听不到，也什么都看不见。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们的第一天是拍两个家伙坐在车里。
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里最艰难的是在冰岛拍摄的部分。有整整3天，我们都要站在2英尺深的冰水里。这也是我听到制作团队抱怨最多的一次。后来我们到了冰川上，他们才高兴了一点儿。我很享受这种过程。我们在那里遇到了100英里/小时的狂风，前所未见。那大风甚至把柏油路掀了起来。现在想想真是很有意思。
迈克·李：几周前我去了雷克雅维克电影节，他们每个人都在谈论你——从未见过这样顽固坚持细节的完美主义者。你现在可是名声在外了。
理查德：拍摄《少年时代》少不了和孩子们打交道。你有没有想过“我将会影响这些孩子们的生活”？
理查德·林克莱特：这是肯定的。电影里的成年人做出的都是成年人的、专业的决定，而我要面对的是一个7岁和一个9岁的孩子。我希望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后来结果也确实如此。不过担心还是会有，直到今天我还有点担心。
《好莱坞报道》：某些时候，导演需要站在道德层面做出决策，比如“《星际穿越》里的科学事实能占多大比例？”
克里斯托弗·诺兰：是这样的。但拍蝙蝠侠电影就不一样了——相信我，粉丝们真的会来烧你的房子（笑）。这里有一个责任感的问题，《星际穿越》要尊重科学，《蝙蝠侠》则要尊重人们心目中那个英雄形象——整个系列电影的诞生都和粉丝们对这个人物的热爱分不开。我们必须要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平衡好这些责任感。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真实，就是希望能带给观众最佳的观影体验。作为观众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和作为导演想要把电影拍成什么样子，这两项能够重合，就是最圆满的境界。
贝尼特·米勒：我们应该承认，艺术家是天生的异类。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曾说，艺术家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们仅服从于自己的想象力，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无法约束他们。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第一次拍电影大概是在7岁，用的是一台超8毫米摄像机。12岁时，我才开始琢磨“导演到底是干什么的？”
迈克·李：12岁那年，我的祖父刚刚去世，外面飘着雪花，屋子里站满了人，大人们抬着棺材走下楼梯，我当时就在想，“这会是一部好电影，这就是我想做的——要把这些事拍成电影。”
《好莱坞报道》：你曾身兼导演和编剧，这两种角色你更喜欢哪一样？
迈克·李：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过我写的不是正式剧本，而是拍摄的时候和演员一起开发剧情。对于这两个工作的区别我无法给出定义。要知道，光靠导演自己拍不出电影，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你们拍电影时会有担惊受怕的感觉吗？
迈克·李：当然会。我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都有种想法，“完蛋了，这一部肯定搞砸了。”到现在都没一次例外。
莫腾·泰杜姆：看第一版剪辑的时候感觉是最糟糕的。每次看完初剪版本，我就想：“天啊，这电影叫我给拍毁了。” 更可怕的是，我一刀都剪不下去。每个镜头我都想它出现在电影里，可是又怕最后会变得又臭又长。第一次过那些镜头的经历是最痛苦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所以我从来不看初剪，我没办法面对。
安吉丽娜·朱莉：听到你们这么说真让人感到欣慰。我觉得好过多了。（笑）
理查德·林克莱特：没有比样片更美好的东西了，就像没有比第一次剪辑前的完整镜头更糟糕的东西一样。
《好莱坞报道》：朱莉，你是怎么转行到导演的？
安吉丽娜·朱莉：纯属意外。我曾经也和很多演员一样，被问到“想自己当导演吗”？答案永远是：“绝不”。
那时，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波黑战争，顺手写了点东西。项目起初是非常个人的，完全没想过要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我用一个小故事当做借口——就像大家想要做某事时经常做的一样。我也带着这个理由回到了学校，潜心学习有关那段历史的东西。后来听到有人跟我说：“这个故事很不错，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当我开始在脑海里挑选合适的导演人选时，我发现自己在担心故事到了别人手里会变样，于是便自告奋勇来担任导演，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但后来我发现爱上了这一行，尽管当时简直怕死了，毕竟三年前的《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是我第一次当导演。而且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美国国内的敌对态度很强，我很担心会挑起新的暴力行动。这次的《坚不可摧》比我做过的任何题材意义都要深远，对我的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好莱坞报道》：为什么想拍《坚不可摧》这部电影？
安吉丽娜·朱莉：这个项目很多年前就在招募导演，其实在座各位都有机会。最初接触到电影剧本时，我以为它只不过是讲某位战斗英雄的某段传奇故事，并没有太大兴趣。直到我有幸拜读了劳拉·希伦布兰德（Laura Hillenbrand）的原著，她笔下的故事让人欲罢不能。我才发现它讲述的是人性精神的力量——主人公路易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拥有巨大信念和勇气的男人。我希望能追随他的脚步，所以我立刻开始努力争取导演这部电影。很高兴如愿以偿，执导这部影片让我学到了太多东西。
《好莱坞报道》：能跟我们讲讲？
安吉丽娜·朱莉：我学会怎样去做一个更好的人。我学会了怎样去包容、理解和体谅。我了解到当一个人抱有愤怒和恨意，并任由这些负面情绪蚕食灵魂，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而不是他的敌人。今天的我们面对新闻，面对全球每天发生的事情，总会觉得失去了一切，事实上我们拥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强大的心灵、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这部影片改变了我面对每一天、每一次挑战的态度，甚至也改变了我养育孩子的方式。
迈克·李：除了那些，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导演吗？（笑）
安吉丽娜·朱莉：我真的不知道。
贝尼特·米勒：你放过她吧，迈克。
迈克·李：我是在鼓励她。
《好莱坞报道》：贝尼特，《狐狸猎手》是不是也改变了你？
贝尼特·米勒：应该说它害我不浅。这又是一部让我入戏太深的电影。因为它太难了，剪辑花了很长时间。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到了剪辑的时候，我会拿出之前记录的所有想法，把现有素材和激励我们走到这一步的灵感做对比，然后问自己“靠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把概念上的故事具体化？”我要望着数以百万的素材碎片思考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初剪的样片长达4个半小时，但一部电影不可能有那么长。后续剪辑进行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有时我独自一人窝在那间没有窗子的剪辑室里，真有种被监禁的错觉。
克里斯托弗·诺兰：你的剪辑为什么用那么久？我从不会在剪辑上花那么长时间。你中间也没有暂时放手休息一下？
贝尼特·米勒：是啊。这就像演出舞台剧，演员要怎样保持新鲜感？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是电影及舞台剧的演员兼戏剧导演，他有个惯例，他会提前两小时到剧场，独自坐在舞台上。同样的，在剪辑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那样的时刻。《狐狸猎手》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观察”故事。小时候看过的很多电影都给我一种彷佛进到导演头脑里的感觉。比如《典当商》（The Pawnbroker）、《小姐弟荒原历险》（Walkabout）、《2001太空漫游》（2001），还有希区柯克的《群鸟》（The Birds），看的时候好像自己在别人的头脑里，导演的想法偷偷地溜到了我身上。
理查德·林克莱特：《2001太空漫游》上映那年我刚上一年级，那部电影完全把我震住了。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要自己拍电影——那个想法很久以后才出现。我写过很多短篇故事，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写戏剧;但又过了好些日子才意识到我也可以拍电影。年轻时看《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我想：哇，一部电影可以把精神救赎的题材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但我仍认为我拍不出那样的电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接触了一些独立电影，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斯派克·李（Spike Lee），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还有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早期的作品，那些小场景又偏个人化的电影让我觉得：这些人简直就是跟自家后院里拍电影一样。此后我才有了冲动，找了台摄像机，叫上几个朋友，开始把我自己世界里的故事拍成电影。 《好莱坞报道》：你花了12年时间来完成这部《少年时代》。
理查德·林克莱特：确切说，大概13年都不止。
《好莱坞报道》：还会有下次吗？
理查德·林克莱特：说不好。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大多数电影就像一部失控的列车——3天就拍完，然后剪辑、看样片，再用6个月后期加工，然后合计下一年要拍什么。这根本不像是在拍电影。
《好莱坞报道》：在座各位有过用12年打造一部电影的经历吗？
迈克·李：我只怕没有12年时间了。（笑）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总跟人说《盗梦空间》（Inception）的剧本花了我10年时间，其实这期间我还干了好多别的事。
理查德·林克莱特：我们这些电影人都有控制癖，对吧？恨不得万事万物都听自己指挥。而这一次，我必须“放下一切，去拥抱未知的将来”。
莫腾·泰杜姆：持续做某件事12年以上似乎很疯狂。拍摄一旦开机，我们就睡不了安稳觉了，要在短时间内把想要的东西拍全拍好，精神需要高度紧张。除了狂人般的聚精会神，还有持续不断的——担心做错决定，担心疏忽错漏。等到拍摄结束，你就会既放松又害怕，整个人恍恍惚惚的。
克里斯托弗·诺兰：也许拍摄时间变长，自然而然就会适应了。
迈克·李：我十分热爱拍摄。我曾在正式开拍之前，花了6个月跟演员预排并进行人物创作。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拍摄做准备，这也是我们影片的基础。
《好莱坞报道》：请讲讲拍摄过程中的艰难时刻？
迈克·李：开机那天，对不对？
安吉丽娜·朱莉：开机那天真的很困难，因为要拍摄在水里的镜头，我们把摄像机固定在吊车上，看着木筏在水里上下漂动，我不停对自己说：我能做到，我能导演好这部片子。实际上我紧张得什么都听不到，也什么都看不见。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们的第一天是拍两个家伙坐在车里。
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里最艰难的是在冰岛拍摄的部分。有整整3天，我们都要站在2英尺深的冰水里。这也是我听到制作团队抱怨最多的一次。后来我们到了冰川上，他们才高兴了一点儿。我很享受这种过程。我们在那里遇到了100英里/小时的狂风，前所未见。那大风甚至把柏油路掀了起来。现在想想真是很有意思。
迈克·李：几周前我去了雷克雅维克电影节，他们每个人都在谈论你——从未见过这样顽固坚持细节的完美主义者。你现在可是名声在外了。
理查德：拍摄《少年时代》少不了和孩子们打交道。你有没有想过“我将会影响这些孩子们的生活”？
理查德·林克莱特：这是肯定的。电影里的成年人做出的都是成年人的、专业的决定，而我要面对的是一个7岁和一个9岁的孩子。我希望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后来结果也确实如此。不过担心还是会有，直到今天我还有点担心。
《好莱坞报道》：某些时候，导演需要站在道德层面做出决策，比如“《星际穿越》里的科学事实能占多大比例？”
克里斯托弗·诺兰：是这样的。但拍蝙蝠侠电影就不一样了——相信我，粉丝们真的会来烧你的房子（笑）。这里有一个责任感的问题，《星际穿越》要尊重科学，《蝙蝠侠》则要尊重人们心目中那个英雄形象——整个系列电影的诞生都和粉丝们对这个人物的热爱分不开。我们必须要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平衡好这些责任感。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真实，就是希望能带给观众最佳的观影体验。作为观众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和作为导演想要把电影拍成什么样子，这两项能够重合，就是最圆满的境界。
贝尼特·米勒：我们应该承认，艺术家是天生的异类。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曾说，艺术家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们仅服从于自己的想象力，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无法约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