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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仁者爱人。”在以爱人为基石的学前教育领域，新中国学前教育的奠基人卢乐山先生已经度过了她人生的第98个秋天。
“一定要赶回去，给‘妈妈老师’祝寿。”2012年6月，年逾古稀的心理学家林崇德心里不时叨念着这句话。为此他压缩行程，匆匆从上海折回，一下飞机，便冒雨赶回了学校。当走到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门口，远远地看到主席台上熟悉的身影时，林崇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彼时，95周岁的卢乐山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一如她平日里的温婉、慈爱和谦逊。而台下，从各地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学生们，与身着学士服、即将奔赴祖国四方的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们，五世同堂。
接续祖辈的梦
时光回溯到卢乐山出生前12年，光绪三十一（1905）年夏天，严氏女塾的学生，卢乐山的母亲严智闲，正在天津城西北角的严宅和姐妹们玩沙包。这一年，她未满14岁。令严智闲惊奇的是，父亲严修两次赴日本教育考察之后，今年家里忽然漂洋过海来了位年轻的东洋女子，住在家里大有不走了的意思。
很快，严宅的中央位置盖起了一座活动室，用玻璃做的顶部，高大的窗户，宽敞、干净、明亮，墙角边摆着一架风琴，四周挂满了各种动植物的挂图。
一所学校在自己家中出现——东洋女子大野铃子，登堂当起了教习，主讲幼儿保育、音乐、手工和儿童游戏。姑姑华严淑琳做监督，夫子先生张伯苓和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担任普通课教习。不多久，严智闲便接到父亲的指示，自己和姐姐严智蠲、严智圆以及张祝春、刘清扬、韩升华、韩咏华等女学同学悉数被派往其间学习。这座被时人称为“严氏保姆讲习所”的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师范性质的教育机构。同年冬，附设的蒙养园也建了起来。自此，三年前严修第一次游历日本时，在日记本中暗暗记下的“甚矣，幼稚园之为益大也”的感叹，终于梦想成真。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两年后，卢乐山的祖父，时任直隶首任提学使的卢靖也开办了“卢氏幼稚园”。同在天津城的严、卢这两株幼儿教育幼苗互相护持，不断扩大影响，推动天津的幼儿教育走在了晚清中国的前列。
再之后两年，严修、卢靖这两位祖国幼教事业的功臣，结成儿女亲家——卢乐山尚未出世，便与幼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每追述这一段岁月，一向低调、谦逊的她也止不住心中的自豪：“外祖父肯跟孩子玩，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我小时候学过的《公鸡打鸣》等歌曲即由大舅父严智崇翻译，民国时期在幼稚园流传很广”；“母亲是严氏女塾和保姆讲习所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蒙养园任教，她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当问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幼儿教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时，卢乐山并不直接回答，总是微笑着把上述话再说一遍。
从燕京走上幼教路
“燕京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她给了我一个终身为之的幼儿教育专业。从燕大第一学年起，我正式跨入幼儿教育行列，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经历了南开女中6年的学习生活之后，1934年，年仅17岁的卢乐山考上了燕京大学。卢乐山最有兴趣的课，要数夏仁德（Randolph C.Sailer）先生讲授的心理卫生课。这门课包含夏仁德在多年的教学中收集的个案研究范例，对卢乐山非常有启发。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夏仁德对每一位学生都要个别谈话，共同分析他们的个人作业。在与夏仁德的交流中，卢乐山吐露了自己一向只知道听话、依赖性强、遇事退缩，对自己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缺乏自信的困惑。夏仁德仔细分析后，认为卢乐山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夏仁德的鼓励给了卢乐山动力，极大地坚定了她从事幼教工作的信心。
大四那年，在老师曾绣香的鼓励下，卢乐山和同学叶秀英在成府街上办了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儿园。为了让这些“野”惯了的孩子乐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卢乐山开始尝试与孩子们建立感情，于是做家访、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带孩子们出去玩。成府街上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越来越多，年轻的卢乐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幼儿教育的意义和乐趣。
献身新中国幼教
1950年，当得知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后，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立即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国内，做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当时卢乐山的姐姐妹妹等众多亲戚已在北美定居，卢乐山不顾劝阻，毅然拖着6个月的身孕，登上了归国的航船。刚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师大保育系的聘书。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刚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卢乐山，推上了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首任主任的位置，这一干，就是26年。当时，为了充分利用苏联专家坐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师范院校排头兵作用，多培养教师以支援国内各兄弟院校，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的教师一度多达40余人。作为主任，除了要处理教研组的日常事务，培养年轻教师，卢乐山还要全程陪同苏联专家，将苏联经验中国化，自己还得不断学习。甚至大年初一，卢乐山都是在学校里的自习室度过的。
1956年，《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用书。卢乐山亲自撰写了5万字的“总编”部分，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新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的任务、手段、内容、保障、幼儿教育任务和年龄特征等基本内容，奠定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基础和底色。
改革开放之后，卢乐山和幼儿教育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一天下午，翻译家戴乃迭托小姑杨敏如带来一本蒙台梭利的英文小册子，卢乐山看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在重新审视西方的教育动态之后，卢乐山敏锐地发现，原本一度沉寂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潮，在美国又有重新兴起的势头。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寻找外文材料，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陆续发表了《蒙台梭利教育在美国复兴》《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文章，并在90年代初在台湾同行的帮助下，支持弟子梁志燊、李淑英等人在各地幼儿园设立蒙氏班，并开展教师培训。如今，蒙氏教育、蒙氏班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而作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国内系统性传播的第一人，年逾九旬的卢乐山并不固步自封。针对当前幼教形势严峻的挑战，面对蒙氏教育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她殷切希望后行者不要拘泥于对蒙台梭利的固有认识，要“用积极的、发展的、时代的眼光去研究蒙台梭利教育法，创造中国特色的幼教理论新体系”。 1987年退休之后，卢乐山马不停蹄，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总结儿童游戏的规律，挖掘整理张雪门幼教思想，依然关心着幼教界的每一个动态。正如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冯晓霞教授所言：“卢乐山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践行者和见证者，先生终生躬耕学术，足之所及，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学前教育学术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串联起来，表明了先生游学西方、熟谙西学的经历和家学渊源、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背景而共同创生的和而不同的治学理路。”
让爱与幼儿教育水乳交融
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以及挚友杨敏如等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光盐团”的团契，“光盐”二字来自《圣经》，意思是做人类的光和盐——光在暗中发出亮，盐是人类有益的必需品。卢乐山觉得这同主张“教育救国”的祖父、外祖父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东西是相通的。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卢乐山做过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幼儿师范学校、师范大学的教师，也曾做过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无论她走到哪里，爱便跟到哪里。在北平创办协和幼儿园是卢乐山第一次完全独立办园，虽然只是半日制，但她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当时作为家长的叶恭绍曾经对卢乐山说，她家的小孩黄聪聪很喜欢去幼稚园，因为“卢先生从来不对我们生气，总是高兴的”。在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卢先生在学生的学业上给予他们具体帮助和指导，在生活上也对他们加以关心和照顾。1948年离开成都的时候，学生们步行将卢乐山送出成都东门外，泪洒一路。
“幼儿教育是个特别需要爱的行业，这个时段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还很娇弱，需要比别的行业，甚至比别的阶段的教师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关爱。”卢乐山谈到对于幼儿园教师的看法说道，“学生或者学员在思想上，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爱儿童。张雪门对幼儿教师培训提意见，说幼教老师要有丰富的感情，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有高尚的人格。有了这个心，他（她）就会自动地去钻研。”
卢乐山的家庭在北师大教育系长期保持有一项纪录——“没有打过孩子”，不光卢乐山没有打过，丈夫雷海鹏也没有打过。卢乐山认为，所谓“棍棒教育”其实不是教育，有些人以为这也是一种爱，其实是没爱对。爱孩子就是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丰富孩子的经验，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点也不费劲。“了解孩子，更要尊重孩子，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对孩子的爱。” （责编：萧茵）
“一定要赶回去，给‘妈妈老师’祝寿。”2012年6月，年逾古稀的心理学家林崇德心里不时叨念着这句话。为此他压缩行程，匆匆从上海折回，一下飞机，便冒雨赶回了学校。当走到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门口，远远地看到主席台上熟悉的身影时，林崇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彼时，95周岁的卢乐山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一如她平日里的温婉、慈爱和谦逊。而台下，从各地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学生们，与身着学士服、即将奔赴祖国四方的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们，五世同堂。
接续祖辈的梦
时光回溯到卢乐山出生前12年，光绪三十一（1905）年夏天，严氏女塾的学生，卢乐山的母亲严智闲，正在天津城西北角的严宅和姐妹们玩沙包。这一年，她未满14岁。令严智闲惊奇的是，父亲严修两次赴日本教育考察之后，今年家里忽然漂洋过海来了位年轻的东洋女子，住在家里大有不走了的意思。
很快，严宅的中央位置盖起了一座活动室，用玻璃做的顶部，高大的窗户，宽敞、干净、明亮，墙角边摆着一架风琴，四周挂满了各种动植物的挂图。
一所学校在自己家中出现——东洋女子大野铃子，登堂当起了教习，主讲幼儿保育、音乐、手工和儿童游戏。姑姑华严淑琳做监督，夫子先生张伯苓和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担任普通课教习。不多久，严智闲便接到父亲的指示，自己和姐姐严智蠲、严智圆以及张祝春、刘清扬、韩升华、韩咏华等女学同学悉数被派往其间学习。这座被时人称为“严氏保姆讲习所”的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师范性质的教育机构。同年冬，附设的蒙养园也建了起来。自此，三年前严修第一次游历日本时，在日记本中暗暗记下的“甚矣，幼稚园之为益大也”的感叹，终于梦想成真。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两年后，卢乐山的祖父，时任直隶首任提学使的卢靖也开办了“卢氏幼稚园”。同在天津城的严、卢这两株幼儿教育幼苗互相护持，不断扩大影响，推动天津的幼儿教育走在了晚清中国的前列。
再之后两年，严修、卢靖这两位祖国幼教事业的功臣，结成儿女亲家——卢乐山尚未出世，便与幼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每追述这一段岁月，一向低调、谦逊的她也止不住心中的自豪：“外祖父肯跟孩子玩，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我小时候学过的《公鸡打鸣》等歌曲即由大舅父严智崇翻译，民国时期在幼稚园流传很广”；“母亲是严氏女塾和保姆讲习所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蒙养园任教，她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当问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幼儿教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时，卢乐山并不直接回答，总是微笑着把上述话再说一遍。
从燕京走上幼教路
“燕京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她给了我一个终身为之的幼儿教育专业。从燕大第一学年起，我正式跨入幼儿教育行列，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经历了南开女中6年的学习生活之后，1934年，年仅17岁的卢乐山考上了燕京大学。卢乐山最有兴趣的课，要数夏仁德（Randolph C.Sailer）先生讲授的心理卫生课。这门课包含夏仁德在多年的教学中收集的个案研究范例，对卢乐山非常有启发。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夏仁德对每一位学生都要个别谈话，共同分析他们的个人作业。在与夏仁德的交流中，卢乐山吐露了自己一向只知道听话、依赖性强、遇事退缩，对自己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缺乏自信的困惑。夏仁德仔细分析后，认为卢乐山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夏仁德的鼓励给了卢乐山动力，极大地坚定了她从事幼教工作的信心。
大四那年，在老师曾绣香的鼓励下，卢乐山和同学叶秀英在成府街上办了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儿园。为了让这些“野”惯了的孩子乐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卢乐山开始尝试与孩子们建立感情，于是做家访、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带孩子们出去玩。成府街上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越来越多，年轻的卢乐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幼儿教育的意义和乐趣。
献身新中国幼教
1950年，当得知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后，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立即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国内，做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当时卢乐山的姐姐妹妹等众多亲戚已在北美定居，卢乐山不顾劝阻，毅然拖着6个月的身孕，登上了归国的航船。刚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师大保育系的聘书。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刚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卢乐山，推上了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首任主任的位置，这一干，就是26年。当时，为了充分利用苏联专家坐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师范院校排头兵作用，多培养教师以支援国内各兄弟院校，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的教师一度多达40余人。作为主任，除了要处理教研组的日常事务，培养年轻教师，卢乐山还要全程陪同苏联专家，将苏联经验中国化，自己还得不断学习。甚至大年初一，卢乐山都是在学校里的自习室度过的。
1956年，《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用书。卢乐山亲自撰写了5万字的“总编”部分，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新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的任务、手段、内容、保障、幼儿教育任务和年龄特征等基本内容，奠定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基础和底色。
改革开放之后，卢乐山和幼儿教育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一天下午，翻译家戴乃迭托小姑杨敏如带来一本蒙台梭利的英文小册子，卢乐山看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在重新审视西方的教育动态之后，卢乐山敏锐地发现，原本一度沉寂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潮，在美国又有重新兴起的势头。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寻找外文材料，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陆续发表了《蒙台梭利教育在美国复兴》《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文章，并在90年代初在台湾同行的帮助下，支持弟子梁志燊、李淑英等人在各地幼儿园设立蒙氏班，并开展教师培训。如今，蒙氏教育、蒙氏班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而作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国内系统性传播的第一人，年逾九旬的卢乐山并不固步自封。针对当前幼教形势严峻的挑战，面对蒙氏教育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她殷切希望后行者不要拘泥于对蒙台梭利的固有认识，要“用积极的、发展的、时代的眼光去研究蒙台梭利教育法，创造中国特色的幼教理论新体系”。 1987年退休之后，卢乐山马不停蹄，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总结儿童游戏的规律，挖掘整理张雪门幼教思想，依然关心着幼教界的每一个动态。正如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冯晓霞教授所言：“卢乐山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践行者和见证者，先生终生躬耕学术，足之所及，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学前教育学术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串联起来，表明了先生游学西方、熟谙西学的经历和家学渊源、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背景而共同创生的和而不同的治学理路。”
让爱与幼儿教育水乳交融
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以及挚友杨敏如等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光盐团”的团契，“光盐”二字来自《圣经》，意思是做人类的光和盐——光在暗中发出亮，盐是人类有益的必需品。卢乐山觉得这同主张“教育救国”的祖父、外祖父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东西是相通的。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卢乐山做过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幼儿师范学校、师范大学的教师，也曾做过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无论她走到哪里，爱便跟到哪里。在北平创办协和幼儿园是卢乐山第一次完全独立办园，虽然只是半日制，但她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当时作为家长的叶恭绍曾经对卢乐山说，她家的小孩黄聪聪很喜欢去幼稚园，因为“卢先生从来不对我们生气，总是高兴的”。在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卢先生在学生的学业上给予他们具体帮助和指导，在生活上也对他们加以关心和照顾。1948年离开成都的时候，学生们步行将卢乐山送出成都东门外，泪洒一路。
“幼儿教育是个特别需要爱的行业，这个时段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还很娇弱，需要比别的行业，甚至比别的阶段的教师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关爱。”卢乐山谈到对于幼儿园教师的看法说道，“学生或者学员在思想上，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爱儿童。张雪门对幼儿教师培训提意见，说幼教老师要有丰富的感情，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有高尚的人格。有了这个心，他（她）就会自动地去钻研。”
卢乐山的家庭在北师大教育系长期保持有一项纪录——“没有打过孩子”，不光卢乐山没有打过，丈夫雷海鹏也没有打过。卢乐山认为，所谓“棍棒教育”其实不是教育，有些人以为这也是一种爱，其实是没爱对。爱孩子就是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丰富孩子的经验，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点也不费劲。“了解孩子，更要尊重孩子，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对孩子的爱。”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