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值班室里，一张小床和桌上堆放的联络通讯器材，是潭门镇武装部部长张建堂的家当。
　　当潭门渔民在海上遇险或受到侵袭，这间小屋就会变成陆上指挥中心，通过联络南海各地的渔政、渔监、海监等部门，成为潭门人在浩瀚南海上的“守护星”。
　　刚从北京赶回的张建堂，参加了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上，习近平面对来自军地的代表们说，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习近平用“三个坚持”来表达对于边海防问题的态度：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
　　第三个则是：“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对于张建堂等常年身处南海要冲的人们来说，有更深的体味。
　　除了在2013年迎接习近平视察，2014年全国边海防民兵工作现场会也在潭门召开。
　　此次全国边海防建设工作会议中，潭门海上民兵连被评为“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单位”。曾3次被菲律宾抓捕、拒绝在“认罪书”上签字的民兵连班长陈则波，被授予“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张建堂向本刊强调了支持中国渔民在南海存在的意义。在南沙中国控制的岛礁上，建岛物资基本是潭门渔民运上去的，“军舰只能运到深海，下一步就要靠渔民运输了”。
　　而在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年代，中国渔民在南海的存在，作用似乎更为明显。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潭门渔民率先在南海发现了停泊的英国军舰。
　　现在一些国家对南海不断强化的主权和利益诉求，其中就包括对侵占中方岛屿的民事化管理、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的掠夺，并以多种形式蚕食中国领海——这一切都让张建堂觉得，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奠定了“开发即拥有”的基础之后，潭门人可以为祖国做得更多。
　　然而，目前渔业生产和渔民仍被视为普通国民经济中的一角。由于确实存在近海资源枯竭的情况，渔业生产近年来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就存在非常现实的矛盾：要“保护资源”，中国渔民们可能就要从南海消失；要维护海洋权益，他们又极有必要继续存在。
　　这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
　　“造大船”，习近平2013年在潭门的讲话，被渔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近年来，针对大马力钢制渔船或玻璃钢渔船的补贴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如何更好地与当前渔业特点结合，推动补贴政策调整，则成为当务之急。
　　比如，尽管也会综合实际用油量，但目前的柴油补贴方式主要是按渔船的登记马力，测算一年度的柴油消耗总量，发放补贴。
　　这样，大多数渔船都在开渔节后稳赚钱的情况下出海两三个月，其他时间照样可以拿柴油补贴。而这些补贴往往都归船主所有，很难落到渔民手中。
　　对于“长期存在”来说，这一政策显然需要调整，包括建立结合油价的动态调整机制。
　　习近平在潭门曾非常详细地了解渔民的出海手续问题。对于渔民来说，还需要有更好的民生工程。
　　比如渔港改造工程施工需办理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通航安全评估报告以及《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长期的程序时间。
　　不仅造船，造渔网也有补贴。潭门镇镇委委员戴于岛认为，渔民们在潭门的岸上生活，也需要重视——先把年轻人们留在潭门，或者让外出读书的年轻人回来。
　　作为镇上为渔民建设的基础设施，路面硬化及自来水工程，在海南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据说曾让渔民“自发鸣炮庆贺”。
　　2012年，潭门镇上的“桥、路、水”工程相继开工。而连接潭门与博鳌的潭门大桥几经波折，仍在建设中。
　　有了基础，潭门镇就有了空间建设自己的工业区与产业园，该镇党委书记庞飞对《瞭望东方周刊》的介绍：潭门镇相关产品的销售额“一个月有一个亿”。
　　但潭门镇自身地域有限，民众生产方式仍显单一。庞飞觉得，既要保护海洋，又要解决渔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戴于岛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受台风影响较大，海产品原地加工、深海养殖等规模化产业，尚在评估规划中。
　　或许，以一个小镇担负重要的国家使命，多少还是有些沉重。毕竟，有些环节，不是一个镇级机构可以决策的。
　　事实上，“南海维权要常态化、多样化”，也可以是一个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