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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廖献红散文,一股颇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气息便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的地理记忆,与鹿寨这个地方相关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来自一个女性视角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捕捉。然而,你无法否定,这些文字不只是地方风物的记录,也不只是展现一幅幅异常丰富的人文地理,而是以创作主体的个人记忆去检视时代经验,再次刷新了地理刻度,激活了人文精神。廖献红企图为她的故乡写下地方志,一个鹿寨人为鹿寨写下的地方志,同时它不止于地方人文与风物的收集与整理,而是提供了一幅经过创作主体审美过滤的人性图谱。这种地方人文历史的挖掘中,鹿寨人的精神与风骨展露无遗。这个意义上,以人文精神刷新地理刻度,是廖献红散文审美性的根本之所在,为她的写作争取到意义深度和美学价值。
文化大散文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开创了知识分子文化言说的一种审美范式,在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市场经济年代,将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推向社会前台。廖献红的散文接续此一文脉,企图在鹿寨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审美探寻中有所建树。鹿寨是一个人文底蕴极其深厚的地方。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养育了鹿寨人的道德秉性和精神气质,呼唤着写作者和研究者去打捞、去梳理、去开掘。廖献红的文学自觉促使她从人文地理角度去观察和追踪鹿寨历史发展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脉络,从千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故事中,去窥探那些被遮蔽的人文情感与精神纹理。
文化散文写作中,廖献红要做的功课,不止于书斋之内,而须移步户外,访遍鹿寨文化遗迹,去梳理和解析人文历史和地理表象背后的情感空间和价值空间。《仁里之仁》就是廖献红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仁里是鹿寨县寨沙镇所辖的一个古村落。在作者眼中,这个村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存在,而是一部活的“史书”,一部“仁义之书”。可贵的是,作者对这个仁义之村的书写没有停留在导游般的解说层次,而是把“仁义”二字寄托于艺术形象之上,以故事的传奇性抓住读者眼球。清朝光绪年间,岭南家道中落的邓家后人邓悦俊流落鹿寨仁里,衣食无着。所幸的是,这个时候,盐铺掌柜李氏收留了他,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邓悦俊乖巧伶俐、精明能干,得到李氏赏识和信任,凭借勤劳和智慧成为当地巨商,于是修建具有岭南风的四合院,取名“仁里”,并开办怀英书院,孕育了一代代名流和精英,形成了崇文尚武、尊师重教的文脉传统。邓瑞徽、邓崇斌、徐启明、梁献谟等杰出历史人物皆从怀英书院走出。如今,书院不复存在,但在一代代仁里人心中播下了孝道、诚信、仁义的种子,同时,善良、忠诚和勇于牺牲的仁里精神也融进了仁里后人的血液里。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缘分就这样天造地设,开启了仁里的文脉,源远流长。《一个当铺的背影》的讲述同样是在这一精神维度上展开的。当铺老板陈兆丰搭救急需贷款去接管和振兴六味斋的汉子,以便成人之美,这一善举在当地商贾和百姓心中筑起了感佩和崇敬之情。仁义守信之举在鹿寨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构成了一部砥砺人心的地方人文精神流变史。
中渡古镇(《和居中渡》)同样蕴藉了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从建筑、人文到民俗都彰显出古朴、典雅之气。三国东吴时期在中渡建县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武备文化是中渡古镇最醒目的地理刻度,这一点建筑风格中依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所有建筑均以军事防御为旨归:开间狭窄且长,进深大,门前设有密格栅的插槽。一根根结实的圆木焊接起来,非常坚固,称之“龙门”。几百年过去,当年那充当战略要冲的古炮楼以及铜盆山上所刻的“一方保障”碑石上空,我们仿佛隐约闻到硝烟,听到炮声。作者指出,武备文化已经融入中渡人的血液里,“长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气势,犹如洛江码头护城墙攀缠的榕树根,坚硬而又不失温暖柔软。这种气质从古镇人的眼神和言谈里长出来,甚至从每一个细微的就连古镇人本身也不曾觉察的动作神态里长出来”。古镇与人总相宜。历经硝烟的古镇如今十分宁静,又不失沉稳与从容,而古镇上的人沉默而刚烈、克制而执拗,在散漫闲适中享受着一种“慢生活”。
也许有人提出质疑,在这个快节奏的全媒时代,中渡人如何能安然自若地生存于古镇的前现代环境中,又如何能抵制都市中灯红酒绿的诱惑?这是中渡人不可回避的生存命题。对于故土,是去是留,有时候,意念决定行动。作者独具慧眼地破解了其中人性密码:中渡人慢节奏的生存方式是年轻人与生俱来同时又难以割舍的文化基因在他们意识中发酵的结果。为了传承和发扬家族祖传的米粉工艺,陈洪波留守中渡,舍弃了广州女友。在他看来,手工米粉与中渡古榕和码头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这是文化自信的结果。同样,周岳生对外出的邻里在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的事情不屑一顾,只是“附和着呵笑了几声,头也不回走到石磨房,重新将自己安放在充满米浆味道的蒸气中,感觉世界又回到他喜欢的样子”。当然,我们也看到现代文明冲击下地方文化传承的急迫性和危机感。所幸的是,中渡美食制作工艺的传承得益于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所以,文章后面对传统与现代、人类与自然等关系范畴提出了思考。作者从武庙祈福、和家宴、香桥、响水滩等民风民俗与自然景观入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渡人与自然共存的和居人文图景,这種描绘给中渡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蓝图。
以个体经验的追溯、清理与整合来辐射鹿寨社会生活与民间生态,是廖献红散文的又一审美特征。《那些腔腔调调》以民间视角钩沉童年记忆,讲述家乡小调对一个少女的诱惑及其日渐衰落的命运。流传于柳州地区的民间小调以桂柳方言传唱,内容切近日常,表演灵活多样,曾经充当了乡村孩童的摇篮曲。于是,在彩调剧中扮演千金小姐,踏着娇柔的碎步,甩出宽大的水袖,口中还模拟着唱腔,成了作者童年“极为难得的狂欢”。如今,那种声音虽已远去,却在幼小心灵播下了种子,化作艺术基因长久地影响到日后的生活:“我身上潜伏了一种奇怪的性情,每当欣喜或大悲,我必发声,发出小调的腔:‘我——的——天——呐——’,随后是自编的唱词,我常常一个人模拟这样的唱腔,抒发自己如痴如醉的癫狂。”日后的生活中,家乡小调时常回旋于作者耳际,无异于人生旅途的伴奏。这种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多少年来,在人事稠密诸多风尘厮混稍微了结的间隙,在如坐针毡之时,在醒来的清晨抑或在惆怅的雨夜,母亲的歌声、祖母的歌声仍会偶尔破空而来,直叫我当场站住。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虚空里追逐着缭绕不去的余音。那歌声扩散开去,变成暗色的云朵,又变成明媚的阳光,盛着我在半空里飘啊飘。又似一阵阵鼓点,一阵更比一阵猛烈地敲打:启程的时刻到了,做功课的时刻到了,只要越过这个沟坎跨过去就是了,咬咬牙关就挺过去了……这似乎成为我人生的伴奏。”这种经验是深入骨髓的,它属于作家个体,给了她回归人生原点“重新做人”的机遇,在不断回味和梳理中“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同时,它也是鹿寨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充满了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内驱力不断启动人自身的心智成长。某种意义上,鹿寨的人文历史就是“一所教人谦逊的学校”,“它始终教导着我如何理解自己,并且要有能力欣赏他人”。廖献红所寻访的青石板、古村落、古戏台、古祠堂、古城墙、古码头、古炮楼、古巷子,都关联着鹿寨历史人物的操守、品格与信仰,而这些,始终是鹿寨人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地方人文历史提供了清晰的精神刻度。 对一个作家来讲,边缘化的生存经验无疑是甚为可贵的,它砥砺着人生,锤炼了意志。而逆境中那种坚韧与顽强、煎熬与渴望,正是地方人文精神的丰富体现。《老罗、大罗和小罗》呈现了创作主体边缘化的生存体验。文章从大罗找“我”托关系办理养老保险证起笔,追述与“我”共同度过艰难岁月的几个同事的人生与命运,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鹿寨经济社会生态与世相。在开头,作者介绍了地处西岸的一个壮族山村小学从师资、环境到教学的简陋状况:这所小学虽然有六个年级,却只有四个老师,一个民办教师,三个代课老师。这使我想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所描述的情形。民办教师在艰苦闭塞环境下的教书生涯,在刘醒龙的叙事中充溢着揪心的痛感。相比而言,廖献红以略带期盼的语调讲述老罗、大罗、小罗和“我”的乡村小学工作经历与人生追求,更侧重于社会生活与人生境遇的改变。如果说刘醒龙对民办教师这个逐渐淡出历史视野的群体的书写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那么,廖献红则在乡村教师焦虑与无奈的呈示中隐含着改变现状的契机,更让我们看到了坚韧、勤劳与自强的鹿寨精神。
人物是小说写作的核心元素,支撑和推动故事的展开,然而对散文来说,人物也并非可有可无,叙事性散文尤其是如此。廖献红散文创作是贴近地面的写作,她的人物要么来自鹿寨地方文献和历史传说,要么来自创作主体的家族记忆和人生履历,可以说都是从鹿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无论是《仁里之仁》之类的文化大散文,还是以《老罗、大罗和小罗》为代表的叙事性散文,廖献红的人物都蕴藉着鹿寨人文精神,浸染了鹿寨历史发展中社会生活变迁的印痕。《彩调这条河》以艺人的故事贯通鹿寨彩调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中的尴尬处境,艺人韦金声、姑姑玉兰、补锅匠伍老三等,戏里戏外两种人生在艺术上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在《老罗、大罗和小罗》中,老罗一生的劳碌与奔波、焦虑与喜悦,最后定格在与作者的一次聚会中。而小罗忍辱负重、乐观通达的形象在沉静的讲述中跃然纸上:“她将那些窘境的日子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聊着村中某个女人的故事。她的婚姻最有理由让她变成怨妇,但她始终与怨妇保持着距离。末了,她笑着似乎在做小结:‘总算挺过最艰难的日子。’笑容里透着一股对世界的善意和对生活的满足。”这种白描式的语言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姿态的肯定。
地方文化生态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关于这一点,廖献红的写作已有明确的显示。然而,如果散文写作中,只是把人物当作文化经验的客体存在,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廖献红的散文自然都是寫鹿寨人、鹿寨事,以个体记忆检视时代经验,展现了鹿寨丰富的人文地理景观,但它又是一副经过审美过滤的人性图谱,提供了一个地方的精神尺度。乐观、宽厚、善良的品性同样体现在《上梁》中的父亲身上。在建造新房尤其是上梁之时,鹿寨乡村流行举办上梁仪式,唱上梁歌,祈求五谷丰登,过上安稳、平顺的生活。就在上梁仪式还未结束之时,父亲听说同村李七斤在打井中遇难,不计前嫌,义无反顾地赶往事发地实施营救,之后又为之主持丧事,然而,这种善行却遭遇家人的强烈反对。大家认为这个善举必将破坏新房开工的喜庆气氛,甚至沾上晦气,影响整个家族的运气。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没有回避人性的交锋,甚至也不回避那种人类生存宿命感的存在,而是把鹿寨人的乐观、宽厚和善良品格放在两种矛盾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辨析,在一种极富思辨张力的结构中提升了叙事性散文的审美价值。
【王迅,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路平
文化大散文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开创了知识分子文化言说的一种审美范式,在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市场经济年代,将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推向社会前台。廖献红的散文接续此一文脉,企图在鹿寨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审美探寻中有所建树。鹿寨是一个人文底蕴极其深厚的地方。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养育了鹿寨人的道德秉性和精神气质,呼唤着写作者和研究者去打捞、去梳理、去开掘。廖献红的文学自觉促使她从人文地理角度去观察和追踪鹿寨历史发展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脉络,从千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故事中,去窥探那些被遮蔽的人文情感与精神纹理。
文化散文写作中,廖献红要做的功课,不止于书斋之内,而须移步户外,访遍鹿寨文化遗迹,去梳理和解析人文历史和地理表象背后的情感空间和价值空间。《仁里之仁》就是廖献红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仁里是鹿寨县寨沙镇所辖的一个古村落。在作者眼中,这个村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存在,而是一部活的“史书”,一部“仁义之书”。可贵的是,作者对这个仁义之村的书写没有停留在导游般的解说层次,而是把“仁义”二字寄托于艺术形象之上,以故事的传奇性抓住读者眼球。清朝光绪年间,岭南家道中落的邓家后人邓悦俊流落鹿寨仁里,衣食无着。所幸的是,这个时候,盐铺掌柜李氏收留了他,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邓悦俊乖巧伶俐、精明能干,得到李氏赏识和信任,凭借勤劳和智慧成为当地巨商,于是修建具有岭南风的四合院,取名“仁里”,并开办怀英书院,孕育了一代代名流和精英,形成了崇文尚武、尊师重教的文脉传统。邓瑞徽、邓崇斌、徐启明、梁献谟等杰出历史人物皆从怀英书院走出。如今,书院不复存在,但在一代代仁里人心中播下了孝道、诚信、仁义的种子,同时,善良、忠诚和勇于牺牲的仁里精神也融进了仁里后人的血液里。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缘分就这样天造地设,开启了仁里的文脉,源远流长。《一个当铺的背影》的讲述同样是在这一精神维度上展开的。当铺老板陈兆丰搭救急需贷款去接管和振兴六味斋的汉子,以便成人之美,这一善举在当地商贾和百姓心中筑起了感佩和崇敬之情。仁义守信之举在鹿寨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构成了一部砥砺人心的地方人文精神流变史。
中渡古镇(《和居中渡》)同样蕴藉了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从建筑、人文到民俗都彰显出古朴、典雅之气。三国东吴时期在中渡建县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武备文化是中渡古镇最醒目的地理刻度,这一点建筑风格中依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所有建筑均以军事防御为旨归:开间狭窄且长,进深大,门前设有密格栅的插槽。一根根结实的圆木焊接起来,非常坚固,称之“龙门”。几百年过去,当年那充当战略要冲的古炮楼以及铜盆山上所刻的“一方保障”碑石上空,我们仿佛隐约闻到硝烟,听到炮声。作者指出,武备文化已经融入中渡人的血液里,“长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气势,犹如洛江码头护城墙攀缠的榕树根,坚硬而又不失温暖柔软。这种气质从古镇人的眼神和言谈里长出来,甚至从每一个细微的就连古镇人本身也不曾觉察的动作神态里长出来”。古镇与人总相宜。历经硝烟的古镇如今十分宁静,又不失沉稳与从容,而古镇上的人沉默而刚烈、克制而执拗,在散漫闲适中享受着一种“慢生活”。
也许有人提出质疑,在这个快节奏的全媒时代,中渡人如何能安然自若地生存于古镇的前现代环境中,又如何能抵制都市中灯红酒绿的诱惑?这是中渡人不可回避的生存命题。对于故土,是去是留,有时候,意念决定行动。作者独具慧眼地破解了其中人性密码:中渡人慢节奏的生存方式是年轻人与生俱来同时又难以割舍的文化基因在他们意识中发酵的结果。为了传承和发扬家族祖传的米粉工艺,陈洪波留守中渡,舍弃了广州女友。在他看来,手工米粉与中渡古榕和码头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这是文化自信的结果。同样,周岳生对外出的邻里在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的事情不屑一顾,只是“附和着呵笑了几声,头也不回走到石磨房,重新将自己安放在充满米浆味道的蒸气中,感觉世界又回到他喜欢的样子”。当然,我们也看到现代文明冲击下地方文化传承的急迫性和危机感。所幸的是,中渡美食制作工艺的传承得益于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所以,文章后面对传统与现代、人类与自然等关系范畴提出了思考。作者从武庙祈福、和家宴、香桥、响水滩等民风民俗与自然景观入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渡人与自然共存的和居人文图景,这種描绘给中渡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蓝图。
以个体经验的追溯、清理与整合来辐射鹿寨社会生活与民间生态,是廖献红散文的又一审美特征。《那些腔腔调调》以民间视角钩沉童年记忆,讲述家乡小调对一个少女的诱惑及其日渐衰落的命运。流传于柳州地区的民间小调以桂柳方言传唱,内容切近日常,表演灵活多样,曾经充当了乡村孩童的摇篮曲。于是,在彩调剧中扮演千金小姐,踏着娇柔的碎步,甩出宽大的水袖,口中还模拟着唱腔,成了作者童年“极为难得的狂欢”。如今,那种声音虽已远去,却在幼小心灵播下了种子,化作艺术基因长久地影响到日后的生活:“我身上潜伏了一种奇怪的性情,每当欣喜或大悲,我必发声,发出小调的腔:‘我——的——天——呐——’,随后是自编的唱词,我常常一个人模拟这样的唱腔,抒发自己如痴如醉的癫狂。”日后的生活中,家乡小调时常回旋于作者耳际,无异于人生旅途的伴奏。这种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多少年来,在人事稠密诸多风尘厮混稍微了结的间隙,在如坐针毡之时,在醒来的清晨抑或在惆怅的雨夜,母亲的歌声、祖母的歌声仍会偶尔破空而来,直叫我当场站住。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虚空里追逐着缭绕不去的余音。那歌声扩散开去,变成暗色的云朵,又变成明媚的阳光,盛着我在半空里飘啊飘。又似一阵阵鼓点,一阵更比一阵猛烈地敲打:启程的时刻到了,做功课的时刻到了,只要越过这个沟坎跨过去就是了,咬咬牙关就挺过去了……这似乎成为我人生的伴奏。”这种经验是深入骨髓的,它属于作家个体,给了她回归人生原点“重新做人”的机遇,在不断回味和梳理中“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同时,它也是鹿寨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充满了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内驱力不断启动人自身的心智成长。某种意义上,鹿寨的人文历史就是“一所教人谦逊的学校”,“它始终教导着我如何理解自己,并且要有能力欣赏他人”。廖献红所寻访的青石板、古村落、古戏台、古祠堂、古城墙、古码头、古炮楼、古巷子,都关联着鹿寨历史人物的操守、品格与信仰,而这些,始终是鹿寨人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地方人文历史提供了清晰的精神刻度。 对一个作家来讲,边缘化的生存经验无疑是甚为可贵的,它砥砺着人生,锤炼了意志。而逆境中那种坚韧与顽强、煎熬与渴望,正是地方人文精神的丰富体现。《老罗、大罗和小罗》呈现了创作主体边缘化的生存体验。文章从大罗找“我”托关系办理养老保险证起笔,追述与“我”共同度过艰难岁月的几个同事的人生与命运,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鹿寨经济社会生态与世相。在开头,作者介绍了地处西岸的一个壮族山村小学从师资、环境到教学的简陋状况:这所小学虽然有六个年级,却只有四个老师,一个民办教师,三个代课老师。这使我想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所描述的情形。民办教师在艰苦闭塞环境下的教书生涯,在刘醒龙的叙事中充溢着揪心的痛感。相比而言,廖献红以略带期盼的语调讲述老罗、大罗、小罗和“我”的乡村小学工作经历与人生追求,更侧重于社会生活与人生境遇的改变。如果说刘醒龙对民办教师这个逐渐淡出历史视野的群体的书写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那么,廖献红则在乡村教师焦虑与无奈的呈示中隐含着改变现状的契机,更让我们看到了坚韧、勤劳与自强的鹿寨精神。
人物是小说写作的核心元素,支撑和推动故事的展开,然而对散文来说,人物也并非可有可无,叙事性散文尤其是如此。廖献红散文创作是贴近地面的写作,她的人物要么来自鹿寨地方文献和历史传说,要么来自创作主体的家族记忆和人生履历,可以说都是从鹿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无论是《仁里之仁》之类的文化大散文,还是以《老罗、大罗和小罗》为代表的叙事性散文,廖献红的人物都蕴藉着鹿寨人文精神,浸染了鹿寨历史发展中社会生活变迁的印痕。《彩调这条河》以艺人的故事贯通鹿寨彩调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中的尴尬处境,艺人韦金声、姑姑玉兰、补锅匠伍老三等,戏里戏外两种人生在艺术上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在《老罗、大罗和小罗》中,老罗一生的劳碌与奔波、焦虑与喜悦,最后定格在与作者的一次聚会中。而小罗忍辱负重、乐观通达的形象在沉静的讲述中跃然纸上:“她将那些窘境的日子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聊着村中某个女人的故事。她的婚姻最有理由让她变成怨妇,但她始终与怨妇保持着距离。末了,她笑着似乎在做小结:‘总算挺过最艰难的日子。’笑容里透着一股对世界的善意和对生活的满足。”这种白描式的语言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姿态的肯定。
地方文化生态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关于这一点,廖献红的写作已有明确的显示。然而,如果散文写作中,只是把人物当作文化经验的客体存在,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廖献红的散文自然都是寫鹿寨人、鹿寨事,以个体记忆检视时代经验,展现了鹿寨丰富的人文地理景观,但它又是一副经过审美过滤的人性图谱,提供了一个地方的精神尺度。乐观、宽厚、善良的品性同样体现在《上梁》中的父亲身上。在建造新房尤其是上梁之时,鹿寨乡村流行举办上梁仪式,唱上梁歌,祈求五谷丰登,过上安稳、平顺的生活。就在上梁仪式还未结束之时,父亲听说同村李七斤在打井中遇难,不计前嫌,义无反顾地赶往事发地实施营救,之后又为之主持丧事,然而,这种善行却遭遇家人的强烈反对。大家认为这个善举必将破坏新房开工的喜庆气氛,甚至沾上晦气,影响整个家族的运气。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没有回避人性的交锋,甚至也不回避那种人类生存宿命感的存在,而是把鹿寨人的乐观、宽厚和善良品格放在两种矛盾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辨析,在一种极富思辨张力的结构中提升了叙事性散文的审美价值。
【王迅,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