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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共识概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的经济成就在世界各国中引发了关于中国成功原因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传统解释，即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自由化進程带来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与自由化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健的发展速度以及所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程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对关于最合适的发展策略与政府角色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的概念最初是由外国学者米凯尔·伯恩斯坦2002年提出，本意是指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务实的中国经济政策。2004年，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任职于高盛公司和清华大学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再次提出“北京共识”一词，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雷默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的新的实力基础，声称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此外，他还论证说，“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取代已有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外国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中国内部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主要分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另一派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北京共识”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或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否存在一个所谓“北京共识”是存有疑问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道路的确与众不同而且成效引人注目，但是这种独特的道路的理论意义能否上升到“北京共识”的高度，需要冷静思考和谨慎论证。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埃及的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个说法，以下是温家宝对关于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活动问题的回答：“许多人在给非洲的发展开药方，诸如‘华盛顿共识’或者‘北京模式’，但我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归根结底靠自己人民的努力。”
二、和平崛起概述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和平崛起理论的催化剂是各种针对中国的不利言论的出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走向。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盛世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然而，中国的改革在备受西方世界质疑的国际环境中坚韧地走到了现在，并以骄人的经济成就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和平崛起理论的内容如下：第一，尽管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就此即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非常低，并且面临着养活13亿人口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必须集中全力关注本国自身的发展；第二，中国正在实施一种努力参与而不是脱离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也在追求一种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战略；第四，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亚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稳定。
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本身对外交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中国外交的中心从美国转向亚洲；第二，中国外交目标从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转向承担全球领导地位和大国责任；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从经济发展转向全面增强综合国力。也可以说，和平崛起理论象征性地宣布，中国的战略大方向已经从国内转向国外。因此，和平崛起理论现在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对国内外状况认识的转变和寻找促进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新外交政策的渴望。
三、北京共识与和平崛起的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平崛起理论的再发展。
俞可平认为，雷默的“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反响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
雷默认为中国拥有创建可持续发展和平环境的新手段，具体有三个方面：第一，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环境的缔造。中国向人们展示出它作为地区和平使者的能力，有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反映出一种新的安全观。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从胡锦涛主席今年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中看到这一点。第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这就给中国提供了塑造其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新手段，我们可以从最近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议、最近宣布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中看出。第三，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北京共识”的思想，所反映的正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同时获得发展的观念。
无数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崛起将是一种和平的崛起，一种注重与其他国家合作互利、实现共赢的崛起。雷默对此也颇多感慨，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范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有舆论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必然会带动其他大国以和平的、互利的方式振兴或是崛起，进而必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民主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活动空间必然越来越小。中国“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人类发展与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这也正是“北京共识”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
很多国家都感到困惑，为什么国情相似却不能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给它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北京共识”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摒弃了“华盛顿共识”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从全新视角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国不想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把西方学说与中国思想相结合。因此，中国的发展具有一种令中国人民骄傲的内在力量。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表明了中国正在尝试实行“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有助于把“北京共识”推向世界。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吸引着那些雄心勃勃地追求发展与安全，但数百年来看到的却是由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援助而接连失败的国家。“北京共识”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总之，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特殊国情的产物，我们从来不主张照搬或者强行推行一种固定的模式，包括西方的模式，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实践成功的重要基础。其他国家如果学，可以学我们指导改革的一些思想，而非具体做法。林利民说：“原来西方一直宣扬它们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和平崛起使西方‘优越论’的神话不攻自破了。“在“华盛顿共识”分崩离析之际，“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北京共识”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它倡导的多样性、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理念，是对西方国家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神圣化、一元化的打击，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树立了一面旗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的经济成就在世界各国中引发了关于中国成功原因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传统解释，即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自由化進程带来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与自由化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健的发展速度以及所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程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对关于最合适的发展策略与政府角色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的概念最初是由外国学者米凯尔·伯恩斯坦2002年提出，本意是指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务实的中国经济政策。2004年，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任职于高盛公司和清华大学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再次提出“北京共识”一词，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雷默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的新的实力基础，声称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此外，他还论证说，“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取代已有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外国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中国内部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主要分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另一派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北京共识”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或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否存在一个所谓“北京共识”是存有疑问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道路的确与众不同而且成效引人注目，但是这种独特的道路的理论意义能否上升到“北京共识”的高度，需要冷静思考和谨慎论证。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埃及的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个说法，以下是温家宝对关于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活动问题的回答：“许多人在给非洲的发展开药方，诸如‘华盛顿共识’或者‘北京模式’，但我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归根结底靠自己人民的努力。”
二、和平崛起概述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和平崛起理论的催化剂是各种针对中国的不利言论的出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走向。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盛世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然而，中国的改革在备受西方世界质疑的国际环境中坚韧地走到了现在，并以骄人的经济成就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和平崛起理论的内容如下：第一，尽管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就此即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非常低，并且面临着养活13亿人口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必须集中全力关注本国自身的发展；第二，中国正在实施一种努力参与而不是脱离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也在追求一种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战略；第四，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亚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稳定。
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本身对外交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中国外交的中心从美国转向亚洲；第二，中国外交目标从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转向承担全球领导地位和大国责任；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从经济发展转向全面增强综合国力。也可以说，和平崛起理论象征性地宣布，中国的战略大方向已经从国内转向国外。因此，和平崛起理论现在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对国内外状况认识的转变和寻找促进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新外交政策的渴望。
三、北京共识与和平崛起的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平崛起理论的再发展。
俞可平认为，雷默的“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反响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
雷默认为中国拥有创建可持续发展和平环境的新手段，具体有三个方面：第一，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环境的缔造。中国向人们展示出它作为地区和平使者的能力，有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反映出一种新的安全观。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从胡锦涛主席今年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中看到这一点。第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这就给中国提供了塑造其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新手段，我们可以从最近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议、最近宣布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中看出。第三，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北京共识”的思想，所反映的正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同时获得发展的观念。
无数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崛起将是一种和平的崛起，一种注重与其他国家合作互利、实现共赢的崛起。雷默对此也颇多感慨，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范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有舆论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必然会带动其他大国以和平的、互利的方式振兴或是崛起，进而必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民主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活动空间必然越来越小。中国“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人类发展与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这也正是“北京共识”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
很多国家都感到困惑，为什么国情相似却不能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给它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北京共识”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摒弃了“华盛顿共识”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从全新视角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国不想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把西方学说与中国思想相结合。因此，中国的发展具有一种令中国人民骄傲的内在力量。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表明了中国正在尝试实行“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有助于把“北京共识”推向世界。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吸引着那些雄心勃勃地追求发展与安全，但数百年来看到的却是由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援助而接连失败的国家。“北京共识”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总之，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特殊国情的产物，我们从来不主张照搬或者强行推行一种固定的模式，包括西方的模式，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实践成功的重要基础。其他国家如果学，可以学我们指导改革的一些思想，而非具体做法。林利民说：“原来西方一直宣扬它们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和平崛起使西方‘优越论’的神话不攻自破了。“在“华盛顿共识”分崩离析之际，“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北京共识”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它倡导的多样性、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理念，是对西方国家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神圣化、一元化的打击，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树立了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