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这是藏族人阿来1994年写下的句子。每一部小说都会有自己开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将决定小说的腔调、气韵、节奏。这句话是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它将以什么样的语气结束。
　　1998年，作为汉族人的我，读到了《尘埃落定》的第一个句子。就像《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会在很多其他的写作者的头脑里发出响声，或者正如《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会在基督徒的内心池塘里投下石头一样，藏族人阿来的这个句子多少年里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回响。这个简洁、轻盈的句子被我所神化，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像阿来那样开口、像《尘埃落定》那么说话。
　　当然，我后来认识了阿来，在一个汉语世界、有口音的世界、非虚构的世界中的阿来。我们大口地喝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谈论文学的内在肌理和文学的外部生活，谈论政治、女人、家庭、各自的游历，以及日常琐碎的一切。散步时我会问他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开车时他自动升级为导航员。在他的面前，我心甘情愿地扮演学徒的角色。
　　当然，日常的阿来很不像他在《尘埃落定》《月光里的银匠》《宝刀》《行刑人尔依》里那样发声。他是活泼的、玩笑式的、戏谑的、充满机锋的。他不再站在文字的背后而站到了语言的前台。对于阿来的两种腔调，我不能用这一种来否定另一种，但我可以对两种都进行肯定。事实上，阿来的书面世界与口语世界是相连的：智慧，并且节制去展示过分的智慧；有趣，但对有趣有很好的分寸感，这些在书里书外极其一致。有控制的机智与好玩，使阿来成为一位可敬的书写者和可爱的朋友。
　　可敬而又可爱，二者兼之何其之难。毋庸讳言，我们这些个庸俗的饭局主义者会在酒桌上赞美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正在座；我们也会批评某个人的 “不好玩”， —此人并不知道我们正对他进行缺席批判。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阿来的身上。无论是在座还是缺席，大伙儿对他的评价是有高度、有厚度的，高到像他身后的青藏高原，厚到像他经常游走的大地。我们如此谈论他，肯定绝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给中国文学带来过真正堪称“经典”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为人的有趣，他有时不免尖锐的直言，他不时洋溢出的待人的柔软。所以，我们总是很期待他来。所幸，每隔不了多久，他便到来。
　　比起期待与他在酒桌上的见面，我同时期待他的写作。对于一个以极少的作品就占领了一块高地的人来说，藏族人阿来绝对有能耐占领更多人的书架，或者至少把我这样的读者的书架塞得更满一些。这些年我等来了他的《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今年又等来了他的《蘑菇圈》。作为读者，我没有白等。
　　当他每一次沉默的时候，我便等待他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