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联合成立了右派“摘帽”工作领导小组。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摘帽办”是中央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
　　烟台会议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五部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在闭幕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组部的讲话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分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杨士杰发言后，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胡耀邦、杨士杰的观点。
　　会议决定，立即以中央五部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确保改正工作落实的1979年中央65号文件
　　一个被禁锢了20多年的铁案一旦打开，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并未如想象中那样热闹非凡。党内抵触情绪不时流露，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则徘徊观望，虽喜犹惧，踟蹰不前。有人认为改正右派搞过头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责“摘帽办”吃共产党的饭，为国民党办事。
　　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才起了变化。公安部机关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随后，中央党校和最高法院等单位的右派也全部获得改正。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进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国改正了49万余人，有21万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1979年的政治气候，尚是乍暖还寒。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43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这与“55号文件”精神发生了冲突，使应该落实政策的20余万人的问题不能解决。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对此非常着急，也很生气，指名道姓地批评相关领导。在童小鹏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办”向中央整理报送了各地对“43号文件”的强烈反映。同时，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否定了“4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这一请示报告，以中发[1979]65号文件下发全国，使这项工作又走上正轨。
　　到1980年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