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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的1958年宪法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其基本的内涵并未发生改变。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宪法对于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第五共和国以来，这种权力的区分在一些时候表现为“左右共治”。与一般的三权分立不同，法国在行政机构的内部就设定了这种制衡机制。本文旨在分析这种机制的运作条件及过程，并探析这种机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总统；总理；左右共治
一、概念界定
“左右共治”这一概念是指左派和右派共同治理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指：“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总统同政府总理政策相左、党派相异的两人共同治理国家的局面”。①
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这样的情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共出现过三次。由此可见，“左右共治”尽管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情况，但并非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第一次：1986年3月20日，希拉克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理，因而形成了“左右共治”的局面。左派总统密特朗与右派总理希拉克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了密特朗1988年再次当选总统时才得以终结。
第二次：1993年3月28日，巴拉迪尔被密特朗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从而再次形成左派总统与右派总理共同执政的局面。1995年5月7日，希拉克当选总统，结束了此次左右共治的局面。
第三次：1997年6月2日，若斯潘被右翼总统希拉克任命为总理。这一次的“左右共治”与前两次的一个不同点在于：这是右派总统与左派总理的组合，而前两次都是左派总统与右派总理搭配。2002年5月6日，拉法兰出任政府总理，从而宣告了此次共治局面的结束。
二、产生的条件
尽管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但与第五共和国的历史相比，它无疑是短暂的。所以，“左右共治”在法国政坛中并不是常态，法国之所以会出现总统、总理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是因为总统和总理的选举程序不同所致。
依照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现行宪法第6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②第8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政府总理”。③但这种任命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当议会中的多数派与总统不是同一政治属性时，总统为了尊重选民的政治意愿和避免与议会多数派相抗衡，只得在议会多数派中挑选总理并由总理组织政府”。④所以，当总统和议会多数派的派别属性不一致时，就有可能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之所以称之为“有可能出现”而不是“必然出现”是因为，依据宪法第12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⑤如果在重新选举后，总理与总统就有可能同属一个派别，因而“左右共治”的局面就无法出现。
三、产生的原因
与分析“左右共治”产生的条件不同，这一节主要分析“左右共治”产生的原因。在这里，“条件”和“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条件”主要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左右共治”，“原因”主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的出现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历史层面和现实层面。
从历史层面来考察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58年宪法颁布前后的法国国内政治状况。虽然现行的法国宪法历经数次修改与补充，但主要还是以1958年的宪法为母版的。而1958年前后，法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就为现今总统与总理的权力竞合关系埋下了伏笔。
纳粹德国在1945年投降后，法国获得了独立。而在争取法国独立的斗争中，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因而在战后，戴高乐被推举为政府总理。随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内阁经历了走马灯似的轮换。最终，戴高乐重新出山，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汲取了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最终导致共和国瓦解的教训，力图成为一个强势的总统。1962年修宪以后，总统由全民公决而产生。总统无需对议会和内阁负责，因而摆脱了这两者对总统的制约。
在这样的局面下，总统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但这一地位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有一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戴高乐在战后的法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而戴高乐的继任者们在法国民众中都不具有戴高乐这样的声望与地位，这也为“左右共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也是产生“左右共治”的历史原因。
从现实层面来看，法国的党派分野则是“左右共治”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法国的政党向来有着派别区分，尽管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党区分度越来越小，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法国存在着这种党派区分。三次“左右共治”的出现皆是由于总统与总理的党派相异。按照惯例，往往是议会的多数党的领袖担任总理，故这种“左右共治”又被认为是“共和国总统与政治立场取向不同的国会多数派共存相处之状态”。⑥
四、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划分
“左右共治”出现后，如总统与总理关系划分明确，则不会出现权限交织的局面。但宪法中对两者权力的划分并不明晰，从而为两者在实践中的竞争与合作创造了可能。
宪法第20条规定：“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政策”。⑦“政府掌管行政部门和武装力量”。⑧宪法第21条规定：“总理领导政府的活动。总理对政府的防务负有责任”。⑨
那么，作为政府的“一把手”——总理看起来似乎拥有极大的权力：他能够决定并指导国家政策，他掌管行政部门和武装力量。但与此同时，宪法对总统权力的规定使得在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冲突。
宪法第15条规定：“总统为三军统帅，并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和委员会”。⑩
根据宪法第9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主持部长会议”。?
此外，根据宪法第16条之规定，总统还有权实施紧急状态。宪法第56条还规定了总统可以任命三名宪法委员会委员。
这样，在政府决策和国家防务方面，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就产生了一定的重叠，依照宪法的规定，总统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在总理之上。那么，如果总统与总理同属同一派别，这种权力的部分重叠可以使得他们在决策和执行权力的时候上下衔接，相互配合；如果两者分属不同的政党，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决策和执行的低效率，从而形成总统和总理相互竞争的局面出现。 五、“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左右共治”不仅会对法国的内政产生影响，它同样也影响了法国的外交政策。就中法关系而言，应当看到三次“左右共治”前后正是中法关系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
按照一般的观点：“‘共治’没有给法国外交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但就中法关系而言，“左右共治”却与其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中法关系自1964年两国建交后呈现出基本平稳的发展态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法关系开始出现波动，而此时也正是法国国内政治出现“左右共治”的时期。
“法国汤姆逊公司于1991年8月末与台湾正式签约，向台湾提供6艘不装备武器的‘拉斐耶特’级护卫舰，总金额达20亿美元；另有10艘由法国出售技术由台湾建造。16艘舰只的总费用约45亿美元”。?“1992年11月18日，法国达索等公司与台湾签订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装备空地中、短程导弹1000枚）的正式合同”。?法方的这些举动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法国驻华大使，奉命要求法方限期关闭驻广州总领事馆”。?
当法国迎来其第三次“左右共治”的时候，中法关系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希拉克的私人府邸——贝蒂堡——将中法关系推向了高潮。
由此可见，当前两次中法关系出现危机时，总是法国总统大权独揽，缺乏总理有效制约的时候。当中法关系在九十年代初出现波折的时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次“左右共治”时期的总理巴拉迪尔的访华打破了僵局，实现了中法关系的转圜。法国的第三次“左右共治”时期正是中法关系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但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该“音符”的制造者就是当时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与右翼总统希拉克的政治属性相反。
所以，通过对法国的三次“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的影响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印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左右共治”能牵制总统的主观意愿因而影响中法关系的发展。
六、启示
从宪政意义来看，“左右共治”起到了“安全阀”作用。前三次“左右共治”产生之时，法国的总统任期并未调整，在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换言之，在选举了一个总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如果法国民众普遍对其感到不满，可以在议会选举时，投票给与总统党派相异的政党，使得该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从而实现“左右共治”，来有效地遏制总统的个人行为，对其产生制约。“左右共治”在这里实则是一个“安全阀”：可以防止总统过于独断专行，也可以防止内阁和议会为所欲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左右共治”更像是法国政治制度提供给法国选民的“后悔药”。
与其说“左右共治”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共存”，不如说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共存”。总统与议会尽管在基本的价值观上认识相同，但在很多具体的政策上是不相同的。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平衡机制”：当总统或议会一方的行为过于激进或保守时，另一方就会进行平衡。就中法关系而言，在90年代初与90年代末这两个时间段内，这种平衡作用都非常明显。
从现实意义来看，21世纪初，通过修改宪法，法国总统的任期被缩短为5年，从而与国民议会的选举期形成了一致。这样，国民议会与总统的选举就在同一年举行了，从而降低了总统与总理分属不同党派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总统的个性在法国的对外政策中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影响到中法关系的发展。
尽管今后“左右共治”的局面在法国似乎很难出现，但通过“左右共治”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及三次“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造成的影响来看，议会一方能够对总统形成一定的制约。只是在“左右共治”的局面下，这种制约的强度更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加强对法国议会的联系与交流。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籍
[1]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第二版）1945～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2]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
[3]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
[4][法]阿尔当著，陈瑞桦译：《法国为何出现左右共治？历史、政治、宪法的考察》，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1年11月。
二、外文书籍
[1]Melvin Gu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Qu Xing： “Le temps de soup?on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1949-1955” ， Paris： ?ditions You-Feng， 2005
三、中文论文
[1]王朝晖：《新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及对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10期。
[2]张壮熙：《法国“左右共治”经验的启示》，《问题与研究》，第35卷第1期，1996年1月。
[3]周国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两次“左右共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01期。
四、外文论文
[1]Fran?oise Mengin， La politique chinoise de la Franc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n°12， juillet 2001.
作者简介
李靖（1986—），男，汉族，重庆人，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交学、比较政治制度。 注释
[1]周国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两次“左右共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 01期，第51页。
[2]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7日。
[3]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9日。
[4]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58页。
[5]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1日。
[6]张壮熙：《法国“左右共治”经验的启示》，台北：《问题与研究》，第35卷第1期，1996年1月，第74页。
[7]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3日。
[8]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3日。
[9]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5日。
[10]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1月2日。
[11]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60页。
[12]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60页。
[13]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2页。
[14]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4页。
[15]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6页。
[关键词]总统；总理；左右共治
一、概念界定
“左右共治”这一概念是指左派和右派共同治理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指：“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总统同政府总理政策相左、党派相异的两人共同治理国家的局面”。①
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这样的情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共出现过三次。由此可见，“左右共治”尽管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情况，但并非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第一次：1986年3月20日，希拉克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理，因而形成了“左右共治”的局面。左派总统密特朗与右派总理希拉克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了密特朗1988年再次当选总统时才得以终结。
第二次：1993年3月28日，巴拉迪尔被密特朗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从而再次形成左派总统与右派总理共同执政的局面。1995年5月7日，希拉克当选总统，结束了此次左右共治的局面。
第三次：1997年6月2日，若斯潘被右翼总统希拉克任命为总理。这一次的“左右共治”与前两次的一个不同点在于：这是右派总统与左派总理的组合，而前两次都是左派总统与右派总理搭配。2002年5月6日，拉法兰出任政府总理，从而宣告了此次共治局面的结束。
二、产生的条件
尽管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但与第五共和国的历史相比，它无疑是短暂的。所以，“左右共治”在法国政坛中并不是常态，法国之所以会出现总统、总理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是因为总统和总理的选举程序不同所致。
依照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现行宪法第6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②第8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政府总理”。③但这种任命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当议会中的多数派与总统不是同一政治属性时，总统为了尊重选民的政治意愿和避免与议会多数派相抗衡，只得在议会多数派中挑选总理并由总理组织政府”。④所以，当总统和议会多数派的派别属性不一致时，就有可能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之所以称之为“有可能出现”而不是“必然出现”是因为，依据宪法第12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⑤如果在重新选举后，总理与总统就有可能同属一个派别，因而“左右共治”的局面就无法出现。
三、产生的原因
与分析“左右共治”产生的条件不同，这一节主要分析“左右共治”产生的原因。在这里，“条件”和“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条件”主要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左右共治”，“原因”主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左右共治”。
“左右共治”的出现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历史层面和现实层面。
从历史层面来考察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58年宪法颁布前后的法国国内政治状况。虽然现行的法国宪法历经数次修改与补充，但主要还是以1958年的宪法为母版的。而1958年前后，法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就为现今总统与总理的权力竞合关系埋下了伏笔。
纳粹德国在1945年投降后，法国获得了独立。而在争取法国独立的斗争中，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因而在战后，戴高乐被推举为政府总理。随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内阁经历了走马灯似的轮换。最终，戴高乐重新出山，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汲取了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最终导致共和国瓦解的教训，力图成为一个强势的总统。1962年修宪以后，总统由全民公决而产生。总统无需对议会和内阁负责，因而摆脱了这两者对总统的制约。
在这样的局面下，总统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但这一地位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有一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戴高乐在战后的法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而戴高乐的继任者们在法国民众中都不具有戴高乐这样的声望与地位，这也为“左右共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也是产生“左右共治”的历史原因。
从现实层面来看，法国的党派分野则是“左右共治”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法国的政党向来有着派别区分，尽管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党区分度越来越小，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法国存在着这种党派区分。三次“左右共治”的出现皆是由于总统与总理的党派相异。按照惯例，往往是议会的多数党的领袖担任总理，故这种“左右共治”又被认为是“共和国总统与政治立场取向不同的国会多数派共存相处之状态”。⑥
四、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划分
“左右共治”出现后，如总统与总理关系划分明确，则不会出现权限交织的局面。但宪法中对两者权力的划分并不明晰，从而为两者在实践中的竞争与合作创造了可能。
宪法第20条规定：“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政策”。⑦“政府掌管行政部门和武装力量”。⑧宪法第21条规定：“总理领导政府的活动。总理对政府的防务负有责任”。⑨
那么，作为政府的“一把手”——总理看起来似乎拥有极大的权力：他能够决定并指导国家政策，他掌管行政部门和武装力量。但与此同时，宪法对总统权力的规定使得在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冲突。
宪法第15条规定：“总统为三军统帅，并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和委员会”。⑩
根据宪法第9条之规定：“共和国总统主持部长会议”。?
此外，根据宪法第16条之规定，总统还有权实施紧急状态。宪法第56条还规定了总统可以任命三名宪法委员会委员。
这样，在政府决策和国家防务方面，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就产生了一定的重叠，依照宪法的规定，总统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在总理之上。那么，如果总统与总理同属同一派别，这种权力的部分重叠可以使得他们在决策和执行权力的时候上下衔接，相互配合；如果两者分属不同的政党，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决策和执行的低效率，从而形成总统和总理相互竞争的局面出现。 五、“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左右共治”不仅会对法国的内政产生影响，它同样也影响了法国的外交政策。就中法关系而言，应当看到三次“左右共治”前后正是中法关系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
按照一般的观点：“‘共治’没有给法国外交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但就中法关系而言，“左右共治”却与其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中法关系自1964年两国建交后呈现出基本平稳的发展态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法关系开始出现波动，而此时也正是法国国内政治出现“左右共治”的时期。
“法国汤姆逊公司于1991年8月末与台湾正式签约，向台湾提供6艘不装备武器的‘拉斐耶特’级护卫舰，总金额达20亿美元；另有10艘由法国出售技术由台湾建造。16艘舰只的总费用约45亿美元”。?“1992年11月18日，法国达索等公司与台湾签订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装备空地中、短程导弹1000枚）的正式合同”。?法方的这些举动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法国驻华大使，奉命要求法方限期关闭驻广州总领事馆”。?
当法国迎来其第三次“左右共治”的时候，中法关系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希拉克的私人府邸——贝蒂堡——将中法关系推向了高潮。
由此可见，当前两次中法关系出现危机时，总是法国总统大权独揽，缺乏总理有效制约的时候。当中法关系在九十年代初出现波折的时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次“左右共治”时期的总理巴拉迪尔的访华打破了僵局，实现了中法关系的转圜。法国的第三次“左右共治”时期正是中法关系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但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该“音符”的制造者就是当时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与右翼总统希拉克的政治属性相反。
所以，通过对法国的三次“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的影响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印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左右共治”能牵制总统的主观意愿因而影响中法关系的发展。
六、启示
从宪政意义来看，“左右共治”起到了“安全阀”作用。前三次“左右共治”产生之时，法国的总统任期并未调整，在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换言之，在选举了一个总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如果法国民众普遍对其感到不满，可以在议会选举时，投票给与总统党派相异的政党，使得该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从而实现“左右共治”，来有效地遏制总统的个人行为，对其产生制约。“左右共治”在这里实则是一个“安全阀”：可以防止总统过于独断专行，也可以防止内阁和议会为所欲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左右共治”更像是法国政治制度提供给法国选民的“后悔药”。
与其说“左右共治”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共存”，不如说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共存”。总统与议会尽管在基本的价值观上认识相同，但在很多具体的政策上是不相同的。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平衡机制”：当总统或议会一方的行为过于激进或保守时，另一方就会进行平衡。就中法关系而言，在90年代初与90年代末这两个时间段内，这种平衡作用都非常明显。
从现实意义来看，21世纪初，通过修改宪法，法国总统的任期被缩短为5年，从而与国民议会的选举期形成了一致。这样，国民议会与总统的选举就在同一年举行了，从而降低了总统与总理分属不同党派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总统的个性在法国的对外政策中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影响到中法关系的发展。
尽管今后“左右共治”的局面在法国似乎很难出现，但通过“左右共治”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及三次“左右共治”对中法关系造成的影响来看，议会一方能够对总统形成一定的制约。只是在“左右共治”的局面下，这种制约的强度更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加强对法国议会的联系与交流。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籍
[1]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第二版）1945～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2]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
[3]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
[4][法]阿尔当著，陈瑞桦译：《法国为何出现左右共治？历史、政治、宪法的考察》，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1年11月。
二、外文书籍
[1]Melvin Gu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Qu Xing： “Le temps de soup?on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1949-1955” ， Paris： ?ditions You-Feng， 2005
三、中文论文
[1]王朝晖：《新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及对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10期。
[2]张壮熙：《法国“左右共治”经验的启示》，《问题与研究》，第35卷第1期，1996年1月。
[3]周国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两次“左右共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01期。
四、外文论文
[1]Fran?oise Mengin， La politique chinoise de la Franc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n°12， juillet 2001.
作者简介
李靖（1986—），男，汉族，重庆人，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交学、比较政治制度。 注释
[1]周国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两次“左右共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 01期，第51页。
[2]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7日。
[3]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9日。
[4]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58页。
[5]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1日。
[6]张壮熙：《法国“左右共治”经验的启示》，台北：《问题与研究》，第35卷第1期，1996年1月，第74页。
[7]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3日。
[8]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3日。
[9]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5日。
[10]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connaissance/constitution.asp，访问时间：2013年11月2日。
[11]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60页。
[12]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第360页。
[13]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2页。
[14]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4页。
[15]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9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