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最重要的财政储备，以及政府稳定币值、调节金融的手段。1928年，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成立时，即揭橥以白银（包含银元）、公债、黄金作为引导货币经济的三大手段，其中黄金又可谓“终极武器”。
　　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眼见财政陷入困境，国内白银存量无多、发行公债又因货币贬值过巨早已失灵，因此数度祭出库存黄金。现在看来，其做法可谓史无前例，举凡释出办法、对象、金块造型、铸法、单位重量、成色标准等，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意义，相当值得深入研究。

释出对象与金块大小

　　民国最早的释金计划，出现在1943年9月之后，在獲得美国政府运来大批黄金的承诺下，《出售黄金现货办法》于重庆开办，由央行提供库存黄金，委托国贸、中国农民两家银行出售。不过，现货黄金以每块400市两重、纯度998以上的美制金砖作为最小的交易单位。交易门槛如此之高，黄金买卖已成为投机人士及巨富阶级的专利，寻常百姓则被排除在外，随即引来舆论抨击。
　　另一方面，大量现货黄金遭少数人垄断的结果，不是囤积炒作，就是转入黑市套利，明显背离借由抛售以平抑金价的政策目的。因此，1944年8月23日，财政部下令调降黄金交易单位至十市两，以扩大交易对象的层面。为此，中央造币厂奉令改制美制金砖，或切割、或镕铸，以小型条块的形式重新面市。
　　现货黄金买卖门槛调降至十市两，虽仍无法阻断投机炒作，却让不少银楼业者得以参与买卖，因此别有意义。银楼随后将买来的黄金条块当作饰金原料，化整为零，打造成重仅一至二两，甚至几钱几分的各种黄金首饰，向地方百姓销售，这才有效地扩大了释出黄金的效应。
　　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又推出另一波黄金政策，正式实施《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办法》。其内容将法币定期存款兑取黄金的最小单位定在一市两纯金，借由扩大参与民众的资格，分散释出对象，增加政策强度。此举果然在该办法于次年6月25日停办之前吸引了无数存户的大量存款，折合黄金超过220万两之多。到7月30日，国防部最高委员会临时宣布《献金办法》，现货黄金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兑付超过一市两纯金者，其购户及存户都必须捐献其中的40%。如此一来，虽然有大量黄金因此被强制回收，但为了扣除40%捐献后兑付余数之用，重庆厂在原计划的十市两、五市两、一市两之外，又追加铸造了三市两与六市两条，以及更小的四市钱及两市钱条。在小型化并进一步细分的情况下，厂条的流通空间更加宽广。

时代背景与成色标准

　　现货黄金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两办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即舍弃了民间习惯的黄金成色，改用纯金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当时的厂条无疑是美制金砖的一部分。
　　这固然是迁就美制金砖的存在事实，直接予以裁切，节省改铸麻烦。其实，这个选择也是出于无奈，原因就在于重庆厂的设备不足，并且欠缺镕金能力。
　　不过，将国内还不普遍的高纯度黄金投入市场，在当时也造成了“后遗症”。民间原本流通足赤、上足赤、天足赤等成色档次的黄金，纯度高也不过993左右。但是，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在大量纯金流入之后，各地银楼用以改铸的首饰、条块等，成色跟着水涨船高，来到995以至998不等，所以另标示“上上足赤”字样作为区别。值此抗战后期，物力维艰之时刻，民间银楼却出现许多成色超高的金饰并不寻常，其原因绝非因提炼技术的普遍提升，而是美制纯金金砖的引进所致。

铸造工法与厂条造型

　　中央造币厂所铸造的厂条，其造型历来均为长方形块。但事实上，这种造型在定调之前曾历经一番波折。

　　1945年6月7日，央行为了在7月底兑付大规模到期的现货黄金与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紧急委托重庆厂将大量美制金砖改铸成各种大小金条，这也是如今外界所能普遍接触的最早厂条——“重庆厂条”的由来。
　　重庆厂最初给央行的建议，并非铸造方形金块，而是如同造币一样，铸造类似金币的圆形金块，同时也附上成都分厂设计的草图，其正面是“古布图”，上有重量、成色标示，背面为蒋介石侧图像（见中央造币厂档，原始文件草图）。但当时厂内并没有足够的铸造设备，该计划根本缓不济急，因此随即遭央行否决。
　　与央行反复讨论之后，重庆厂最后改采机械方法制造厂条，也就是将央行所交付的大金砖轧辗成相当厚度，再分切成一两、二两、三两、五两等小块，最后再以人工修整完成。又由于重庆厂并无轧片设备，轧辗金片的工作后来交由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代工。正由于改采此工法，长方几何形就成为各种大小厂条的基调。 　　这一时期，重庆厂内部文件普遍以“分两金条”称呼以此工法铸造的厂条，所反映的正是该厂实际负责的主要工作内容。
　　中央造币厂档案也显示，重庆厂其实并不愿放弃镕铸工法。在镕铸量能有限，无法大规模采用的情形下，重庆厂仍坚持以裁切所剩的边屑，镕铸十市两厂条。具体做法是以马夫尔炉镕化金屑后，再灌注入一种封闭式、底部带有铭文的火泥模型中，待粗胚脱模后再以人工修整。这种金条外观，相对规整、精美，但也耗时费工。不久之后，因马夫尔炉、火泥等陆续耗损殆尽，又无力补充，只好放弃继续铸造。从实物来看，这种铸法只在重庆厂最初一批十市两及五市两两种用过。

金料来源与提炼能力

　　长期以来，中央造币厂一直采用轧金裁块的工法铸造厂条。此外，往往也被迫迁就金料成色，不再提纯，这种现象又与提炼能力长期受局限有关。

　　前已提及，重庆厂条一直是以美制金砖裁切改铸，成色与金砖相同，并无提炼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央造币厂于1946年3月在上海复建，10月中旬重新开工。此后，镕金、轧金业务相继恢复，唯独在炼金上能力一直存在问题，直至1949年5月撤离之际仍未有效提升。
　　上海厂首度铸造厂条，是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尾声，即1946年及1947年之交，当时铸造的厂条一律是成色990焓赤十两。不过，因铸数不多，约仅数干条之谱，加上主要是以央行所提供的美制纯金金砖作为金料，以纯金炼制990成色金条并非难事，因而上海厂得以完成任务。
　　时至1948年9月，央行转来新疆商业银行准备金之中的杂金、砂金等共毛重54019.75市两，成色偏低，因此要求代镕为成色990金条。针对这项任务，上海厂终于坦承问题，以“本厂设备尚欠完整，提炼手续相当繁杂，最要方法，先予混镕成块，以化验每炉之成色为标准”为由，仅同意代镕，却明白表示无力提炼。最后，以只镕铸不提炼的方式，将运来金料混镕成金条，并标示实际成色之后交回央行。
　　同年11月间，上海厂再度奉命将金圆券期间收兑自民间的大量杂金赶铸成厂条，以供开办金银存兑之用。在短短两个半月期间，上海厂仍采用轧金裁块的工法，共改铸了约150万市两的大小厂条。这些厂条大多是以民间首饰杂金镕铸而成，铸成后之纯度，因碍于能力及期限，仍只能反映每批金料混镕后的实际成色，无法提纯。这也是上海厂条成色普遍偏低（多在98左右），且参差不齐的原因。
　　国内黄金市场一向是采用特定成色标准上进行交易，当成色混乱的上海厂条大量出现后，立即引发许多不便与纷争。为了“亡羊补牢”，央行在迁往广州之后不得不宣布黄金黄金市价，应以市两为单位，按“九八成色”折算价格，并随即于1949年7月10日通电各分行处注意办理。有鉴于此，后来渝蓉两地央行于8月起陆续委托重庆二十兵工厂及成都分厂铸造厂条，成色重庆二十兵工厂代铸的四川厂条依央行规定成色标准下调为98。标准就定为98，成为时代的产物。此外，下调后的新标准，无异是逢身裁量，四川厂条即可使用先前之杂金镕铸，减少提纯的困扰。
　　直至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初期，上海厂条仍在台湾大量流通，同样在当地引发骚动。直至1949年10月，台厂提炼能力有所改善，先后推出成色固定为985及991的两大类型的厂条，乱象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