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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是由当年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担任口译工作的吴黎平同志主持整理的。全书收集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长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五篇谈话，它是研究毛泽东同志生平事业、党史、军史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同时，对于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怎样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的，以及毛泽东思想又是怎样在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产生和逐步形成的，它确实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研究材料。
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但他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样，是在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是有一个成长发展过程的。本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这篇，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唯一的一篇“自传”。在这篇谈话中，他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叙述了他自己直到一九三六年的成长历史，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他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的农民家庭这样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小时候读过孔夫子的书，但并不爱读，而爱读《水浒》等古典小说，特别喜欢书中的人民斗争的故事。他在家里对父亲的专横有一定的反抗，对社会上饥民斗争表示同情，对于清朝官吏镇压“暴民”、斩首示众“深感义愤”。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加和对社会的更多认识，他从怀疑神佛，进而扬弃了有神论，到赞成一位“过激派”教师把庙宇改成学校的主张。当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说：“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他的青年时期，由赞同康、梁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发展为投身到以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为宗旨的辛亥革命的新军行列。由有一般地反帝反封建意识进到反对日本侵略、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他也曾赞同过门罗主义，还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活动中，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革命真理，并在它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从而使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的这种发展，在当时许多忧国忧民、为国家和民族寻求革命道路的进步青年中是有代表性的。本书通过毛泽东同志的自述，对这一过程，作了细腻而生动的介绍。在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陈独秀对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影响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最好典范。
毛泽东同志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经历更是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了。，他参与了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先后领导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过国共合作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创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中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发展中，他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的叙述虽然仅仅是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情况，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只要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能紧密地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依靠党的集体智慧，党就可以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领导力量。同时，这篇谈话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这篇谈话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是同人民血肉相联的，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但他不是神，不是什么天生的孤立于人民之上的。他最反对把他说成是生而知之的神。解放前，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出了一个课本，描写他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从小就不信神。他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小的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还为母亲生病的事去求过神、拜过佛。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也同斯诺说过：“我既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咒骂的鬼，也不是什么神。我是普普通通的人。”这话今天读起来是何等的亲切呀！
二
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才被确定为全党全军的革命领袖，但他自己总是作为革命集体中的一员，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本书中斯诺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并参考其他同志提供的一些具体材料编写成的《长征》一篇，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照斯诺的说法，毛泽东在叙述个人经历的“红军的成长”一节时，就“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融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的话，那末，关于《长征》的谈话就更是如此了。“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也许是领袖的谦虚，或者出于当时保密的考虑，《长征》这部分没有具体讲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情况。虽然毛泽东同志自己并没有叙述自己如何被确立为全党全军最高领导者，但是，从《长征》这篇谈话和上面提到的“红军的成长”一节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等的领导下，如何创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如何扩大了工农红军，如何取得了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但在一九三三年春，第三次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同志被排斥在红军指挥之外，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一个国家的迁移”，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在长征开始一段，由于继续“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又不断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后，依靠了全党全军的集体智慧，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拨正了航向。这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红军和人民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地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工农红军在云贵川一带用了四个月的迂回行军，摧毁了大量敌军，捣毁了贵州省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红军智取皎平渡附近的另一个渡口，用六只大船来回运送了九天，“整个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进入了四川”，使蒋介石的“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的电报命令付之东流。红军的英雄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在安顺场作出的决定，奇迹般的急行军，夺取了泸定桥，跨过了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部消灭工农红军于安顺场一带峭壁峡谷之中的毒辣阴谋。工农红军先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后来又实现了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广大指战员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通过了大雪山、大草地，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
由此可见，我们党和红军在革命斗争中，是怎样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又经过反复比较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党全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开始了胜利的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作出的选择和结论。
三
从本书以上两部分内容的介绍中，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以后，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任务，提出完成革命任务的路线和策略原则，指导中国革命进行胜利的战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中，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也充分展示了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科学预见。他在谈话中，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我党团结抗战的纲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将不可避免和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而提出的这些理论思想，是我党我军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特点，他分析了国共两党重新联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中国人民大联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他还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利害关系，提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也是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出现的形势，提出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他科学地预见到，“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三篇谈话中的许多光辉思想，完全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证实。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论持久战》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这三篇谈话的有关段落。而且可以说，《论持久战》这部指导抗战胜利的光辉著作，是根据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对三篇谈话主要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和系统化。
在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些谈话时，蒋介石国民党还没有停止“剿共”的内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还是采取“不抵抗政策”。能不能从内战的局面转变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对此，国内许多人是怀疑的，甚至党内也不是所有的人深信不疑的。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从实际出发，明确地指出了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我党唯一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科学预见的一个典范。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个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党由于有了这样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预见，因此才能够不为一切偶然的暂时的因素所迷惑和干扰，而稳稳地掌握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谈话后才几个月，我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还亲自赴西安成功地用和平方式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进而又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读《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于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一生，了解他和其他革命老前辈的生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毛泽东同志出生入死、坚持奋斗，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的漫长征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及他的战友们，在缔造我们伟大国家中的杰出作用和不朽的功绩。
应当说，这本《谈话》是着重回答斯诺所提出的问题的，所以谈及周恩来、朱德等其他同志及党内的情况比起谈及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情况来说是比较少的。尽管如此，书中的字里行间，对于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和党、群众的关系，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宽阔胸怀。当然，这也仅仅谈到一九三六年为止时的情况，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我们党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读一读《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将是大有裨益的。
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但他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样，是在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是有一个成长发展过程的。本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这篇，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唯一的一篇“自传”。在这篇谈话中，他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叙述了他自己直到一九三六年的成长历史，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他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的农民家庭这样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小时候读过孔夫子的书，但并不爱读，而爱读《水浒》等古典小说，特别喜欢书中的人民斗争的故事。他在家里对父亲的专横有一定的反抗，对社会上饥民斗争表示同情，对于清朝官吏镇压“暴民”、斩首示众“深感义愤”。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加和对社会的更多认识，他从怀疑神佛，进而扬弃了有神论，到赞成一位“过激派”教师把庙宇改成学校的主张。当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说：“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他的青年时期，由赞同康、梁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发展为投身到以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为宗旨的辛亥革命的新军行列。由有一般地反帝反封建意识进到反对日本侵略、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他也曾赞同过门罗主义，还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活动中，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革命真理，并在它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从而使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的这种发展，在当时许多忧国忧民、为国家和民族寻求革命道路的进步青年中是有代表性的。本书通过毛泽东同志的自述，对这一过程，作了细腻而生动的介绍。在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陈独秀对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影响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最好典范。
毛泽东同志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经历更是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了。，他参与了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先后领导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过国共合作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创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中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发展中，他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的叙述虽然仅仅是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情况，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只要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能紧密地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依靠党的集体智慧，党就可以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领导力量。同时，这篇谈话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这篇谈话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是同人民血肉相联的，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但他不是神，不是什么天生的孤立于人民之上的。他最反对把他说成是生而知之的神。解放前，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出了一个课本，描写他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从小就不信神。他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小的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还为母亲生病的事去求过神、拜过佛。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也同斯诺说过：“我既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咒骂的鬼，也不是什么神。我是普普通通的人。”这话今天读起来是何等的亲切呀！
二
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才被确定为全党全军的革命领袖，但他自己总是作为革命集体中的一员，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本书中斯诺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并参考其他同志提供的一些具体材料编写成的《长征》一篇，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照斯诺的说法，毛泽东在叙述个人经历的“红军的成长”一节时，就“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融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的话，那末，关于《长征》的谈话就更是如此了。“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也许是领袖的谦虚，或者出于当时保密的考虑，《长征》这部分没有具体讲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情况。虽然毛泽东同志自己并没有叙述自己如何被确立为全党全军最高领导者，但是，从《长征》这篇谈话和上面提到的“红军的成长”一节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等的领导下，如何创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如何扩大了工农红军，如何取得了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但在一九三三年春，第三次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同志被排斥在红军指挥之外，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一个国家的迁移”，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在长征开始一段，由于继续“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又不断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后，依靠了全党全军的集体智慧，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拨正了航向。这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红军和人民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地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工农红军在云贵川一带用了四个月的迂回行军，摧毁了大量敌军，捣毁了贵州省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红军智取皎平渡附近的另一个渡口，用六只大船来回运送了九天，“整个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进入了四川”，使蒋介石的“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的电报命令付之东流。红军的英雄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在安顺场作出的决定，奇迹般的急行军，夺取了泸定桥，跨过了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部消灭工农红军于安顺场一带峭壁峡谷之中的毒辣阴谋。工农红军先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后来又实现了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广大指战员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通过了大雪山、大草地，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
由此可见，我们党和红军在革命斗争中，是怎样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又经过反复比较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党全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开始了胜利的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作出的选择和结论。
三
从本书以上两部分内容的介绍中，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以后，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任务，提出完成革命任务的路线和策略原则，指导中国革命进行胜利的战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中，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也充分展示了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科学预见。他在谈话中，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我党团结抗战的纲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将不可避免和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而提出的这些理论思想，是我党我军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特点，他分析了国共两党重新联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中国人民大联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他还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利害关系，提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也是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出现的形势，提出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他科学地预见到，“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三篇谈话中的许多光辉思想，完全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证实。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论持久战》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这三篇谈话的有关段落。而且可以说，《论持久战》这部指导抗战胜利的光辉著作，是根据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对三篇谈话主要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和系统化。
在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些谈话时，蒋介石国民党还没有停止“剿共”的内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还是采取“不抵抗政策”。能不能从内战的局面转变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对此，国内许多人是怀疑的，甚至党内也不是所有的人深信不疑的。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从实际出发，明确地指出了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我党唯一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科学预见的一个典范。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个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党由于有了这样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预见，因此才能够不为一切偶然的暂时的因素所迷惑和干扰，而稳稳地掌握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谈话后才几个月，我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还亲自赴西安成功地用和平方式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进而又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读《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于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一生，了解他和其他革命老前辈的生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毛泽东同志出生入死、坚持奋斗，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的漫长征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及他的战友们，在缔造我们伟大国家中的杰出作用和不朽的功绩。
应当说，这本《谈话》是着重回答斯诺所提出的问题的，所以谈及周恩来、朱德等其他同志及党内的情况比起谈及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情况来说是比较少的。尽管如此，书中的字里行间，对于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和党、群众的关系，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宽阔胸怀。当然，这也仅仅谈到一九三六年为止时的情况，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我们党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读一读《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将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