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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的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单一的垄断／竞争的视野里，而是要建立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和支配国有石油石化工业”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进城“赶考”以来，在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里终于形成自己的国家百年战略。2009年，人民共和国走过一甲子，正赶上中国首次卷入全球经济危机。值此关键点，思考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已经过去的60年和即将到来的40年，不能没有特殊的视角。
在人们的一般描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1979以前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1979年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之路，可谓深谙经济共和之道。它主要的方法论特点就是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即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平台上，对经济生活中不同的条件、环节、层次、形态等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应对方式。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了特殊的制度基础，新的市场形态反过来为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提供主要的实现机制。
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用来考察中国经济1949年以来60年的发展也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对于考察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尤其如此。人们论述所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方面承认它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承认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197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弊端作用做笼统的铁板一块的批判，而不能对1949～1979年中国真实的经济生活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不能对所谓的计划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做客观分析。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层面，不同的经济环节，不同的生产力条件，等等，即使在具有以价格消除一切差异的市场机制中，这些不同依然存在。本文试图展现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石油石化工业在中国经济60年变迁中的过程和意义。
特殊的石油石化工业
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特别是石油工业的特殊性，并不只是在中国经济中才具有。作为现代工业一部分的石油工业，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位从事公司及政府顾问的研究人员保罗·弗兰克尔就指出：由于高勘探风险、各阶段的高资本密集度及价格的高度非弹性，石油工业无论在需求还是在供给方面，都不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中有关价格的“自我调节机制”来自发地达到平衡。如果没有任何对供给的严格控制，石油工业将必然陷入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的危机，这势必导致后续市场及价格的不稳定。“石油的问题在于石油供给通常不是过剩就是不足。”其结果是，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必须得益于某种综合垂直结构，因为它需要也乐意提供连续的石油供给。这种管理方式相应于预期需求水平而言也有效。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只有通过一种“近乎垄断”的结构，石油工业才能实现“自我调节”。
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也遭到质疑，但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不是来自实践的，更不是来自真实的石油世界的。从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铁泰斯维尔发现石油起，世界石油工业很快就从“一个冒险家的行业转变成有系统组织的产业”。到19世纪末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几乎完全控制美国市场，它的纵向集成的组织模式后来成为整个国际垄断的参考模式。在石油工业从“美国工业”走向“全球工业”的过程中，这一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被深化，甚至把许多所谓的横向集成吸纳进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谓的石油“七姐妹”(埃克森、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海湾、美孚、德士古、雪佛龙等石油公司)几乎保持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全部的控制权。在市场经济中，接近全球石油开采量的70％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当时，这些石油公司有些本来就是国有的，或者与政府处于一种长期的协作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自那以后，随着各种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七姐妹”所控制的比例急剧下降到14％。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绝对及相对的统治地位，并努力地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兼并重组，来恢复原有的控制地位。
在“全球石油工业”兴起之前，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反垄断法拆解美孚石油公司，但随着国际石油市场竞争的激烈，全球很快形成新的以国家为背景的石油市场垄断结构。意大利学者阿尔伯托·克劳在《石油经济与政策》一书中指出：美国和全球石油工业的结构、美国大石油公司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市场竞争水平和油价变化都相当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尽管这一点常被作为“制度失效”的例子，但美国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保证国家对石油供应具有高度的自主权这一点是一直存在并发生重大作用的。
发展到今天，世界石油石化产业主要有两种集成形式，一种是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一种是跨国石油石化公司。在真实世界里，无论哪一种，都与国家权力、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政府支配石油石化工业，那么后者就是石油石化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政府。石油是经济，更是政治。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主要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全球石油经济大转折的时代前后涌现的。使用纯经济属性视角来看待石油石化产业，只能描述大概的轮廓，而不能深入到细节中去。
换言之，“更是政治”的石油工业虽然在长周期里依然遵从着市场调节的规律，但是这个石油市场价格已经掺杂了很多的集成／垄断因素和政治因素，因为政治、社会与民生等不到长周期的来临，特别是民生周期与石油市场周期无法保持一致。笔者在保罗·弗兰克尔那儿发现，石油供给的连续性是一个绝不容许忽视的关键点。供给的连续性对应着的就是需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的时期具有很强的刚性和全局性。所谓全局性，用门格尔的理论说，就是这种供给一旦不足或中断，就会导致占相当大比例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财货无法最终转化为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级财货。这种需求的连续性还包括在一定的时期的增长势头的连续性。20世纪符合这种情形的，在很多地区无疑是包括石油的，甚至可以说，石油经济在20世纪以及目前是这种状况的一种典型。凡是供给的连续性不太允许中断的产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它的基本矛盾就是刚性的连续需求与市场的大波动之间的冲突。
尽管理论指向会多种多样，或效率，或民生，但是，既然石油石化产业在目前的历史看来不能不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垄断／竞争模式、国家干预／市场调节模式来讨论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使得它自身与国有、国家干预具有天生的亲和性。留下的就是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第一条是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和支配国有石油石化工业或类似的产业，第二条是放弃前一种选择，让必然走向垄断的石油石化公司私有化，但国家为了保证石 油供应的连续性，不得不对石油公司采取隐性的和显性的共谋。但对全球石油市场来说，足够的市场主体足以产生足够的竞争，而随着政治和军事的介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
中国显然没有走后一条路，而前一条路如何走得健康，走得成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停留在单一的垄断／竞争视域内只会错过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路径。
从理解“铁人精神”开始
2009年5月1日，史诗电影《铁人》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演。编剧刘恒采取时光转换手法，将新旧两代石油工人巧妙结合，展现两代石油工人间的精神传承。但据解释，如此编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个世纪那些英雄们的形象对于现今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模糊。但是“铁人精神”就会因为一都电影而被激活吗?尽管很多企业家、资本家也希望自己的员工具有“铁人精神”，希望这种精神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如果不能真正地理解“铁人精神”，那么就很难说得上这种精神的被激活。
在最近的石油史研究中，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影响，这种“铁人精神”很难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们多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年以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出了很多探索，有些确实失败了，但是在石油工业史上，以“铁人精神”为代表的能动性的发挥，又确确实实地产生了巨大效能。如果不能给予合适的理解，那么我们不仅没有直面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解释1979年以前中国石油工业的成就。梳理当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史，不能不从理解“铁人精神”开始。
此前中国一直是“贫油国”，1948年10月～1949年9月，是近代中国产油最多的一年，其中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产品总共才3.5万吨。即使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青海冷湖油田、石油沟油田、独山子油田等，到1957年原油加工能力为173万吨，油品自给率也才39％。
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1964年开始大规模采油，1965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时独立自主地研究开发了催化裂化、铂重整、加氢裂化等技术，中国在短短数年中掌握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炼油技术，实现了低水平的石油自给。在“石油大会战”和“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中，60年代中后期，中国相继建设成胜利油田、长庆油田、吉林油田和中原油田，引来70年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成为继前苏联、美国、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之后的世界第五产油大国。石油是工业的“粮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代年的石油石化工业，就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工业的飞速发展打好了“粮草基础”。
众所周知，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及1960年的石油大会战，是在国内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反对势力大搞封锁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当时开发大庆油田，不仅石油工人是“无产”的阶级，而且国家也是资金贫乏的。原石油工业部调集全国各路精兵强将，在大庆展开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2月1～5日，石油部党组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石油会战。2月1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党中央正式批示下发。2月21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松辽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作出“关于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工资参加大会战的决定”。以大同镇一带为重点，划分五个战区：葡萄花战区，由松辽局负责；高台子战区，由玉门石油管理局负责；太平屯战区，由青海石油管理局负责。杏树岗战区，由四川石油管理局负责；萨尔图战区，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负责。要求各石油管理局3月份调动人工，4月份抵达战场，5月份开展会战。
他们苦战3年拿下大庆油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铁人王进喜。196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并多次接见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就是对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思想、品德的概括。“铁人”精神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以口号为命名方式的行为上，很多是对得上现在的管理理念的：
创业精神——“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质量管理——“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
民主管理——“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决不能特殊，决不能高人一头”，
创新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自主研发——“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员工忠诚——“要为祖国油田负责一辈子”，
客户至上——“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以人为本——“关心别人胜过自己”、“让工人有个窝儿”；
细节管理——“好作风必须从最小处培养起”。
“大庆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总结。1964年，中央专门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大庆会战的9条经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认真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即使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精神也依然被倡导。1981年，中央47号文件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大庆职工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严重困难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生产建设中，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那种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同时指出，大庆油田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于以“铁人精神”为主要代表的“大庆精神”的解释，现在的官方版本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这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第一篇公开向全国报道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编后话”明确指出：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现在该如何理解当时中国人的自我表述呢?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一种表现。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有自己的有限性，都需要一定的条件，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中失效。私有产权激励机制也不例外。产权激励的前提是财产权利与产权主体处于一种动态关系中。一旦这种关系静态化，任何产权的激励机制都会失效。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逐渐地演变出国有化与私有化周期性轮换的政策，尽管表面上这是政党轮替的结果，而其实就是产权动态化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动态化还表现在两者的相互渗透。可以说国有化、私有化的相向运动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而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国家政策只是在这种相向运动出现严重失衡的时候才出笼的。换言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呈现出混合交错和周期轮换的辩证关系，这也是混合经济中不同所有制相互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形式。
在石油大会战时的工人看来，祖国是工农的祖国，是全民所有的祖国。这种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激励机制，都必须最终转化为激励对象的自我想象。也许某些经济学流派会认为这中间可能有虚幻的自我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自我想象的行为是真实的，是有结果的。当年的石油大会战确确实实发生了，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方式是多样的，是可以不断发现、发展、创新的。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笔者如此归纳“铁人精神”式的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结构要素：
1、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及其集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激励主体。公有产权的激励主体具有抽象性，但也有具体性。在石油大会战时期，具体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各人民政党和人民团体、各种集体组织等。抽象性就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是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王进喜5岁时，父亲受地主迫害被送进大牢。为了活命，年幼的王进喜领着在牢中瞎眼的父亲四处乞讨。1938年初，15岁的王进喜在惨无人道的石油公司扬子公司干活，曾经被关押、毒打，直到解放。对于他们来说，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翻身做主人，就是最现实、最根本的产权激励。这是无法抹杀的。
2、可预期的延迟消费。这是由“无产”和“资金贫乏”的现实前提所决定的。激励对象的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延迟性，但它的可预期性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激励行为就成为一种欺骗。在那个岁月，石油工人后来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还是不错的。
3、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在当时的表述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得到贯彻的地方，激励对象都能获得事权上的主体性，都能感觉到民主管理的气氛。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大庆可谓举不胜举。
4、命运与利益共同体型的观念。这一点的另一个表述是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阶级意识。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伴随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的人们已经难以感觉到当时人的感受，但是只要置身到王进喜的人生经历中，就不难想象当时人的激情。
动态性主要表现在可预期的延迟消费与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两点上。这个激励模式的困难在于激励主体的持续性，换言之，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持续性。
这种公有产权激励机制，不能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一试就灵。它在中国石油工业中的能量发挥，也许恰恰应和了石油工业自身产业过程的独特性。
大匮乏时代的产业组织及其终结
一般认为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工业是计划经济下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成品油销售属商业范畴，由各级商业部门管理。1950年5月，中国政府在国内贸易部成立中国石油公司。1958年以后先后更名为商业部燃料局、石油局，负责管理成品油，形成以大区和中心城市设立一级站、在有关地县设立二级站、三级站为主体的三级批发销售体系，同时对地方石油经营单位业务协调。在这一阶段，成品油严重短缺，国家对石油销售体制实行严格计划管理。1950年国家制订石油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凡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供应，均由中国石油公司统一经营，各级石油经营部门按照统购统销政策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因此当时的石油公司只是政府附属部门，完全按照统购统配管理办法负责当地市场供应任务。
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产业组织变迁，尽管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但在笔者看来，它是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产销分离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因为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对于某些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并不适宜，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业部门和商品。因为这些工业部门或商品并不只具有经济属性。在高度稀缺与高度过剩两种条件下，此类商品或工业部门一般具有一定的财政属性。如果某工业部门或商品明明具有很强的财政属性，却硬要仅仅套用经济学，就可能遮蔽一些问题，并使得被遮蔽的问题处于一种无解状态。可以这么说，供给的连续性具有不能中断的强制性，恰恰很可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财政属性。这种财政属性在铁人时代具有天然的“共命运感”。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在石油生产领域，是在铁人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全国跨地区、跨部门地集中资源来保障石油生产，另一方面，在石油销售领域，是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严格地说，这才是这个管理体制的要义。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财政完全吸纳经济的体制性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实现这一要义，即在销售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财政体制来保障石油生产的飞跃性发展、战略性发展。这与现在的重庆模式异曲同工。此种行为功过是非可以各有评论，但是石油工业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无法抹杀。
在石油化工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业被称为上游业务，炼油化工被称为中游业务，销售被称为下游业务。随着石油生产飞跃发展的阶段性完成，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紧接着而来的变革，就是产供销一体化及上中下游一体化(1985～200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蒂格勒1958年在《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规模经济》一文，对美国炼油企业规模变化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石油产业实施上下游一体化经营能够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益。另一位对石油产业组织研究有所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钱德勒也指出：
“美国石油工业的领头企业是通过法律上合并、集中控制以及在炼油销售和管理上的持续大量的投资来巩固其地位的。”
1983年，中国政府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石油产品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经营。1985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立，销售公司兼有双重职能，既是中国石化总公司销售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石油分配计划和供应政策，负责 对各省市石油公司进行业务管理和协调，又作为经济实体，承担一定经济任务。
以大庆为例，从1960年会战开始到1979年12月14日建立大庆市，那里是政企合一的大庆特区。建市同时，成立大庆石油管理局，仍是市、局合一。1983年3月，市、局领导班子调整，主要领导兼职，副职分设。1996年3月以后，市、局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完全分开。1999年11月1日成立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分开分立。钻井系统隶属大庆石油管理局。
这可谓经济属性开始从财政体制中分离。在过去，我们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经济属性，甚至忽视一切商品的经济属性。现在由于过分强调这种分离，却有一种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倾向，以至于对历史无法获得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知识，对现实也无法发现，甚至是遮蔽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问题。加强对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在对这些战略商品的某些发展困境的思考上开放出一条新的路径，加强有关它的体制的混合性的理解。如果只是用垄断程度和竞争程度来描述，那就只有经济属性的视野。如果将描述分级，财政属性与经济属性是属于一级的，而垄断与竞争是属于二级的，而且属于经济属性下面的二级。这是我们的讨论所必须注意的。
大需求时代的改制和使命
任何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和石油进口大国，都必须制定自己的国际石油战略。1948年美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这个转变是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将控制石油资源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们都首先是在军事领域认识到石油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好是军队运输和战备由煤炭动力向石油动力转变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繁荣，政府并没有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展给予积极的外交支持。1914年以前政府对石油公司充满敌视，1911年曾肢解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即使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也没有阻止英国在拉美的石油扩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控制石油资源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对于现代战争和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日益彰显——“内燃机～石油”已经替代“蒸汽机一煤炭”而使得近代工业转入现代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石油供应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构建了自己的石油安全体系。
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个转变。1973～1995年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1985年中国是非OPEC产油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但1993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使我国能源消费量迅速大幅增加，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增长迅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需求增长迅速。2005年我国原油消费总量水平达到3.0亿吨，比2000年增长了33.93％。原油消费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2.24亿吨，十年间将近翻了一番。
石油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也逐年提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始终维持在17％左右，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石油消费比重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4.6％。自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3～2003年十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71.4％；1993～2005年的十二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104.1％。
1998年产业大重组前仅有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海洋石油总公司、新星石油公司等几家企业。1998年国家对中国石油产业进行总体改组，通过资产划转，新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2000年3月，国务院将新星石油公司整体并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原有的海洋石油总公司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的新结构。三大集团公司以水陆、南北地域划分范围，但业务对象都是从油田，炼油化工到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企业，各省地县石油公司人财物整体划转到集团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央企业。同时其行政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石化局。
不论是重组前还是重组后，从经济属性来看，中国石油产业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垄断型市场结构。重组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垄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上游)，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9.16％，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垄断石油加工业(下游)，加工量比重占全国的81.24％，三大公司上下游分割垄断，彼此间竞争十分微弱。重组后，三大集团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经营，业务上相互交义，打破了上下游分割垄断的局面。但由于石油、石化、海洋分处陆上的北方、南方及海上又形成地域分治新格局。同时，三大集团公司的油气生产和油气加工量仍占全国的98.62％和94.17％，垄断依然存在。所以从总公司层面上分析，石油产业是一种分割分治和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
如果说当初的改制主要是为了因应国内经济关系的调整，但这种改制很快就显示出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功能，显示出国内石油需求给予中国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使命。如果说大匮乏时代需要解决石油生产投入与石油销售收入的不相当问题，那么大需求时代需要解决国内需求连续性与国际市场波动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商，2008年，中石油在美国《石油情报周刊》世界50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
中石油依托自身的综合实力开拓海外业务，已经形成非洲、中亚一俄罗斯、南美、中东和亚太五个油气合作区，实现海外油气投资、国际工程技术服务和国际贸易一体化发展。到2007年底，已在26个国家开展油气投资业务，在44个国家从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2007年，海外原油作业产量6019万吨，天然气作业产量53.6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1160万吨，运营管道总长度达到5170公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海油的国内作业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南海西部、南海东部和东海四大海域。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之一，中海油还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等海外地区的油气区块持有权益。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产品和主要石化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中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商。该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境外油气勘探开发勘探相继取得四个重大突破，缅甸D区块Patolon-1井、萨哈林维宁区块北维尼1井、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F区块U－10井、也门71区块Henin-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澳大利亚EP项目、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S区块、加蓬G4-188tZ块勘探也获得良好油气发现，取得重大进展；哥伦比亚圣湖能源公司、厄瓜多尔安第斯公司、苏丹3／7区滚动勘探成效显著。开发项目按计划运行，海外权益油储产量稳步增长。全年新增 权益油气可采储量485万吨油当量，实现海外权益油产量901万吨，同比增长31％。
新世纪的三大战略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存在着三大战略问题：
第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以财政与经济双重的视野来处理这个问题，做好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对接，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内部及时地开拓出新的路子。在当代世界，财政的基本问题是民主财政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市场竞争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前者与公平的相关性更高一些，后者与效率的相关性更高一些，但如果因此否定前者的效率可能性，或者否定后者的公平可能性，都是简单而有后患的，都是自设绝路、自挖陷阱的。
在这个意义上，“铁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发挥了匮乏时代的民主财政机制的效能，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群众路线与计划经济的结合。相对而言，这两者的结合是困难的，但是从石油大会战和大庆精神看来，不能不说这两者在当时的石油工业里还是结合得不错的，是很有效率的。当年的“群众路线”，已经演化为中国石油生产行业的“三基”建设：加强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设，加强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基础工作，加强以岗位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训练。
在目前阶段，国人对石油市场的意见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石油产品的定价，一个是石油公司利润的分配。这两个问题普遍存在于那些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前者是从公民消费者角度产生的，后者是从全民所有者的角度产生的，但都是国有企业内生出来的公平问题。国有企业的治理，不只是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解决公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合法性。这也是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问题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放到企业治理中来讨论。这个问题流行表述是“国进民退”，官方表述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必须在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上面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表述为谁进谁退的问题。
第二个是世界“能源恐怖平衡”问题。
当代世界一切具有经济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都有因为全球化的深化而进入“恐怖平衡”状态的可能。全面“恐怖平衡”的首要意义，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通过任何一种战略商品的控制来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虽然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还处于早期，其间具有一定的游移空间，也就是说对战略商品的控制常常带来战略意义的暂时假象，有助于掌控国家间某些具体的分歧和冲突，但这种所谓的战略意义的持续性会越来越短，因为反控制的包括市场、政治等诸种机制会很快发生效应。
正因为如此，最近的石油价格与经济态势越来越呈现出互动的趋势。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在20世纪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相伴随性。这是任何一种经济战略商品都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别是那些直接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战略商品。经济危机多为大繁荣后的大萧条。大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战略商品的大消耗时期。大消耗、大需求则使它的价格合乎市场地大涨。石油危机是如此，金融危机也是如此。石油危机是因为自身的资产价格被推高了，而金融危机是因为推高了其他商品与服务的资产价格。而最近的局面是，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石油价格就飞速上涨；石油价格飞速上涨，经济形势就会恶化。其根本原因与以往有所不同，已经是全球各地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均衡性，这又源于全球经济对各地均衡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能源格局严重失衡，将并不必然使能源优势国家尝到太多甜头。这些优势国家往往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后期因为能源弱势国家的经济衰退而遭到惩罚。与其停留在这种“恐怖平衡”状态，还不如走出新的路子来。未来的强国固然在能源上必须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必须是能促进能源共享的国家。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殖民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共享主义将成为世界强国的主流。
第三个是新能源的挑战问题。
新能源的挑战毋庸赘述，特别是在能源恐怖平衡时代。针对石油等传统资源，应以盘活和优化存量为主，而对新能源，则应以做好增量为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如能互补共生固然是好，但至少不能相害。
笔者认为，对于石油替代战略，我们要明白其可能带来的的石油经济战略格局，即石油替代战略、石油优化战略与国家石油贮备战略并重。石油替代战略并不必然减少石油消耗，相反的是有可能使石油消耗加大。两次世界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实施石油替代战略，使得世界石油消费水平大为降低；同时也造成石油价格开始持续回落，石油需求随之逐渐回升，石油消费随之增加。如1988年世界石油消费量为29.05亿吨，1989年上升到30.38亿吨。1988年世界石油需求量为每天4950万桶，1989年上升到5190万桶，增长率达到4.84％。1999年需求量达到每天7560万桶，比1989年增长45.7％，即10年增长了近50％。
因此石油替代战略可能会因此只具有经济的意义，而没有人们所期望的环保意义。石油优化战略才是针对石油的环保战略，也就是说使石油消耗本身成为一种环保行为，而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进城“赶考”以来，在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里终于形成自己的国家百年战略。2009年，人民共和国走过一甲子，正赶上中国首次卷入全球经济危机。值此关键点，思考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已经过去的60年和即将到来的40年，不能没有特殊的视角。
在人们的一般描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1979以前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1979年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之路，可谓深谙经济共和之道。它主要的方法论特点就是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即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平台上，对经济生活中不同的条件、环节、层次、形态等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应对方式。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了特殊的制度基础，新的市场形态反过来为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提供主要的实现机制。
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用来考察中国经济1949年以来60年的发展也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对于考察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尤其如此。人们论述所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方面承认它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承认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197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弊端作用做笼统的铁板一块的批判，而不能对1949～1979年中国真实的经济生活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不能对所谓的计划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做客观分析。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层面，不同的经济环节，不同的生产力条件，等等，即使在具有以价格消除一切差异的市场机制中，这些不同依然存在。本文试图展现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石油石化工业在中国经济60年变迁中的过程和意义。
特殊的石油石化工业
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特别是石油工业的特殊性，并不只是在中国经济中才具有。作为现代工业一部分的石油工业，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位从事公司及政府顾问的研究人员保罗·弗兰克尔就指出：由于高勘探风险、各阶段的高资本密集度及价格的高度非弹性，石油工业无论在需求还是在供给方面，都不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中有关价格的“自我调节机制”来自发地达到平衡。如果没有任何对供给的严格控制，石油工业将必然陷入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的危机，这势必导致后续市场及价格的不稳定。“石油的问题在于石油供给通常不是过剩就是不足。”其结果是，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必须得益于某种综合垂直结构，因为它需要也乐意提供连续的石油供给。这种管理方式相应于预期需求水平而言也有效。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只有通过一种“近乎垄断”的结构，石油工业才能实现“自我调节”。
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也遭到质疑，但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不是来自实践的，更不是来自真实的石油世界的。从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铁泰斯维尔发现石油起，世界石油工业很快就从“一个冒险家的行业转变成有系统组织的产业”。到19世纪末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几乎完全控制美国市场，它的纵向集成的组织模式后来成为整个国际垄断的参考模式。在石油工业从“美国工业”走向“全球工业”的过程中，这一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被深化，甚至把许多所谓的横向集成吸纳进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谓的石油“七姐妹”(埃克森、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海湾、美孚、德士古、雪佛龙等石油公司)几乎保持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全部的控制权。在市场经济中，接近全球石油开采量的70％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当时，这些石油公司有些本来就是国有的，或者与政府处于一种长期的协作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自那以后，随着各种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七姐妹”所控制的比例急剧下降到14％。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绝对及相对的统治地位，并努力地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兼并重组，来恢复原有的控制地位。
在“全球石油工业”兴起之前，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反垄断法拆解美孚石油公司，但随着国际石油市场竞争的激烈，全球很快形成新的以国家为背景的石油市场垄断结构。意大利学者阿尔伯托·克劳在《石油经济与政策》一书中指出：美国和全球石油工业的结构、美国大石油公司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市场竞争水平和油价变化都相当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尽管这一点常被作为“制度失效”的例子，但美国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保证国家对石油供应具有高度的自主权这一点是一直存在并发生重大作用的。
发展到今天，世界石油石化产业主要有两种集成形式，一种是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一种是跨国石油石化公司。在真实世界里，无论哪一种，都与国家权力、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政府支配石油石化工业，那么后者就是石油石化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政府。石油是经济，更是政治。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主要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全球石油经济大转折的时代前后涌现的。使用纯经济属性视角来看待石油石化产业，只能描述大概的轮廓，而不能深入到细节中去。
换言之，“更是政治”的石油工业虽然在长周期里依然遵从着市场调节的规律，但是这个石油市场价格已经掺杂了很多的集成／垄断因素和政治因素，因为政治、社会与民生等不到长周期的来临，特别是民生周期与石油市场周期无法保持一致。笔者在保罗·弗兰克尔那儿发现，石油供给的连续性是一个绝不容许忽视的关键点。供给的连续性对应着的就是需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的时期具有很强的刚性和全局性。所谓全局性，用门格尔的理论说，就是这种供给一旦不足或中断，就会导致占相当大比例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财货无法最终转化为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级财货。这种需求的连续性还包括在一定的时期的增长势头的连续性。20世纪符合这种情形的，在很多地区无疑是包括石油的，甚至可以说，石油经济在20世纪以及目前是这种状况的一种典型。凡是供给的连续性不太允许中断的产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它的基本矛盾就是刚性的连续需求与市场的大波动之间的冲突。
尽管理论指向会多种多样，或效率，或民生，但是，既然石油石化产业在目前的历史看来不能不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垄断／竞争模式、国家干预／市场调节模式来讨论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使得它自身与国有、国家干预具有天生的亲和性。留下的就是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第一条是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和支配国有石油石化工业或类似的产业，第二条是放弃前一种选择，让必然走向垄断的石油石化公司私有化，但国家为了保证石 油供应的连续性，不得不对石油公司采取隐性的和显性的共谋。但对全球石油市场来说，足够的市场主体足以产生足够的竞争，而随着政治和军事的介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
中国显然没有走后一条路，而前一条路如何走得健康，走得成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停留在单一的垄断／竞争视域内只会错过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路径。
从理解“铁人精神”开始
2009年5月1日，史诗电影《铁人》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演。编剧刘恒采取时光转换手法，将新旧两代石油工人巧妙结合，展现两代石油工人间的精神传承。但据解释，如此编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个世纪那些英雄们的形象对于现今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模糊。但是“铁人精神”就会因为一都电影而被激活吗?尽管很多企业家、资本家也希望自己的员工具有“铁人精神”，希望这种精神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如果不能真正地理解“铁人精神”，那么就很难说得上这种精神的被激活。
在最近的石油史研究中，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影响，这种“铁人精神”很难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们多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年以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出了很多探索，有些确实失败了，但是在石油工业史上，以“铁人精神”为代表的能动性的发挥，又确确实实地产生了巨大效能。如果不能给予合适的理解，那么我们不仅没有直面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解释1979年以前中国石油工业的成就。梳理当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史，不能不从理解“铁人精神”开始。
此前中国一直是“贫油国”，1948年10月～1949年9月，是近代中国产油最多的一年，其中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产品总共才3.5万吨。即使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青海冷湖油田、石油沟油田、独山子油田等，到1957年原油加工能力为173万吨，油品自给率也才39％。
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1964年开始大规模采油，1965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同时独立自主地研究开发了催化裂化、铂重整、加氢裂化等技术，中国在短短数年中掌握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炼油技术，实现了低水平的石油自给。在“石油大会战”和“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中，60年代中后期，中国相继建设成胜利油田、长庆油田、吉林油田和中原油田，引来70年代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成为继前苏联、美国、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之后的世界第五产油大国。石油是工业的“粮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代年的石油石化工业，就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工业的飞速发展打好了“粮草基础”。
众所周知，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及1960年的石油大会战，是在国内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反对势力大搞封锁的环境下，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当时开发大庆油田，不仅石油工人是“无产”的阶级，而且国家也是资金贫乏的。原石油工业部调集全国各路精兵强将，在大庆展开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2月1～5日，石油部党组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石油会战。2月1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党中央正式批示下发。2月21日，石油部党组在哈尔滨召开松辽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作出“关于全国石油系统37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工资参加大会战的决定”。以大同镇一带为重点，划分五个战区：葡萄花战区，由松辽局负责；高台子战区，由玉门石油管理局负责；太平屯战区，由青海石油管理局负责。杏树岗战区，由四川石油管理局负责；萨尔图战区，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负责。要求各石油管理局3月份调动人工，4月份抵达战场，5月份开展会战。
他们苦战3年拿下大庆油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铁人王进喜。196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并多次接见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就是对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思想、品德的概括。“铁人”精神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以口号为命名方式的行为上，很多是对得上现在的管理理念的：
创业精神——“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质量管理——“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
民主管理——“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决不能特殊，决不能高人一头”，
创新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自主研发——“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员工忠诚——“要为祖国油田负责一辈子”，
客户至上——“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以人为本——“关心别人胜过自己”、“让工人有个窝儿”；
细节管理——“好作风必须从最小处培养起”。
“大庆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总结。1964年，中央专门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总结了大庆会战的9条经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认真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
即使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精神也依然被倡导。1981年，中央47号文件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大庆职工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严重困难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生产建设中，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那种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同时指出，大庆油田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于以“铁人精神”为主要代表的“大庆精神”的解释，现在的官方版本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这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第一篇公开向全国报道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编后话”明确指出：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现在该如何理解当时中国人的自我表述呢?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一种表现。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有自己的有限性，都需要一定的条件，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中失效。私有产权激励机制也不例外。产权激励的前提是财产权利与产权主体处于一种动态关系中。一旦这种关系静态化，任何产权的激励机制都会失效。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逐渐地演变出国有化与私有化周期性轮换的政策，尽管表面上这是政党轮替的结果，而其实就是产权动态化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动态化还表现在两者的相互渗透。可以说国有化、私有化的相向运动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而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国家政策只是在这种相向运动出现严重失衡的时候才出笼的。换言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呈现出混合交错和周期轮换的辩证关系，这也是混合经济中不同所有制相互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形式。
在石油大会战时的工人看来，祖国是工农的祖国，是全民所有的祖国。这种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激励机制，都必须最终转化为激励对象的自我想象。也许某些经济学流派会认为这中间可能有虚幻的自我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自我想象的行为是真实的，是有结果的。当年的石油大会战确确实实发生了，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方式是多样的，是可以不断发现、发展、创新的。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笔者如此归纳“铁人精神”式的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结构要素：
1、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及其集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激励主体。公有产权的激励主体具有抽象性，但也有具体性。在石油大会战时期，具体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各人民政党和人民团体、各种集体组织等。抽象性就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是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王进喜5岁时，父亲受地主迫害被送进大牢。为了活命，年幼的王进喜领着在牢中瞎眼的父亲四处乞讨。1938年初，15岁的王进喜在惨无人道的石油公司扬子公司干活，曾经被关押、毒打，直到解放。对于他们来说，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翻身做主人，就是最现实、最根本的产权激励。这是无法抹杀的。
2、可预期的延迟消费。这是由“无产”和“资金贫乏”的现实前提所决定的。激励对象的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延迟性，但它的可预期性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激励行为就成为一种欺骗。在那个岁月，石油工人后来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还是不错的。
3、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在当时的表述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得到贯彻的地方，激励对象都能获得事权上的主体性，都能感觉到民主管理的气氛。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大庆可谓举不胜举。
4、命运与利益共同体型的观念。这一点的另一个表述是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阶级意识。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伴随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的人们已经难以感觉到当时人的感受，但是只要置身到王进喜的人生经历中，就不难想象当时人的激情。
动态性主要表现在可预期的延迟消费与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两点上。这个激励模式的困难在于激励主体的持续性，换言之，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持续性。
这种公有产权激励机制，不能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一试就灵。它在中国石油工业中的能量发挥，也许恰恰应和了石油工业自身产业过程的独特性。
大匮乏时代的产业组织及其终结
一般认为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工业是计划经济下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成品油销售属商业范畴，由各级商业部门管理。1950年5月，中国政府在国内贸易部成立中国石油公司。1958年以后先后更名为商业部燃料局、石油局，负责管理成品油，形成以大区和中心城市设立一级站、在有关地县设立二级站、三级站为主体的三级批发销售体系，同时对地方石油经营单位业务协调。在这一阶段，成品油严重短缺，国家对石油销售体制实行严格计划管理。1950年国家制订石油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凡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供应，均由中国石油公司统一经营，各级石油经营部门按照统购统销政策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因此当时的石油公司只是政府附属部门，完全按照统购统配管理办法负责当地市场供应任务。
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产业组织变迁，尽管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但在笔者看来，它是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产销分离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因为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对于某些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并不适宜，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业部门和商品。因为这些工业部门或商品并不只具有经济属性。在高度稀缺与高度过剩两种条件下，此类商品或工业部门一般具有一定的财政属性。如果某工业部门或商品明明具有很强的财政属性，却硬要仅仅套用经济学，就可能遮蔽一些问题，并使得被遮蔽的问题处于一种无解状态。可以这么说，供给的连续性具有不能中断的强制性，恰恰很可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财政属性。这种财政属性在铁人时代具有天然的“共命运感”。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在石油生产领域，是在铁人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全国跨地区、跨部门地集中资源来保障石油生产，另一方面，在石油销售领域，是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严格地说，这才是这个管理体制的要义。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财政完全吸纳经济的体制性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实现这一要义，即在销售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财政体制来保障石油生产的飞跃性发展、战略性发展。这与现在的重庆模式异曲同工。此种行为功过是非可以各有评论，但是石油工业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无法抹杀。
在石油化工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业被称为上游业务，炼油化工被称为中游业务，销售被称为下游业务。随着石油生产飞跃发展的阶段性完成，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紧接着而来的变革，就是产供销一体化及上中下游一体化(1985～200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蒂格勒1958年在《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规模经济》一文，对美国炼油企业规模变化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石油产业实施上下游一体化经营能够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益。另一位对石油产业组织研究有所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钱德勒也指出：
“美国石油工业的领头企业是通过法律上合并、集中控制以及在炼油销售和管理上的持续大量的投资来巩固其地位的。”
1983年，中国政府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石油产品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经营。1985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立，销售公司兼有双重职能，既是中国石化总公司销售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石油分配计划和供应政策，负责 对各省市石油公司进行业务管理和协调，又作为经济实体，承担一定经济任务。
以大庆为例，从1960年会战开始到1979年12月14日建立大庆市，那里是政企合一的大庆特区。建市同时，成立大庆石油管理局，仍是市、局合一。1983年3月，市、局领导班子调整，主要领导兼职，副职分设。1996年3月以后，市、局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完全分开。1999年11月1日成立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分开分立。钻井系统隶属大庆石油管理局。
这可谓经济属性开始从财政体制中分离。在过去，我们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经济属性，甚至忽视一切商品的经济属性。现在由于过分强调这种分离，却有一种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倾向，以至于对历史无法获得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知识，对现实也无法发现，甚至是遮蔽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问题。加强对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在对这些战略商品的某些发展困境的思考上开放出一条新的路径，加强有关它的体制的混合性的理解。如果只是用垄断程度和竞争程度来描述，那就只有经济属性的视野。如果将描述分级，财政属性与经济属性是属于一级的，而垄断与竞争是属于二级的，而且属于经济属性下面的二级。这是我们的讨论所必须注意的。
大需求时代的改制和使命
任何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和石油进口大国，都必须制定自己的国际石油战略。1948年美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这个转变是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将控制石油资源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们都首先是在军事领域认识到石油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好是军队运输和战备由煤炭动力向石油动力转变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繁荣，政府并没有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展给予积极的外交支持。1914年以前政府对石油公司充满敌视，1911年曾肢解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即使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也没有阻止英国在拉美的石油扩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控制石油资源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对于现代战争和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日益彰显——“内燃机～石油”已经替代“蒸汽机一煤炭”而使得近代工业转入现代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石油供应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构建了自己的石油安全体系。
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个转变。1973～1995年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1985年中国是非OPEC产油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但1993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使我国能源消费量迅速大幅增加，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增长迅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需求增长迅速。2005年我国原油消费总量水平达到3.0亿吨，比2000年增长了33.93％。原油消费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2.24亿吨，十年间将近翻了一番。
石油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也逐年提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始终维持在17％左右，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石油消费比重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4.6％。自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3～2003年十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71.4％；1993～2005年的十二年间，石油消费量增长了104.1％。
1998年产业大重组前仅有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海洋石油总公司、新星石油公司等几家企业。1998年国家对中国石油产业进行总体改组，通过资产划转，新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2000年3月，国务院将新星石油公司整体并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原有的海洋石油总公司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的新结构。三大集团公司以水陆、南北地域划分范围，但业务对象都是从油田，炼油化工到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企业，各省地县石油公司人财物整体划转到集团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央企业。同时其行政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石化局。
不论是重组前还是重组后，从经济属性来看，中国石油产业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垄断型市场结构。重组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垄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上游)，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9.16％，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垄断石油加工业(下游)，加工量比重占全国的81.24％，三大公司上下游分割垄断，彼此间竞争十分微弱。重组后，三大集团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经营，业务上相互交义，打破了上下游分割垄断的局面。但由于石油、石化、海洋分处陆上的北方、南方及海上又形成地域分治新格局。同时，三大集团公司的油气生产和油气加工量仍占全国的98.62％和94.17％，垄断依然存在。所以从总公司层面上分析，石油产业是一种分割分治和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
如果说当初的改制主要是为了因应国内经济关系的调整，但这种改制很快就显示出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功能，显示出国内石油需求给予中国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使命。如果说大匮乏时代需要解决石油生产投入与石油销售收入的不相当问题，那么大需求时代需要解决国内需求连续性与国际市场波动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商，2008年，中石油在美国《石油情报周刊》世界50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
中石油依托自身的综合实力开拓海外业务，已经形成非洲、中亚一俄罗斯、南美、中东和亚太五个油气合作区，实现海外油气投资、国际工程技术服务和国际贸易一体化发展。到2007年底，已在26个国家开展油气投资业务，在44个国家从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2007年，海外原油作业产量6019万吨，天然气作业产量53.6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1160万吨，运营管道总长度达到5170公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中海油的国内作业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南海西部、南海东部和东海四大海域。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之一，中海油还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等海外地区的油气区块持有权益。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产品和主要石化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中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商。该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境外油气勘探开发勘探相继取得四个重大突破，缅甸D区块Patolon-1井、萨哈林维宁区块北维尼1井、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F区块U－10井、也门71区块Henin-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澳大利亚EP项目、哈萨克斯坦FIOC公司S区块、加蓬G4-188tZ块勘探也获得良好油气发现，取得重大进展；哥伦比亚圣湖能源公司、厄瓜多尔安第斯公司、苏丹3／7区滚动勘探成效显著。开发项目按计划运行，海外权益油储产量稳步增长。全年新增 权益油气可采储量485万吨油当量，实现海外权益油产量901万吨，同比增长31％。
新世纪的三大战略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存在着三大战略问题：
第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以财政与经济双重的视野来处理这个问题，做好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对接，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内部及时地开拓出新的路子。在当代世界，财政的基本问题是民主财政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市场竞争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前者与公平的相关性更高一些，后者与效率的相关性更高一些，但如果因此否定前者的效率可能性，或者否定后者的公平可能性，都是简单而有后患的，都是自设绝路、自挖陷阱的。
在这个意义上，“铁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发挥了匮乏时代的民主财政机制的效能，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群众路线与计划经济的结合。相对而言，这两者的结合是困难的，但是从石油大会战和大庆精神看来，不能不说这两者在当时的石油工业里还是结合得不错的，是很有效率的。当年的“群众路线”，已经演化为中国石油生产行业的“三基”建设：加强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设，加强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基础工作，加强以岗位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训练。
在目前阶段，国人对石油市场的意见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石油产品的定价，一个是石油公司利润的分配。这两个问题普遍存在于那些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前者是从公民消费者角度产生的，后者是从全民所有者的角度产生的，但都是国有企业内生出来的公平问题。国有企业的治理，不只是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解决公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合法性。这也是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问题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放到企业治理中来讨论。这个问题流行表述是“国进民退”，官方表述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必须在如何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支配国有石油石化企业或类似企业”的道路上面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表述为谁进谁退的问题。
第二个是世界“能源恐怖平衡”问题。
当代世界一切具有经济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都有因为全球化的深化而进入“恐怖平衡”状态的可能。全面“恐怖平衡”的首要意义，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通过任何一种战略商品的控制来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虽然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还处于早期，其间具有一定的游移空间，也就是说对战略商品的控制常常带来战略意义的暂时假象，有助于掌控国家间某些具体的分歧和冲突，但这种所谓的战略意义的持续性会越来越短，因为反控制的包括市场、政治等诸种机制会很快发生效应。
正因为如此，最近的石油价格与经济态势越来越呈现出互动的趋势。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在20世纪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相伴随性。这是任何一种经济战略商品都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别是那些直接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战略商品。经济危机多为大繁荣后的大萧条。大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战略商品的大消耗时期。大消耗、大需求则使它的价格合乎市场地大涨。石油危机是如此，金融危机也是如此。石油危机是因为自身的资产价格被推高了，而金融危机是因为推高了其他商品与服务的资产价格。而最近的局面是，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石油价格就飞速上涨；石油价格飞速上涨，经济形势就会恶化。其根本原因与以往有所不同，已经是全球各地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均衡性，这又源于全球经济对各地均衡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能源格局严重失衡，将并不必然使能源优势国家尝到太多甜头。这些优势国家往往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后期因为能源弱势国家的经济衰退而遭到惩罚。与其停留在这种“恐怖平衡”状态，还不如走出新的路子来。未来的强国固然在能源上必须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必须是能促进能源共享的国家。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殖民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共享主义将成为世界强国的主流。
第三个是新能源的挑战问题。
新能源的挑战毋庸赘述，特别是在能源恐怖平衡时代。针对石油等传统资源，应以盘活和优化存量为主，而对新能源，则应以做好增量为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如能互补共生固然是好，但至少不能相害。
笔者认为，对于石油替代战略，我们要明白其可能带来的的石油经济战略格局，即石油替代战略、石油优化战略与国家石油贮备战略并重。石油替代战略并不必然减少石油消耗，相反的是有可能使石油消耗加大。两次世界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实施石油替代战略，使得世界石油消费水平大为降低；同时也造成石油价格开始持续回落，石油需求随之逐渐回升，石油消费随之增加。如1988年世界石油消费量为29.05亿吨，1989年上升到30.38亿吨。1988年世界石油需求量为每天4950万桶，1989年上升到5190万桶，增长率达到4.84％。1999年需求量达到每天7560万桶，比1989年增长45.7％，即10年增长了近50％。
因此石油替代战略可能会因此只具有经济的意义，而没有人们所期望的环保意义。石油优化战略才是针对石油的环保战略，也就是说使石油消耗本身成为一种环保行为，而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