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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微博丑陋，那是因为现实丑陋；如果微博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美好。
2010年的中国微博界好不热闹，唐骏、肖兴国和周立波的倒掉，足够迅速也足够快意，人们仿佛看到一个新媒体的未来。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未停止过：指望一个媒介爆炸性地改变一切，本身就是痴人梦话。即便是一直以行动派出现的“北京厨子”，也并不认为微博的作用就是如此强大。他说：“我97年开始进入互联网，现在通过微博干的这些事情不过是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结合，从互联网一开始就出现了，不新鲜。”
另外，金庸假死，张国荣复活，足够吸引眼球，足够颠覆传统，足够惊世骇俗。此时的微博转身成为假新闻最方便的传播工具。
微博无罪。如果说微博丑陋，只是因为现实丑陋。同理，如果微博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美好。
围观就是力量
器物层面的改进必然影响时代精神，例如造纸术的发明就促进了宗教的世俗化。传播工具的演进同样会对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罗斯福总统充满磁性的声音与广播技术相得益彰，电视直播的出现让肯尼迪赢得了比尼克松更多的选票，而在互联网时代，微博则帮助奥巴马问鼎白宫。
微博，既可以是私人小圈子的交际潮物，也可以是公民知情与批评的社会公器，没有谁好谁坏，不过前者从来不缺，微博不过增加一种帮闲的新工具，后者是微博可能开拓的新空间、新现象，可以帮忙培养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意识，提供社会零散个体间互相守望的共同体精神。
有“微博女王”之称的影视明星姚晨慈善捐款的微博被转发130多万遍，完全在人们料想之中，因为此前她已经有了100多万的粉丝作为群众基础。梁树新发微博称：我想说，神啊，让我的粉丝跟姚晨一样多吧。还没真正出手呢，只转发几下，记者兄弟们已经把欠薪老板惊吓得没魂了。60多个农民工，牵涉600多万欠款，必须感谢微博。
在微博这个自媒体平台上，由于有了手机媒介的参与，以及一条微博140字的限定，原来传统博客下笔前的酝酿再三、包括对文章和立意结构的要求、对语句选择的要求都随之消失，传播的速度之快，甚至有时连网络媒体的报道都落于其后。
此前白血病女童微博成功获救的事例最有代表性：微博的转载量在两天内达到1.8万余次，如果不算那些有几十万粉丝的“万户侯”，仅按照每个转载者有200个粉丝来计算，也至少有360万网民读到了这则求救信息，而且与论坛发帖很容易石沉大海相比，微博内容的传播更具有薪火相传的持久性。
想表达以及能表达的
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喧嚣的表达中，微博能否传达出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微博在中国的大热，是粉丝们缺乏精神、生活参照盲目“追星”？还是已成为大众进行多层面表达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微博文化到底会向何处去？
在微博平台上普通大众不再是弱者，而在众多“粉丝”的簇拥下，名人更获得了一吐为快的机会。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此前经常苦于与记者辛辛苦苦聊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写出来只有几句话，用的还不是直接引语。而在目前的新浪微博上，他的粉丝已经接近百万。甚至连他小小地“八”一下向任志强扔鞋的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两次失恋的打击，也会有百万受众读到这一消息，“成为全国皆知的秘密。”
不过，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喧嚣的表达中，微博能否传达出一种清晰、更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前不久凤凰网CEO刘爽对微博中明星口水过多而吸引众多粉丝“主流”注意力的方式表达了可以说是“不屑”的情绪。他认为，国外微博所起到的报道新闻、网友间彼此交流政策看法的功能，在中国的微博圈中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围绕国内微博圈的，主要还是一种“明星崇拜”。
是人们对微博这种形式要求过高，还是成长期的必然喧闹？是粉丝们缺乏精神、生活的参照盲目“追星”，还是像有的评论所说，这只是传统媒体的“有色眼镜”，而微博已经成为大众进行多层面表达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微博文化到底会向何处去？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是一些此前传统博客的“重度”使用用户，也会感叹用上微博之后越来越“懒得”写博客，微博上信息的庞杂对注意力的分散，以及“碎化”的切入方式对深入、周密思考问题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关注。韩寒在微博上拥有30万粉丝之后正式宣布退出，而蒋方舟也表示不再为微博“绑架”而挥别自己的粉丝。
对质疑者的质疑
这样乐观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知名微博客禹晋永对微博作用的评价就非常消极：2010年底温州钱云会命案发生后，他写了这么一段微博：“微博是别有用心的人和不良媒体造谣杜撰泄愤的地方；一个经证实为普通交通肇事案经过加工制造疯狂转载再到媒体扩散已成为一个与人权、公民权利、土地、上访、贪官、村官、暴力、杀人、内幕等关键词结合在一起煽动民怨的‘全国性大案’了。”
类似质疑的声音在其他人的微博里也出现过：“微博像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简短但很蛊惑，传播极快的媒体，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大字报。”随着事情的发展，微博上甚至出现了许多为乐清、温州两级政府的调查结果辩护、对质疑者的观点进行质疑的“质疑质疑者”。
还好微博具有某种自我纠正的功能，例如，早些时候新浪微博传香港作家金庸去世，但很快就由新浪微博上众多的博友证伪，而私下口口相传的谣言则无法自我纠正。微博不是法庭，但民众有质疑公权力的权利，官方有拿出证据消除民众疑虑的义务，在官方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后，民众可以接受证据，也可以继续质疑，但大多数民众都是理性的，在多数理性民众接受政府拿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后，少数继续质疑的人也无法掀起太大的风浪，如果一些著名的民间人士也能实事求是，帮助说服民众，那这就是良性的官民互动。
尽管如此，“质疑质疑者”仍有必要。公权需要被质疑、被制衡，微博上质疑公权的民间言论和公民观察团也需要被质疑、被制衡，这才是大国气象。
微博能否改变中国
无巧不成书。日前一项大型网络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以外网民参与社交网络的热情，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都位于前列，但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进入前十名。其中俄罗斯人在Twitter上的发贴最为活跃，其网民参与微博的比率达到32%；中国人在浏览他人微博帖子上花时间最多，巴西在参与社交网络方面名列前茅，而另一项来自市场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印度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这四国，正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所谓“金砖四国”。
病毒式传播加口碑传播构成了微博的类似“云传播”的特点，这极大地促进了受众与信息的贴近度，但同时，每一个网民都只关注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他认为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正是通过“follow”来自我定制想听到的信息，这等于自制了一间信息茧房。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在微博上各自建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各说各话，则无疑会加剧社会之间群体的分裂与对立。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微博上发生的大量争执与谩骂、激辩与冲突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很好的愿景，但所谓围观性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很值得怀疑。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者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
2010年的中国微博界好不热闹，唐骏、肖兴国和周立波的倒掉，足够迅速也足够快意，人们仿佛看到一个新媒体的未来。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未停止过：指望一个媒介爆炸性地改变一切，本身就是痴人梦话。即便是一直以行动派出现的“北京厨子”，也并不认为微博的作用就是如此强大。他说：“我97年开始进入互联网，现在通过微博干的这些事情不过是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结合，从互联网一开始就出现了，不新鲜。”
另外，金庸假死，张国荣复活，足够吸引眼球，足够颠覆传统，足够惊世骇俗。此时的微博转身成为假新闻最方便的传播工具。
微博无罪。如果说微博丑陋，只是因为现实丑陋。同理，如果微博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美好。
围观就是力量
器物层面的改进必然影响时代精神，例如造纸术的发明就促进了宗教的世俗化。传播工具的演进同样会对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罗斯福总统充满磁性的声音与广播技术相得益彰，电视直播的出现让肯尼迪赢得了比尼克松更多的选票，而在互联网时代，微博则帮助奥巴马问鼎白宫。
微博，既可以是私人小圈子的交际潮物，也可以是公民知情与批评的社会公器，没有谁好谁坏，不过前者从来不缺，微博不过增加一种帮闲的新工具，后者是微博可能开拓的新空间、新现象，可以帮忙培养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意识，提供社会零散个体间互相守望的共同体精神。
有“微博女王”之称的影视明星姚晨慈善捐款的微博被转发130多万遍，完全在人们料想之中，因为此前她已经有了100多万的粉丝作为群众基础。梁树新发微博称：我想说，神啊，让我的粉丝跟姚晨一样多吧。还没真正出手呢，只转发几下，记者兄弟们已经把欠薪老板惊吓得没魂了。60多个农民工，牵涉600多万欠款，必须感谢微博。
在微博这个自媒体平台上，由于有了手机媒介的参与，以及一条微博140字的限定，原来传统博客下笔前的酝酿再三、包括对文章和立意结构的要求、对语句选择的要求都随之消失，传播的速度之快，甚至有时连网络媒体的报道都落于其后。
此前白血病女童微博成功获救的事例最有代表性：微博的转载量在两天内达到1.8万余次，如果不算那些有几十万粉丝的“万户侯”，仅按照每个转载者有200个粉丝来计算，也至少有360万网民读到了这则求救信息，而且与论坛发帖很容易石沉大海相比，微博内容的传播更具有薪火相传的持久性。
想表达以及能表达的
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喧嚣的表达中，微博能否传达出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微博在中国的大热，是粉丝们缺乏精神、生活参照盲目“追星”？还是已成为大众进行多层面表达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微博文化到底会向何处去？
在微博平台上普通大众不再是弱者，而在众多“粉丝”的簇拥下，名人更获得了一吐为快的机会。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此前经常苦于与记者辛辛苦苦聊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写出来只有几句话，用的还不是直接引语。而在目前的新浪微博上，他的粉丝已经接近百万。甚至连他小小地“八”一下向任志强扔鞋的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两次失恋的打击，也会有百万受众读到这一消息，“成为全国皆知的秘密。”
不过，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喧嚣的表达中，微博能否传达出一种清晰、更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前不久凤凰网CEO刘爽对微博中明星口水过多而吸引众多粉丝“主流”注意力的方式表达了可以说是“不屑”的情绪。他认为，国外微博所起到的报道新闻、网友间彼此交流政策看法的功能，在中国的微博圈中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围绕国内微博圈的，主要还是一种“明星崇拜”。
是人们对微博这种形式要求过高，还是成长期的必然喧闹？是粉丝们缺乏精神、生活的参照盲目“追星”，还是像有的评论所说，这只是传统媒体的“有色眼镜”，而微博已经成为大众进行多层面表达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微博文化到底会向何处去？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是一些此前传统博客的“重度”使用用户，也会感叹用上微博之后越来越“懒得”写博客，微博上信息的庞杂对注意力的分散，以及“碎化”的切入方式对深入、周密思考问题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关注。韩寒在微博上拥有30万粉丝之后正式宣布退出，而蒋方舟也表示不再为微博“绑架”而挥别自己的粉丝。
对质疑者的质疑
这样乐观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知名微博客禹晋永对微博作用的评价就非常消极：2010年底温州钱云会命案发生后，他写了这么一段微博：“微博是别有用心的人和不良媒体造谣杜撰泄愤的地方；一个经证实为普通交通肇事案经过加工制造疯狂转载再到媒体扩散已成为一个与人权、公民权利、土地、上访、贪官、村官、暴力、杀人、内幕等关键词结合在一起煽动民怨的‘全国性大案’了。”
类似质疑的声音在其他人的微博里也出现过：“微博像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简短但很蛊惑，传播极快的媒体，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大字报。”随着事情的发展，微博上甚至出现了许多为乐清、温州两级政府的调查结果辩护、对质疑者的观点进行质疑的“质疑质疑者”。
还好微博具有某种自我纠正的功能，例如，早些时候新浪微博传香港作家金庸去世，但很快就由新浪微博上众多的博友证伪，而私下口口相传的谣言则无法自我纠正。微博不是法庭，但民众有质疑公权力的权利，官方有拿出证据消除民众疑虑的义务，在官方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后，民众可以接受证据，也可以继续质疑，但大多数民众都是理性的，在多数理性民众接受政府拿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后，少数继续质疑的人也无法掀起太大的风浪，如果一些著名的民间人士也能实事求是，帮助说服民众，那这就是良性的官民互动。
尽管如此，“质疑质疑者”仍有必要。公权需要被质疑、被制衡，微博上质疑公权的民间言论和公民观察团也需要被质疑、被制衡，这才是大国气象。
微博能否改变中国
无巧不成书。日前一项大型网络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以外网民参与社交网络的热情，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都位于前列，但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进入前十名。其中俄罗斯人在Twitter上的发贴最为活跃，其网民参与微博的比率达到32%；中国人在浏览他人微博帖子上花时间最多，巴西在参与社交网络方面名列前茅，而另一项来自市场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印度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这四国，正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所谓“金砖四国”。
病毒式传播加口碑传播构成了微博的类似“云传播”的特点，这极大地促进了受众与信息的贴近度，但同时，每一个网民都只关注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他认为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正是通过“follow”来自我定制想听到的信息，这等于自制了一间信息茧房。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在微博上各自建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各说各话，则无疑会加剧社会之间群体的分裂与对立。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微博上发生的大量争执与谩骂、激辩与冲突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很好的愿景，但所谓围观性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很值得怀疑。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者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