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姓蒋名七香，今年９３岁，虽年迈体衰，步履维艰，但还能日食大米半斤、烧酒二两。母亲从未读过书，但她喜欢编唱儿歌。记得孩提时，母亲总教我唱“月光公公，挑担鸡笼，跌倒桥下，捡只蛤蟆”。稍长点，母亲又教我哼山歌，什么“斫柴要斫芦杞草，见了日头就会燥；蒸酒也要下酒饼，豆腐也要下石膏”。母亲就这样用歌声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后来我上私塾了，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母亲那时一再叮嘱我：读书，不要只管摇头摆尾死读死背，有不懂的地方要向老师提问。又说：“吃饭要细嚼慢咽，读书要深钻细研。”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萦绕，在求学的道路上我始终勤学苦练，不敢有丝毫懈怠。
　　母亲性格开朗，又意志坚强，面对困难不低头。在缺吃少穿的年代里，因为米少，常常用青菜、红薯煮稀饭吃，母亲就编上顺口溜“青菜红薯就是好，吃饱肚子就能跑”，激励我们生活要乐观向上。
　　１９５８年我因错划为右派被送东乡钢铁厂劳动教养。母亲得知后，怕我精神上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便多次邀了我弟弟、妹妹，从新余坐火车来厂里开导我“凡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几年后我被解除劳动教养和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母亲又特意到厂里来住些日子，为我缝补旧衣烂衫。当我穿上那些缝补一新的衣裳时，就不禁吟唱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那时，母亲还教导我：“好好劳动，也好好学习。做人要做个正直的人。”母亲的教诲，鼓励我在炼铁高炉的熊熊火焰旁，坚持战斗了七八个春秋。
　　１９６５年冬，社教运动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乡，积极参加了农业劳动。在十年“文革”中，我再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林彪、“四人帮”垮台后，我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１９７９年，当时的江西师范学院为我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让我走上了教育岗位，任教于马洪中学。母亲这时笑逐颜开地说：“我说呗，你就是有出息。”母亲鼓励我将平生所学贡献给教育事业。在马洪中学我一直工作到１９９７年４月退休。这期间，我没有为工作调动和职称评审而请客送礼拉关系。我感谢母亲，她不仅给了我强健的身体，而且也教会我如何做人。
　　母亲一生十分劳累，在生产队里劳动到５６岁。她生育了１１胎，抚养大了我们４男３女，并都成了家。１９８０年父亲去世，母亲并没有过分悲伤。她能化悲痛为力量，帮助我们兄弟带孙子、孙女。我们这个大家庭有１１３人，其中大学生１５人，留美博士研究生１人。
　　退休后，我移居新余，曾多次把母亲从马洪接来一道吃住。但每次来，母亲都闲不住，不是织毛衣就是缝补衣服、袜子，她说：“现在有钱了，也要节约。”妻子炒菜放多了油，母亲会在一旁唠叨：“钱不是河里的沙，油不是河里的水，要节省着用。”
　　晚上，我用电脑打文章，母亲坐在一旁边看边说：“如今的人真聪明，写字不用笔。”我把打出来的文章念给母亲听，母亲听了，高兴得张开了只有几颗牙齿的嘴。
　　母亲的鼓励对我是无穷的力量。退休七年多，我没有虚掷光阴。敲电脑，写文章，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至今，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十几个演唱材料，写有六十多万字的日记，并且加入了“新余市作家协会”和“渝水诗社”。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母亲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
　　去年７月，我给母亲过９２岁生日时，笑着对母亲说：“明天您老就是９３岁了吧！”母亲听了，会心地笑着说：“现在日子过得顺心，我还要活到１００岁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