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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学史上，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灾难叙事以残酷的灾难事实为依据，采用文学的方式对事实进行选择性地创作表现，其源于事实又高于事实。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灾难叙事的代表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重真相而轻温情；《黄河东流去》重理想却有失真实。真正优秀的灾难叙事作品须得以对事实的尊重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表现“作为人” 的真情实感，以感人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动人。
关键词： 灾难叙事 《温故一九四二》 《黄河东流去》 真情实感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灾难”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灾难叙事的代表作品，但两部作品在灾难书写地选择上却不尽相同。本文认为《温故一九四二》重真相而轻温情，《黄河东流去》重理想却有失真实。在真相和理想之间，作家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灾难叙事是文章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真相与理想的抉择
对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而言，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它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消解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程。灾难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性随之受到考验。
《温故一九四二》中由干旱、蝗虫所导致的大饥荒造成近三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事实是不可回避的。“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至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a残酷的现实置人于绝望的处境之中，万千灾民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在人本能的生存欲望驱使下，丈夫卖妻、夫妇卖子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求生欲望驱使下，人无意识地实现了向兽的退化。人性与良知被饥饿驱赶，伦理道德丧失殆尽。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选择对黎民百姓的生死视而不见，对上层官员来说，三百万人的性命比不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与丘吉尔感冒，甚至有人大发国难财。人对灾难的麻木态度与人性的冷漠自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灾民自身无力抵抗灾难，政府亦无心救助，人亲手把自我推向绝望的境地。灾难的无情，死亡的威胁，人性的丑恶，生命的低贱构成了残酷的真相。
馮小刚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序中曾多次提到，小说文本在筹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多次送审均未通过的主要原因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b
但是丑恶并非灾难叙事的全部，美善表现了最后的倔强。作为同时期灾难叙事的代表作，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讲述了1938年日军入侵中原地区，国民党当局采取“以水代兵”的策略强行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以赤杨岗地区百姓为代表的黄泛区人民背井离乡逃荒十年的悲惨遭遇。在十年的逃荒历程中，赤杨岗的村民们分别经历了水灾、旱灾、蝗虫等诸多残酷的灾难。他们躲避过飞机的轰炸，承受过城市人的欺压，为获得粮食不惜丧失性命。长松一家为了活命不惜卖掉闺女，小嫦娥为减轻梁晴负担，去工厂做工下落不明。赤杨岗村民们千里跋涉向西逃荒，曾几度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虽然作品中也写了海骡子和海香亭等人一心为己，通敌出卖乡民，趁机大发国难财的行为，但并未详述。
在《黄河东流去》中，作者力图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找隐藏在普通人背后的文化力量以及他们在灾难面前表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所以作品的格调是深沉悲壮的，更是昂扬向上的。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赤杨岗地区的七户农民无论身在乡村，还是逃亡的路上都竭力维护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秩序，遵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道德；在逃难的过程中，从海长松、陈柱子等人身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力量使他们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其次，从人情、人性的角度看，作为“人”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美在这里彰显。在亲情上，李麦千里寻女，海老清视女儿如珍宝；在爱情上，梁晴和天亮的爱情并未因长久的分离而变质，蓝五与雪梅的爱情奏响的是梁祝的悲歌。内在文化力量的支撑以及村民们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追求使得赤杨岗人民在与绝望的斗争中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流亡之后，他们最终得以返归故土，在这群普通的农民身上蕴含了数不尽的希望，他们不断寻找自救的方式，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奔向光明。
诚然，作品中对美好人性的表现与着力找寻希望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正如何恩玉所说：“作品在写民族的光芒四射的精神支柱方面，任务完成地比较好，但在寻求民族劫数的根源和因袭的包袱方面，作品就黯然失色了。” c
《温故一九四二》立足现实，对灾难残酷的一面毫不掩饰。 站在历史的角度，对灾难如实地表现是对历史的尊重，它为历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以坚决的态度反抗“被遗忘”的命运。但站在文学的角度看，对现实的丑恶完全地表现则使文学丧失了审美的“愉悦”，失去了文学的悲悯与力量。《黄河东流去》努力寻找美，人们从悲剧中发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并以此走出精神恐慌，但它在表现灾难记忆和人性复杂性方面略显单薄。两部作品各有其不足，如此而言，灾难叙事中真相与理想的最佳平衡点当在何处？
二、灾难叙事以真动人
“真”是最好的平衡点，在作品中，我们要尽可能还原灾难，在对恶的反思中发掘美，去寻找人能度过这一次次灾难，并能在丑中重归于美的精神动力。
《黄河东流去》确实挖掘到了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文化因子，但是作品也正是因为偏重于对文化以及美好人性的追求而相对忽略了对民族灾难根源的追寻，导致灾难叙事流于表面。作者对美的过度追求使他自觉减少了对丑的挖掘。一方面，李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农民身上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虽然看到了农民自身因袭的落后因子，却并没有对农民思想的弊端进行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作者把人性提到了一个理想的高度，为了突出人性的美好而忽略了人性复杂的、消极的一面。李麦作为赤杨岗逃荒的领头人，她身上体现的那种英雄式的大无畏精神、先进的思想觉悟和近乎全能式的行为作风使她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真实。同时，不论是梁晴还是爱爱和雁雁，几乎所有新一辈的女性在作者的笔下都是外在美与心灵美的集合体，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美与丑的矛盾融合被单一化。从灾难叙事的角度讲，《黄河东流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书写了具体的灾难，但却忽略了隐藏在农民意识中造成灾难的根源，从而失去了灾难的深度；此外，接近完美的人物形象又使灾难叙事缺少了它真实可感的一面。在谈到《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时，作者曾说：“从小说中可以看见我对乡村生活的依恋，有意识地回到质朴中去，回到自然中去，流露出我对故乡、对大自然的依恋和歌颂。”d赤杨岗是作者理想中的乡土，而太过美好的理想就不免缺了些真实感。《黄河东流去》尊重了黄水泛滥的灾难事实，在真实的基础上挖掘了理想，但作者对理想过度地表现削弱了现实的残酷程度，缺少真实性的灾难叙事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 根据“文学四要素”的相互关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更是文学作品再现或反映的对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灾难叙事的作品是在灾难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这也就说明在进行灾难叙事时，对灾难事实的关注与表现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基础的部分。首先，失去了灾难事实的支撑，灾难叙事便如空中楼阁，终究底气不足；其次，尊重灾难事实也是保留灾难历史的一种方式，灾难叙事承载了一个民族几代人沉重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上面说过，灾难叙事作品是对灾难事实的再现，在再现的过程中作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对灾难事实的选择以及表现的程度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的创造物和读者阅读的对象，它不仅属于作者，更属于读者，属于世界。所以，作者进行灾难叙事还要站在文学接受主体的角度考虑。顾晓明认为：“一次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灾难叙事，必须洞悉和表达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和想象的超凡情愫和潜质，在因难以言表的痛苦遭际而變得和乖戾悖的事态中，裂变出一种圣洁晶亮的真善美。”e巨大灾难的降临以超常规的方式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灾难是一场考验，人们在困厄艰难的环境中所做的挣扎与努力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这力量中裂变出来的真善美正是人们所渴求的。向荣教授也认为：“灾难叙事还有普遍的人性的维度，在此，人性的伟大光辉得以放大和张扬。” f
真正好的灾难叙事作品应当在尊重并超越灾难事实的前提下做到以真挚的情感动人。灾难叙事当立足实际，努力表现“作为人的真实的美”。人性是复杂的，在灾难的威胁之下，理想中的美并不具备说服力。人们有其丑恶的一面，面对死的恐惧，灾难的威胁和迷茫的未来，他们有意志上的挣扎和道德上的矛盾，但他们必定也有对生的渴望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人在灾难面前未必勇敢，也并不完美。灾难叙事所要做的就是表现真实的人，表现作为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从人在绝望与希望的挣扎中看到向上的力量。对读者而言，阅读文学作品是“认识”和“愉悦”的过程，对事实的认识和正能量的接受能够使读者获得内心的满足。总而言之，灾难叙事要有一种超越事实的“真”，以真正的事件、真实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动人。
ab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典藏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第4页。
c何思玉：《一部过渡性的作品——〈黄河东流去〉得失管见》，《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第124—127页。
d 徐其超，吕豪爽：《〈黄河东流去〉文化价值探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6—60页。
e 参见《〈唐山大地震〉引热议：灾难叙事究竟以何动人》，《解放日报》2010年7月31日第006版。
f 彭贵川：《文艺理论的现实关怀与学科未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6页。
作 者： 陈静，文学硕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 灾难叙事 《温故一九四二》 《黄河东流去》 真情实感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灾难”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灾难叙事的代表作品，但两部作品在灾难书写地选择上却不尽相同。本文认为《温故一九四二》重真相而轻温情，《黄河东流去》重理想却有失真实。在真相和理想之间，作家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灾难叙事是文章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真相与理想的抉择
对以灾难为题材的作品而言，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它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消解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程。灾难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性随之受到考验。
《温故一九四二》中由干旱、蝗虫所导致的大饥荒造成近三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事实是不可回避的。“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至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a残酷的现实置人于绝望的处境之中，万千灾民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在人本能的生存欲望驱使下，丈夫卖妻、夫妇卖子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求生欲望驱使下，人无意识地实现了向兽的退化。人性与良知被饥饿驱赶，伦理道德丧失殆尽。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选择对黎民百姓的生死视而不见，对上层官员来说，三百万人的性命比不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与丘吉尔感冒，甚至有人大发国难财。人对灾难的麻木态度与人性的冷漠自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灾民自身无力抵抗灾难，政府亦无心救助，人亲手把自我推向绝望的境地。灾难的无情，死亡的威胁，人性的丑恶，生命的低贱构成了残酷的真相。
馮小刚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序中曾多次提到，小说文本在筹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多次送审均未通过的主要原因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b
但是丑恶并非灾难叙事的全部，美善表现了最后的倔强。作为同时期灾难叙事的代表作，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讲述了1938年日军入侵中原地区，国民党当局采取“以水代兵”的策略强行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以赤杨岗地区百姓为代表的黄泛区人民背井离乡逃荒十年的悲惨遭遇。在十年的逃荒历程中，赤杨岗的村民们分别经历了水灾、旱灾、蝗虫等诸多残酷的灾难。他们躲避过飞机的轰炸，承受过城市人的欺压，为获得粮食不惜丧失性命。长松一家为了活命不惜卖掉闺女，小嫦娥为减轻梁晴负担，去工厂做工下落不明。赤杨岗村民们千里跋涉向西逃荒，曾几度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虽然作品中也写了海骡子和海香亭等人一心为己，通敌出卖乡民，趁机大发国难财的行为，但并未详述。
在《黄河东流去》中，作者力图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找隐藏在普通人背后的文化力量以及他们在灾难面前表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所以作品的格调是深沉悲壮的，更是昂扬向上的。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赤杨岗地区的七户农民无论身在乡村，还是逃亡的路上都竭力维护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秩序，遵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道德；在逃难的过程中，从海长松、陈柱子等人身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力量使他们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其次，从人情、人性的角度看，作为“人”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美在这里彰显。在亲情上，李麦千里寻女，海老清视女儿如珍宝；在爱情上，梁晴和天亮的爱情并未因长久的分离而变质，蓝五与雪梅的爱情奏响的是梁祝的悲歌。内在文化力量的支撑以及村民们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追求使得赤杨岗人民在与绝望的斗争中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流亡之后，他们最终得以返归故土，在这群普通的农民身上蕴含了数不尽的希望，他们不断寻找自救的方式，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奔向光明。
诚然，作品中对美好人性的表现与着力找寻希望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正如何恩玉所说：“作品在写民族的光芒四射的精神支柱方面，任务完成地比较好，但在寻求民族劫数的根源和因袭的包袱方面，作品就黯然失色了。” c
《温故一九四二》立足现实，对灾难残酷的一面毫不掩饰。 站在历史的角度，对灾难如实地表现是对历史的尊重，它为历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以坚决的态度反抗“被遗忘”的命运。但站在文学的角度看，对现实的丑恶完全地表现则使文学丧失了审美的“愉悦”，失去了文学的悲悯与力量。《黄河东流去》努力寻找美，人们从悲剧中发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并以此走出精神恐慌，但它在表现灾难记忆和人性复杂性方面略显单薄。两部作品各有其不足，如此而言，灾难叙事中真相与理想的最佳平衡点当在何处？
二、灾难叙事以真动人
“真”是最好的平衡点，在作品中，我们要尽可能还原灾难，在对恶的反思中发掘美，去寻找人能度过这一次次灾难，并能在丑中重归于美的精神动力。
《黄河东流去》确实挖掘到了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文化因子，但是作品也正是因为偏重于对文化以及美好人性的追求而相对忽略了对民族灾难根源的追寻，导致灾难叙事流于表面。作者对美的过度追求使他自觉减少了对丑的挖掘。一方面，李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农民身上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虽然看到了农民自身因袭的落后因子，却并没有对农民思想的弊端进行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作者把人性提到了一个理想的高度，为了突出人性的美好而忽略了人性复杂的、消极的一面。李麦作为赤杨岗逃荒的领头人，她身上体现的那种英雄式的大无畏精神、先进的思想觉悟和近乎全能式的行为作风使她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真实。同时，不论是梁晴还是爱爱和雁雁，几乎所有新一辈的女性在作者的笔下都是外在美与心灵美的集合体，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美与丑的矛盾融合被单一化。从灾难叙事的角度讲，《黄河东流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书写了具体的灾难，但却忽略了隐藏在农民意识中造成灾难的根源，从而失去了灾难的深度；此外，接近完美的人物形象又使灾难叙事缺少了它真实可感的一面。在谈到《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时，作者曾说：“从小说中可以看见我对乡村生活的依恋，有意识地回到质朴中去，回到自然中去，流露出我对故乡、对大自然的依恋和歌颂。”d赤杨岗是作者理想中的乡土，而太过美好的理想就不免缺了些真实感。《黄河东流去》尊重了黄水泛滥的灾难事实，在真实的基础上挖掘了理想，但作者对理想过度地表现削弱了现实的残酷程度，缺少真实性的灾难叙事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 根据“文学四要素”的相互关系，世界是文学活动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更是文学作品再现或反映的对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灾难叙事的作品是在灾难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这也就说明在进行灾难叙事时，对灾难事实的关注与表现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基础的部分。首先，失去了灾难事实的支撑，灾难叙事便如空中楼阁，终究底气不足；其次，尊重灾难事实也是保留灾难历史的一种方式，灾难叙事承载了一个民族几代人沉重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上面说过，灾难叙事作品是对灾难事实的再现，在再现的过程中作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对灾难事实的选择以及表现的程度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的创造物和读者阅读的对象，它不仅属于作者，更属于读者，属于世界。所以，作者进行灾难叙事还要站在文学接受主体的角度考虑。顾晓明认为：“一次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灾难叙事，必须洞悉和表达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和想象的超凡情愫和潜质，在因难以言表的痛苦遭际而變得和乖戾悖的事态中，裂变出一种圣洁晶亮的真善美。”e巨大灾难的降临以超常规的方式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灾难是一场考验，人们在困厄艰难的环境中所做的挣扎与努力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这力量中裂变出来的真善美正是人们所渴求的。向荣教授也认为：“灾难叙事还有普遍的人性的维度，在此，人性的伟大光辉得以放大和张扬。” f
真正好的灾难叙事作品应当在尊重并超越灾难事实的前提下做到以真挚的情感动人。灾难叙事当立足实际，努力表现“作为人的真实的美”。人性是复杂的，在灾难的威胁之下，理想中的美并不具备说服力。人们有其丑恶的一面，面对死的恐惧，灾难的威胁和迷茫的未来，他们有意志上的挣扎和道德上的矛盾，但他们必定也有对生的渴望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人在灾难面前未必勇敢，也并不完美。灾难叙事所要做的就是表现真实的人，表现作为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从人在绝望与希望的挣扎中看到向上的力量。对读者而言，阅读文学作品是“认识”和“愉悦”的过程，对事实的认识和正能量的接受能够使读者获得内心的满足。总而言之，灾难叙事要有一种超越事实的“真”，以真正的事件、真实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动人。
ab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典藏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第4页。
c何思玉：《一部过渡性的作品——〈黄河东流去〉得失管见》，《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第124—127页。
d 徐其超，吕豪爽：《〈黄河东流去〉文化价值探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6—60页。
e 参见《〈唐山大地震〉引热议：灾难叙事究竟以何动人》，《解放日报》2010年7月31日第006版。
f 彭贵川：《文艺理论的现实关怀与学科未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6页。
作 者： 陈静，文学硕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