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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两年前的10月下旬，在杭州举办的“西湖论善”大会上，业内大咖徐永光先生作主旨讲话。说着说着，他把视线转向坐在台下前排的我，说：“李刚在慈善总会一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这着实少见且令人钦佩。”瞬间，我仿佛被点了穴，一股热流冲顶，一个问号撞击心田：是什么执念，激励我持之以恒？是什么力量，推着我砥砺前行？要知道，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呀！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团省委转岗到民政厅，干过救灾处长，又当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恰逢原先筹建浙江省慈善总会的一个老领导要退休，大概看中我干过十多年的社团工作，有些经验，经不住领导多次做工作，我的心就被说动了。想想当个拓荒者，把事业的架子搭起来就完成使命，也不失为一种历练和成长。
创业是艰难的。就慈善而言，那时思想观念跟不上，更有机制上的障碍，只能使出浑身解数，迎难而上。后来，大家把这种攻坚克难归纳为“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其实，“四千”精神的本质就是一个“钱”字，包括募集与使用。我接手筹建时，首先考虑的是要解决“活下去”的问题。浙江省慈善总会要招兵买马，建立营盘，不能光靠募捐去解决生存问题，还得学会市场经济，探索“钱生钱”的方法。正好机会来了，经过积极争取，2000年前后，我们花8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原始股80万股，花了350万元人民币投资文晖大厦联建房，使用权50年。两项投资的每年收益平均在150万元左右，而法人股上市和房产增值，总资产达到上亿元。这两项投资一举缓解了机构的成本困境，为后续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被大家誉为种下了两棵“发财树”。
全国慈善会系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早先，募集创始基金，主要依靠政府“发文推动”、企业“摊派捐赠”“一日捐”全社会动员的模式。那时候，市場机制不完善，企业有土地、税收等方面的需求，要与政府“互动”，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解决善款来源，这是我纠结于心的“关键问题”。2001年年初，我得知万向集团拟划款1000万元，在企业内建账设立“万向慈善基金”，启动慈善救助项目的消息，就立即与公司总裁鲁冠球先生取得联系，并签署了“关于建立浙江省慈善总会万向慈善基金”，实施“四个一百工程”的协议书。这是省内最早建立的大额留本冠名基金。留本冠名基金的特点是以项目为载体，慈善机构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不向慈善机构捐基金本金，按约定增值收益每年捐给慈善机构用于指定救助项目。建立“留本冠名基金”的方式在《浙江慈善》通讯上介绍后，引起热烈反响，慈溪市慈善总会当年募集基金超过2000万元。我们因势利导，年底在宁波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慈善工作经验交流（培训）会议”，推广慈溪募集留本冠名基金的经验，拓宽了慈善劝募的路径，使募集“留本冠名基金”成为浙江慈善的重要支撑，前几年基金规模已超百亿。“留本冠名基金”这种劝募方式，一度引起争议，但实践证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到各地效仿，得到民政部肯定，在全国产生积极影响。
在慈善领域开拓创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比登山，越往上爬，面对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要承受压力和考验也越大。我记得浙江最早建立的乡镇慈善会是绍兴市经济开发区禹陵乡、绍兴县斗门镇，那是在1998年。随着慈善文化的普及和环境的改善，推动慈善工作机制创新，开发乡镇慈善资源提上了议事日程。2008年11月，我们在全省第五次慈善工作经验（研讨）会上，推广了杭州市余杭区慈善总会发展乡镇（街道）慈善工作的经验，引起了强烈共鸣。随后，掀起了一波创建乡镇（街道）慈善分会的热潮。但这个举措并不被当时的老会长认可，他担心符不符合政策，会不会有潜在的风险。在一次会长会议上，他不指名地给予严厉批评，要求停下来。我顿时感到压力陡增。会后，有其他老同志认为我没错，对我表示支持，希望我继续做下去。我顶住压力，少说多做，不宣传，不张扬，持续推动，成效显著。到2014年年底，全省乡镇（街道）慈善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有的地方还列入党政“为民办实事”事项，成为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四年后，我们在全省第七次慈善工作经验交流（培训）会上，推广了宁波市江北区慈善总会建立村级慈善帮扶基金，推动“慈善村”建设的经验，为随后在全省开展“万村慈善帮扶基金工程竞赛活动”作了铺垫。此前，我对江北区的“慈善村”建设一直予以关注，开始时，江北区“心里没底”，专门来向我“讨教”，于是我去调研考察，帮着分析谋划，支持鼓励，没少费心。“万村慈善帮扶基金工程竞赛活动”，持续了四年，全省建立“慈善基金”的村（社区）达到60%以上，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慈善分会创建工作。浙江慈善从此处于组织机制和资源占有率的主导地位，真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干慈善二十多年，一向秉持从善如流，求真务实的处事风格，尽管遇到过种种问题和困难，甚至有宵小之徒的干扰，但我坚守信念，不改初心，攻坚克难，奋发有为，与全省慈善工作者携手努力创造了浙江慈善多个全国“最早”：最早建立的市级慈善会——嘉兴市慈善总会;最早建立的乡镇慈善会——绍兴市经济开发区禹陵乡慈善会;最早建立的慈善养老实体——宁波“颐乐园”;最早组织的慈善文化活动——2002年“浙江慈善新年音乐会”;最早的艺术品拍卖活动——浙江省“慈善送温暖”大型艺术品拍卖会;最早策划组织慈善年夜饭暨慈善嘉年华活动——全省联动新春送温暖扶贫慰问;最早发行的“慈善银行卡”——“中信慈善卡”……我自己也在工作中收获多多。二十多年的“善缘”，各类讲话、评论、诗歌、研究报告两百三十多篇散见于报纸杂志及各种专业书籍。2008年以来，出版个人专著《慈善大视野》《慈善大市场》，主编出版《浙江慈善志》《责任》《慈善之路》等。作为曾经的浙江省慈善总会专职副会长、法定代表人，《浙江慈善》杂志主编，为省内乃至全国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省慈善总会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表彰，荣获中华慈善奖、浙江慈善奖、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中华慈善先进机构奖，浙江省对口支持青川县灾后重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先后得到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表彰，被评为中华慈善先进工作者。
时光荏苒，我于2016年11月退休，继任者接收的是3亿多资产、5A级社会组织、15人的工作团队，以及全省从省到村（社区）的五级工作网络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2017年12月，省慈善总会与省慈善联合会合并建立了省慈善联合总会，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我虽然退休但未退岗，仍兼任副会长，时刻关注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慈善机构闻风而动，积极有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慈善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化、信息化环境下，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一切，慈善机构必须迎接挑战，探索创新，建设大慈善，开拓新未来。
慈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正能量”。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在助人为乐中播撒平凡与高尚，在玫瑰余香中收获喜乐与幸福。我想，生命不过几十年，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成一二件事，也算不枉此生。我信奉：开拓创造永远是快乐生活的源泉。
当下，慈善的理念和实践，正在愈来愈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资深的慈善人”，我为这一切而欢欣鼓舞，因为这其中也有我的努力与奉献，因为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最后，借《慈善》一角，重抄旧诗，以抒胸怀。◎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团省委转岗到民政厅，干过救灾处长，又当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恰逢原先筹建浙江省慈善总会的一个老领导要退休，大概看中我干过十多年的社团工作，有些经验，经不住领导多次做工作，我的心就被说动了。想想当个拓荒者，把事业的架子搭起来就完成使命，也不失为一种历练和成长。
创业是艰难的。就慈善而言，那时思想观念跟不上，更有机制上的障碍，只能使出浑身解数，迎难而上。后来，大家把这种攻坚克难归纳为“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其实，“四千”精神的本质就是一个“钱”字，包括募集与使用。我接手筹建时，首先考虑的是要解决“活下去”的问题。浙江省慈善总会要招兵买马，建立营盘，不能光靠募捐去解决生存问题，还得学会市场经济，探索“钱生钱”的方法。正好机会来了，经过积极争取，2000年前后，我们花8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原始股80万股，花了350万元人民币投资文晖大厦联建房，使用权50年。两项投资的每年收益平均在150万元左右，而法人股上市和房产增值，总资产达到上亿元。这两项投资一举缓解了机构的成本困境，为后续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被大家誉为种下了两棵“发财树”。
全国慈善会系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早先，募集创始基金，主要依靠政府“发文推动”、企业“摊派捐赠”“一日捐”全社会动员的模式。那时候，市場机制不完善，企业有土地、税收等方面的需求，要与政府“互动”，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解决善款来源，这是我纠结于心的“关键问题”。2001年年初，我得知万向集团拟划款1000万元，在企业内建账设立“万向慈善基金”，启动慈善救助项目的消息，就立即与公司总裁鲁冠球先生取得联系，并签署了“关于建立浙江省慈善总会万向慈善基金”，实施“四个一百工程”的协议书。这是省内最早建立的大额留本冠名基金。留本冠名基金的特点是以项目为载体，慈善机构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不向慈善机构捐基金本金，按约定增值收益每年捐给慈善机构用于指定救助项目。建立“留本冠名基金”的方式在《浙江慈善》通讯上介绍后，引起热烈反响，慈溪市慈善总会当年募集基金超过2000万元。我们因势利导，年底在宁波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慈善工作经验交流（培训）会议”，推广慈溪募集留本冠名基金的经验，拓宽了慈善劝募的路径，使募集“留本冠名基金”成为浙江慈善的重要支撑，前几年基金规模已超百亿。“留本冠名基金”这种劝募方式，一度引起争议，但实践证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到各地效仿，得到民政部肯定，在全国产生积极影响。
在慈善领域开拓创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比登山，越往上爬，面对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要承受压力和考验也越大。我记得浙江最早建立的乡镇慈善会是绍兴市经济开发区禹陵乡、绍兴县斗门镇，那是在1998年。随着慈善文化的普及和环境的改善，推动慈善工作机制创新，开发乡镇慈善资源提上了议事日程。2008年11月，我们在全省第五次慈善工作经验（研讨）会上，推广了杭州市余杭区慈善总会发展乡镇（街道）慈善工作的经验，引起了强烈共鸣。随后，掀起了一波创建乡镇（街道）慈善分会的热潮。但这个举措并不被当时的老会长认可，他担心符不符合政策，会不会有潜在的风险。在一次会长会议上，他不指名地给予严厉批评，要求停下来。我顿时感到压力陡增。会后，有其他老同志认为我没错，对我表示支持，希望我继续做下去。我顶住压力，少说多做，不宣传，不张扬，持续推动，成效显著。到2014年年底，全省乡镇（街道）慈善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有的地方还列入党政“为民办实事”事项，成为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四年后，我们在全省第七次慈善工作经验交流（培训）会上，推广了宁波市江北区慈善总会建立村级慈善帮扶基金，推动“慈善村”建设的经验，为随后在全省开展“万村慈善帮扶基金工程竞赛活动”作了铺垫。此前，我对江北区的“慈善村”建设一直予以关注，开始时，江北区“心里没底”，专门来向我“讨教”，于是我去调研考察，帮着分析谋划，支持鼓励，没少费心。“万村慈善帮扶基金工程竞赛活动”，持续了四年，全省建立“慈善基金”的村（社区）达到60%以上，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慈善分会创建工作。浙江慈善从此处于组织机制和资源占有率的主导地位，真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干慈善二十多年，一向秉持从善如流，求真务实的处事风格，尽管遇到过种种问题和困难，甚至有宵小之徒的干扰，但我坚守信念，不改初心，攻坚克难，奋发有为，与全省慈善工作者携手努力创造了浙江慈善多个全国“最早”：最早建立的市级慈善会——嘉兴市慈善总会;最早建立的乡镇慈善会——绍兴市经济开发区禹陵乡慈善会;最早建立的慈善养老实体——宁波“颐乐园”;最早组织的慈善文化活动——2002年“浙江慈善新年音乐会”;最早的艺术品拍卖活动——浙江省“慈善送温暖”大型艺术品拍卖会;最早策划组织慈善年夜饭暨慈善嘉年华活动——全省联动新春送温暖扶贫慰问;最早发行的“慈善银行卡”——“中信慈善卡”……我自己也在工作中收获多多。二十多年的“善缘”，各类讲话、评论、诗歌、研究报告两百三十多篇散见于报纸杂志及各种专业书籍。2008年以来，出版个人专著《慈善大视野》《慈善大市场》，主编出版《浙江慈善志》《责任》《慈善之路》等。作为曾经的浙江省慈善总会专职副会长、法定代表人，《浙江慈善》杂志主编，为省内乃至全国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省慈善总会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表彰，荣获中华慈善奖、浙江慈善奖、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中华慈善先进机构奖，浙江省对口支持青川县灾后重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先后得到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表彰，被评为中华慈善先进工作者。
时光荏苒，我于2016年11月退休，继任者接收的是3亿多资产、5A级社会组织、15人的工作团队，以及全省从省到村（社区）的五级工作网络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2017年12月，省慈善总会与省慈善联合会合并建立了省慈善联合总会，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我虽然退休但未退岗，仍兼任副会长，时刻关注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慈善机构闻风而动，积极有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慈善在新时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化、信息化环境下，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一切，慈善机构必须迎接挑战，探索创新，建设大慈善，开拓新未来。
慈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正能量”。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在助人为乐中播撒平凡与高尚，在玫瑰余香中收获喜乐与幸福。我想，生命不过几十年，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成一二件事，也算不枉此生。我信奉：开拓创造永远是快乐生活的源泉。
当下，慈善的理念和实践，正在愈来愈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资深的慈善人”，我为这一切而欢欣鼓舞，因为这其中也有我的努力与奉献，因为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最后，借《慈善》一角，重抄旧诗，以抒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