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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革命老区，而今以批发市场著名——临沂，商业大潮和革命传统在这里交织，在文学领域催生出了“临沂诗群”。这个以诗歌聚集的群体，并非简单的地域集合，而是不同的理念、相似的追求的杂糅，在金钱的滚滚流通中，映衬着这个时代的狂欢。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诗人，仅是这个庞大诗群中的几个代表。
孙梧：崮山村的民国往事
第一次和孙梧见面，立马坐下来进入闲聊状态，多年前就相熟的感觉，新朋友更是老朋友。那是在一个度假村的文学活动，孙梧获了个奖，但他满不在乎，开会时没坐一会儿就拉我出去抽烟。之前早就彼此熟悉，见面只是个形式。
——这是我之前在一篇文章开头写的一段话。
孙梧的老家在蒙阴县崮山村。汶河流过他的村庄，水塘崮倒影在水中，“老屋的身影也飘荡着，像小船，一直荡漾在他心中”。每个周末，他都会驱车从工作的临沂回到这个村庄，陪年事已高的母亲。他还会像多年前的父亲那样，到地里干活，种花生，种菜。
乡村的一切，都出现在他的诗中。以乡村为原点，他在城市之外将精神故乡和现实的故乡合而为一。从热爱诗歌到如今的自成一体，差不多十年时间，孙梧已成为临沂诗群的重要代表。这几年，他出版诗集《崮乡叙事》《背面》两部，并牵头创办了《诗民刊》杂志。
5月9日至10日，“全国著名作家、诗人蒙山采风暨孙梧作品研讨会”在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程步涛、刘福春、杨志学、简明、卢继平、北塔、徐丽松、王士强、高振、张世勤等著名诗人、评论家对孙梧以崮山村为原点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
评论家北塔指出，孙梧诗歌具有一种抒情的南方气质，具体而又绵密地去描画乡村的一草一木。然而，通过诗歌去拯救、恢复和还原正在失去的故乡，随着诗歌文本的积累，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变得越来越遥远。“医生甚至会变成屠夫。在某个《没有电灯的晚上》，诗人突然领悟到：‘故乡死去在关于故乡的诗句里’。”
新世纪之后，临沂诗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革命叙事的背离或忽视的结果。十几年之后，如何直面那段历史，似乎又摆在他们面前。
孙梧的长诗《崮山村旧事》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长诗中，他书写了崮山村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是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那个时期的沂蒙山区“山峦重重，沟壑纵横/贫瘠、饥荒、土匪打家劫舍/说书的走街串巷，货郎换不来一件合适的衣裳”。
他写到打死了三个伪军、一个日本鬼子的大舅，23岁时牺牲于莒县。而这些年，母亲总想去烈士陵园看看他，却难以成行。胜利后，村里搭起戏台：
台上的戏才刚刚开始上演，出场的都是我的亲人
一个一个出场，身着戏袍，手持马鞭
翻身、卧鱼、摔又、掏翎
迈着碎步，延续在泥土中的姿势
……
戏台上流过汶河七十年的哗响，水塘崮的倒影
影出田野，庄稼开始新的生长
影出崮山村，成排的矮房
一间连着一间，爱着眼前的粮食
一张张掩埋的面孔构成了一出大戏的过去和远方
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当下，如何用人性的视角去书写那段烽火岁月，依旧是作家们面临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孙梧提供了一个用诗歌重拾记忆的角度。
辰水：关于父亲的“生死阅读”
辰水也写了一首长诗——《生死阅读》，发表在最新一期《诗刊》上。
这是一个被埋没了将近十年的诗人，在“三驾马车”搅动诗坛的最初几年之后，临沂诗群突然沉寂了下来，它在等待一个更年轻的人的出现。辰水出现了。性格温和、内敛，却没有先前几人的轰动效应。没有大起大落。十年前的他在苍山县城安静地写诗，干着一份与诗意天然隔阂的城管的工作；十年后，他依然在那个县城安静地写诗，只不过工作换成了编纂地方志，县城的名字也改成了兰陵。
十几年前，李少君、王光明、黄灿然等著名诗人评论家便对他十分推崇。《生死阅读》的出现，会是辰水诗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
想起了邰筐给辰水诗集写的序言，其中谈到2000年前后的辰水，经常来回240里地去临沂和诗人们相聚，“腼腆的辰水掏出一摞诗稿，我们一群人一边喝酒一边讨论辰水的诗，那些诗稿成为最好的下酒菜”。
“有一年，辰水一改往常的习惯，不是周末也常到临沂来，那是他为晚期肺癌的父亲去仁和堂药店抓药。昂贵的西药和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都没能挽留住他父亲的命。也许直到那一刻，27岁的辰水才明白什么叫世事变迁，什么叫人生无常。”
辰水写了大量的祭奠父亲的诗作，十年后出现的这首《生死阅读》，成为所有此类诗歌的一个总结。这首足有20节的长诗，讲述了“我”和父亲纠缠的一生，就像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生死无界，充沛的情感内敛到极致。此时，我无力用文字来表述它的好或者不好，只有摘录其中有关父亲去世后的一节：
你的骨灰被颠簸的拖拉机运回来，
交到我手里时还有些热。炉膛的温度，比你的体温高些。
小小的一包，约有五六斤，
这是你肉体的局部，也是另一个浓缩的你。
其实，我还担心这是一个被调包的你。
如果守炉的工人胡乱地戳上一铲子，
那包骨灰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父亲肉体的局部。
我顾不了那些，只要有一捧骨灰给我，我就把它认作我的父亲。
我就要把它葬到山冈上，埋进老李家的墓地里。
那是一片贫瘠的乱石岗，葬下了我的祖父、曾祖父、祖母、曾祖母……
地下那些狰狞的石块，要翻动它们，
需要十多斤炸药的力量。 铁打的临沂，流水的诗：“只有离开生养我的土地，我才充满生的激情”
关于临沂诗群，肯定绕不开江非、邰筐、轩辕轼轲，人称“三驾马车”。很多后来者受到他们的影响。
1999年5月，江非刚结束海军东海舰队的军旅生涯，退伍回到故乡，三人结识于临沂城。多年后，轩辕轼轲在诗歌《晨起忽忆邰筐》中写道：“老邰，还记得那个小酒馆吗/九九年的，江非刚被海风吹来/刚被平墩湖的麦浪吹来/一落地撒了一圈舟山群岛的盐”。
在临沂，相对于从革命时代延续下来的漫长的诗歌写作传统，他们三人只是后辈；但相对于之后十几年新的写作经验，他们堪称开拓者。以“三驾马车”为标志，具有现代性的诗歌写作在这座城市“遍地开花”。
临沂——这个商业大潮影响下巨大的批发市场，大置南方人在此地淘金，也催生了商业夹缝中的诗意。江非和邰筐的生活经历更类似，他们都有着长期的打工经历，在临沂城，邰筐摆夜摊、卖鞭炮、编刊物、拉广告，江非时而务工，时而回到他的平墩湖，耕种、写作。轩辕轼轲则以一份公务员的职业，相对稳定，但他以另一种方式“远征”——爆炸性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既有的诗歌模式。评论家霍俊明说：“三个年轻人在一个个午夜徘徊游荡在临沂城里——精神的游荡者已经在中国本土诞生。”
2008年6月，江非只身去了海南澄迈。到了秋天，邰筐去了北京。从此，他们偶尔回到临沂，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异乡漂泊。霍俊明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印证了我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对70后一代人诗歌写作和生活状态的一句话——漂泊的异乡。”
江非说“怀着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天各一方，人生道路是如此不同，而共同的那个理想，还在临沂城里游荡。
除了以上提到的诗人。张世勤、庄步璇、曹国英、芦苇泉、苍鹭、苍城子、邹洪复、尤克利、也果、瓦刀、刘瑜、李洪光、赵国任、零夕、子敬、鲁芒、凌尘、聂松泽、马文杰、杨子、王相理、卢宗宝、卢绪祥、风言、刘星元、杨维松等亦取得不俗的成绩。
比如李洪光，这个身躯高大的诗人，依旧在临沂城里“游荡”，钟爱诗歌中的疼痛感、撕裂感，身处城市芸芸众生，书写芸芸众生。最近，他开了一家“城东画廊”，成为画家、诗人聚会的场所。让人想起近十年前的“一味茶坊”，这个由邰筐开设的茶坊，因留下无数诗人的足迹，成为诗歌地标，具有了和当代诗歌史上尚义街六号、白夜酒吧、黄亭子酒吧类似的意义。
还有大批诗人，像江非、邰筐一样，跟随这个流动的时代离开了故乡，如郁笛、白玛、任立、田暖、明杰、朱庆和等。更多80后、90后在读书、工作的名义下漂泊到了全国各地。比如苏蕾，长居杭州，她最近一次回乡又离乡之后，在微信上感慨：“到杭州了，尽管旅途遥远，但只有离开生养我的土地，我才充满生的激情。”
——某种意义上，故乡代表着束缚、消逝的记忆、落后的思维，当彻骨的留恋表面上被纷杂的世俗生活掩盖，他乡逐渐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反而离开所带来的长舒一口气的舒畅，更具有诗意的流动性。
对故乡深切的情感和离乡“生的激情”，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皆通往我们无法根除的故乡记忆。
孙梧：崮山村的民国往事
第一次和孙梧见面，立马坐下来进入闲聊状态，多年前就相熟的感觉，新朋友更是老朋友。那是在一个度假村的文学活动，孙梧获了个奖，但他满不在乎，开会时没坐一会儿就拉我出去抽烟。之前早就彼此熟悉，见面只是个形式。
——这是我之前在一篇文章开头写的一段话。
孙梧的老家在蒙阴县崮山村。汶河流过他的村庄，水塘崮倒影在水中，“老屋的身影也飘荡着，像小船，一直荡漾在他心中”。每个周末，他都会驱车从工作的临沂回到这个村庄，陪年事已高的母亲。他还会像多年前的父亲那样，到地里干活，种花生，种菜。
乡村的一切，都出现在他的诗中。以乡村为原点，他在城市之外将精神故乡和现实的故乡合而为一。从热爱诗歌到如今的自成一体，差不多十年时间，孙梧已成为临沂诗群的重要代表。这几年，他出版诗集《崮乡叙事》《背面》两部，并牵头创办了《诗民刊》杂志。
5月9日至10日，“全国著名作家、诗人蒙山采风暨孙梧作品研讨会”在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程步涛、刘福春、杨志学、简明、卢继平、北塔、徐丽松、王士强、高振、张世勤等著名诗人、评论家对孙梧以崮山村为原点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
评论家北塔指出，孙梧诗歌具有一种抒情的南方气质，具体而又绵密地去描画乡村的一草一木。然而，通过诗歌去拯救、恢复和还原正在失去的故乡，随着诗歌文本的积累，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变得越来越遥远。“医生甚至会变成屠夫。在某个《没有电灯的晚上》，诗人突然领悟到：‘故乡死去在关于故乡的诗句里’。”
新世纪之后，临沂诗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革命叙事的背离或忽视的结果。十几年之后，如何直面那段历史，似乎又摆在他们面前。
孙梧的长诗《崮山村旧事》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长诗中，他书写了崮山村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是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那个时期的沂蒙山区“山峦重重，沟壑纵横/贫瘠、饥荒、土匪打家劫舍/说书的走街串巷，货郎换不来一件合适的衣裳”。
他写到打死了三个伪军、一个日本鬼子的大舅，23岁时牺牲于莒县。而这些年，母亲总想去烈士陵园看看他，却难以成行。胜利后，村里搭起戏台：
台上的戏才刚刚开始上演，出场的都是我的亲人
一个一个出场，身着戏袍，手持马鞭
翻身、卧鱼、摔又、掏翎
迈着碎步，延续在泥土中的姿势
……
戏台上流过汶河七十年的哗响，水塘崮的倒影
影出田野，庄稼开始新的生长
影出崮山村，成排的矮房
一间连着一间，爱着眼前的粮食
一张张掩埋的面孔构成了一出大戏的过去和远方
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当下，如何用人性的视角去书写那段烽火岁月，依旧是作家们面临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孙梧提供了一个用诗歌重拾记忆的角度。
辰水：关于父亲的“生死阅读”
辰水也写了一首长诗——《生死阅读》，发表在最新一期《诗刊》上。
这是一个被埋没了将近十年的诗人，在“三驾马车”搅动诗坛的最初几年之后，临沂诗群突然沉寂了下来，它在等待一个更年轻的人的出现。辰水出现了。性格温和、内敛，却没有先前几人的轰动效应。没有大起大落。十年前的他在苍山县城安静地写诗，干着一份与诗意天然隔阂的城管的工作；十年后，他依然在那个县城安静地写诗，只不过工作换成了编纂地方志，县城的名字也改成了兰陵。
十几年前，李少君、王光明、黄灿然等著名诗人评论家便对他十分推崇。《生死阅读》的出现，会是辰水诗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
想起了邰筐给辰水诗集写的序言，其中谈到2000年前后的辰水，经常来回240里地去临沂和诗人们相聚，“腼腆的辰水掏出一摞诗稿，我们一群人一边喝酒一边讨论辰水的诗，那些诗稿成为最好的下酒菜”。
“有一年，辰水一改往常的习惯，不是周末也常到临沂来，那是他为晚期肺癌的父亲去仁和堂药店抓药。昂贵的西药和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都没能挽留住他父亲的命。也许直到那一刻，27岁的辰水才明白什么叫世事变迁，什么叫人生无常。”
辰水写了大量的祭奠父亲的诗作，十年后出现的这首《生死阅读》，成为所有此类诗歌的一个总结。这首足有20节的长诗，讲述了“我”和父亲纠缠的一生，就像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生死无界，充沛的情感内敛到极致。此时，我无力用文字来表述它的好或者不好，只有摘录其中有关父亲去世后的一节：
你的骨灰被颠簸的拖拉机运回来，
交到我手里时还有些热。炉膛的温度，比你的体温高些。
小小的一包，约有五六斤，
这是你肉体的局部，也是另一个浓缩的你。
其实，我还担心这是一个被调包的你。
如果守炉的工人胡乱地戳上一铲子，
那包骨灰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父亲肉体的局部。
我顾不了那些，只要有一捧骨灰给我，我就把它认作我的父亲。
我就要把它葬到山冈上，埋进老李家的墓地里。
那是一片贫瘠的乱石岗，葬下了我的祖父、曾祖父、祖母、曾祖母……
地下那些狰狞的石块，要翻动它们，
需要十多斤炸药的力量。 铁打的临沂，流水的诗：“只有离开生养我的土地，我才充满生的激情”
关于临沂诗群，肯定绕不开江非、邰筐、轩辕轼轲，人称“三驾马车”。很多后来者受到他们的影响。
1999年5月，江非刚结束海军东海舰队的军旅生涯，退伍回到故乡，三人结识于临沂城。多年后，轩辕轼轲在诗歌《晨起忽忆邰筐》中写道：“老邰，还记得那个小酒馆吗/九九年的，江非刚被海风吹来/刚被平墩湖的麦浪吹来/一落地撒了一圈舟山群岛的盐”。
在临沂，相对于从革命时代延续下来的漫长的诗歌写作传统，他们三人只是后辈；但相对于之后十几年新的写作经验，他们堪称开拓者。以“三驾马车”为标志，具有现代性的诗歌写作在这座城市“遍地开花”。
临沂——这个商业大潮影响下巨大的批发市场，大置南方人在此地淘金，也催生了商业夹缝中的诗意。江非和邰筐的生活经历更类似，他们都有着长期的打工经历，在临沂城，邰筐摆夜摊、卖鞭炮、编刊物、拉广告，江非时而务工，时而回到他的平墩湖，耕种、写作。轩辕轼轲则以一份公务员的职业，相对稳定，但他以另一种方式“远征”——爆炸性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既有的诗歌模式。评论家霍俊明说：“三个年轻人在一个个午夜徘徊游荡在临沂城里——精神的游荡者已经在中国本土诞生。”
2008年6月，江非只身去了海南澄迈。到了秋天，邰筐去了北京。从此，他们偶尔回到临沂，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异乡漂泊。霍俊明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印证了我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对70后一代人诗歌写作和生活状态的一句话——漂泊的异乡。”
江非说“怀着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天各一方，人生道路是如此不同，而共同的那个理想，还在临沂城里游荡。
除了以上提到的诗人。张世勤、庄步璇、曹国英、芦苇泉、苍鹭、苍城子、邹洪复、尤克利、也果、瓦刀、刘瑜、李洪光、赵国任、零夕、子敬、鲁芒、凌尘、聂松泽、马文杰、杨子、王相理、卢宗宝、卢绪祥、风言、刘星元、杨维松等亦取得不俗的成绩。
比如李洪光，这个身躯高大的诗人，依旧在临沂城里“游荡”，钟爱诗歌中的疼痛感、撕裂感，身处城市芸芸众生，书写芸芸众生。最近，他开了一家“城东画廊”，成为画家、诗人聚会的场所。让人想起近十年前的“一味茶坊”，这个由邰筐开设的茶坊，因留下无数诗人的足迹，成为诗歌地标，具有了和当代诗歌史上尚义街六号、白夜酒吧、黄亭子酒吧类似的意义。
还有大批诗人，像江非、邰筐一样，跟随这个流动的时代离开了故乡，如郁笛、白玛、任立、田暖、明杰、朱庆和等。更多80后、90后在读书、工作的名义下漂泊到了全国各地。比如苏蕾，长居杭州，她最近一次回乡又离乡之后，在微信上感慨：“到杭州了，尽管旅途遥远，但只有离开生养我的土地，我才充满生的激情。”
——某种意义上，故乡代表着束缚、消逝的记忆、落后的思维，当彻骨的留恋表面上被纷杂的世俗生活掩盖，他乡逐渐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反而离开所带来的长舒一口气的舒畅，更具有诗意的流动性。
对故乡深切的情感和离乡“生的激情”，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皆通往我们无法根除的故乡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