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报告，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社会管理”。自从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社会学界对“社会管理”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曾一度陷入了将经济增长，将“GDP”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的误区。这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诸如，“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的思想应运而生，并且顺理成章地写入了党的重要文献。
　　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各个阶层各有各的经济利益，也就有了各自的社会需求、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中，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立起来，管理者是“治人”的，而被管理者是“治于人”的。但是，当计划模式被废黜下台后，这种“治人”和“被治”的关系就没有了合法性依据。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讲究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当代中国，我们要讲“依法行政”。更进一步，社会管理已经上升到更具“以人为本”深刻内涵的社会服务的层面——管理者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被管理者则属于“有服务需求”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按国际惯例，他们被称为“用户(clients)”。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建设也应该有所变化。这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方式似乎只有两招：要么“放纵”，美其名日“市场化”：要么“禁止”，妖魔化为“不合法”。因此，在拆迁、城管、征地、环保等方面，非理智的不当行政行为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并且动辄诉诸于暴力，常常酿成流血事件乃至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为了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管理未来的发展也寄希望于这些变化，这就是，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使之趋于一致，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渠道畅通无阻，使社会各阶层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认识趋于一致，使社会各阶层真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