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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山水秀美之地，苏轼曾赞曰：“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洲，戏赠莘老》）。杭州西湖更是集秀丽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于一身。据《咸淳临安志》载：“明圣湖，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水道，瀦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以为明圣之瑞，故名。以其负郭而西，故又称西湖。”美丽的神话传说给西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历代文人骚客的题诗题词又使其富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文人墨客、市井俗子无不留恋于此。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更为西湖赢得了“西子湖”的美誉，苏轼与西湖的佳话千载流传。
苏轼的政治命运坎坷多舛，久历地方官任，一生曾两次宦游杭州。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欲改革科举、学校之法，苏轼在奏议中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见解，激怒了王安石，御使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宋史》），苏轼感到自身处境险恶，遂求外任以避祸全身，得以通判杭州，直至熙宁七年（1074）才离开杭州赴密州。元祐四年（1089），苏轼“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宋史》），同样为躲避政治风浪再次来到杭州，元祐六年（1091）离任赴京。两度共五年的杭州生活，使得苏轼与杭州结下了深厚感情，“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政事之余，苏轼遍游杭州山水，西湖更是其常到之处，“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苏东坡轶事汇编》）。其游西湖几成惯例，《梁谿漫志》载：“东坡镇余杭，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佯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辨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而归，夹道纵观太守。”（《苏东坡轶事汇编》）苏轼于西湖之中欣赏湖光山色，饮酒赋诗，乃至处理公务，大量“西湖诗”应运而生。
苏轼因与当轴者政见不合而被迫离开京城，心情矛盾郁闷，其赴杭途中的一些诗作即表现了他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在经过镇江的金山寺时，看见来自故乡的长江在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景色，产生了奇妙的幻想，奇景与妙想付诸诗篇，深藏比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篇末写归卧遐思，借江神责怪，直吐了对宦游的厌倦情绪。山水之乐可使人暂时摆脱世俗的烦恼，苏轼一到杭州就去游览孤山，以轻松的笔调描绘西湖山水风光：“天欲雪，晴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孤山在西湖边，惠勤、惠思都是杭州诗僧，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序》中称：“佛者惠勤从公（欧阳修）有三十余年，公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远望、近望、回望湖山的清丽景色如一幅幅图画，鲜丽活泼。
被誉为西湖诗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轼诗集》）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把晴日西湖的波光闪烁与雨中西湖的飘渺朦胧融于一诗之中。阳光照耀下，湖水盈盈而波涛翻动，鲜艳明丽，柔美动人；微雨薄雾中湖山则空淡秀婉，朦胧迷人。西湖如天生丽质的佳人，无论妆扮与否都光彩照人。望湖楼又名看经楼、先德楼，五代时吴王钱氏所建，在西湖昭庆寺前，是西湖又一胜景。《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把西湖陡雨陡晴的景色描绘如画。乌云未合就大雨倾盆，雨珠从天而降迸溅入船，雨势如此迅猛，而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顷刻间就把如墨的乌云吹散，天水相连，茫茫无际。春夏秋冬时序更替亦无损于西湖的美：“夏潦涨水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晴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一）夏天地潦水深，秋天落木萧萧，冬天飞雪暗天，春天蒲柳清新，四时西湖各有其美。
西湖舟中赏月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夜泛西湖五绝》其一）月水朦胧，美不胜收。周密《癸辛杂识》：“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余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有二十年矣。” 奇异的湖光吸引着苏轼探寻究竟：“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夜泛西湖五绝》其五）苏轼的西湖诗歌不仅全方位地描绘山水风光，而且充溢着生活的情趣，如《夜泛西湖五绝》（其三）：“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芝角升长庚。渔人收筒未及晓，船过惟有菰蒲声。”诗歌中夜里盗钓渔人的慌张的情景跃然纸上。因为苏轼通判杭州时，西湖早已被禁止捕鱼。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王钦若请以西湖为放生池为皇帝祈福禁民网捕，自此到宋末西湖都是被禁止捕鱼的。
苏轼两次任职杭州都是为险恶政治环境所迫，因而他的“西湖诗”中不时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对田园山林生活的向往：“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须留。”（《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一）“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二）“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宠辱吾久忘，宁畏官长诘。飘然便归去，谁在子思侧。”（《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苏轼于诗中申明了自己不甘同于流俗的情操：“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赴杭前苏诗中早已表达出这种情绪，如“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何时归？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只不过这种情绪在西湖诗中才大量而集中地倾泻出来，西湖的山水使苏轼压抑的情感得以缓解。
杭州本是晚唐吴越国重镇，钱氏曾盛极一时。《五代史·吴越世家》：“钱氏自唐末有国，兼有两浙几百年。宋兴，俶朝太祖，厚礼遣回国。太平兴国三年，召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国除。”钱氏的富贵荣华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切如昨梦前尘，一国尚且如此，何况短暂的人生？徜徉于西湖岸畔的苏轼在自己的人生感怀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兴亡之叹：“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法惠寺横翠阁》）“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不到百年，池台化为草莽，兴废匆匆，真是“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凌虚台记》）。
西湖诗中虽有大量释道情怀的流露，但那只不过是苏轼获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他毕竟是“奋厉有当世志”之人，虽然处境艰险但终未能归隐：“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苏轼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吏，为官期间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东坡别志》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币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苏东坡轶事汇编》）苏轼在杭州的政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西湖的治理，不仅解决了杭州市民的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恢复了往日的秀丽。苏轼的这种民胞物与情怀在其西湖诗中也得到展现：“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熙宁五年（1072）夏，苏轼雨中游览杭州城西的天竺寺，当时正是蚕快要作茧，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可天公不作美，偏偏淫雨成灾，贻误了农时，端坐在高堂之上的“白衣仙人”平日里接受农人的供奉朝拜，此时却毫无作为，所以激起了苏轼的不满。联系当时朝政的腐败，官吏的失职，此诗的深意不言而喻。农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苏轼满腔愤慨难以抑制；当农人获得丰收时，他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与君歌鼓乐丰年，唤取千夫食陈廪”（《和公济饮湖上》）。无论仕途的穷达，苏轼的心中总是充满对广大劳动人民深深的关切，“政虽无术，心则在民”（《谢雨祝文》）正是他自我行迹的写照。
孕育于湖光山色之中的苏诗如同变化莫测的西湖美景，波谲云诡、光彩照人，其中所蕴涵的苏轼的思想感情更是复杂丰富，令人解读不尽。
（倪春雷，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苏轼的政治命运坎坷多舛，久历地方官任，一生曾两次宦游杭州。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欲改革科举、学校之法，苏轼在奏议中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见解，激怒了王安石，御使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宋史》），苏轼感到自身处境险恶，遂求外任以避祸全身，得以通判杭州，直至熙宁七年（1074）才离开杭州赴密州。元祐四年（1089），苏轼“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宋史》），同样为躲避政治风浪再次来到杭州，元祐六年（1091）离任赴京。两度共五年的杭州生活，使得苏轼与杭州结下了深厚感情，“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政事之余，苏轼遍游杭州山水，西湖更是其常到之处，“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苏东坡轶事汇编》）。其游西湖几成惯例，《梁谿漫志》载：“东坡镇余杭，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佯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辨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而归，夹道纵观太守。”（《苏东坡轶事汇编》）苏轼于西湖之中欣赏湖光山色，饮酒赋诗，乃至处理公务，大量“西湖诗”应运而生。
苏轼因与当轴者政见不合而被迫离开京城，心情矛盾郁闷，其赴杭途中的一些诗作即表现了他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在经过镇江的金山寺时，看见来自故乡的长江在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景色，产生了奇妙的幻想，奇景与妙想付诸诗篇，深藏比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篇末写归卧遐思，借江神责怪，直吐了对宦游的厌倦情绪。山水之乐可使人暂时摆脱世俗的烦恼，苏轼一到杭州就去游览孤山，以轻松的笔调描绘西湖山水风光：“天欲雪，晴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孤山在西湖边，惠勤、惠思都是杭州诗僧，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序》中称：“佛者惠勤从公（欧阳修）有三十余年，公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远望、近望、回望湖山的清丽景色如一幅幅图画，鲜丽活泼。
被誉为西湖诗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轼诗集》）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把晴日西湖的波光闪烁与雨中西湖的飘渺朦胧融于一诗之中。阳光照耀下，湖水盈盈而波涛翻动，鲜艳明丽，柔美动人；微雨薄雾中湖山则空淡秀婉，朦胧迷人。西湖如天生丽质的佳人，无论妆扮与否都光彩照人。望湖楼又名看经楼、先德楼，五代时吴王钱氏所建，在西湖昭庆寺前，是西湖又一胜景。《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把西湖陡雨陡晴的景色描绘如画。乌云未合就大雨倾盆，雨珠从天而降迸溅入船，雨势如此迅猛，而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顷刻间就把如墨的乌云吹散，天水相连，茫茫无际。春夏秋冬时序更替亦无损于西湖的美：“夏潦涨水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晴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一）夏天地潦水深，秋天落木萧萧，冬天飞雪暗天，春天蒲柳清新，四时西湖各有其美。
西湖舟中赏月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夜泛西湖五绝》其一）月水朦胧，美不胜收。周密《癸辛杂识》：“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余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有二十年矣。” 奇异的湖光吸引着苏轼探寻究竟：“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夜泛西湖五绝》其五）苏轼的西湖诗歌不仅全方位地描绘山水风光，而且充溢着生活的情趣，如《夜泛西湖五绝》（其三）：“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芝角升长庚。渔人收筒未及晓，船过惟有菰蒲声。”诗歌中夜里盗钓渔人的慌张的情景跃然纸上。因为苏轼通判杭州时，西湖早已被禁止捕鱼。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王钦若请以西湖为放生池为皇帝祈福禁民网捕，自此到宋末西湖都是被禁止捕鱼的。
苏轼两次任职杭州都是为险恶政治环境所迫，因而他的“西湖诗”中不时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对田园山林生活的向往：“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须留。”（《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一）“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其二）“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宠辱吾久忘，宁畏官长诘。飘然便归去，谁在子思侧。”（《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苏轼于诗中申明了自己不甘同于流俗的情操：“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赴杭前苏诗中早已表达出这种情绪，如“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何时归？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只不过这种情绪在西湖诗中才大量而集中地倾泻出来，西湖的山水使苏轼压抑的情感得以缓解。
杭州本是晚唐吴越国重镇，钱氏曾盛极一时。《五代史·吴越世家》：“钱氏自唐末有国，兼有两浙几百年。宋兴，俶朝太祖，厚礼遣回国。太平兴国三年，召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国除。”钱氏的富贵荣华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切如昨梦前尘，一国尚且如此，何况短暂的人生？徜徉于西湖岸畔的苏轼在自己的人生感怀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兴亡之叹：“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法惠寺横翠阁》）“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不到百年，池台化为草莽，兴废匆匆，真是“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凌虚台记》）。
西湖诗中虽有大量释道情怀的流露，但那只不过是苏轼获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他毕竟是“奋厉有当世志”之人，虽然处境艰险但终未能归隐：“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苏轼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吏，为官期间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东坡别志》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币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苏东坡轶事汇编》）苏轼在杭州的政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西湖的治理，不仅解决了杭州市民的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恢复了往日的秀丽。苏轼的这种民胞物与情怀在其西湖诗中也得到展现：“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熙宁五年（1072）夏，苏轼雨中游览杭州城西的天竺寺，当时正是蚕快要作茧，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可天公不作美，偏偏淫雨成灾，贻误了农时，端坐在高堂之上的“白衣仙人”平日里接受农人的供奉朝拜，此时却毫无作为，所以激起了苏轼的不满。联系当时朝政的腐败，官吏的失职，此诗的深意不言而喻。农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苏轼满腔愤慨难以抑制；当农人获得丰收时，他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与君歌鼓乐丰年，唤取千夫食陈廪”（《和公济饮湖上》）。无论仕途的穷达，苏轼的心中总是充满对广大劳动人民深深的关切，“政虽无术，心则在民”（《谢雨祝文》）正是他自我行迹的写照。
孕育于湖光山色之中的苏诗如同变化莫测的西湖美景，波谲云诡、光彩照人，其中所蕴涵的苏轼的思想感情更是复杂丰富，令人解读不尽。
（倪春雷，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