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子是我十年前在柏林居住的时候遇见的日本姑娘。说她是日本人，却经常被德国人误以为是中国人，这跟我走在蔺达大街上，有时脖子上挂一个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鼻梁上架着一副常年摘不下来的眼镜一样，走到哪儿，德国人先以为我是日本人。当时，柏林的报纸上登载过一张大漫画，除了照相机和眼镜以外，脑袋上还绑了一条湿毛巾，下面的注解是“想当日本人的瞬间”，这个形象几乎成为日本的代言人。本来嘛，生动的图像甚至比文字的创意更引人注目。要不然，但凡有中国杂货店的地方，那门口为什么总会立着头顶瓜皮帽，身穿绸缎衫的木头人呢？而且一身都是黑洞洞的。简单的形象竟然能把一个遥远的存在拉扯得这么近，乃至使柏林的人轻而易举地就步入了东方神秘的境界。
　　 日本和中国对这座城市或许都是陌生的，至少从素子的身上，我多少有些感受。首先，素子是东京一家寿司老铺的大女儿，从小被她父亲严格管教，为的是成人后能够继承家业，这一点就与一般的日本闺秀不同。她到柏林来的目的很简单：据说仅仅是为了换一换跟东京不同的空气。此外，素子本人似乎也热衷于做寿司这个行当，她的那只纤细的左手由于经常捏米团，没事儿的时候居然也在微动，手指的关节像煮熟的咖喱土豆，圆鼓鼓的，从握紧的拳头里一伸一缩。我有点纳闷，小声地问她：“走在大街上，又没有寿司，你那只左手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她冲我笑着说：“我在捏风呀。”
　　 这话实在奇妙！不过，也算我对日本想当工匠的学徒多少有点了解，否则准保不知所云。
　　 我跟素子同住一家小旅店，她比我先到半个月，对周围的街道也熟悉。旅店里就住我们两个东方人，其余的住店旅客是彪形大汉似的德国人，而且成群结队，好像是几个大家族从别的城市来柏林旅游的。于是，每次吃早饭的时候，我和素子就像一座可怜的孤岛一样，飘浮在那些人的肩肘之间。我们就这样彼此认识了。跟她来柏林为了寻找与东京的不同差不多，我到此地仅仅是充当一名客居者。
　　 从旅馆的餐厅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教堂，周围种植的树木最高也不够锥型窗栏的高度，在庄严威武的教堂前，树木反倒像几把稻草一样，并不十分经意地装点在街景之中。初秋，晴空万里，阳光不受任何阻挡，直接洒落在地面，大约是地面的反光直刺我的下巴，一时间，柏林热得叫人流汗，至少在我走路的时候，脖子的周围总觉得汗津津的。
　　 素子或许有同感，但她不像我，从来不用手擦脸上的汗，哪怕汗滴都变成了一道水痕，映刻到耳朵的下端，她仍然无动于衷。我问她：“素子，你不热吗？我这儿有毛巾，你用不用擦擦汗？”
　　 “让你费心了，我不用。”她说起话来，简直像一个女高中生应答班主任的提问一样，细声细语，根本不像一个单身外游的姑娘。说来也难怪，在她答话的那个瞬间，素子握成拳头的左手又开始蠕动起来，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受风的方向，于是，我几乎脱口而出：“你又在捏风啦！？”
　　 “风是有方向的。”她一边回答我，一边仰起头。我注意看去，只见她脸上的汗迹似乎不是笔直的，有些弯度，汗迹沿着脸颊形成弧线状，一直淌到她的嘴角。无疑，这是风的造化，可她要是不留意的话，风就会闪过，无声无息，悄然而逝。
　　 那天，我们继续走了一段路，道边两旁的古建筑犹如对远道而来的路人讲述风的岁月一样，静静地从我们的视野中退去。这时，素子的脚步似乎格外轻柔，简直就像被风托起来一样。
　　 后来，我在柏林忙乎了一些自己的事情，素子也有她自己的去处。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一个金发的日耳曼男人把她接走了，路灯下的那辆汽车好像是银灰色的。再后来，我们大约只见过一次，而且非常凑巧，刚好是我从柏林飞回日本的那一天。当时，我正在S班车站上买去机场的车票，猛然看见素子。几乎是同时，她也意识到了我。
　　 “你直接回日本吗？”她的问话跟我久违的同乡一样，尤为亲切。我告诉她飞机会在莫斯科停一下，然后直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时间大约是早上，所以我当天还要换乘飞往大阪的班机。素子听着我的说明，似乎觉得十分甜蜜，她小声对我说：“已经好久了，没有人跟我说日本的事，你的话一下子叫我飞回了家。”
　　 说到此，她的眼睛红了……的确，对一个温情而柔弱的日本姑娘来说，“飞回了家”这几个字的分量一定比我的感受沉重。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寿司家业的女继承人呢？最后，我们还说了一些别的话，至于具体说的是什么，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过，惟有以下的这些话却让我至今不忘。
　　 这些难忘的话是她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说的。当时，我问她：“素子，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捏风呢？”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父亲说，捏寿司捏到出神的时候就跟捏了一把风一样，你会感到每一粒米的风向，有时像流水，有时像刀子……”
　　 “那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继续问素子。
　　 她笑了，笑得像一朵春天开的花。她说：“风永远是从人的心里刮起来的！”
　　（枫林晚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