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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以及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不仅创造了史诗般的英雄壮举，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产生于1934年11月8日至1937年4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读之让人激动不已，品之令人回味无穷。这些歌谣已经传唱了八十多年，是我们的革命先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她，必将为我们在新的长征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鄂豫陕边地区是民歌之乡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于12月8日进人陕西省洛南县。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为配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西征北上，留在根据地的鄂豫陕特委和红十四师继续坚持斗争。至1937年4月，奉中央命令，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离开根据地。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其根据地的区域“以陕西省商洛地区的柞水、镇安、山阳商县（今商州区）、丹风、商南为中心，包括陕西省安康地区的旬阳，宁陕，汉中地区的洋县，佛坪，西安市的蓝田，长安，湖北省的郧西，河南省的淅川，西峡，卢氏等具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
商洛是个移民地区，明清两代，南方数省的移民在此垦荒定居，使这里的人口得到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和江南民间艺术，使商洛成为民间艺术的荟萃之地，这也是商洛歌谣丰富多彩，流传甚广，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商洛歌谣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大体可分为劳动歌（包括锣鼓操、号子、田歌等歌），仪式歌（包括孝歌、劝酒歌，巫术歌），情歌（包括初识歌、试探歌、赞美歌等）以及儿歌等。
文化艺术的发展，在于文化艺术的交流。商洛地区是秦楚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交会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迁入，对商洛文化，特别是民歌的发展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能够产生和传世，应是地理和文化源流相互作用的结果。山歌之乡的鄂豫陕边区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歌唱红军是老区人民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涵盖了红军的方方面面以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整个过程，其主体是歌颂红军。这包括了歌唱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歌谣《徐海东是咱亲大哥》，以及歌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等领导人的歌谣，也包括歌唱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和群众拥护红军的歌谣，还包括记叙红军政策、红军作战、红军训练的歌谣。
当然，歌谣作为一门大众文化艺术，反映爱情也是永恒的主题。红军战士的爱情一般都是经过血与火的煅烧而更加牢固、更加神圣。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反映爱情的红色歌谣多是憧憬美好未来，或者是付出终生幸福，有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但仍情不移、志不变，这些都反映了红军战士的爱情的浪漫、高尚和永恒。红军战士的爱情，也无一例外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一首《红军妻》：
要脑袋，你就取，姑娘对你怎能把头低？
山前山后去打听，谁不知，姑娘就是红军妻。
要说这是歌谣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最后发出的爱情宣言，之后从容地走向爱情的永恒。《红军妻》这首歌谣让日月为之动容，山水为之哭泣，这最后的爱情宣言以歌谣的形式永远流传，也在艺术的最高峰成为不朽。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以及红军撤离后根据地的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很多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商洛地区，就有777人壮烈牺牲，被关押者则难以计数。本书也收集了三首《就义歌》，歌谣的名字相同，词却不同，反映的人和事也不一样，但歌谣中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则是相同的，他们不改信念，决不投降，从容赴死。这里也仅录一首《就义歌》：
要想老子投降你，除非马生抵角树结云。
今日死了我一个，明天到处是红军。
这首《就义歌》，我们今天读之、吟之，不禁要说：“要问红旗为什么这样红？这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她。”共和国的旗帜一定留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烈士的英名。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永远怀念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三、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艺术特点
（一）山歌与红色风暴有机结合
鄂豫陕边区本来就是山歌之乡。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构成了山歌所要反映的内容。鄂豫陕边的镇安、柞水等县的方言，音色动听，婉转柔润，说话就像是在唱山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犹如一场红色风暴，一夜之间变了天，深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大众打碎枷锁、当家作主。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作智慧，他們用最简便、最熟悉的艺术——歌谣去反映这一深刻的历史变革。1936年12月27日，红七十四师占领了宁陕县，击毙了国民党宁陕县县长居文召，人民群众欣喜若狂，一位沿街卖唱的艺人当即编了首《宁陕来红军》的歌谣：
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
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
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
这一歌谣记录了“红军来宁陕”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特别是贫困百姓旗帜鲜明的拥护态度。整个歌谣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极富韵味。“腊月梅花开”指明时间;“宁陕来红军”说明事件;“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说明了结果;“打土豪，救贫民”，指明红七十四师创建根据地最基本的政策;“穷苦百姓把腰伸”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人民群众没有理由不拥护红军，拥护红军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宁陕来红军》是典型的民间艺术，极有感染力和艺术穿透力，十分鲜活，十分亲切，就是今天读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本书收集的红色歌谣大多来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们是原创者。因而可以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是山歌与红色风暴结合的产物。 （二）歌谣创作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红色歌谣的一个显明特点就是鲜有原创者的姓名。本书收集的红色歌谣，除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一首，红七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曾焜的两首外，大都没有原创者的姓名。隐去作者的名字，一方面是原创者自我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歌谣是众人的合创。笔者曾多次到红色歌谣的流传地采访，了解到很多红色歌谣都是你唱一句我唱一段合起来的，有的是几首歌谣合并而成的。在几十年漫长的流传岁月中，也是你传我，我传他。传唱者在传唱中又不断改进演唱形式，不断修改歌词，这样使歌谣更便于记忆、更便于传唱、更能反映流传者的感情。比如，下面这首歌《大战袁沟口》：
大战袁沟口，旅长逮到手。
杀在子午镇，省里领尸首。
这首歌谣，反映的是红二十五军1935年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全歼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多人，毙伤300多人。据传唐嗣桐被红二十五军杀于长安县子午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人领走尸首。这是红二十五军的一次经典战例，这次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且歌且舞，奔走相告。据了解，反映这一歼灭战的歌谣很多，当时有《红军活捉唐嗣桐》《红军打胜仗》等歌谣，但传到现在，只留下《大战袁沟口》这一首歌了。这首短短20个字的歌谣，把一场震动了国民党政府的战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谣版本也很多，据传，曾有一页手抄的歌词，上面有几个人改动的笔迹，这说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原创者是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的一个具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庞大群体，有如此庞大的原创者队伍，其歌谣自然是经典的。
（三）白色恐怖使红色歌谣百炼成钢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产生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枪炮声中，之后根据地人民又经历了近15年的白色恐怖，传唱红色歌谣，在那时是绝对禁止的，有违者轻者坐牢，重者是要杀头的。但作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创作，成千上万的人传唱的红色歌谣，是能禁得住的吗？禁止红色歌谣的传唱只能使红色歌谣得到更精心的呵护，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她的艺术性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
鄂豫陕边老区人民群众，与党与红军心贴着心，他们用生命保护着红色歌谣，也用生命传唱着红色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的红色歌谣，曾经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当年很多根据地的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谣走进红军的队伍里。镇安县籍红军老战士闵耀雷曾经回忆，他就是唱着这首歌谣参加红二十五军的。商南县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吴长秀是当时苏区有名的红色歌手，他曾经用唱红色歌谣的方法宣传群众。他也常常唱《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歌，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参加红军。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血腥摧残，不幸被捕的吴长秀受尽严刑拷打，他告诉敌人的是“不死还要唱红军的歌”。在刑场上，他视死如归，绝不屈服，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谣英勇就义：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农友打豪绅，
地主老财和保长，坚决打他不留情。
这就是红色歌谣的艺术魅力，经得起狂风和寒霜。
（四）红色矿藏的探掘者数代接力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是中国红色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鼓舞了一代人为美好的理想拿起枪去英勇奋斗，在她铿锵有力的歌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她也必然鼓舞着我们在新的长征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所以，探掘“红色矿藏”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文化工作者就投身到收集整理红色歌谣的工作中，他们完全是凭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以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自发地去做这件事的。笔者在搜集的过程中，见到很多歌谣没有留下收集者的姓名，有的收集者是笔名，而第一代收集者已大多不在人世，健在的已是耄耋之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最早的探掘者，可能为“老沉”，《“红军老祖”多保佑》的歌谣就是他收集整理的。根据邢显博所著的《商洛红色漫记》记述：“1952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出署名‘老沉’的当地作家程儒卿整理的《‘红军老祖’的故事》，受到文艺评论家巴人的点评。”几十年来，有很多热爱红色文化的人，不断地收集整理着红色歌谣，数代接力持续不断。
在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一位为红色歌谣传唱、收集起到特殊作用的人——孙光将军。1935年元月，中共鄂豫陕省委任命红军排长孙光为第五路游击师师长。孙光即率部在镇安县、旬阳县一带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在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一位70多岁的客家人用湖南小调唱起了《红军来镇安》的歌谣。这位老人的歌谣引起台下红军部队和群众的共鸣，台上台下都唱了起来，气氛十分热烈，当场就有三十多名群众报名参加了红军。孙光师长十分喜爱这首歌谣，立即叫有文化的卫生员把曲谱和歌词都记下来。1934年12月8日，担任尖刀排长的孙光随红二十五军到达商洛，从此孙光同志与商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8月，随红七十四师奉命撤出根据地时，任红七十四师五團团长。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的孙光担任开路先锋，率部挺进商洛。1947年8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副师长的孙光进入商洛，任陕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率部解放了商洛全境及安康宁陕县，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光同志被调离商洛，任陕西、青海等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光同志十分热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红色歌谣。1950年，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的孙光同志，组建了军分区文工队，并向文工队授予了军旗，要求文工队唱红军的歌，教育部队永远保持红军的本色。孙光同志还亲自教唱红军的歌，其中就有《红军来镇安》等歌谣。
不忘历史，不忘初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激情燃烧岁月的时代最强音，是那个时代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红色歌谣也就是红军的歌，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饱含激励人们前进的理想和信念，红军的歌必将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前进。
一、鄂豫陕边地区是民歌之乡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于12月8日进人陕西省洛南县。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为配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西征北上，留在根据地的鄂豫陕特委和红十四师继续坚持斗争。至1937年4月，奉中央命令，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离开根据地。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其根据地的区域“以陕西省商洛地区的柞水、镇安、山阳商县（今商州区）、丹风、商南为中心，包括陕西省安康地区的旬阳，宁陕，汉中地区的洋县，佛坪，西安市的蓝田，长安，湖北省的郧西，河南省的淅川，西峡，卢氏等具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
商洛是个移民地区，明清两代，南方数省的移民在此垦荒定居，使这里的人口得到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和江南民间艺术，使商洛成为民间艺术的荟萃之地，这也是商洛歌谣丰富多彩，流传甚广，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商洛歌谣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大体可分为劳动歌（包括锣鼓操、号子、田歌等歌），仪式歌（包括孝歌、劝酒歌，巫术歌），情歌（包括初识歌、试探歌、赞美歌等）以及儿歌等。
文化艺术的发展，在于文化艺术的交流。商洛地区是秦楚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交会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迁入，对商洛文化，特别是民歌的发展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能够产生和传世，应是地理和文化源流相互作用的结果。山歌之乡的鄂豫陕边区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歌唱红军是老区人民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涵盖了红军的方方面面以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整个过程，其主体是歌颂红军。这包括了歌唱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歌谣《徐海东是咱亲大哥》，以及歌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等领导人的歌谣，也包括歌唱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和群众拥护红军的歌谣，还包括记叙红军政策、红军作战、红军训练的歌谣。
当然，歌谣作为一门大众文化艺术，反映爱情也是永恒的主题。红军战士的爱情一般都是经过血与火的煅烧而更加牢固、更加神圣。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反映爱情的红色歌谣多是憧憬美好未来，或者是付出终生幸福，有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但仍情不移、志不变，这些都反映了红军战士的爱情的浪漫、高尚和永恒。红军战士的爱情，也无一例外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一首《红军妻》：
要脑袋，你就取，姑娘对你怎能把头低？
山前山后去打听，谁不知，姑娘就是红军妻。
要说这是歌谣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最后发出的爱情宣言，之后从容地走向爱情的永恒。《红军妻》这首歌谣让日月为之动容，山水为之哭泣，这最后的爱情宣言以歌谣的形式永远流传，也在艺术的最高峰成为不朽。
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以及红军撤离后根据地的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很多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商洛地区，就有777人壮烈牺牲，被关押者则难以计数。本书也收集了三首《就义歌》，歌谣的名字相同，词却不同，反映的人和事也不一样，但歌谣中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则是相同的，他们不改信念，决不投降，从容赴死。这里也仅录一首《就义歌》：
要想老子投降你，除非马生抵角树结云。
今日死了我一个，明天到处是红军。
这首《就义歌》，我们今天读之、吟之，不禁要说：“要问红旗为什么这样红？这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她。”共和国的旗帜一定留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烈士的英名。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永远怀念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三、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艺术特点
（一）山歌与红色风暴有机结合
鄂豫陕边区本来就是山歌之乡。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构成了山歌所要反映的内容。鄂豫陕边的镇安、柞水等县的方言，音色动听，婉转柔润，说话就像是在唱山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犹如一场红色风暴，一夜之间变了天，深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大众打碎枷锁、当家作主。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作智慧，他們用最简便、最熟悉的艺术——歌谣去反映这一深刻的历史变革。1936年12月27日，红七十四师占领了宁陕县，击毙了国民党宁陕县县长居文召，人民群众欣喜若狂，一位沿街卖唱的艺人当即编了首《宁陕来红军》的歌谣：
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
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
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
这一歌谣记录了“红军来宁陕”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特别是贫困百姓旗帜鲜明的拥护态度。整个歌谣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极富韵味。“腊月梅花开”指明时间;“宁陕来红军”说明事件;“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说明了结果;“打土豪，救贫民”，指明红七十四师创建根据地最基本的政策;“穷苦百姓把腰伸”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人民群众没有理由不拥护红军，拥护红军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宁陕来红军》是典型的民间艺术，极有感染力和艺术穿透力，十分鲜活，十分亲切，就是今天读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本书收集的红色歌谣大多来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们是原创者。因而可以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是山歌与红色风暴结合的产物。 （二）歌谣创作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红色歌谣的一个显明特点就是鲜有原创者的姓名。本书收集的红色歌谣，除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一首，红七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曾焜的两首外，大都没有原创者的姓名。隐去作者的名字，一方面是原创者自我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歌谣是众人的合创。笔者曾多次到红色歌谣的流传地采访，了解到很多红色歌谣都是你唱一句我唱一段合起来的，有的是几首歌谣合并而成的。在几十年漫长的流传岁月中，也是你传我，我传他。传唱者在传唱中又不断改进演唱形式，不断修改歌词，这样使歌谣更便于记忆、更便于传唱、更能反映流传者的感情。比如，下面这首歌《大战袁沟口》：
大战袁沟口，旅长逮到手。
杀在子午镇，省里领尸首。
这首歌谣，反映的是红二十五军1935年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全歼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多人，毙伤300多人。据传唐嗣桐被红二十五军杀于长安县子午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人领走尸首。这是红二十五军的一次经典战例，这次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且歌且舞，奔走相告。据了解，反映这一歼灭战的歌谣很多，当时有《红军活捉唐嗣桐》《红军打胜仗》等歌谣，但传到现在，只留下《大战袁沟口》这一首歌了。这首短短20个字的歌谣，把一场震动了国民党政府的战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谣版本也很多，据传，曾有一页手抄的歌词，上面有几个人改动的笔迹，这说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原创者是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的一个具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庞大群体，有如此庞大的原创者队伍，其歌谣自然是经典的。
（三）白色恐怖使红色歌谣百炼成钢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产生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枪炮声中，之后根据地人民又经历了近15年的白色恐怖，传唱红色歌谣，在那时是绝对禁止的，有违者轻者坐牢，重者是要杀头的。但作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创作，成千上万的人传唱的红色歌谣，是能禁得住的吗？禁止红色歌谣的传唱只能使红色歌谣得到更精心的呵护，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她的艺术性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
鄂豫陕边老区人民群众，与党与红军心贴着心，他们用生命保护着红色歌谣，也用生命传唱着红色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的红色歌谣，曾经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当年很多根据地的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谣走进红军的队伍里。镇安县籍红军老战士闵耀雷曾经回忆，他就是唱着这首歌谣参加红二十五军的。商南县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吴长秀是当时苏区有名的红色歌手，他曾经用唱红色歌谣的方法宣传群众。他也常常唱《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歌，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参加红军。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血腥摧残，不幸被捕的吴长秀受尽严刑拷打，他告诉敌人的是“不死还要唱红军的歌”。在刑场上，他视死如归，绝不屈服，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谣英勇就义：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农友打豪绅，
地主老财和保长，坚决打他不留情。
这就是红色歌谣的艺术魅力，经得起狂风和寒霜。
（四）红色矿藏的探掘者数代接力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是中国红色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鼓舞了一代人为美好的理想拿起枪去英勇奋斗，在她铿锵有力的歌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她也必然鼓舞着我们在新的长征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所以，探掘“红色矿藏”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文化工作者就投身到收集整理红色歌谣的工作中，他们完全是凭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以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自发地去做这件事的。笔者在搜集的过程中，见到很多歌谣没有留下收集者的姓名，有的收集者是笔名，而第一代收集者已大多不在人世，健在的已是耄耋之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最早的探掘者，可能为“老沉”，《“红军老祖”多保佑》的歌谣就是他收集整理的。根据邢显博所著的《商洛红色漫记》记述：“1952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出署名‘老沉’的当地作家程儒卿整理的《‘红军老祖’的故事》，受到文艺评论家巴人的点评。”几十年来，有很多热爱红色文化的人，不断地收集整理着红色歌谣，数代接力持续不断。
在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一位为红色歌谣传唱、收集起到特殊作用的人——孙光将军。1935年元月，中共鄂豫陕省委任命红军排长孙光为第五路游击师师长。孙光即率部在镇安县、旬阳县一带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在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一位70多岁的客家人用湖南小调唱起了《红军来镇安》的歌谣。这位老人的歌谣引起台下红军部队和群众的共鸣，台上台下都唱了起来，气氛十分热烈，当场就有三十多名群众报名参加了红军。孙光师长十分喜爱这首歌谣，立即叫有文化的卫生员把曲谱和歌词都记下来。1934年12月8日，担任尖刀排长的孙光随红二十五军到达商洛，从此孙光同志与商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8月，随红七十四师奉命撤出根据地时，任红七十四师五團团长。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的孙光担任开路先锋，率部挺进商洛。1947年8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副师长的孙光进入商洛，任陕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率部解放了商洛全境及安康宁陕县，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光同志被调离商洛，任陕西、青海等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光同志十分热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红色歌谣。1950年，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的孙光同志，组建了军分区文工队，并向文工队授予了军旗，要求文工队唱红军的歌，教育部队永远保持红军的本色。孙光同志还亲自教唱红军的歌，其中就有《红军来镇安》等歌谣。
不忘历史，不忘初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激情燃烧岁月的时代最强音，是那个时代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红色歌谣也就是红军的歌，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饱含激励人们前进的理想和信念，红军的歌必将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