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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看到文化部党组1979年6月19日发出的第99号文件《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为所谓“二流堂”宣布彻底平反：
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经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做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
中共中央文化部党组的文件已经微微发黄，透过发黄的档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辛酸的故事。“二流堂”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要从40多年前说起。
戏称得自“二流子”
民间多用“二流子”来称谓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把当地游手好闲的人称之为“二流子”。
陕北人身上流淌有游牧民族的血液，当地农民的习惯是撒下种子后就回家睡觉抽大烟，庄稼完全靠天收。延安当时流传这么一个歌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以后，贫瘠的陕北要供应数万军政人员的衣食住行，经济压力陡然增大，不能容忍游手好闲之人。1939年，延安的报纸就将游手好闲之人称之为“二流子”。1943年，中共中央报纸《解放日报》新年献词指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中共中央的报纸不容许社会上出现“二流子”，引起各政府机关的高度重视。那么，什么人是“二流子”呢？地方干部常常为某某人是不是“二流子”发生争论。为此，边区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将“二流子”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和“二流子习气”三个等级并制定了甄别标准：凡无正当职业专门以偷人嫁汉、招摇拐骗、装神弄鬼等不良行为谋生者定为“二流子”，凡有正当职业而常以不良行为为谋生手段者为“半二流子”，以正当职业谋生而偶尔沾有不良习气者称之为有“二流子习气”。
为了打击“二流子”，边区各地召开斗争“二流子”的大会，将“二流子”游街示众，还出台了《市民公约》：不买“二流子”的东西、不让“二流子”随意串门、不让“二流子”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各家保证今后不出现“二流子”、为“二流子”寻找正当职业等等。
那么“二流堂”是不是一群不务正业之徒的聚集场所？非也，这里说的“二流堂”乃是抗战时期吴祖光、唐瑜、盛家伦等一群文化人在重庆的临时居住地，“二流堂”得名于一句戏言。可是，谁能想到戏言竟演变成一桩冤案，此冤案涉及数十位文化界名流，而这桩冤案在3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郭沫若一言扬名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很多文化人云集重庆。外地来的人多了，房子不够住，重庆当地人便赶造了一批简易房。这些简易房就地取材，重庆当地有的是粗大的竹子，当地老百姓驾轻就熟，将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和门窗，然后里外涂泥灰，再把屋顶上盖上竹子便完工了。这种房子当地称为“捆把房子”。从缅甸归国的华侨唐瑜是一个20多岁的热心青年，他的哥哥十分富有，对唐瑜非常关照。唐瑜出手大方，主动出资为大家造了许多这样的简易房子。唐瑜造的第一套房子名“依庐”，给夏衍一家人居住。
房子虽然简陋，却也像模像样。在重庆中一路四德里的四德村，唐瑜盖了一座很大的三室一厅的简易房。简易房虽然简易，却十分别致，尤其是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漂亮的壁炉，颇有点西洋的味道，唐瑜为这所屋子取名“碧庐”。“碧庐”者，壁炉也，取其谐音。“碧庐”落成后，搬进去三男三女：吴祖光、盛家伦、高集、方菁、高汾、吕恩。后来，沈求我、金山、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都曾来此暂住。
吴祖光是江苏武进人，被人称为“剧坛神童”。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中学毕业后，吴祖光考入私立中法大学文科。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祖光中断学业，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语文教员，后随校南迁至长沙、重庆等地。在重庆期间，吴祖光撰写了一部大型话剧，从此走上剧作家的道路。吴祖光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的主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撰写的《沁园春·雪》就是由吴祖光冒着风险最先发表的。
盛家伦是一位音乐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的进步电影《夜半歌声》，他唱的“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主题歌曾轰动一时。他学贯中西，学问远远超出音乐领域。
“碧庐”距中央青年剧社、中国制片厂剧团及中华剧艺社都不远，所以大家都愿意到有宽敞大厅的“碧庐”来坐一坐。来的都是好说好动的文艺界的青年人，这么一来，“碧庐”就热闹了。“碧庐”常常高朋满座，在这座简陋的客厅里曾经多次举行过舞会。
演员的生活大都没有什么规律。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如盛家伦，他常常买一大桶奶粉放在床边上，整天躺在床上看书，肚子饿了，就抓一把干奶粉在嘴里嚼嚼。这种毫无规律的生活在文艺界非常普遍。
有一次，从延安来了几位演员，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表演了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来观看这出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秧歌剧。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妹妹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送饭，哥哥假装躺在地上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偷懒的“二流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文化人以前没有听说过“二流子”这么个说法，觉得盛家伦与《兄妹开荒》中哥哥的形象很相近，便一致把这个“雅号”送给了盛家伦。盛家伦读了很多书，满腹经纶，却什么也没写，加上又爱睡懒觉，饱一顿饥一顿的，确实像一个光吃不干活的“二流子”。谁知盛家伦不甘示弱，他说大家彼此彼此，谁说谁呀，都是“二流子”。别人叫他“二流子”，他必定回敬这个人“二流子”。“二流子”、“二流子”，就这么在“碧庐”叫开了。 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到“碧庐”做客，听见大家互称“二流子”，郭沫若说：“好了，好了，你们这个‘碧庐’干脆叫‘二流堂’得了！怎么样？”大家都说：“好，好，好，就叫‘二流堂’！”徐冰笑嘻嘻地说：“你们拿纸笔来，让郭沫若给你们题字做一块匾！怎么样？”大家都说“好”。可是找来找去，一时没有找到纸和笔，结果郭沫若的字没有题成。但从此以后，这所屋子再也没有人叫“碧庐”，而叫“二流堂”了。
因一句偶然的玩笑话，“二流堂”——这所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陋室，就这样越叫越响。谁想到几十年后风云变幻，“二流堂”竟成为中央立案的一个案子，当年的堂主受连累不说，几乎所有的堂员都受到牵连，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二流堂”在北京复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祖光到了北京，住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栖凤楼。这是一幢老式的洋房，洋房的前面有一排六开间的平房。吴祖光住在平房里，在这里与新凤霞成了家。
不久，盛家伦也到了北京。经人介绍，他在洋房的楼上租了一间屋。洋房里其余的房子住的都是文学艺术界人士，最巧不过的是，这里有好几个都是当年重庆“碧庐”的主人或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唐瑜也到了北京。唐瑜虽然没有住进栖凤楼，但经常到34号来，加上34号的客人又多，大家都说，“二流堂”在北京重建了。
东单西观音寺34号的对面开了一家“益康”川菜馆。川菜馆的生意好得出奇，竟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34号的朋友们凡来川菜馆吃饭，饭前或饭后必到34号去坐坐。有一段时间，人们常说：“走，到‘二流堂’去坐坐！”“二流堂”在北京就这么叫开了，而且名气愈来愈响。
吴祖光不喜欢“二流堂”的名字，又嫌34号太杂、太吵，后来找了一个借口，夫妻俩搬到王府井大街住了，此后就很少再到34号去。
有一天，夏衍通知吴祖光，让他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那里谈一谈关于“二流堂”的问题。吴祖光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二流堂”这么随便叫叫的玩意儿，怎么成为问题了？
吴祖光去找了田方。田方很客气地说：“你别瞎想，我只是问问情况。谁不知道‘二流堂’呢？郭沫若给取的名嘛，连总理都知道。听说建国初期，有一次开文艺界的会，总理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有这回事吧？”吴祖光听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他使劲点点头称“是”，然后把“二流堂”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
时间到了1955年，胡风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有一伙自称“小家族”的青年人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小家族”的成员都是年幼失怙的青年，他们常到吴祖光家，受到吴祖光夫妇的照顾。他们称吴祖光夫妇为“大哥大嫂”，而自称为“小家族”。这个“小家族”有六七个人。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文化部党组忽然向全国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二流堂”是“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
在重庆和北京居住并出入过“二流堂”的人闻讯后无不愕然。
“二流堂”被戴上大帽子
“二流堂”就这么定性了。好在只是“嫌疑”，与“二流堂”有关的人，当时没有受到处分和行政处理。两年后，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许多记者上门来找吴祖光，让他给文艺界领导提提意见，可是新凤霞不让。新凤霞固执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这才有了今天。给党提什么意见？”吴祖光耐心地说：“凤霞，这回是党要大家提意见，是毛主席让提的。”“那也不许你提！”新凤霞叉腰拦在门口，不让吴祖光出去，也不让记者进来。
1957年5月31日，全国文联派车来接吴祖光去开一个座谈会。新凤霞执意不让吴祖光去。吴祖光火了，他第一次对妻子动粗，一把推开了新凤霞，扬长而去。吴祖光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推，将自己和妻子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吴祖光为此事非常后悔，所以日期记得很牢。
吴祖光这一天心绪不错，在会上侃侃而谈，好像是给文艺界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和看法。会后他曾经使劲想过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但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他哪里知道，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被人整理成文并且很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前，田汉为文章加了一个十分刺眼的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看到报纸后，惊讶不已。报纸上的话似乎是他自己的，又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报纸的标题是田汉加上去的。他申辩无门，一肚子的话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吴祖光这一次发言成为他“反党”的铁证，组织上联系到两年前的“二流堂”问题，吴祖光就这样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新账旧账一起算。
在批判会上，大家认为，“小家族”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而“小家族”与“二流堂”联系密切，“二流堂”的骨干吴祖光成为“右派”是必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
“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长文，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对“二流堂”进行批判，对吴祖光进行批判，全文刊登在《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竞成为“右派”，而且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然而灾难才刚开始。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他那位不准他向党提意见的妻子新凤霞也被说成是“右派”。新凤霞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她对党没有意见，也不准丈夫对党提意见。丈夫被宣布为“反革命右派”，已经使她郁闷不已，万万想不到她自己有一日也与丈夫一样被打成“右派”。
新凤霞成为“右派”的原因十分简单：组织上找她谈话，让她与吴祖光离婚，彻底划清界限。那天代表组织上与新凤霞谈话的人是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周扬为了增加说服力，特意给她看了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女主人翁在丈夫被定为“右派”后毅然决然与丈夫离婚，离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料，新凤霞看了报纸后无动于衷。周扬问：“你打算怎么办？” 新凤霞张口便说：“他会改造好的！”
“给你机会，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了，王宝钗等薛平贵18年，我等他28年！”
新凤霞不但不同意与“右派”丈夫离婚、划清界限，而且相信“右派”会改造好，准备等他18年、28年！这不是示威吗？
组织上后来研究，认为新凤霞这样的人与“右派”没有什么区别。研究的结果，除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外，多数人赞同将新凤霞定为“右派”。就这样，吴祖光夫妇都成为“右派”。夫妇同时成为“右派”，在当时的文艺界还不多见。
虽同为“右派”，但吴祖光夫妇还是有区别的。新凤霞仅仅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右派”。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年便摘了帽，成为“摘帽右派”。她照样可以登台演出，但除演出外，她要刷痰盂、冲厕所。吴祖光就不同了，他是“反革命右派”，双料的。定为“右派”后不久，他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吴祖光再次因为“二流堂”问题而成为“现行反革命”。
“二流堂”的解放
“文革”时期，“二流堂”问题再次被搬出来，成为文艺界的重磅炸弹。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砸烂中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一文，文章以四个小标题阐述“二流堂”的本质：“二流堂”是王明和中国赫鲁晓夫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二流堂”的政治纲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流堂”对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三次猖狂进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是“二流堂”的主帅。此后，“二流堂”牵涉到的成员越来越多，队伍愈益庞大。不但唐瑜、吴祖光、夏衍等“二流堂”的堂员遭受批判，还将阳翰笙、叶浅予、冯亦代、赵丹、周扬、陈白尘、田汉、聂绀弩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纳入“二流堂”堂友的花名册。当年曾经为吴祖光罗织罪名的田汉以及找新凤霞谈话并将新凤霞打成右派的周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与吴祖光同流合污的“二流堂”成员之一。事实上，周扬和田汉在“文革”中遭的罪甚至超过吴祖光。
“文革”中的吴祖光多次遭受批判。在批判会上，他被称为“二流堂堂主”，新凤霞被称为“二流堂堂嫂”。他们的家门上写着“吴祖光二流堂”六个斗大的字。家门口的大标语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新凤霞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很早便摘了“右派”的帽子，但被称之为“摘帽右派”。有一次江青来剧场观看新凤霞的演出，未坐片刻便拂袖而去。于是不准新凤霞再登台演出，被发配去挖防空洞，一挖就挖了7年。
吴祖光“文革”中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了7年。1972年12月，“中央专案组”两个解放军找到他，让他交代“二流堂”的问题，特别详细询问周恩来与此事的关系。很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恍然大悟，那两个人原来是江青派来的。
1979年，吴祖光终于结束了25年的噩梦。吴祖光曾经说过，当年如果没有好心人唐瑜在重庆造“捆把房子”，就不会有什么“碧庐”、“二流堂”了。唐瑜觉得很冤，谁能想到当年好心造的“捆把房子”会弄出这么大的冤案来呢？唐瑜自己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二流堂纪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吴祖光噩梦缠身25年，可是人生有多少个25年啊！身为剧作家和电影导演的吴祖光为此感慨不已。撰写了一首诗，浓缩了“二流堂”缠绕自己的一生：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告别人世。这一年的9月，“二流堂”的唐瑜、黄苗子、郁风、丁聪、沈峻、吴祖光、范用、高集、高汾等十几位耄耋老人和堂友们，从澳洲、美洲和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在夏衍故居举行的“二流堂”聚会。会上，大家为新凤霞仙去感叹不已，而环顾四周，当年“二流堂”的翩翩少年如今皆垂垂老矣。2003年4月9日，87岁的吴祖光追随爱妻到了另一个世界。
（编辑 杨琳）
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经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做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
中共中央文化部党组的文件已经微微发黄，透过发黄的档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辛酸的故事。“二流堂”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要从40多年前说起。
戏称得自“二流子”
民间多用“二流子”来称谓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把当地游手好闲的人称之为“二流子”。
陕北人身上流淌有游牧民族的血液，当地农民的习惯是撒下种子后就回家睡觉抽大烟，庄稼完全靠天收。延安当时流传这么一个歌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以后，贫瘠的陕北要供应数万军政人员的衣食住行，经济压力陡然增大，不能容忍游手好闲之人。1939年，延安的报纸就将游手好闲之人称之为“二流子”。1943年，中共中央报纸《解放日报》新年献词指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中共中央的报纸不容许社会上出现“二流子”，引起各政府机关的高度重视。那么，什么人是“二流子”呢？地方干部常常为某某人是不是“二流子”发生争论。为此，边区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将“二流子”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和“二流子习气”三个等级并制定了甄别标准：凡无正当职业专门以偷人嫁汉、招摇拐骗、装神弄鬼等不良行为谋生者定为“二流子”，凡有正当职业而常以不良行为为谋生手段者为“半二流子”，以正当职业谋生而偶尔沾有不良习气者称之为有“二流子习气”。
为了打击“二流子”，边区各地召开斗争“二流子”的大会，将“二流子”游街示众，还出台了《市民公约》：不买“二流子”的东西、不让“二流子”随意串门、不让“二流子”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各家保证今后不出现“二流子”、为“二流子”寻找正当职业等等。
那么“二流堂”是不是一群不务正业之徒的聚集场所？非也，这里说的“二流堂”乃是抗战时期吴祖光、唐瑜、盛家伦等一群文化人在重庆的临时居住地，“二流堂”得名于一句戏言。可是，谁能想到戏言竟演变成一桩冤案，此冤案涉及数十位文化界名流，而这桩冤案在3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郭沫若一言扬名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很多文化人云集重庆。外地来的人多了，房子不够住，重庆当地人便赶造了一批简易房。这些简易房就地取材，重庆当地有的是粗大的竹子，当地老百姓驾轻就熟，将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和门窗，然后里外涂泥灰，再把屋顶上盖上竹子便完工了。这种房子当地称为“捆把房子”。从缅甸归国的华侨唐瑜是一个20多岁的热心青年，他的哥哥十分富有，对唐瑜非常关照。唐瑜出手大方，主动出资为大家造了许多这样的简易房子。唐瑜造的第一套房子名“依庐”，给夏衍一家人居住。
房子虽然简陋，却也像模像样。在重庆中一路四德里的四德村，唐瑜盖了一座很大的三室一厅的简易房。简易房虽然简易，却十分别致，尤其是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漂亮的壁炉，颇有点西洋的味道，唐瑜为这所屋子取名“碧庐”。“碧庐”者，壁炉也，取其谐音。“碧庐”落成后，搬进去三男三女：吴祖光、盛家伦、高集、方菁、高汾、吕恩。后来，沈求我、金山、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都曾来此暂住。
吴祖光是江苏武进人，被人称为“剧坛神童”。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中学毕业后，吴祖光考入私立中法大学文科。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祖光中断学业，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语文教员，后随校南迁至长沙、重庆等地。在重庆期间，吴祖光撰写了一部大型话剧，从此走上剧作家的道路。吴祖光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的主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撰写的《沁园春·雪》就是由吴祖光冒着风险最先发表的。
盛家伦是一位音乐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的进步电影《夜半歌声》，他唱的“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主题歌曾轰动一时。他学贯中西，学问远远超出音乐领域。
“碧庐”距中央青年剧社、中国制片厂剧团及中华剧艺社都不远，所以大家都愿意到有宽敞大厅的“碧庐”来坐一坐。来的都是好说好动的文艺界的青年人，这么一来，“碧庐”就热闹了。“碧庐”常常高朋满座，在这座简陋的客厅里曾经多次举行过舞会。
演员的生活大都没有什么规律。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如盛家伦，他常常买一大桶奶粉放在床边上，整天躺在床上看书，肚子饿了，就抓一把干奶粉在嘴里嚼嚼。这种毫无规律的生活在文艺界非常普遍。
有一次，从延安来了几位演员，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表演了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来观看这出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秧歌剧。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妹妹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送饭，哥哥假装躺在地上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偷懒的“二流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文化人以前没有听说过“二流子”这么个说法，觉得盛家伦与《兄妹开荒》中哥哥的形象很相近，便一致把这个“雅号”送给了盛家伦。盛家伦读了很多书，满腹经纶，却什么也没写，加上又爱睡懒觉，饱一顿饥一顿的，确实像一个光吃不干活的“二流子”。谁知盛家伦不甘示弱，他说大家彼此彼此，谁说谁呀，都是“二流子”。别人叫他“二流子”，他必定回敬这个人“二流子”。“二流子”、“二流子”，就这么在“碧庐”叫开了。 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到“碧庐”做客，听见大家互称“二流子”，郭沫若说：“好了，好了，你们这个‘碧庐’干脆叫‘二流堂’得了！怎么样？”大家都说：“好，好，好，就叫‘二流堂’！”徐冰笑嘻嘻地说：“你们拿纸笔来，让郭沫若给你们题字做一块匾！怎么样？”大家都说“好”。可是找来找去，一时没有找到纸和笔，结果郭沫若的字没有题成。但从此以后，这所屋子再也没有人叫“碧庐”，而叫“二流堂”了。
因一句偶然的玩笑话，“二流堂”——这所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陋室，就这样越叫越响。谁想到几十年后风云变幻，“二流堂”竟成为中央立案的一个案子，当年的堂主受连累不说，几乎所有的堂员都受到牵连，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二流堂”在北京复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祖光到了北京，住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栖凤楼。这是一幢老式的洋房，洋房的前面有一排六开间的平房。吴祖光住在平房里，在这里与新凤霞成了家。
不久，盛家伦也到了北京。经人介绍，他在洋房的楼上租了一间屋。洋房里其余的房子住的都是文学艺术界人士，最巧不过的是，这里有好几个都是当年重庆“碧庐”的主人或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唐瑜也到了北京。唐瑜虽然没有住进栖凤楼，但经常到34号来，加上34号的客人又多，大家都说，“二流堂”在北京重建了。
东单西观音寺34号的对面开了一家“益康”川菜馆。川菜馆的生意好得出奇，竟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34号的朋友们凡来川菜馆吃饭，饭前或饭后必到34号去坐坐。有一段时间，人们常说：“走，到‘二流堂’去坐坐！”“二流堂”在北京就这么叫开了，而且名气愈来愈响。
吴祖光不喜欢“二流堂”的名字，又嫌34号太杂、太吵，后来找了一个借口，夫妻俩搬到王府井大街住了，此后就很少再到34号去。
有一天，夏衍通知吴祖光，让他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那里谈一谈关于“二流堂”的问题。吴祖光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二流堂”这么随便叫叫的玩意儿，怎么成为问题了？
吴祖光去找了田方。田方很客气地说：“你别瞎想，我只是问问情况。谁不知道‘二流堂’呢？郭沫若给取的名嘛，连总理都知道。听说建国初期，有一次开文艺界的会，总理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有这回事吧？”吴祖光听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他使劲点点头称“是”，然后把“二流堂”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
时间到了1955年，胡风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有一伙自称“小家族”的青年人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小家族”的成员都是年幼失怙的青年，他们常到吴祖光家，受到吴祖光夫妇的照顾。他们称吴祖光夫妇为“大哥大嫂”，而自称为“小家族”。这个“小家族”有六七个人。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文化部党组忽然向全国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二流堂”是“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
在重庆和北京居住并出入过“二流堂”的人闻讯后无不愕然。
“二流堂”被戴上大帽子
“二流堂”就这么定性了。好在只是“嫌疑”，与“二流堂”有关的人，当时没有受到处分和行政处理。两年后，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许多记者上门来找吴祖光，让他给文艺界领导提提意见，可是新凤霞不让。新凤霞固执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这才有了今天。给党提什么意见？”吴祖光耐心地说：“凤霞，这回是党要大家提意见，是毛主席让提的。”“那也不许你提！”新凤霞叉腰拦在门口，不让吴祖光出去，也不让记者进来。
1957年5月31日，全国文联派车来接吴祖光去开一个座谈会。新凤霞执意不让吴祖光去。吴祖光火了，他第一次对妻子动粗，一把推开了新凤霞，扬长而去。吴祖光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推，将自己和妻子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吴祖光为此事非常后悔，所以日期记得很牢。
吴祖光这一天心绪不错，在会上侃侃而谈，好像是给文艺界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和看法。会后他曾经使劲想过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但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他哪里知道，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被人整理成文并且很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前，田汉为文章加了一个十分刺眼的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看到报纸后，惊讶不已。报纸上的话似乎是他自己的，又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报纸的标题是田汉加上去的。他申辩无门，一肚子的话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吴祖光这一次发言成为他“反党”的铁证，组织上联系到两年前的“二流堂”问题，吴祖光就这样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新账旧账一起算。
在批判会上，大家认为，“小家族”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而“小家族”与“二流堂”联系密切，“二流堂”的骨干吴祖光成为“右派”是必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
“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长文，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对“二流堂”进行批判，对吴祖光进行批判，全文刊登在《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竞成为“右派”，而且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然而灾难才刚开始。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他那位不准他向党提意见的妻子新凤霞也被说成是“右派”。新凤霞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她对党没有意见，也不准丈夫对党提意见。丈夫被宣布为“反革命右派”，已经使她郁闷不已，万万想不到她自己有一日也与丈夫一样被打成“右派”。
新凤霞成为“右派”的原因十分简单：组织上找她谈话，让她与吴祖光离婚，彻底划清界限。那天代表组织上与新凤霞谈话的人是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周扬为了增加说服力，特意给她看了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女主人翁在丈夫被定为“右派”后毅然决然与丈夫离婚，离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料，新凤霞看了报纸后无动于衷。周扬问：“你打算怎么办？” 新凤霞张口便说：“他会改造好的！”
“给你机会，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了，王宝钗等薛平贵18年，我等他28年！”
新凤霞不但不同意与“右派”丈夫离婚、划清界限，而且相信“右派”会改造好，准备等他18年、28年！这不是示威吗？
组织上后来研究，认为新凤霞这样的人与“右派”没有什么区别。研究的结果，除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外，多数人赞同将新凤霞定为“右派”。就这样，吴祖光夫妇都成为“右派”。夫妇同时成为“右派”，在当时的文艺界还不多见。
虽同为“右派”，但吴祖光夫妇还是有区别的。新凤霞仅仅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右派”。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年便摘了帽，成为“摘帽右派”。她照样可以登台演出，但除演出外，她要刷痰盂、冲厕所。吴祖光就不同了，他是“反革命右派”，双料的。定为“右派”后不久，他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吴祖光再次因为“二流堂”问题而成为“现行反革命”。
“二流堂”的解放
“文革”时期，“二流堂”问题再次被搬出来，成为文艺界的重磅炸弹。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砸烂中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一文，文章以四个小标题阐述“二流堂”的本质：“二流堂”是王明和中国赫鲁晓夫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二流堂”的政治纲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流堂”对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三次猖狂进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是“二流堂”的主帅。此后，“二流堂”牵涉到的成员越来越多，队伍愈益庞大。不但唐瑜、吴祖光、夏衍等“二流堂”的堂员遭受批判，还将阳翰笙、叶浅予、冯亦代、赵丹、周扬、陈白尘、田汉、聂绀弩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纳入“二流堂”堂友的花名册。当年曾经为吴祖光罗织罪名的田汉以及找新凤霞谈话并将新凤霞打成右派的周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与吴祖光同流合污的“二流堂”成员之一。事实上，周扬和田汉在“文革”中遭的罪甚至超过吴祖光。
“文革”中的吴祖光多次遭受批判。在批判会上，他被称为“二流堂堂主”，新凤霞被称为“二流堂堂嫂”。他们的家门上写着“吴祖光二流堂”六个斗大的字。家门口的大标语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新凤霞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很早便摘了“右派”的帽子，但被称之为“摘帽右派”。有一次江青来剧场观看新凤霞的演出，未坐片刻便拂袖而去。于是不准新凤霞再登台演出，被发配去挖防空洞，一挖就挖了7年。
吴祖光“文革”中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了7年。1972年12月，“中央专案组”两个解放军找到他，让他交代“二流堂”的问题，特别详细询问周恩来与此事的关系。很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恍然大悟，那两个人原来是江青派来的。
1979年，吴祖光终于结束了25年的噩梦。吴祖光曾经说过，当年如果没有好心人唐瑜在重庆造“捆把房子”，就不会有什么“碧庐”、“二流堂”了。唐瑜觉得很冤，谁能想到当年好心造的“捆把房子”会弄出这么大的冤案来呢？唐瑜自己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二流堂纪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吴祖光噩梦缠身25年，可是人生有多少个25年啊！身为剧作家和电影导演的吴祖光为此感慨不已。撰写了一首诗，浓缩了“二流堂”缠绕自己的一生：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告别人世。这一年的9月，“二流堂”的唐瑜、黄苗子、郁风、丁聪、沈峻、吴祖光、范用、高集、高汾等十几位耄耋老人和堂友们，从澳洲、美洲和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在夏衍故居举行的“二流堂”聚会。会上，大家为新凤霞仙去感叹不已，而环顾四周，当年“二流堂”的翩翩少年如今皆垂垂老矣。2003年4月9日，87岁的吴祖光追随爱妻到了另一个世界。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