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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的高光时刻
美国时间5月10日上午8点半左右，Travis Kalanick现身纽约证券交易所，他的父亲Donald Kalanick站在一旁，两人旋即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掌声部分是献给这位曾经带领Uber一路搏得行业领先地位的联合创始人;另一部分则是献给他的父亲，后者在两年前的一次划船事故中失去了妻子，自己也险些丧命。
那或许是Travis Kalanick人生最为黯淡的一年，因为面临性骚扰、性别歧视、知识产权盗窃等一系列指控，迫于各方压力，他不得不去职Uber CEO，甚至被斥为Uber连串“文化灾难”的源头。虽然保留下董事会席位，但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和Uber渐行渐远。
两年间，继任者Dara Khosrowshahi一直试图变革Kalanick时代“激进好斗”、“无视法律规则”、“内部不透明”的企业文化，希望让这家声名狼藉的创业公司尽快从负面泥沼中脱身。如今，成立十年的Uber终于站在了IPO门口。据彭博社消息，在其IPO路演的第三天，计划发售的1.8亿股股票就获得了足额认购。
无论经历了多少不甘与失意，这一天本应是Travis Kalanick的高光时刻。只是，对他来说，过程难言完美，甚至有些难堪。
包括Uber高管、早期员工、司机和乘客在内的13人在敲钟台上观看了仪式，最终担当敲钟人的是Uber早期女性员工、自动驾驶技术部门战略主管Austin Geidt。对如今的Uber来说，这个选择不难理解，毕竟自动驾驶是Uber现任CEO极力推崇的发展方向，而Geidt作为核心女性员工，则是Uber对既往“性别歧视”指控的回应。
然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一点——作为联合创始人，Kalanick没能出现在敲钟台上。
事实上，早在一周多前，美媒Axios就获悉，当Kalanic在董事会上首次提出站在敲钟台上的要求时，Khosrowshahi的态度并不明朗。一番决策后，Khosrowshahi拒绝了Kalanick的要求，仅邀请后者在一层和其他高管一同观礼。
那时，媒体并不确定被“无情”拒绝后，这位桀骜不驯的创始人是否还会出席Uber的敲钟仪式。结果， Kalanic当天还是和父亲一起出现在了现场，他们在另一个阳台上观看了敲钟，并在仪式结束后参与了在附近举办的一场早期员工庆祝活动。想象中Khosrowshahi和Kalanick间的尴尬也没有上演。据《纽约时报》的描述，周五当日的早餐会上，Khosrowshahi还公开肯定了Kalanick作为联合创始人对于Uber发展的重要作用。
但熟悉Kalanick风格的记者们并不买账这份“云淡风轻”。《名利场》记者Nick Bilton在报道中写道，“他不是一个轻易接受‘不’的人。”Bilton还在文章中引用了《纽约时报》记者、《Super Pumped： The Battle for Uber》一书作者Mike Isaac的观点，“虽然無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都多次表态，无意让Uber上市，并为此而自豪。但那一天真正到来时，他肯定想要站在敲钟台上，想要带领Uber跨过那条终点线。现在的管理层不让他敲钟，肯定深深地伤害了他。”
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亿万富翁，42岁的Kalanick接下来有很多选择。去年3月，他宣布创建了一个名为“10100 Fund”的新基金，用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项目投资。一年后，他公布了基金在东南亚的第一笔投资，这是一个前Uber员工的创业项目。不过，在一些知情人眼中，Kalanick最大的愿望还是回到Uber，重新掌管这个他一手打造的帝国。
“如果你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还会因为一个记者写了几篇批评报道就记仇;那么，对于那些将你驱逐出公司的员工、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你会作何感受？” Bilton写道。
十年等来的艰难开局
即便高光时刻被剥夺，这依然是Kalanick “收获颇丰”的一天。
除掉2018年初，他以14亿美元价格转让给软银的部分股票，如今他依然持有Uber公司8.6%的股份。不过，要真正完成套现，他还需要度过6个月的上市锁定期。而在此之前，Uber的市场价格可能还会大幅波动。
事实上，不用6个月那么远，交易第一天，股价的波动就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多年来最令人期待的IPO之一，Uber在成为上市公司的前五个小时就损失了近60亿美元的市值，首日收盘时股价下跌了7.6%。
《纽约时报》的报道记录了当时交易所气氛的骤变。“原本的嘈杂开始被紧张所取代，交易大厅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下降——44美元、43美元、42美元，这是Uber最终的开盘价。聊天的声音渐息，最后转入一片寂静。”42美元的价格甚至低于较早时候45美元的发行价。
在稍后的采访中，Kalanick将这个并不理想的开局归咎于大环境——“艰难的一周里艰难的一天。”至少这次，没人会觉得他在全然推诿。
Uber上市前，标普大盘已连跌五日。Uber上市当天，美股三大指数低开，开盘后，跌幅收窄后再度扩大。美股科技股迎来集体下跌，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在上周最深累跌幅度达9%，创2019年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市值缩水近750亿美元。而Uber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网约车第一股”——Lyft，上周五收盘时也大跌7.41%。 Khosrowshahi试图在这场“完美风暴”中为Uber争取更多的市场信心，他引用了“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名言，“从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台投票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是一台称重机。”他强调Uber会继续专注于提升质量和规模，“行情会随之而来。”
一些评论也尝试从积极的角度去消解Uber开局不利带来的不安，“Facebook在上市首日仅上涨23美分，在IPO的前15个月，股价一直低于发行价。而现在，它是全球第四大最有价值的公司。”
一个新故事的诞生还有多少不确定性？
对于Uber斥2亿美金聘请的传奇职业经理人Khosrowshahi来说，给市场打鸡血最有效的方式肯定不是引用名言。
或许顶着压力，代表管理层拒绝Kalanick出现在敲钟台，是他们眼中为了与Uber“旧形象”切割的必要之举。那么Uber的新形象又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同样受困于股价泥沼的Lyft。
在IPO前的路演中，Khosrowshahi给出了他的答案——Amazon（亚马逊）。
在投资者眼中，Uber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增长和盈利。在作为初创公司的头几年，Uber在增长上表现优异，到2018年，已经进驻了全球63个国家。但是近几年来，其营收增速等多项核心指标均开始放缓。而另一方面，去年18 亿美元的亏损，以及长期看尚难转亏为盈的局面，更是加深了投资者的忧虑。
正是基于这两点，对标亚马逊成为Khosrowshahi最好的选择。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亚马逊也曾经历多年的亏损。面对华尔街的压力，亚马逊始终坚守自己的策略，即通过大额的投入拉开和竞争者的距离，同时拓宽业务布局，发展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幸运的是，就当投资者快要耗尽耐心时，亚马逊开始盈利了，多元化布局步入良性循环。从1997年上市开始，亚马逊的股价已经从18美元/股上涨到如今的近2000美元/股。
Khosrowshahi希望说服投资人Uber也拥有同样的潜力。“车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书对于亚马逊。”不同于lyft，Uber的业务构成更为丰富，除打车业务外，还有送餐业务Uber Eats、连接货主和货运公司的Uber Freight，收购Jump后又涉足共享电动自行车业务。显然，Khosrowshahi希望通过持续的资本投入将Uber打造为一个集成多种出行服务的综合平台。
虽然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也是Uber的早期投资人，但是Khosrowshahi的类比在很多投资人看来，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相比经历过经济大萧条考验的亚马逊，Uber更像是在温室里成长起来的独角兽;不同于亚马逊在核心业务上的盈利能力，Uber的盈利能力依然是硬伤;相比上市时的亚马逊，Uber的体量已经太大。很大程度上，Uber的股价也反映了华尔街对于持续亏损的科技独角兽的态度。
而Uber面临的不确定性还不止于此。
正如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对潜在问题的描述，除了Uber原有公司文化带来的声誉债以及长期来看对公司发展的影响，“不满的司机”也是Uber必须应对的问题之一。
关于Uber司机身份的界定一直是平台和司机的争执焦点——Uber希望将司机们视为平台的独立承包商，以节省开支;而司机们则希望被视作“员工”，以享受“最低工资、加班费、保险” 等其他福利。
近年来，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地诉讼，陆续产生了有利于Uber司机的判罚。这恰恰是被盈利所困的Uber最不愿意看到的。在此次公开披露中，Uber坦言，如果被迫开始将Uber司机划分为“员工”，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商业模式”。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司机的激励措施，以提高我们的财务业绩”，“我们预计司机的不满情绪会增加。”
自5月10日至发稿的5月14日，Kalanick的Twitter始终没有更新。IPO似乎是一抹幻梦，不值得留下任何痕迹。
而Khosrowshahi则在5月11日，即Uber上市次日，转发了2018年底上任的Uber首席法务官Tony West 的Twitter。Twitter配图的上半部分是纽交所门口悬挂的巨大Uber牌匾，下半部分是一个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的小女孩雕塑，Tony West在配文中写道，“Fearless about the future. @Uber onward！”
战壕或许换了士兵，但战争永不停歇。
（参考资料：The Guardian，Business Insider，Markets Insider， TechCrunch，Axios，the Verge， CNBC， Vanity Fai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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