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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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风险的社会化与社会改革的技术化,技术实验愈发嵌入到真实世界中发生,紧密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而基于培根契约的实验室制度却在制造危机,这就有了重塑实验室边界的问题.基于形态发生学的视角,通过考察不同实验室“范型”——容器形态、规训形态——之间的演变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证“小生境”形态的实验场景的合理性,并就“技术-社会”实验系统的规范性要求做出说明.以上研究表明,基于实验驱动的新科学社会契约正在形成,但机遇与挑战并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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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4;浙江大学哲学系,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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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风险的社会化与社会改革的技术化,技术实验愈发嵌入到真实世界中发生,紧密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而基于培根契约的实验室制度却在制造危机,这就有了重塑实验室边界的问题.基于形态发生学的视角,通过考察不同实验室“范型”——容器形态、规训形态——之间的演变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证“小生境”形态的实验场景的合理性,并就“技术-社会”实验系统的规范性要求做出说明.以上研究表明,基于实验驱动的新科学社会契约正在形成,但机遇与挑战并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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