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的渴望使历史对人永远有奇妙的诱惑力。尤其当那些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因为种种原因而被罩上层层迷雾的时候，好奇心更会激发人探看的冲动。李兆麟将军之死就是这样的一个谜。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个英雄之死感到惋惜。他经受了历史带给民族的巨大苦難，可是当就要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却突然地撒手人寰。更令我难安的是，到了花甲之年，还不知将军遇难的真相。因此一听说唐飙的长篇小说《谋杀1946》就是对这一历史之谜进行揭秘的，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中了它。几乎是一气呵成地读完了，应当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凡称作历史小说的，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种真实还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所谓本质的真实，而是事件的真实。否则就不能叫历史小说，最多只能叫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个小说家的创造。因为同一历史事件，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就会得出不同的历史。历史小说家的高明大概就在这里：不是你编撰了一个远离历史真实的刺激人想象力的故事，而在于你对历史的解释别有一种深度。正是这种深度使人崇敬智慧并要智慧地去思索人类社会的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觉得《谋杀1946》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其真实在于从具体事件出发，对李兆麟将军的死因作出了别有新意的开掘。长期以来，我们被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所牵制，一直把规律或必然性当作解释历史秘密的万灵钥匙。而其实历史也常常是无数个偶然性的堆积。唐飙先生并没有抛弃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但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偶然之手对历史的扭曲和塑造。
　　就李兆麟将军之死来说，就没有逃脱历史偶然性带给他命运的悲剧。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驰骋十几年的将军，所遇到的暗算、险境不胜枚举，但他都能化险为夷，走到了全胜的边界，这足以说明他不但是一个神勇的将军，而且是个足智多谋的将军。可是对于打进中苏友协当秘书的女特务孙格玲的电话他却丧失了警惕。无论她通知的开会地点，还是她通知的开会内容，都令人怀疑，而他竟然轻易地上了敌人的鱼钩。这确实让人想到了一个谚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面对英雄的这种遇难，我们一方面感到无限的怆然，另一方面也感到无法抗拒的人性真实性：英雄是人而不是神，历史从来就不是神的历史。小说不是孤立地写偶然。它的另外一处紧关节要的细节也强烈地渗透着这样的意识，就是李兆麟将军赴会前，坐车突然出现故障，以致警卫因为修车而没能随同前往。我们不能构想警卫员跟随会有什么样好的结局。但以往警卫员从来都是贴身紧跟，把敌人的一次次暗杀活动化成泡影。这一次却是出人想象的意外。由此谁又能否定意外对人命运的裁定？偶然令人猝不及防，偶然令人悲叹。可是有了这种悲剧意识无论如何都能增强我们认识历史和人生的厚度，提示我们格外地珍视生命的进行时。
　　小说另一新颖别致之处是构思的奇巧。和以往的历史传记小说不同，他写李兆麟将军遇害，却不以李兆麟将军的行动作线索，而是以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李桂林作为小说的结构圆心。从这一视角来看李兆麟将军的历史活动和精神风貌，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可信性。在作这样的艺术调度的同时，作者并没有把警卫员李桂林当作单纯的叙事线索，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独立自在的人物予以精心的描绘。如果说由于把握革命队伍中的高层人物存在种种难度，李兆麟将军的形象还有点流于公文化，那么对李桂林形象的刻画则更有立体感。尤其对他的机警和责任心写得比较透彻。因此不只是李兆麟将军的被害成为读者时时关注的线索，李桂林的行动也构成了一种悬念。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衬托和说明，使小说激荡着多重音响。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英雄的历史，同时也是小人物的历史。“红花再好也得绿叶扶持”，这个浅显的道理经常挂在我们的嘴上，唐飙先生用小说的技法还原了那段历史，但他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却让我们理解了历史形成的重要元素，那就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在重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下面的表述不算夸大，如果不是李桂林的保护，不是他将日伪余孽、国民党特务、土匪残渣等多次暗杀活动一一扫灭，很难说李兆麟将军从苏联边境返回哈尔滨的路上会不会早就出现意外。就这一点来说，英雄虽然站到了历史的前头，可是塑造英雄、把英雄推到历史前头的却又是民众。所以享受历史荣耀既有可歌可泣的英雄，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人。他们理所应当地成为新世界庆典的主人。由此我们也赞赏唐飙先生的平民写作立场，他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引入了公正的历史观。
　　《谋杀1946》由北京盈华文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改编成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黑土热血》，并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礼片在中央电视第八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火爆受到观众好评。由长篇小说转化成电视连续剧，从一种文学样式变成另一种文学艺术样式，是唐飙先生长篇小说的又一成功之处。
　　作者简介：张景超，男，生于1943年。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院现当代文学学术带头人，所著《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在国内颇有影响，系著名的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