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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润州作为唐代江河交汇的枢纽之所，是文人南游北上的重要关口，因而润州众多楼台景观也成为文人的创作空间与歌咏对象。唐代润州地理与历史上的区域特征，使得润州楼台拥有政治军事、游观交际、历史纪念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同时唐代登楼诗的文学传统与楼台本身的审美引导，也使得润州楼台承担起文人情感的生成空间的文学功能。
关键词：唐代 润州 楼台文化
唐代润州地区（即今镇江市），下辖丹徒、丹阳、延陵、金坛、上元、句容六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光绪《丹徒县志》等地理著作与地方志的记载，唐代润州地区可考的楼台共有万岁楼、芙蓉楼、北固楼、临江亭等二十一座。在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中，常常可见其身影，如孟浩然《登万岁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储光羲《临江亭五咏》、杜牧《寄题甘露寺北轩》、罗隐《北固亭东望寄默师》等。然而唐代润州楼台却并未因此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即以功能为切入点，考察润州楼台在唐代的社会及文学表现，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做出更深的挖掘。
一、社会功能：政治与文化功能的结合
我国传统楼阁用途广泛，根据《中国古代楼阁》的分类，有“供人居住、存放物品、军事防御、供神祭祀、钟鼓报时、倡导文教、登高观景、休闲娱乐”等八种用途。以此观照唐代润州楼台，可以将其社会功能分为政治军事、游观交际、历史纪念三种。
承担政治军事功能的楼台是北固楼，也被称为北固亭。据《南史》卷五十一的记载，北固楼建成于东晋，用来放置军事物资：“晋静惠王子正义、蔡谟镇京口起楼，领赏以置军实。……梁武帝幸之，登降，甚狭，下辇步进。正义乃广其路，设栏揗。”北固楼在东晋最初建成时的作用是放置军事物资，之后由于梁武帝的登览，萧正义修整北固楼，使其具备了初步的游观功能。到了唐代的肃宗时期，“刘展叛，江淮都统李烜与史韦儇开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北固楼依然承担着军事作用。
而游观交际则是唐代润州楼台最广泛的用途，万岁楼、芙蓉楼、北固楼、临江亭、向吴亭、北轩、东轩及望海楼都承担着此项功能。这些楼台几乎都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山上，具有登高观览的天然优势。如北固楼、临江亭、北轩、东轩及望海楼都建在北固山上，万岁楼建于月华山上，芙蓉楼则建于蒜山之上。且一些建制较大的楼台，如万岁楼、芙蓉楼、望海楼，本身就已具有相当的高度。《舆地纪胜》所引《京口记》云：“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盖楼之最高也。”《方舆胜览》则记载：“昔蔡君谟经此，题曰：‘望海楼，城中最高处，旁视甘露、金山，如屏障中画出，信江南之绝致也。’”因而唐代文人在润州楼台留下了二十余首登临诗。
除此之外，一些楼台还具有宴饮功能，如万岁楼和芙蓉楼。在后晋和凝所作《疑狱集》中曾记录唐刺史韩滉闻哭声断案一事，“唐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晋公登万岁楼。宴方酣，置杯不悦……”可见万岁楼在唐代已是宴饮场所。而芙蓉楼与万岁楼一同兴建，地理位置遥相呼应。唐《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同时唐代诗人陈陶还有“芙蓉楼中饮君酒，骊驹结言春杨柳”[此诗中“芙蓉楼”可能位于湖北黔阳或江苏镇江，本文从胡绍文《王昌龄送辛渐的芙蓉楼》的说法（《文史知识》，2002年12期 ），认为陈陶所写是江苏镇江芙蓉楼]的诗句，以及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高楼送客不能醉”等句都可印證芙蓉楼的宴饮功能。
还有一些楼台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承担着历史纪念的作用。如读书台和增华阁，即因曾是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和选文作《文选》之处而被留存；神亭因是孙策与太史慈的相遇之处而得以保存。此外一些楼台其建立本身就是为了纪念，如吴时建徐陵亭是纪念华覆被封为徐陵亭侯，金山的尉迟宝阁的修建则是因“唐尉迟敬德修寺，寺僧记之”。
二、文学功能：文人情感的生成空间
真正使润州楼台声名鹊起的，还是它在唐代诗歌中所承担的文学功能。唐诗中的润州楼台很少被作为有深刻涵义的意象使用，而是利用自身在地势与建筑上的高度优势为诗人提供了一个悬浮半空、远离尘世的空间。立于其上眼前便是江天胜景，周遭则有山林环绕。于是诗人的诗思情感可以于其中触发生成，诗歌由此展开；而这些情感最终也由以楼台为依托，自然景色为外沿的整体空间来表现出来。
（一）触发诗思的楼台空间
楼台空间触发诗思主要体现在诗人所见景色与诗歌主要情感的一致性，这在抒发历史兴衰之叹与个体感怀之情的诗歌中尤为明显。
在抒发历史兴衰之叹的诗歌中，诗人往往是因登楼所见的茫茫江景而产生兴发之意。储光羲曾在《临江亭五咏》的小序之中对此现象做出阐释：
建业为都旧矣。晋主来此，而礼物尽备，虽云在德，亦云在险，京口其地也。呜呼！有邦国者，有废兴焉，自晋迄陈，五世递嬗，以今怀古……
由于京口的历史积淀，当诗人在登上楼台，眺望那几乎亘古未变的江景时，自然会将快速变化的历史作为其对立面进行联想。这种因联想而产生诗情的过程在诗歌中也都可寻得踪迹。
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刘长卿的《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
山城迢递敞高楼，露冕吹铙居上头。春草连天随北望，夕阳浮水共东流。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王粲尚为南郡客，别来何处更销忧。
在这首“三段式”结构的唐诗中，诗人先是描述自己处于高楼之上的特殊位置，之后是对眼前景物进行描写。春草与夕阳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显著差异暗示了其后一句古今景色的重叠和比较，浮动的江水则是联想的发端。在楼台所呈现给诗人的空间之中，因为景色本身蕴含着的历史变化，时间随着诗人的思绪而随意流动，从现在到三国，又到隋朝再回到当下。最后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之中，以“登楼而悲”的文学主题开创者王粲作为典故来抒发自己因历史变迁、怀才不遇、远离家乡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
李绅《忆万岁楼望金山》、崔峒《登润州芙蓉楼》及储光羲《临江亭五咏》也大致是相同的模式。虽然少了登临场景的介绍，但都有江景的描写以及典故的运用，最后抒发历史交替兴衰的悲慨。在江景中，江水因其性质方面与历史的相似，成为这三首诗歌的核心意象。在《临江亭五咏》《忆万岁楼贺金山》之中，六首诗中都出现了江水的身影，或是在律诗中间的对句中作为景物被描写，如“江水青云挹，芦花白雪飞”，或是在最后的结尾中作为表达复杂情感的工具，如“直望清波里，只言别有天”。 只有李涉的《登北固山亭》虽然沿用了以江景触发诗思的模式，但是他的情感与体悟却不像其他诗人一样，仅仅拘囿于历史往事之中，而是更进一步指向了现实。“海绕重山江抱城，隋家宫苑此分明。居人不觉三吴恨，却笑关河又战争。”比起将江景中的隋家宫苑视为历史沧桑巨变的象征和抒发嗟叹的对象，诗人更愿意将它视为历史的警告，结尾诗人对现实重蹈覆辙的哂笑充满了独清者的悲凉与无奈。
在抒发个体感怀的诗歌中，景色与诗歌情感甚至达到了更高的一致性——每种情绪都由特定的楼台景色引发。这些诗人对于自身生命产生的情感大致可以分为羁旅乡思、建功立业、隐逸闲情三种。
从抒发羁旅之情的三首诗歌——孟浩然《登万岁楼》、王昌龄《万岁楼》、刘长卿《登润州万岁楼》（此诗历来有皇甫冉和刘长卿两种说法，本文根据《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增杰《“高楼独上思依依”诗的作者》的考证，取刘长卿为作者）中可以发现，与这种情感相连的景色来自万岁楼上的视野。这种情与景的对应并非出于偶然。孔子云“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两首诗的首句“江上巍巍万岁楼”与“高楼直上思依依”中的“巍巍”“高楼”点出这与万岁楼极为高峻的特点有关；而万岁楼之上所见之景，则是激发诗人羁旅之情的另一要素。在三首诗歌中共同出现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和困于行旅途中的诗人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意象，如远处连通四方的渡口（“古渡”“古堤”）、天上自由往来的飞鸟（“雁”“塞鸿”“鸬鹚”）；另一类则是渲染悲哀氛围的意象，如凄厉的猿啼（“猿”“猿狖”）、枯败的树木（“枯杨”“远树”）。
与建功立业相关的情感则是在北固亭空间中生成。北固亭于北固山上，可见长江天险，且孙权曾于北固山前建铁瓮城，历史因素更为北固之景增添了底蕴。所以在李绅《却到金陵登北固亭》中有“龙形江影隔云深，虎势山光入浪沈”，以龙虎之势来喻江山。壮阔昂扬的北固山水常常使得诗人生出远大的抱负，但也可能使得未完成曾经壮志的诗人产生消极的情绪。前者有李绅“还叱楫师看五两，莫令辜负济川心”的宏愿和刘禹锡生出的“目览帝王州，心存肱骨守”“谁谓青云高，鹏飞终背负”（《和浙西李大夫题临江亭》）的志气。后者有罗隐在晚年不得志时所写的“水漫矜天阔，山应到此穷。病怜京口酒，老怯海门风”（《北固亭东望寄默师》），诗中透露出其英雄气魄与生命精神的一同消逝。
而从北固山上甘露寺旁的北轩和东轩两座楼台上所见之景，使诗人生出的更多是种避世的情感。这首先是由于两座轩阁自身的幽静清高，杜牧在《寄题甘露寺北轩》中用“孤高堪弄桓伊笛，缥缈宜闻子晋笙”来形容。且于北固山上、甘露寺中，所见是阔大江景，所闻有钟磬清音，正如金圣叹所评：“‘海门秋水’，横去者滔滔无极；‘隋苑暮钟’，竖去者浩浩焉终？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戏之事。乃真因此而铜架铁锁，牢不自脱，皮里有血，眼里有筋，即果胡为而至此乎？”眼前北轩空间无处不在提醒诗人世俗的不可靠。所以最终杜牧的避世情感借由“他年会着荷衣去，不向山僧说姓名”这种摆脱枷锁，自在而去的行为展现出来。而在《甘露寺北轩》《甘露寺东轩》二诗中，周繇的避世情感主要表现在对两座轩阁“水静沙痕出，烟消火野平”“山从平地有，水到远天无”、远离尘世喧嚣的清幽环境的赞赏中。
（二）承载情感的楼台空间
楼台作为诗人情感的承载空间多见于抒发送别怀人之憾的诗歌中。在这些作品中，送别与回忆过往成为取代楼台空间的诗思触发点，于是楼台空间变成了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人借助高楼与景色整体空间意境的营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芙蓉樓就因为其宴饮与登高功能而成为此类诗歌中出现最多的背景。
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芙蓉楼空间作用的体现主要在其二中。“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首句写诗人于高楼上所观览的全城景象，江面阴沉、楚云厚重的压抑隐然是诗人克制送别的哀伤的心理状态。然而最后一句，看似是对芙蓉楼上所见寒江与明月的描写，却暴露了诗人送别以后孤寂而冷清的真实感受。
在陈陶的《临风叹》与中，芙蓉楼也是作为一个送别的背景。只不过这场“芙蓉楼中饮君酒，骊驹结言春杨柳”的送别除了展现诗人与友人的深厚友谊，还在朋友未如期归来以后成为诗人痛苦的根源，彼时的欢乐使得“一望东风堪白首”的等待场景更为凄楚。
而在鲍溶的《寄薛膺昆季》中，芙蓉楼却是诗人回忆的背景。“楚山清洛两无期，梦里春风玉树枝。何况芙蓉楼上客，海门江月亦相思。”诗人站在芙蓉楼上回想友人与相隔两地的处境，以及在梦中见到的朋友现在春风得意的模样。眼前海门江月的场景，不仅无法慰藉诗人，反而加深了这种失落。海门在《京口山水志》的记载中为焦山东北江中的两小岛：“一名松寥，一名夷山……分峙江中，若双阙然，故名海门。”天然成双、相互陪伴的小岛和诗人孤单独立的身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夜晚江水月色的景象使得诗人的情感更加深沉寂寞。
三、区域特征、文学传统与审美引领：唐代润州楼台功能形成原因
（一）社会功能的形成：地理优势与历史底蕴
润州楼台社会功能的形成首先与唐代润州地区本身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区域特征是分不开的。
在地理位置上，润州因“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的地理优势而成为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尤其是京口地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朝宋帝刘裕在遗诏中曾特别嘱咐：“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唐杜佑《通典》亦云：“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而北固山则是处于京口中的南下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尤其突出。因而其上的北固楼自然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军事责任。
在隋朝开凿运河以后，润州更因其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汇合点上的特殊位置而成为漕运咽喉和东南之地的交通枢纽。王应麟《困学纪闻》中记载：“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此三节中最重者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李德裕在诗中也有对当时润州地区繁忙的交通、漕运场景的描写：“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招隐山观玉蕊树戏书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阁老》）交通枢纽的地位使得润州成为唐代文人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于是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在润州停留并留下诗篇。且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设浙西观察使于润州，领有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六州，辖区包括整个苏南和浙北地区，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区域政治与交通中心的位置，带动了润州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中唐时宰相常衮曾评价润州为“方州震泽之北，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便捷的交通、往来的文人、发展的经济都促进了润州地区文化的极大发展，这又要求作为人文景观的润州楼台更多承担起游观交际的功能以满足更大的文化需求。 军事、交通上的重要位置使得润州早在建安时期孙权定吴国都城于京口就得到了开发，三国时期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地，如孙策与太史慈初战于曲阿神亭、孙权饯刘备于九里江津上，二人有“事宁之日，愿与公乘舟游沧海耳”的对话。在此后的南北朝时期，润州被称为“南徐州”，也一直受到重视。宋主刘裕出生于京口，梁时武帝幸北固山，昭明太子萧统于昭隐山增华阁上编撰《文选》。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润州在唐代已经具有了内涵丰富的历史底蕴，唐代仍存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念的楼台即是明证。
（二）文学功能的形成：文学传统与审美引领
而润州楼台在唐代诗歌文学中所承担的文人情感的生成空间的功能，首先与登楼诗的传统有关。先秦时期孔子“君子登高必赋”的主张为登高文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秦汉时期，楼台在文学中仅仅只有形象的描述，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并未与登高文学产生联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老庄盛行，寄情山水成为一时风尚，楼台作为观景的绝佳场所才真正与文人遇合。这个时期王粲的《登楼赋》开启了后世登楼而悲的主题。而到了唐代，建筑工艺的发展与文学传统的积累使得登楼诗蔚为大观，在《全唐诗》中，登楼诗就有“两千多首”。这种文学传统为在润州驻足的唐代诗人提供了更多的登楼动机。
受文学传统影响的唐代诗人登上润州楼台以后，楼台本身在审美上的引导作用是成为情感生成空间的主要原因。作为山野园林中不可或缺的景观，楼台首先可以“利用自身引导游览者突破小空间，进入到大空间，从而丰富游览者对于空间的感受”，以达到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说的效果，“轩楹高爽、窗户虚临，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在丰富感受以外，楼台空间还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超越性。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锦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发户牖，从冥冥见炤炤乎？從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之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正如《淮南子》所言，渴望伸展是人的天性，视觉与听觉都是自我延伸的途径。当人被囚冥室中，感觉被封闭，天性不得满足，自然精神无法愉悦。而在润州楼台空间中，通透的建筑可以使人如“出世坐堂”，位于高处的地势又可以使人“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万物如在其间。这不仅使得诗人有机会关注到润州具有历史感的江山景色与作为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还从精神上引领诗人超越有限的自身，从而进入到无限的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
综上而言，唐代润州楼台是在特定时期与区域中形成的特殊产物，它在社会与文学中所承担的功能与润州地域特殊的区域特征以及唐代文学中所积累的文学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也具有中国古代楼台在审美引导上的共性，给予了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和精神超越。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正是唐代润州楼台最大的特性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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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代 润州 楼台文化
唐代润州地区（即今镇江市），下辖丹徒、丹阳、延陵、金坛、上元、句容六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光绪《丹徒县志》等地理著作与地方志的记载，唐代润州地区可考的楼台共有万岁楼、芙蓉楼、北固楼、临江亭等二十一座。在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中，常常可见其身影，如孟浩然《登万岁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储光羲《临江亭五咏》、杜牧《寄题甘露寺北轩》、罗隐《北固亭东望寄默师》等。然而唐代润州楼台却并未因此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即以功能为切入点，考察润州楼台在唐代的社会及文学表现，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做出更深的挖掘。
一、社会功能：政治与文化功能的结合
我国传统楼阁用途广泛，根据《中国古代楼阁》的分类，有“供人居住、存放物品、军事防御、供神祭祀、钟鼓报时、倡导文教、登高观景、休闲娱乐”等八种用途。以此观照唐代润州楼台，可以将其社会功能分为政治军事、游观交际、历史纪念三种。
承担政治军事功能的楼台是北固楼，也被称为北固亭。据《南史》卷五十一的记载，北固楼建成于东晋，用来放置军事物资：“晋静惠王子正义、蔡谟镇京口起楼，领赏以置军实。……梁武帝幸之，登降，甚狭，下辇步进。正义乃广其路，设栏揗。”北固楼在东晋最初建成时的作用是放置军事物资，之后由于梁武帝的登览，萧正义修整北固楼，使其具备了初步的游观功能。到了唐代的肃宗时期，“刘展叛，江淮都统李烜与史韦儇开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北固楼依然承担着军事作用。
而游观交际则是唐代润州楼台最广泛的用途，万岁楼、芙蓉楼、北固楼、临江亭、向吴亭、北轩、东轩及望海楼都承担着此项功能。这些楼台几乎都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山上，具有登高观览的天然优势。如北固楼、临江亭、北轩、东轩及望海楼都建在北固山上，万岁楼建于月华山上，芙蓉楼则建于蒜山之上。且一些建制较大的楼台，如万岁楼、芙蓉楼、望海楼，本身就已具有相当的高度。《舆地纪胜》所引《京口记》云：“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盖楼之最高也。”《方舆胜览》则记载：“昔蔡君谟经此，题曰：‘望海楼，城中最高处，旁视甘露、金山，如屏障中画出，信江南之绝致也。’”因而唐代文人在润州楼台留下了二十余首登临诗。
除此之外，一些楼台还具有宴饮功能，如万岁楼和芙蓉楼。在后晋和凝所作《疑狱集》中曾记录唐刺史韩滉闻哭声断案一事，“唐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晋公登万岁楼。宴方酣，置杯不悦……”可见万岁楼在唐代已是宴饮场所。而芙蓉楼与万岁楼一同兴建，地理位置遥相呼应。唐《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为芙蓉楼。”同时唐代诗人陈陶还有“芙蓉楼中饮君酒，骊驹结言春杨柳”[此诗中“芙蓉楼”可能位于湖北黔阳或江苏镇江，本文从胡绍文《王昌龄送辛渐的芙蓉楼》的说法（《文史知识》，2002年12期 ），认为陈陶所写是江苏镇江芙蓉楼]的诗句，以及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高楼送客不能醉”等句都可印證芙蓉楼的宴饮功能。
还有一些楼台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承担着历史纪念的作用。如读书台和增华阁，即因曾是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和选文作《文选》之处而被留存；神亭因是孙策与太史慈的相遇之处而得以保存。此外一些楼台其建立本身就是为了纪念，如吴时建徐陵亭是纪念华覆被封为徐陵亭侯，金山的尉迟宝阁的修建则是因“唐尉迟敬德修寺，寺僧记之”。
二、文学功能：文人情感的生成空间
真正使润州楼台声名鹊起的，还是它在唐代诗歌中所承担的文学功能。唐诗中的润州楼台很少被作为有深刻涵义的意象使用，而是利用自身在地势与建筑上的高度优势为诗人提供了一个悬浮半空、远离尘世的空间。立于其上眼前便是江天胜景，周遭则有山林环绕。于是诗人的诗思情感可以于其中触发生成，诗歌由此展开；而这些情感最终也由以楼台为依托，自然景色为外沿的整体空间来表现出来。
（一）触发诗思的楼台空间
楼台空间触发诗思主要体现在诗人所见景色与诗歌主要情感的一致性，这在抒发历史兴衰之叹与个体感怀之情的诗歌中尤为明显。
在抒发历史兴衰之叹的诗歌中，诗人往往是因登楼所见的茫茫江景而产生兴发之意。储光羲曾在《临江亭五咏》的小序之中对此现象做出阐释：
建业为都旧矣。晋主来此，而礼物尽备，虽云在德，亦云在险，京口其地也。呜呼！有邦国者，有废兴焉，自晋迄陈，五世递嬗，以今怀古……
由于京口的历史积淀，当诗人在登上楼台，眺望那几乎亘古未变的江景时，自然会将快速变化的历史作为其对立面进行联想。这种因联想而产生诗情的过程在诗歌中也都可寻得踪迹。
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刘长卿的《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
山城迢递敞高楼，露冕吹铙居上头。春草连天随北望，夕阳浮水共东流。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王粲尚为南郡客，别来何处更销忧。
在这首“三段式”结构的唐诗中，诗人先是描述自己处于高楼之上的特殊位置，之后是对眼前景物进行描写。春草与夕阳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显著差异暗示了其后一句古今景色的重叠和比较，浮动的江水则是联想的发端。在楼台所呈现给诗人的空间之中，因为景色本身蕴含着的历史变化，时间随着诗人的思绪而随意流动，从现在到三国，又到隋朝再回到当下。最后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之中，以“登楼而悲”的文学主题开创者王粲作为典故来抒发自己因历史变迁、怀才不遇、远离家乡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
李绅《忆万岁楼望金山》、崔峒《登润州芙蓉楼》及储光羲《临江亭五咏》也大致是相同的模式。虽然少了登临场景的介绍，但都有江景的描写以及典故的运用，最后抒发历史交替兴衰的悲慨。在江景中，江水因其性质方面与历史的相似，成为这三首诗歌的核心意象。在《临江亭五咏》《忆万岁楼贺金山》之中，六首诗中都出现了江水的身影，或是在律诗中间的对句中作为景物被描写，如“江水青云挹，芦花白雪飞”，或是在最后的结尾中作为表达复杂情感的工具，如“直望清波里，只言别有天”。 只有李涉的《登北固山亭》虽然沿用了以江景触发诗思的模式，但是他的情感与体悟却不像其他诗人一样，仅仅拘囿于历史往事之中，而是更进一步指向了现实。“海绕重山江抱城，隋家宫苑此分明。居人不觉三吴恨，却笑关河又战争。”比起将江景中的隋家宫苑视为历史沧桑巨变的象征和抒发嗟叹的对象，诗人更愿意将它视为历史的警告，结尾诗人对现实重蹈覆辙的哂笑充满了独清者的悲凉与无奈。
在抒发个体感怀的诗歌中，景色与诗歌情感甚至达到了更高的一致性——每种情绪都由特定的楼台景色引发。这些诗人对于自身生命产生的情感大致可以分为羁旅乡思、建功立业、隐逸闲情三种。
从抒发羁旅之情的三首诗歌——孟浩然《登万岁楼》、王昌龄《万岁楼》、刘长卿《登润州万岁楼》（此诗历来有皇甫冉和刘长卿两种说法，本文根据《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增杰《“高楼独上思依依”诗的作者》的考证，取刘长卿为作者）中可以发现，与这种情感相连的景色来自万岁楼上的视野。这种情与景的对应并非出于偶然。孔子云“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两首诗的首句“江上巍巍万岁楼”与“高楼直上思依依”中的“巍巍”“高楼”点出这与万岁楼极为高峻的特点有关；而万岁楼之上所见之景，则是激发诗人羁旅之情的另一要素。在三首诗歌中共同出现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和困于行旅途中的诗人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意象，如远处连通四方的渡口（“古渡”“古堤”）、天上自由往来的飞鸟（“雁”“塞鸿”“鸬鹚”）；另一类则是渲染悲哀氛围的意象，如凄厉的猿啼（“猿”“猿狖”）、枯败的树木（“枯杨”“远树”）。
与建功立业相关的情感则是在北固亭空间中生成。北固亭于北固山上，可见长江天险，且孙权曾于北固山前建铁瓮城，历史因素更为北固之景增添了底蕴。所以在李绅《却到金陵登北固亭》中有“龙形江影隔云深，虎势山光入浪沈”，以龙虎之势来喻江山。壮阔昂扬的北固山水常常使得诗人生出远大的抱负，但也可能使得未完成曾经壮志的诗人产生消极的情绪。前者有李绅“还叱楫师看五两，莫令辜负济川心”的宏愿和刘禹锡生出的“目览帝王州，心存肱骨守”“谁谓青云高，鹏飞终背负”（《和浙西李大夫题临江亭》）的志气。后者有罗隐在晚年不得志时所写的“水漫矜天阔，山应到此穷。病怜京口酒，老怯海门风”（《北固亭东望寄默师》），诗中透露出其英雄气魄与生命精神的一同消逝。
而从北固山上甘露寺旁的北轩和东轩两座楼台上所见之景，使诗人生出的更多是种避世的情感。这首先是由于两座轩阁自身的幽静清高，杜牧在《寄题甘露寺北轩》中用“孤高堪弄桓伊笛，缥缈宜闻子晋笙”来形容。且于北固山上、甘露寺中，所见是阔大江景，所闻有钟磬清音，正如金圣叹所评：“‘海门秋水’，横去者滔滔无极；‘隋苑暮钟’，竖去者浩浩焉终？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戏之事。乃真因此而铜架铁锁，牢不自脱，皮里有血，眼里有筋，即果胡为而至此乎？”眼前北轩空间无处不在提醒诗人世俗的不可靠。所以最终杜牧的避世情感借由“他年会着荷衣去，不向山僧说姓名”这种摆脱枷锁，自在而去的行为展现出来。而在《甘露寺北轩》《甘露寺东轩》二诗中，周繇的避世情感主要表现在对两座轩阁“水静沙痕出，烟消火野平”“山从平地有，水到远天无”、远离尘世喧嚣的清幽环境的赞赏中。
（二）承载情感的楼台空间
楼台作为诗人情感的承载空间多见于抒发送别怀人之憾的诗歌中。在这些作品中，送别与回忆过往成为取代楼台空间的诗思触发点，于是楼台空间变成了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人借助高楼与景色整体空间意境的营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芙蓉樓就因为其宴饮与登高功能而成为此类诗歌中出现最多的背景。
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芙蓉楼空间作用的体现主要在其二中。“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首句写诗人于高楼上所观览的全城景象，江面阴沉、楚云厚重的压抑隐然是诗人克制送别的哀伤的心理状态。然而最后一句，看似是对芙蓉楼上所见寒江与明月的描写，却暴露了诗人送别以后孤寂而冷清的真实感受。
在陈陶的《临风叹》与中，芙蓉楼也是作为一个送别的背景。只不过这场“芙蓉楼中饮君酒，骊驹结言春杨柳”的送别除了展现诗人与友人的深厚友谊，还在朋友未如期归来以后成为诗人痛苦的根源，彼时的欢乐使得“一望东风堪白首”的等待场景更为凄楚。
而在鲍溶的《寄薛膺昆季》中，芙蓉楼却是诗人回忆的背景。“楚山清洛两无期，梦里春风玉树枝。何况芙蓉楼上客，海门江月亦相思。”诗人站在芙蓉楼上回想友人与相隔两地的处境，以及在梦中见到的朋友现在春风得意的模样。眼前海门江月的场景，不仅无法慰藉诗人，反而加深了这种失落。海门在《京口山水志》的记载中为焦山东北江中的两小岛：“一名松寥，一名夷山……分峙江中，若双阙然，故名海门。”天然成双、相互陪伴的小岛和诗人孤单独立的身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夜晚江水月色的景象使得诗人的情感更加深沉寂寞。
三、区域特征、文学传统与审美引领：唐代润州楼台功能形成原因
（一）社会功能的形成：地理优势与历史底蕴
润州楼台社会功能的形成首先与唐代润州地区本身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区域特征是分不开的。
在地理位置上，润州因“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的地理优势而成为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尤其是京口地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朝宋帝刘裕在遗诏中曾特别嘱咐：“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唐杜佑《通典》亦云：“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而北固山则是处于京口中的南下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尤其突出。因而其上的北固楼自然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军事责任。
在隋朝开凿运河以后，润州更因其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汇合点上的特殊位置而成为漕运咽喉和东南之地的交通枢纽。王应麟《困学纪闻》中记载：“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此三节中最重者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李德裕在诗中也有对当时润州地区繁忙的交通、漕运场景的描写：“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招隐山观玉蕊树戏书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阁老》）交通枢纽的地位使得润州成为唐代文人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于是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在润州停留并留下诗篇。且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设浙西观察使于润州，领有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六州，辖区包括整个苏南和浙北地区，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区域政治与交通中心的位置，带动了润州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中唐时宰相常衮曾评价润州为“方州震泽之北，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便捷的交通、往来的文人、发展的经济都促进了润州地区文化的极大发展，这又要求作为人文景观的润州楼台更多承担起游观交际的功能以满足更大的文化需求。 军事、交通上的重要位置使得润州早在建安时期孙权定吴国都城于京口就得到了开发，三国时期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地，如孙策与太史慈初战于曲阿神亭、孙权饯刘备于九里江津上，二人有“事宁之日，愿与公乘舟游沧海耳”的对话。在此后的南北朝时期，润州被称为“南徐州”，也一直受到重视。宋主刘裕出生于京口，梁时武帝幸北固山，昭明太子萧统于昭隐山增华阁上编撰《文选》。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润州在唐代已经具有了内涵丰富的历史底蕴，唐代仍存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念的楼台即是明证。
（二）文学功能的形成：文学传统与审美引领
而润州楼台在唐代诗歌文学中所承担的文人情感的生成空间的功能，首先与登楼诗的传统有关。先秦时期孔子“君子登高必赋”的主张为登高文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秦汉时期，楼台在文学中仅仅只有形象的描述，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并未与登高文学产生联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老庄盛行，寄情山水成为一时风尚，楼台作为观景的绝佳场所才真正与文人遇合。这个时期王粲的《登楼赋》开启了后世登楼而悲的主题。而到了唐代，建筑工艺的发展与文学传统的积累使得登楼诗蔚为大观，在《全唐诗》中，登楼诗就有“两千多首”。这种文学传统为在润州驻足的唐代诗人提供了更多的登楼动机。
受文学传统影响的唐代诗人登上润州楼台以后，楼台本身在审美上的引导作用是成为情感生成空间的主要原因。作为山野园林中不可或缺的景观，楼台首先可以“利用自身引导游览者突破小空间，进入到大空间，从而丰富游览者对于空间的感受”，以达到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说的效果，“轩楹高爽、窗户虚临，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在丰富感受以外，楼台空间还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超越性。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锦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发户牖，从冥冥见炤炤乎？從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之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正如《淮南子》所言，渴望伸展是人的天性，视觉与听觉都是自我延伸的途径。当人被囚冥室中，感觉被封闭，天性不得满足，自然精神无法愉悦。而在润州楼台空间中，通透的建筑可以使人如“出世坐堂”，位于高处的地势又可以使人“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万物如在其间。这不仅使得诗人有机会关注到润州具有历史感的江山景色与作为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还从精神上引领诗人超越有限的自身，从而进入到无限的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
综上而言，唐代润州楼台是在特定时期与区域中形成的特殊产物，它在社会与文学中所承担的功能与润州地域特殊的区域特征以及唐代文学中所积累的文学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也具有中国古代楼台在审美引导上的共性，给予了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和精神超越。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正是唐代润州楼台最大的特性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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