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其人的放诞与超脱多源于其性情的放达和超逸，这性情又源出于他精神上的“上升的虚无主义”（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说是“虚无主义”，则说明庄子的精神之于现实人生并无直接的关联，其追求的落脚处乃在于彼岸世界的自由，因而对此岸的世界主张否定，而之所以是“上升”，则正因为对现实的否定并非一意消极，而是最终指向超越。这正如《庄子》中的许多奇谲诙诡的寓言一般，多是超越了现实日用的目光，而以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方式热切地关注着现实、关注着人生，庄子对现实的批判随处可见：
　　 “……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庄子·人间世》
　　 “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庄子·则阳》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
　　 透析这些批判的背后，终于看到庄子冷漠与愤恨冰面之下的一腔热情暗流涌动，这股热情赋予庄子以批判的勇气，更赋予庄子以坚守的力量。
　　这也常常使得后世无法直接将其思想中的神髓应用于现实人生，不似儒家积极用世的热忱一般，一念一行，当下就要倾注进现实中去。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家精神在与随后在中国政治主流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儒家文化的并行之中并未方轨，甚至于悄悄隐没。与道家（主要是庄子）的精神正相反，儒家精神的最用力处是现实人生；其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亦是现实人生。对政治而言，现实人生是其存在合理性的落脚处，其所依托的、所干预的完全在于现实。所以政治大厦的建筑必以此为核心选拔人才，是以中国千余年来的人才选拔之关键几乎全落在了儒家经典中，而传统知识分子生命的精神构架也几乎全是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力量和材料来建构，对于道家的思想向来只是体会而很少向深处开掘，更不必说加以奉行。
　　 老庄的思想，较之儒家和其他，是更富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因而无论以中国自身的文化标尺还是以西方的学科尺度加以丈量，都可把老庄的思想归于哲学（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一派。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曾作出伟大贡献的赫赫有名的哲学家都对庄子（尤其《庄子》）提出非议，如王充。就连继承老庄衣钵的葛洪也在内，葛洪的思想是发展了老庄的本体论和生命哲学，进而加以具体化，究其学说，依然可发现葛洪是由儒而道的。庄子对于现实人生加以超越的愿念已经以表意的方式理性化地固定下来，其最终落脚在彼方，这一点颇似西方基督教的理性精神一般，将审判与救赎置于天国之中，而其所谓天国，正是我们所说的彼岸世界。葛洪从老庄的精神中找到了一种生命力量，期望在现实此岸中固定下来，这固然不排除晋代士人服药求仙的风气之影响，然而这种期望却更多地因为老庄对于彼岸世界的宏大图景，一种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渴望以炼服丹药等一系列现实中可操作的动作中进行实践。如此看来，葛洪的用力处仍是现实人生。在现实中把握庄子的精神已经有所偏离；于现实中操作老庄的宏大图景更与庄子相去甚远。
　　 我想这也正解释了庄子及其承载的精神之去向。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庄子的艺术精神几乎完全地灌注进中国传统绘画（也包括某些书法作品）的艺术精神中去了。写意是中国传统绘画最为得心应手也是最为充分展示风力的手法。墨晕浓淡、点染烘托、虚实相生、隐喻等等，都扩大了作品的表现力。《庄子》中讲“道”，只是这个道并非儒家所苦苦追求的现实济世的伦理道德，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物各自适的状态，也正因此，庄子常常以“真”来解释他的“道”。梓庆削木成鐻也好，庖丁解牛也好，技工和匠人所养成的所依赖的“道”，细看来都是某种“真”。梓庆是由削刻作品的奇异所显现的内心“外滑消”（意为涤除外物的侵扰而心内澄明）之真；庖丁是由解牛的技艺而显现出的随顺自然天性之真。而这种“真”正是由艺而道的结果。
　　 所以，庄子的精神正是这样折射进现实人生，以艺术的（美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现实中也必须以艺术的（美的）方式去把握，我想，这正是庄子具有独特魅力之所在。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