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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部与“朝贡”区
先来比较一下明朝和清朝国家建构之间的不同。根据传统的“天下中国观”，明朝人把天下划分成由政府直接治理的省-府-县建制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本部，以及“朝贡”地区这样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带，又分别由内、外两个层面，即“土司”建制地带和“羁縻”建制地带所构成。位于“羁縻”地带以外的那部分“天下”，虽然也被看成是属于广义的“朝贡”地区，但其实“天朝”对它们只能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放任态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都是十足的“外国”。
在这幅“天下”结构图里，“中国”与“天下”其余部分的界限在哪里呢？“中国”从它的本部一直向外延伸到它的“土司”建制地带。
按照理想的治理目标，这个外围地区将会通过“改土归流”而最终被治理内地的省-府-县体制完全消化。而在“土司”地区之外，“羁縻”地区就成为从“中国”向非“中国”的“天下”其他部分过渡的地带。
如果近现代中国是承袭着明朝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而成立的，那么这个“中国”的版图将很难囊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辽宁以北的东北其他地区。它比南宋大一些，包括宁夏、甘肃、云南。
但其实这只能算是它继承了元朝遗产的结果。明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中国。
“中国好像延续至今的罗马帝国”
清朝当然也受“天下中国观”的影响。但它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引入它的统治体制。清王朝通过新创制的理藩院机构，将国家治理范围拓宽到“土司”辖地之外的广袤的“朝贡”地区。自从北宋以后整整一千年间，只有在清代，或许还应当加上明以前的元代，“中国”才呈现出它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面貌。清朝的国号最先叫“大清国”，后来满文中又出现了专名，就是汉语“中国”的满文对译词。这是满洲人把自己看作“中国人”最直接的证据。有些西方人用民族主义思潮席卷时代的“后见之明”看待清朝，说清政权不能算“中国”。但满洲人自己都把清朝与中国等同看待，别人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清朝不是“中國”呢？
中华民国的版图，是从清朝继承来的。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华民国用承担清朝与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作为代价，换来国际条约体系对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承认。在那以后，只有苏联违背了它对中国的承诺，其结果便是属于清代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各盟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如此，由于蒙古独立而成为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最终也被纳入苏联自己的版图。
所以，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从过去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那么中国和苏联就曾经是两个少见的例外。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变成几乎唯一的基本保留其帝国时代疆域版图的现代国家。西方学者中因此有人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話”。
在西方学者看来，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很像是在把一件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硬套到帝国的身躯上去。
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与其把外国人的这种想法简单地理解为是在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煽动和破坏，不如说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以他们自己的国家诞生于某个分裂的帝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的结果。
中国民族问题的独特性
如果以上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它就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它非同小可的独特性的历史渊源。
不过，这种民族的独特性主要并不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有多高。相反，跟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并不算高。根据1970年代的一项统计，在当时的132个民族国家里，只有12个国家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有50个国家的主体人口在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主体民族人口占四分之三至一半的有31个，在剩下的39个国家里，人数最多的那个民族所占人口只有总人口的一半以下。在中国，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大体等于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多一点。它们在总人口里占据的比例，远远算不上是高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所曾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地域，其面积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一半还多一点。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发现，仅仅用“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样一个笼统概念来描述中国，好像就显得不太十分贴切了。所以需要引进一个著名的研究当代民族问题的政治学家康诺尔的更细致的分析。二十多年前，他曾把现代国家分为四个类型。又把其中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类型，分为三种次级类型，即只有一个民族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有许多民族各自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和没有民族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区分对认识中国极其重要。因为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是一个更十足的多民族国家。在西部中国至少有数十个仍保留着自己原居地的民族，它们绝不是由1950年代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创造出来的；不叫它们“民族”而称之少数民族，仍不能改变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该被我们故意忽略的基本现实。
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是由元和清引进的内亚边疆国家建构模式的巨大影响，被这个模式决定性地改造过的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国对清代政治遗产的继承。
过去一百年来有关社会变迁的一系列理论，都不切实际地预期，在后工业化时代，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不同社会文化系统都会随着它们各自的现代化过程而逐渐趋同，从而产生出某种覆盖了整个人类的单一的、就像铁板一块那样同质化的“现代文化”。
但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那种结合了科学、技术的交流扩散，以及世俗化和理性思潮的世界文化尽管所向披靡，但它事实上并没有能力把各民族的文化都变得一模一样。全球化过程在每一个地方都只能以其特有的“在地化”或地方化形式才能获得实现。中国文化当然都必须拥有“中国的”这一共同特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就应该是创造一种覆盖了全部中国人的单一的、如同铁板一块那样同质化的文化。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清华国学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先来比较一下明朝和清朝国家建构之间的不同。根据传统的“天下中国观”，明朝人把天下划分成由政府直接治理的省-府-县建制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本部，以及“朝贡”地区这样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带，又分别由内、外两个层面，即“土司”建制地带和“羁縻”建制地带所构成。位于“羁縻”地带以外的那部分“天下”，虽然也被看成是属于广义的“朝贡”地区，但其实“天朝”对它们只能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放任态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都是十足的“外国”。
在这幅“天下”结构图里，“中国”与“天下”其余部分的界限在哪里呢？“中国”从它的本部一直向外延伸到它的“土司”建制地带。
按照理想的治理目标，这个外围地区将会通过“改土归流”而最终被治理内地的省-府-县体制完全消化。而在“土司”地区之外，“羁縻”地区就成为从“中国”向非“中国”的“天下”其他部分过渡的地带。
如果近现代中国是承袭着明朝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而成立的，那么这个“中国”的版图将很难囊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辽宁以北的东北其他地区。它比南宋大一些，包括宁夏、甘肃、云南。
但其实这只能算是它继承了元朝遗产的结果。明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中国。
“中国好像延续至今的罗马帝国”
清朝当然也受“天下中国观”的影响。但它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引入它的统治体制。清王朝通过新创制的理藩院机构，将国家治理范围拓宽到“土司”辖地之外的广袤的“朝贡”地区。自从北宋以后整整一千年间，只有在清代，或许还应当加上明以前的元代，“中国”才呈现出它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面貌。清朝的国号最先叫“大清国”，后来满文中又出现了专名，就是汉语“中国”的满文对译词。这是满洲人把自己看作“中国人”最直接的证据。有些西方人用民族主义思潮席卷时代的“后见之明”看待清朝，说清政权不能算“中国”。但满洲人自己都把清朝与中国等同看待，别人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清朝不是“中國”呢？
中华民国的版图，是从清朝继承来的。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华民国用承担清朝与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作为代价，换来国际条约体系对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承认。在那以后，只有苏联违背了它对中国的承诺，其结果便是属于清代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各盟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如此，由于蒙古独立而成为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最终也被纳入苏联自己的版图。
所以，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从过去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那么中国和苏联就曾经是两个少见的例外。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变成几乎唯一的基本保留其帝国时代疆域版图的现代国家。西方学者中因此有人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話”。
在西方学者看来，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很像是在把一件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硬套到帝国的身躯上去。
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与其把外国人的这种想法简单地理解为是在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煽动和破坏，不如说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以他们自己的国家诞生于某个分裂的帝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的结果。
中国民族问题的独特性
如果以上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它就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它非同小可的独特性的历史渊源。
不过，这种民族的独特性主要并不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有多高。相反，跟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并不算高。根据1970年代的一项统计，在当时的132个民族国家里，只有12个国家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有50个国家的主体人口在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主体民族人口占四分之三至一半的有31个，在剩下的39个国家里，人数最多的那个民族所占人口只有总人口的一半以下。在中国，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大体等于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多一点。它们在总人口里占据的比例，远远算不上是高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所曾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地域，其面积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一半还多一点。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发现，仅仅用“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样一个笼统概念来描述中国，好像就显得不太十分贴切了。所以需要引进一个著名的研究当代民族问题的政治学家康诺尔的更细致的分析。二十多年前，他曾把现代国家分为四个类型。又把其中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类型，分为三种次级类型，即只有一个民族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有许多民族各自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和没有民族保有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区分对认识中国极其重要。因为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是一个更十足的多民族国家。在西部中国至少有数十个仍保留着自己原居地的民族，它们绝不是由1950年代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创造出来的；不叫它们“民族”而称之少数民族，仍不能改变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该被我们故意忽略的基本现实。
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是由元和清引进的内亚边疆国家建构模式的巨大影响，被这个模式决定性地改造过的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国对清代政治遗产的继承。
过去一百年来有关社会变迁的一系列理论，都不切实际地预期，在后工业化时代，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不同社会文化系统都会随着它们各自的现代化过程而逐渐趋同，从而产生出某种覆盖了整个人类的单一的、就像铁板一块那样同质化的“现代文化”。
但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那种结合了科学、技术的交流扩散，以及世俗化和理性思潮的世界文化尽管所向披靡，但它事实上并没有能力把各民族的文化都变得一模一样。全球化过程在每一个地方都只能以其特有的“在地化”或地方化形式才能获得实现。中国文化当然都必须拥有“中国的”这一共同特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就应该是创造一种覆盖了全部中国人的单一的、如同铁板一块那样同质化的文化。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清华国学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