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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寒门》，是我的同族，作家吕翼先生的近作。
一座叫碓房村的村庄，冯家有冯维聪、冯天俊、冯天香、冯春雨，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赵家有赵得位；万家有万勇。这群孩子在供奉着孔子牌位，奉行“唯有读书高”传统理念的村寨，被从小寄托了每个家庭的希望。然而，父辈进尽力气追求的愿望并没有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实现。小说以现实的残酷把每位孩子的人生赋予了戏剧化，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曲折，在一至四十二个章节中，次第打开。
全身心梦想通过高考跳离农村的冯维聪疯了，从此永远留在了村庄；冯天俊从少年考到中年，最终仍然梦断清华北大，只考上省内师范大学；冯天香因家境缘故少年起无奈放弃学业，靠出卖身体换来后续的富足生活；最为顺意的是冯春雨，真的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并出了国，但她本来就不是碓房村的原住民，只是冯家收留的外来孩子；而赵家的赵得位成了小生意人，万家的万勇流落为飘游浪荡的无业游民，打着考上复旦大学的虚无幌子，在外消耗着父亲打工挣来的血汗钱。
这部小说描绘的寒凉人生，让我心绪久久难平，以致读完作品多时才断续动笔评写。
小说是生活场景与自然场景的提炼和加工，要彰显和表达人物、情节和环境三大要素，它的架构要求必须严谨。好的小说，可以用虚构写出非虚构的在场感，写出人物所处历史阶段的核心物质，其更多的成份，是诠释社会单元中个体生命里的自然生存和精神生活。如同诗人具有诗观一样，好的小说作家也有自己的小说观。而且，我自以为，小说观几乎等于作家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在小说的虚拟构建里，以所塑造的人物将作家的这些观点表达或昭告读者。吕翼，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说观的作家。
自幼听过一句老话，是：付出就有回报。好像，这话在我长大成人的道路上也总被身边的长辈引用，并对我加以教导。但吕翼先生却没有在《寒门》里给我这个圆满，他毫无温情撕碎现实面纱告诉我，生活就是活生生地存在着，却没有一定或者必须可言的规律能遵循。可以说，这部小说已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见证，这也是作者拷问生命及个体精神传输的层面升腾。它不可重复，也不受束缚，自然地还原了某一段时间的过痕。
于是，在《寒门》中，我从小说的历史性、小说的情节设计、小说的乡土语言，看到了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非虚构表达。
《寒门》的开篇入题很静好，以碓房村冯家四个孩子的一场嬉戏，一路铺展开。进而，从少年讲到中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碓房村的历史、人文，波澜不惊的层层展现，人性的温情或者贪婪转换出不同的故事场景。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渐变，是一个过程的慢速运动。这个慢速中可以体现和容纳的信息量由作家控制，因此，小说的历史性有足够的空间来拓张。
最近几年，我陆续读到了吕翼的几部小说，有《风过杨树庄》《村庄的喊叫》《疼痛的龙头山》《土脉》等，这些作品的书写，每一次的风格都在推陈出新力求不同，唯一不变的是，这些小说总体的在场都是乡村。每个作家都会恪守自己的价值体系，小说是吕翼在文学世界里存在的方式。他把生命赋予每一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而乡村是他和所有作品的原乡，他将对生命的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安置在这片大地上。吕翼在原乡的旷野找寻每个人物与所处年代的背景契合度，这种表达，在行文中就水到渠成地构筑出小说的文学历史性。
我国在1996年实行了大学的教育制度改革，不再对毕业大学生进行工作分配，且国家不再承担大学生学费。从此结束了自1977年高考恢复后，近二十年的大学生包分配工作等制度。《寒门》横跨这么一段不长的历史，以平稳的虚构描写把一拨人因高考倾注的个人和家庭乃至家族的付出推入读者眼前，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间维度下，强调了文化的社会烙痕。小说中以冯天俊为代表人物的个人高考史，是一部乡村底层民众的精神追求史；扩大了说，也是一部基层某一面的众生生存相，囊括了这个层面涉及到的与高考有关的众多事与物，提供了其范围内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这种对历史过程的展现，不同于文字概念里对历史观的解释，但却能极为客观地反映出历史观里的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本来就是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最初源泉。在《寒门》里，我不妨将作家的这种充盈历史性的叙事处理理解为他的创作技巧，他通过高考的历史延续性，表述对当下许多农村家庭期望依靠高考来改变命运，及因读书出现的返贫状况而深陷的焦虑。另一个层面上，也凸显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胡塞尔曾在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中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的方式是本质直观，也就是直击实事，说到底，事情的本身就是历史性。这部小说极认真地告诫人们，历史是用来尊重和如实记录的，不容戏说。
《寒门》的情节设计我很欣赏。我相信，吕翼创作时真的具有了纳博科夫式的灵感，这也是一部最贴近作家曾经生活场景的小说，他有完全来自乡村的底层生活体验，但情节描写的语句没有落入一般乡村小说里就村庄风习及愚昧，进行批判或讥讽的老套设计。《寒门》跳离了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乡村小说美学风格，沒有一味抑郁的抒情调子，这是作家本部小说在情节处理上的成功之处。
现实状态与传统经验的割离，让作家担当责任的同时，心里也在产生茫然，本小说的情节设计从中体现了这份没有答案的无助。明线上，全书是以冯维聪为主的故事，从踌躇满志到考后发疯再到专项潜能的异峰突起，最终得到来自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方的赏识与认可；但书中另一条线，则是以冯天俊为辅的情节线，一个人十五次的高考路，以梦断名牌大学做了收尾，转而以教书育人的特长回馈碓房村。全书所派生出各章节舒枝散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均附和着这两条情节线的最终趋向。复线型结构的小说情节设计，能够较详细地叙述所构建的故事，人物形象从中得到丰满的塑造和雕琢。这种不同于意识流小说板块式结构的处理，让我的阅读得到了习惯性审美的流畅。
优秀小说的情节设计，有着共生的特点，那就是：波澜起伏、跌宕婉转和紧扣主题。《寒门》具备着这些特点，并且伏笔与照应，细节上的游离与依附等相互交融，让作品里的人物和走向各具风采，情节设计的不断变化，夯实了主题意义的升华。 本书将完结时，小说的情节设计是：“冯天俊在众多记者围追采访时，心生烦躁，抓了抓零乱的头发，悲伤地说：我这半生不算长，也不算短，可我和我们家遇上了两大悲剧，一是教育，二是医疗……说着说着，泪露水就流下来。”本书主旨在此得到再次强化。事实如此，现当下广大农村还面临着教育和医疗两大难题，《寒门》的故事情节设计把这两大问题提出，而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及解决方式，我在全书的结尾处看到了积极向上的光亮。
《寒门》的作品主题是在故事人物产生之前就确定的，所以，它有自带的社会疼痛，更有横跨疼痛的各种努力。全书复线型结构的情节设计，使读者清晰解读出文字的更深层次内涵，那应是随着时间流逝，正常的成年人能得到的最好收获是逐步稳定的思想和感受，还有，必须直面现实的一切。
通读《寒门》，发现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乡土语言及乡村民俗的白描。理论上，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流派之一的乡村小说，追溯到早期是以鲁迅为核心发起的，其中乡土语言的作用和意义，构成了这类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内涵指向的是现代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这些理论观点，贯穿了《寒门》全书文学深度写作的要义。
好的小说就是一个好故事，好故事就必须有适合的语言来建筑组合。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下，以城市为主导的语言环境主宰了文字的话语导向，尽管乡土语言是汉语表达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占据写作主流。作家吕翼却以自己的个体文学学养和乡土文化素养，赋予了本部作品独特的地域特质，全书四十二个章节中乡土语言的运用，较好地描摹了各人物间的爱恨纠结，如同贾平凹先生在小说中使用他熟悉的秦腔一样，吕翼先生使用的也是他本人生活的滇东北地区的乡土方言。这样的行文方式满足了乡土小说极贴地气的处理要求，成为了本书较为出彩的又一亮点。语言的缜密，轻易就透入小说细节，贯通上下文的逻辑连接，积累出作品的真实感。《寒门》里，乡土语言的添加将几个家庭面对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无奈，安静而安然地加以叙述，作家剥去游历的浅淡，直抵作品人物个性之外，众生共性的在命运中的挣扎起伏，虚构的场景就表达出了非虚构的思索。
如：冯婶说：“悖秋时了！悖秋时了！”“耻死了”“砍竹子遇到了节子”；万礼智说：“手闲干疮痒”；赵得贵说：“你没有做高脚骡子生意吧”；冯天俊说：“你这样的麻筋，烦不烦！”“万礼智是小量虾子无血”；冯天香说：“原来是烂杆水回来了”“二谎谎”；万婶骂：“花鸡公！”等等，一群人各自使用的乡土语言，饱含语言的乡土自觉性，生动自然地将作品里各人物的性格特点挥洒而出，一副副乡村生活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涂染在不同的时段和生活场景间。
乡土语言是乡村小说中人物、动作的重要塑造手段，对故事的蔓延有着单纯文字无法达及的高远，可以提升作品的文学意象，让小说的渐变艺术避免了枯燥和乏味。《寒门》的创作元素中，很好地掌控了乡土语言的份量，并使之优势最大化，畅达嵌入生活内里，不加任何评说就体现了其所具有的风土风俗意味。
对民俗，本书内也有众多细致的描写，如赵婶给冯维聪叫魂作法的过程，冯婶咒骂时边唱边砍木头的全套动作。这些民俗单元的提取、加入，为鲜活人物的性格，起到的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
文字是触摸灵魂最便捷的途径。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作家已安放了自己的文化根脉，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他依然固守生命的原乡，明确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传统文学认知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文本风格。吕翼先生的文学态度，让我心生敬佩和感动。
小说《芳华》里有言：一個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本部长篇小说没有原谅、没有和解，甚至，没有很乐观的结局，但善良的人们仍然在创造希望。
读罢《寒门》时，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和疑虑，这应该算是我所读过的吕翼先生作品中最为伤感的一部小说，也曾就此感觉向吕翼先生对文本的结局提出异议，可最终他的观点说服了我。毋庸置疑，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是真实的，不可回避。尽管小说抛出的现实问题，难于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及缓和，尽管作家从虚构中让我看到了非虚构的病症一样的疼痛，但是，能大胆地把这些摆出来，何尝不是一位作家的文学良心？
生活要继续，小说或现实里的所有的人，还需要在向前行的过程中披荆斩棘。
责任编辑：李慧
一座叫碓房村的村庄，冯家有冯维聪、冯天俊、冯天香、冯春雨，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赵家有赵得位；万家有万勇。这群孩子在供奉着孔子牌位，奉行“唯有读书高”传统理念的村寨，被从小寄托了每个家庭的希望。然而，父辈进尽力气追求的愿望并没有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实现。小说以现实的残酷把每位孩子的人生赋予了戏剧化，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曲折，在一至四十二个章节中，次第打开。
全身心梦想通过高考跳离农村的冯维聪疯了，从此永远留在了村庄；冯天俊从少年考到中年，最终仍然梦断清华北大，只考上省内师范大学；冯天香因家境缘故少年起无奈放弃学业，靠出卖身体换来后续的富足生活；最为顺意的是冯春雨，真的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并出了国，但她本来就不是碓房村的原住民，只是冯家收留的外来孩子；而赵家的赵得位成了小生意人，万家的万勇流落为飘游浪荡的无业游民，打着考上复旦大学的虚无幌子，在外消耗着父亲打工挣来的血汗钱。
这部小说描绘的寒凉人生，让我心绪久久难平，以致读完作品多时才断续动笔评写。
小说是生活场景与自然场景的提炼和加工，要彰显和表达人物、情节和环境三大要素，它的架构要求必须严谨。好的小说，可以用虚构写出非虚构的在场感，写出人物所处历史阶段的核心物质，其更多的成份，是诠释社会单元中个体生命里的自然生存和精神生活。如同诗人具有诗观一样，好的小说作家也有自己的小说观。而且，我自以为，小说观几乎等于作家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在小说的虚拟构建里，以所塑造的人物将作家的这些观点表达或昭告读者。吕翼，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说观的作家。
自幼听过一句老话，是：付出就有回报。好像，这话在我长大成人的道路上也总被身边的长辈引用，并对我加以教导。但吕翼先生却没有在《寒门》里给我这个圆满，他毫无温情撕碎现实面纱告诉我，生活就是活生生地存在着，却没有一定或者必须可言的规律能遵循。可以说，这部小说已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见证，这也是作者拷问生命及个体精神传输的层面升腾。它不可重复，也不受束缚，自然地还原了某一段时间的过痕。
于是，在《寒门》中，我从小说的历史性、小说的情节设计、小说的乡土语言，看到了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非虚构表达。
《寒门》的开篇入题很静好，以碓房村冯家四个孩子的一场嬉戏，一路铺展开。进而，从少年讲到中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碓房村的历史、人文，波澜不惊的层层展现，人性的温情或者贪婪转换出不同的故事场景。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渐变，是一个过程的慢速运动。这个慢速中可以体现和容纳的信息量由作家控制，因此，小说的历史性有足够的空间来拓张。
最近几年，我陆续读到了吕翼的几部小说，有《风过杨树庄》《村庄的喊叫》《疼痛的龙头山》《土脉》等，这些作品的书写，每一次的风格都在推陈出新力求不同，唯一不变的是，这些小说总体的在场都是乡村。每个作家都会恪守自己的价值体系，小说是吕翼在文学世界里存在的方式。他把生命赋予每一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而乡村是他和所有作品的原乡，他将对生命的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安置在这片大地上。吕翼在原乡的旷野找寻每个人物与所处年代的背景契合度，这种表达，在行文中就水到渠成地构筑出小说的文学历史性。
我国在1996年实行了大学的教育制度改革，不再对毕业大学生进行工作分配，且国家不再承担大学生学费。从此结束了自1977年高考恢复后，近二十年的大学生包分配工作等制度。《寒门》横跨这么一段不长的历史，以平稳的虚构描写把一拨人因高考倾注的个人和家庭乃至家族的付出推入读者眼前，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间维度下，强调了文化的社会烙痕。小说中以冯天俊为代表人物的个人高考史，是一部乡村底层民众的精神追求史；扩大了说，也是一部基层某一面的众生生存相，囊括了这个层面涉及到的与高考有关的众多事与物，提供了其范围内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这种对历史过程的展现，不同于文字概念里对历史观的解释，但却能极为客观地反映出历史观里的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本来就是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最初源泉。在《寒门》里，我不妨将作家的这种充盈历史性的叙事处理理解为他的创作技巧，他通过高考的历史延续性，表述对当下许多农村家庭期望依靠高考来改变命运，及因读书出现的返贫状况而深陷的焦虑。另一个层面上，也凸显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胡塞尔曾在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中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的方式是本质直观，也就是直击实事，说到底，事情的本身就是历史性。这部小说极认真地告诫人们，历史是用来尊重和如实记录的，不容戏说。
《寒门》的情节设计我很欣赏。我相信，吕翼创作时真的具有了纳博科夫式的灵感，这也是一部最贴近作家曾经生活场景的小说，他有完全来自乡村的底层生活体验，但情节描写的语句没有落入一般乡村小说里就村庄风习及愚昧，进行批判或讥讽的老套设计。《寒门》跳离了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乡村小说美学风格，沒有一味抑郁的抒情调子，这是作家本部小说在情节处理上的成功之处。
现实状态与传统经验的割离，让作家担当责任的同时，心里也在产生茫然，本小说的情节设计从中体现了这份没有答案的无助。明线上，全书是以冯维聪为主的故事，从踌躇满志到考后发疯再到专项潜能的异峰突起，最终得到来自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方的赏识与认可；但书中另一条线，则是以冯天俊为辅的情节线，一个人十五次的高考路，以梦断名牌大学做了收尾，转而以教书育人的特长回馈碓房村。全书所派生出各章节舒枝散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均附和着这两条情节线的最终趋向。复线型结构的小说情节设计，能够较详细地叙述所构建的故事，人物形象从中得到丰满的塑造和雕琢。这种不同于意识流小说板块式结构的处理，让我的阅读得到了习惯性审美的流畅。
优秀小说的情节设计，有着共生的特点，那就是：波澜起伏、跌宕婉转和紧扣主题。《寒门》具备着这些特点，并且伏笔与照应，细节上的游离与依附等相互交融，让作品里的人物和走向各具风采，情节设计的不断变化，夯实了主题意义的升华。 本书将完结时，小说的情节设计是：“冯天俊在众多记者围追采访时，心生烦躁，抓了抓零乱的头发，悲伤地说：我这半生不算长，也不算短，可我和我们家遇上了两大悲剧，一是教育，二是医疗……说着说着，泪露水就流下来。”本书主旨在此得到再次强化。事实如此，现当下广大农村还面临着教育和医疗两大难题，《寒门》的故事情节设计把这两大问题提出，而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及解决方式，我在全书的结尾处看到了积极向上的光亮。
《寒门》的作品主题是在故事人物产生之前就确定的，所以，它有自带的社会疼痛，更有横跨疼痛的各种努力。全书复线型结构的情节设计，使读者清晰解读出文字的更深层次内涵，那应是随着时间流逝，正常的成年人能得到的最好收获是逐步稳定的思想和感受，还有，必须直面现实的一切。
通读《寒门》，发现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乡土语言及乡村民俗的白描。理论上，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流派之一的乡村小说，追溯到早期是以鲁迅为核心发起的，其中乡土语言的作用和意义，构成了这类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内涵指向的是现代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这些理论观点，贯穿了《寒门》全书文学深度写作的要义。
好的小说就是一个好故事，好故事就必须有适合的语言来建筑组合。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下，以城市为主导的语言环境主宰了文字的话语导向，尽管乡土语言是汉语表达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占据写作主流。作家吕翼却以自己的个体文学学养和乡土文化素养，赋予了本部作品独特的地域特质，全书四十二个章节中乡土语言的运用，较好地描摹了各人物间的爱恨纠结，如同贾平凹先生在小说中使用他熟悉的秦腔一样，吕翼先生使用的也是他本人生活的滇东北地区的乡土方言。这样的行文方式满足了乡土小说极贴地气的处理要求，成为了本书较为出彩的又一亮点。语言的缜密，轻易就透入小说细节，贯通上下文的逻辑连接，积累出作品的真实感。《寒门》里，乡土语言的添加将几个家庭面对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无奈，安静而安然地加以叙述，作家剥去游历的浅淡，直抵作品人物个性之外，众生共性的在命运中的挣扎起伏，虚构的场景就表达出了非虚构的思索。
如：冯婶说：“悖秋时了！悖秋时了！”“耻死了”“砍竹子遇到了节子”；万礼智说：“手闲干疮痒”；赵得贵说：“你没有做高脚骡子生意吧”；冯天俊说：“你这样的麻筋，烦不烦！”“万礼智是小量虾子无血”；冯天香说：“原来是烂杆水回来了”“二谎谎”；万婶骂：“花鸡公！”等等，一群人各自使用的乡土语言，饱含语言的乡土自觉性，生动自然地将作品里各人物的性格特点挥洒而出，一副副乡村生活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涂染在不同的时段和生活场景间。
乡土语言是乡村小说中人物、动作的重要塑造手段，对故事的蔓延有着单纯文字无法达及的高远，可以提升作品的文学意象，让小说的渐变艺术避免了枯燥和乏味。《寒门》的创作元素中，很好地掌控了乡土语言的份量，并使之优势最大化，畅达嵌入生活内里，不加任何评说就体现了其所具有的风土风俗意味。
对民俗，本书内也有众多细致的描写，如赵婶给冯维聪叫魂作法的过程，冯婶咒骂时边唱边砍木头的全套动作。这些民俗单元的提取、加入，为鲜活人物的性格，起到的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
文字是触摸灵魂最便捷的途径。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作家已安放了自己的文化根脉，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他依然固守生命的原乡，明确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传统文学认知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文本风格。吕翼先生的文学态度，让我心生敬佩和感动。
小说《芳华》里有言：一個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本部长篇小说没有原谅、没有和解，甚至，没有很乐观的结局，但善良的人们仍然在创造希望。
读罢《寒门》时，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和疑虑，这应该算是我所读过的吕翼先生作品中最为伤感的一部小说，也曾就此感觉向吕翼先生对文本的结局提出异议，可最终他的观点说服了我。毋庸置疑，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是真实的，不可回避。尽管小说抛出的现实问题，难于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及缓和，尽管作家从虚构中让我看到了非虚构的病症一样的疼痛，但是，能大胆地把这些摆出来，何尝不是一位作家的文学良心？
生活要继续，小说或现实里的所有的人，还需要在向前行的过程中披荆斩棘。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