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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此后的20年，不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20年，也是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20年。邓小平说过：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见贤思齐，本文通过品读小平同志晚年的交友之道，来学习小平同志的处世原则，感受小平同志为国家前途命运，为人民利益幸福而砥砺奋进的家国情怀。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就是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钱三强、王大珩、童第周、邹承鲁、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等当时最著名的一批科学家和教育家，邓小平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有见解，敢说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会后，邓小平还指导苏步青教授召回复旦大学数学所被称为“十八罗汉”的青年研究者。从那时开始，邓小平的身边就多了些科学家与教育家朋友。
“我的作用就是当好后勤部长，发现人才”
数学家陈景润，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便对其有知遇之恩。1978年3月，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握着陈景润的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让陈景润感动不已。那时，陈景润虽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调到北京，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没有邓小平批示是分不到的。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1978 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强调：“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
邓小平说过，我就喜欢李政道的坦率直言。1979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他认真地听取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每一个建议，只要能做到，马上落实。李政道也没有辜负这位老人的慧眼识珠和厚爱。他每年回国，都力图提一两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李政道觉得，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他和邓小平成了好朋友。
1984年5月，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接见时，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当时，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只有40年的历史。邓小平说：“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留学生，笔者注）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 邓小平当场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1985年，由李政道倡议的博士后制度开始在国内实施。
在一次会见时，邓小平真诚地对李政道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建立一个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一直是我国历代物理学家的最大梦想。而李政道则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为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最后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4年10月，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当时，邓小平和李政道都参加了奠基典礼。因为邓小平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度重视，所以这一工程也被称为“邓小平工程”。邓小平对李政道说：“应该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对此，李政道也满心欽佩，“我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互动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与李政道至少会见13次，几乎年年会见（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两人的会见更是多达3次。其中10次所谈话题均涉及对撞机工程建设问题。不仅如此，李政道还通过给邓小平写信的方式，提出问题、做出建议、寻求帮助，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正面回应。在海外华人科学家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仅李政道一人！
邓小平欣赏的香港朋友：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香港有许多朋友。说起晚年邓小平与港澳同胞的交往，可以成为互粉关系的当属香港《明报》的创始人、知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1981年7月，金庸成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而金庸在多种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最早见到的是霍英东。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回忆说：“1977年，父亲刚刚复出，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在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时遇见了霍英东先生。那是他在复出后遇见的第一位香港朋友。那一次他和霍英东先生热情地握手，并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霍英东先生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看了这张照片，感慨万千，他没有留下这张照片，而是用金色的笔在照片上写上了他的名字，同时把这张照片又回赠给了霍英东先生。”
从那之后，邓小平与霍英东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在他眼里，霍英东属于“爱祖国、爱香港”的友人。在邓小平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 年春，霍英东在广州建造了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的“白天鹅宾馆”。邓小平曾三次来到这里，并称赞：“白天鹅宾馆好！比美国的还要好！”在这里，邓小平同霍英东多次谈起香港问题以及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问题。1984 年，在关于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毅然宣布捐资10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说：“我成立基金会的唯一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这些都是与邓小平的真诚与鼓励分不开的。 之后，霍英东经常在北戴河浴场见到邓小平，邓小平总是对霍英东很热情，还招呼他的儿子霍震霆及儿媳一起合影，霍英东与邓小平交谈不拘束，邓小平总是用通俗简短的话语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霍英东为此深受启发。
90年代初的一天，正在北京出席会议的霍英东接到通知，邓小平将在大会堂接见霍英东。这次会见原定时间为45分钟，但实际进行了1小时15分钟。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回忆起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故去的一些老战友，谈到了香港问题，香港的前途，体育等等。这次会见是霍英东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
1993年春，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一次会议上，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5 年 12 月底，中国政府宣布霍英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其为香港的回归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邓小平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交往，可谓是一个典型。包玉刚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978年秋，包玉刚致电内地要求前来“探亲”，邓小平请廖承志复电邀请包玉刚夫妇来访，并亲自出面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与“宁波帮”的交往。以后包玉刚几乎年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1980年邓小平出面接受了包玉刚捐赠建设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大图书馆的2000万美元，以后又应邀为兆龙饭店题名并亲自出席饭店的开业剪彩仪式。邓小平尤其支持包玉刚为家乡宁波的建设出力。如1984年10月，得知包玉刚要捐款2000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邓小平表示：“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办好。”
邓榕说，父亲与包玉刚有长达10多年的老朋友关系。“记得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父亲和包玉刚先生就是很好的好朋友，我们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欢聚。”“有一件事情令我们非常感动，就是我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留下了终生不治的瘫痪。当他生命非常危险的时候，加拿大的朋友请他到加拿大去做手术，加拿大政府把他的医疗费用全部免除了，但是我的哥哥没有路费。当时我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就想到了请香港朋友帮忙。所以他托人向包玉刚先生转达，说能不能请包玉刚先生帮助邓朴方到加拿大治病。当时包玉刚先生就为邓朴方出了机票钱和日常生活的费用。”邓榕感慨地说：“在当时只是两万美金这样一个数额，但对于我们家来说，那真是解了燃眉之急。所以到现在，我们全家人仍然感谢包先生对我们家的那种情义。”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希望能活到1997年，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能够亲自到香港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邓榕说，这句话是与李嘉诚见面时说的。
邓小平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注意发挥“宁波帮”人士的作用。他频频会见包玉刚和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相聚甚欢。“宁波帮”人士也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的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因此渊源，董建华、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1年9月，包玉刚在香港病逝。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小平获悉后深感震惊，他以“生前友好”名义送了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
“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而蒋经国却不这么看：“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原来，1926—1927年，邓小平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央大学的同窗、朋友和同志，那时候的邓小平，名字叫邓希贤，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当时，因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也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1980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国民党元老、民国廣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之子）时，又让其带话给陈立夫，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通过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向台湾写信，并通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此时，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1984年，针对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在邓小平与蒋经国默契配合下，从1986年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3月，蒋经国在《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 这也算是给老朋友的一个回应吧。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逝世。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十分遗憾，他认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就是96岁高龄的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送自己的回忆录，既是对邓小平的问候，也是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临别，邓小平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邓小平朋友般的温暖和诚恳，让班禅大师十分难忘。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在第三次复出到病重前的1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60多次会见各位首脑。正是在这些交往中，很多成为邓小平的老朋友，有的甚至私交不浅。
对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说过，“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因此，晚年邓小平与自尼克松以来的几届美国总统关系都不错，说是“老朋友”并不過分。1979年1月，邓小平夫妇应邀访美，对于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为其举行的国宴，邓小平明确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出席，可见他从来没有忘记为中美关系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位老朋友。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有切身体会的，无疑是曾在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前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当年，老布什曾经同夫人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状态，了如指掌。对此，老布什颇有感触：“如今这个开放、欣欣向荣和更加自由的中国与我当年曾经生活和了解的那个封闭的中国真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
老布什当年离开中国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都想到“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 后来，老布什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多次会面，双方都将对方称为“老朋友”。老布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称他为老朋友，这“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对我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必要性的一种承认”。显然，老布什对邓小平称他为“老朋友”是颇为自豪的。
1989年12月，老布什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此时的邓小平已经退休，离开了国家领导岗位，但他仍然破例接见了这位总统特使，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我分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特意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老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亨利·基辛格，被邓小平称为“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也是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后第一次会见的外宾。1989年10月，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邓小平不仅爱下棋， 对棋手也特别爱护。围棋九段聂卫平和邓小平之间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据聂卫平回忆：“ 邓老对体育一直很关心， 特别是对围棋， 尤其钟爱。”“我和邓老很早就认识，一直有接触， 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打桥牌。据我所了解到的，邓老的确很关心围棋，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有比赛他肯定要看的。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 如果他没时间， 他会提前吩咐秘书把比赛录下来， 自己回家再看。”“我记得第二届擂台赛我对日本副帅武宫正树的比赛， 比赛刚一完， 邓老的秘书就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说邓老有重要会议， 提前吩咐的。比赛完后， 邓老还请我吃了饭。对这一点， 我特别感动。”
1988 年， 聂卫平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邓小平专门让秘书通知聂卫平把证书带过去， 他要亲眼看看。邓小平仔细看了证书后说：“圣人不好当， 还是当老百姓好。”
邓小平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实， 打桥牌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他常说： “我能游泳， 说明我身体还行； 我能打桥牌呢， 说明我脑子还行。”自1984 年起， 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历届“运筹与健康杯”桥牌比赛， 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他把比赛的牌手视为朋友， 从不以领导人自居，也不要别人照顾或谦让。 邓小平打桥牌从不局限于自己的熟人范围，他喜欢以牌会友， 结交新的朋友。孔栋便是他通过桥牌结识的新朋友之一。在邓小平的牌友中，孔栋算不上桥牌名家， 但在中直机关内小有名气。每逢春节期间， 老干部们都要举行一次桥牌赛。孔栋常和他的父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搭档， 过五关斩六将， 一连夺得了几届桥牌赛的冠军。邓小平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 作为一位桥牌老将， 自然不想错过交锋的机会， 他便派秘书去找孔栋。这样， 邓小平以牌会友， 与孔栋结成了忘年之交。
据晚年邓小平的牌友王大明回忆，“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
邓小平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可见，打桥牌在邓小平那里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1981年2月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写的序言里的一句话。正是因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无限的忠诚和热爱，才铸就了邓小平朴实、真摯、无私且又饱含深情的朋友观。1989年5月，邓小平同当时的两位中央负责人（李鹏、姚依林）进行了谈话，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我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对领导集体成员提出了两个“宽阔”。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二是“胸襟要非常宽阔”。他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自认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其中的“宽阔”“问心无愧”“不搞小圈子”，正是对邓小平交友观的最好注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晚年邓小平无论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其交友原则和轨迹无不是基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对于今天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说，仍具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就是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钱三强、王大珩、童第周、邹承鲁、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等当时最著名的一批科学家和教育家，邓小平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有见解，敢说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会后，邓小平还指导苏步青教授召回复旦大学数学所被称为“十八罗汉”的青年研究者。从那时开始，邓小平的身边就多了些科学家与教育家朋友。
“我的作用就是当好后勤部长，发现人才”
数学家陈景润，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便对其有知遇之恩。1978年3月，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握着陈景润的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让陈景润感动不已。那时，陈景润虽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调到北京，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没有邓小平批示是分不到的。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1978 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强调：“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
邓小平说过，我就喜欢李政道的坦率直言。1979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他认真地听取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每一个建议，只要能做到，马上落实。李政道也没有辜负这位老人的慧眼识珠和厚爱。他每年回国，都力图提一两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李政道觉得，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他和邓小平成了好朋友。
1984年5月，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接见时，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当时，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只有40年的历史。邓小平说：“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留学生，笔者注）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 邓小平当场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1985年，由李政道倡议的博士后制度开始在国内实施。
在一次会见时，邓小平真诚地对李政道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建立一个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一直是我国历代物理学家的最大梦想。而李政道则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为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最后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4年10月，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当时，邓小平和李政道都参加了奠基典礼。因为邓小平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度重视，所以这一工程也被称为“邓小平工程”。邓小平对李政道说：“应该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对此，李政道也满心欽佩，“我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互动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与李政道至少会见13次，几乎年年会见（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两人的会见更是多达3次。其中10次所谈话题均涉及对撞机工程建设问题。不仅如此，李政道还通过给邓小平写信的方式，提出问题、做出建议、寻求帮助，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正面回应。在海外华人科学家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仅李政道一人！
邓小平欣赏的香港朋友：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香港有许多朋友。说起晚年邓小平与港澳同胞的交往，可以成为互粉关系的当属香港《明报》的创始人、知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1981年7月，金庸成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而金庸在多种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最早见到的是霍英东。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回忆说：“1977年，父亲刚刚复出，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在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时遇见了霍英东先生。那是他在复出后遇见的第一位香港朋友。那一次他和霍英东先生热情地握手，并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霍英东先生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看了这张照片，感慨万千，他没有留下这张照片，而是用金色的笔在照片上写上了他的名字，同时把这张照片又回赠给了霍英东先生。”
从那之后，邓小平与霍英东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在他眼里，霍英东属于“爱祖国、爱香港”的友人。在邓小平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 年春，霍英东在广州建造了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的“白天鹅宾馆”。邓小平曾三次来到这里，并称赞：“白天鹅宾馆好！比美国的还要好！”在这里，邓小平同霍英东多次谈起香港问题以及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问题。1984 年，在关于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毅然宣布捐资10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说：“我成立基金会的唯一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这些都是与邓小平的真诚与鼓励分不开的。 之后，霍英东经常在北戴河浴场见到邓小平，邓小平总是对霍英东很热情，还招呼他的儿子霍震霆及儿媳一起合影，霍英东与邓小平交谈不拘束，邓小平总是用通俗简短的话语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霍英东为此深受启发。
90年代初的一天，正在北京出席会议的霍英东接到通知，邓小平将在大会堂接见霍英东。这次会见原定时间为45分钟，但实际进行了1小时15分钟。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回忆起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故去的一些老战友，谈到了香港问题，香港的前途，体育等等。这次会见是霍英东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
1993年春，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一次会议上，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5 年 12 月底，中国政府宣布霍英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其为香港的回归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邓小平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交往，可谓是一个典型。包玉刚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978年秋，包玉刚致电内地要求前来“探亲”，邓小平请廖承志复电邀请包玉刚夫妇来访，并亲自出面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与“宁波帮”的交往。以后包玉刚几乎年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1980年邓小平出面接受了包玉刚捐赠建设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大图书馆的2000万美元，以后又应邀为兆龙饭店题名并亲自出席饭店的开业剪彩仪式。邓小平尤其支持包玉刚为家乡宁波的建设出力。如1984年10月，得知包玉刚要捐款2000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邓小平表示：“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办好。”
邓榕说，父亲与包玉刚有长达10多年的老朋友关系。“记得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父亲和包玉刚先生就是很好的好朋友，我们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欢聚。”“有一件事情令我们非常感动，就是我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留下了终生不治的瘫痪。当他生命非常危险的时候，加拿大的朋友请他到加拿大去做手术，加拿大政府把他的医疗费用全部免除了，但是我的哥哥没有路费。当时我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就想到了请香港朋友帮忙。所以他托人向包玉刚先生转达，说能不能请包玉刚先生帮助邓朴方到加拿大治病。当时包玉刚先生就为邓朴方出了机票钱和日常生活的费用。”邓榕感慨地说：“在当时只是两万美金这样一个数额，但对于我们家来说，那真是解了燃眉之急。所以到现在，我们全家人仍然感谢包先生对我们家的那种情义。”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希望能活到1997年，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能够亲自到香港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邓榕说，这句话是与李嘉诚见面时说的。
邓小平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注意发挥“宁波帮”人士的作用。他频频会见包玉刚和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相聚甚欢。“宁波帮”人士也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的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因此渊源，董建华、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1年9月，包玉刚在香港病逝。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小平获悉后深感震惊，他以“生前友好”名义送了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
“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而蒋经国却不这么看：“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原来，1926—1927年，邓小平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央大学的同窗、朋友和同志，那时候的邓小平，名字叫邓希贤，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当时，因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也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1980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国民党元老、民国廣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之子）时，又让其带话给陈立夫，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通过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向台湾写信，并通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此时，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1984年，针对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在邓小平与蒋经国默契配合下，从1986年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3月，蒋经国在《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 这也算是给老朋友的一个回应吧。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逝世。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十分遗憾，他认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就是96岁高龄的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送自己的回忆录，既是对邓小平的问候，也是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临别，邓小平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邓小平朋友般的温暖和诚恳，让班禅大师十分难忘。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在第三次复出到病重前的1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60多次会见各位首脑。正是在这些交往中，很多成为邓小平的老朋友，有的甚至私交不浅。
对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说过，“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因此，晚年邓小平与自尼克松以来的几届美国总统关系都不错，说是“老朋友”并不過分。1979年1月，邓小平夫妇应邀访美，对于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为其举行的国宴，邓小平明确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出席，可见他从来没有忘记为中美关系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位老朋友。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有切身体会的，无疑是曾在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前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当年，老布什曾经同夫人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状态，了如指掌。对此，老布什颇有感触：“如今这个开放、欣欣向荣和更加自由的中国与我当年曾经生活和了解的那个封闭的中国真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
老布什当年离开中国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都想到“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 后来，老布什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多次会面，双方都将对方称为“老朋友”。老布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称他为老朋友，这“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对我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必要性的一种承认”。显然，老布什对邓小平称他为“老朋友”是颇为自豪的。
1989年12月，老布什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此时的邓小平已经退休，离开了国家领导岗位，但他仍然破例接见了这位总统特使，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我分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特意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老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亨利·基辛格，被邓小平称为“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也是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后第一次会见的外宾。1989年10月，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邓小平不仅爱下棋， 对棋手也特别爱护。围棋九段聂卫平和邓小平之间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据聂卫平回忆：“ 邓老对体育一直很关心， 特别是对围棋， 尤其钟爱。”“我和邓老很早就认识，一直有接触， 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打桥牌。据我所了解到的，邓老的确很关心围棋，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有比赛他肯定要看的。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 如果他没时间， 他会提前吩咐秘书把比赛录下来， 自己回家再看。”“我记得第二届擂台赛我对日本副帅武宫正树的比赛， 比赛刚一完， 邓老的秘书就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说邓老有重要会议， 提前吩咐的。比赛完后， 邓老还请我吃了饭。对这一点， 我特别感动。”
1988 年， 聂卫平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邓小平专门让秘书通知聂卫平把证书带过去， 他要亲眼看看。邓小平仔细看了证书后说：“圣人不好当， 还是当老百姓好。”
邓小平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实， 打桥牌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他常说： “我能游泳， 说明我身体还行； 我能打桥牌呢， 说明我脑子还行。”自1984 年起， 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历届“运筹与健康杯”桥牌比赛， 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他把比赛的牌手视为朋友， 从不以领导人自居，也不要别人照顾或谦让。 邓小平打桥牌从不局限于自己的熟人范围，他喜欢以牌会友， 结交新的朋友。孔栋便是他通过桥牌结识的新朋友之一。在邓小平的牌友中，孔栋算不上桥牌名家， 但在中直机关内小有名气。每逢春节期间， 老干部们都要举行一次桥牌赛。孔栋常和他的父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搭档， 过五关斩六将， 一连夺得了几届桥牌赛的冠军。邓小平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 作为一位桥牌老将， 自然不想错过交锋的机会， 他便派秘书去找孔栋。这样， 邓小平以牌会友， 与孔栋结成了忘年之交。
据晚年邓小平的牌友王大明回忆，“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
邓小平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可见，打桥牌在邓小平那里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1981年2月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写的序言里的一句话。正是因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无限的忠诚和热爱，才铸就了邓小平朴实、真摯、无私且又饱含深情的朋友观。1989年5月，邓小平同当时的两位中央负责人（李鹏、姚依林）进行了谈话，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我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对领导集体成员提出了两个“宽阔”。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二是“胸襟要非常宽阔”。他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自认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其中的“宽阔”“问心无愧”“不搞小圈子”，正是对邓小平交友观的最好注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晚年邓小平无论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其交友原则和轨迹无不是基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对于今天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说，仍具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