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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图书馆价值的主体客体维度着手，以20世纪至今中国图书馆发展历程为线索，分别分析了从上世纪初救亡图存、开启心智的时代需求、新图书馆运动奠定的公众服务与群众路线基础、战乱期间的特殊使命与沉寂、内乱后的反思与批判、技术膜拜下的图书馆形态以及民主政治时代的图书馆权利、精神与价值追求等，分析了社会变迁和时代需求对图书馆价值使命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体需求是图书馆存在的群众基础和合理性根源，并指出图书馆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社会价值形态。
关键词：价值变迁 群众路线 图书馆价值 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权利
中图分类号： G259.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3－0035-05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ibrary Value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 Demands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people's demands on library in different tim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of value，and then proposes that the demands of society are the mass line and the rational root of library， and library values system is a dynamic and open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values change； mass line； library value； library sprit； library rights
纵览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从20世纪初古越藏书楼的建立并对社会开放藏书、京师图书馆的创立，到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建立、图书馆现代化转型、不同图书馆形态的发展，再到图书馆服务的信息化、知识化特征以及民主政治发展推进下的图书馆权利和自由呼声的高涨，这一过程除了体现图书馆自身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历程之外，更体现了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变迁及与时俱进的风貌，不论是技术路线还是人文诉求，都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图书馆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价值的时代变化并不是由图书馆自身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利用图书馆的社会主体的需求变化，是社会的变迁和时代整体需求的变化决定并推动着图书馆发展的价值走向和价值主线。本文将通过呈现图书馆的发展背景和历程，分析其中贯彻始终、引导图书馆发展的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及其对图书馆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图书馆价值的两个维度：主体和客体
业界对图书馆价值的研究集中在对图书馆价值及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方面，认为图书馆核心价值包括保存人类记忆与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知识自由与平等获取、教育与学习等 ［1-3］。从字面意思理解，图书馆价值可以是图书馆的价值，也可以是其它社会组织呈现出的图书馆价值，一般我们所说的是前者。图书馆价值概念由“图书馆”和“价值”两部分组成，图书馆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类图书馆，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和虚拟意义上的。而“价值”作为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命题，其涵义甚为丰富，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体现价值、追求价值的历史。价值并不能独立存在，论及价值，必然存在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之分，即，“价值是谁之价值、是对谁而言的价值”的问题，价值的呈现依赖于主客体双方的共同存在，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决定着价值关系的内容，是价值关系的评价者，价值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价值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见图1）。价值具有客体性，因为价值是客体属性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客体的客观存在，客体只有具备这些客观属性之后，才能从价值意义的层面上实现自我价值；价值具有主体性，是因为价值同时要依赖于主体的价值需求才能得以体现，只有价值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价值才能具体呈现，价值主题的价值需求也才能一一呈现。价值客体的价值内容随着价值主体类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随着同一价值主体的不同价值需求也呈现不同的意义，这是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4］。
同一时代的不同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同一价值主体也有各个层面的价值需求，更何况不同时代的价值主体间价值需求的差异化，而主体需求的变化主要依据大时代和大环境的变迁，主体需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体现着时代的气息和氛围，正如21世纪图书馆用户对数字资源的理解、接受和需求，是20世纪初的图书馆用户所不具有的一样，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赋予用户对信息环境、信息技术的理解和跟进，满足着作为图书馆价值主体的用户个人、群体的图书馆需求。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投射到价值客体上，就使得客体呈现出了相应的价值属性，满足着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价值需求。总结可知，价值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这样两个前提，一是价值客体的客观属性，这是价值存在的客观前提；一是价值主体的主观需求，这是价值存在的主体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同样重要。是价值的这两个存在前提决定了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对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价值包含有两层意思［5］：一是作为价值客体的图书馆，这里指的是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也即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价值，它强调的是图书馆的“贡献”，这里的价值主体即是指有图书馆需求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二是作为价值主体的图书馆，这里指的是图书馆的自我价值，它强调的是图书馆的“索取”，这里的价值客体即是图书馆之外的社会，这里的“索取”并不是不劳而获的“获取”，而是图书馆利用社会的其他存在来满足图书馆自身的存在和客观需求，如通过实践满足图书馆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提高图书馆的竞争力、满足图书馆员工的物质、精神需求、提高员工能力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满足社会主体的图书馆需求，这是图书馆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追求。 不论是古代藏书楼的开放、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开展，还是图书馆技术化、现代化、民主化转型，无不深深地烙上时代的烙印，体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社会的信息需求、技术发展和民主进程，程焕文老师在其著作《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所论述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并对图书馆功用的强调、清末新政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等［6］，无不说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需求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得到更深远、更具互动性地发展，以敏锐的感知力体现着时代的变迁和主体的需求变化，在信息化、民主化革命浪潮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民主自由特性。
2 不同时代的图书馆价值诉求
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顺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浪潮而呈现不同的整体风貌，这是时代需求赋予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变革、顺势而为，呈现出不同层面的价值意义，满足着时代的发展需求。从20世纪初古越藏书楼对外开放藏书而初步具备图书馆的功能和雏形开始，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出现，以及在全球科技浪潮影响下图书馆的革新、不同形态图书馆的出现，直至现代民主政治风潮推进下对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价值的思考等，无不折射着整个社会和相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内容。可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来分析［7-10］。2.1 “国势之强弱，人才之盛衰”：教育救国需求推动下的公共图书馆雏形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经由藏书楼封闭的格局到近代图书馆雏形的初备，为今后图书馆的发展奠定时代使命基调。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焦灼状态，戊戌变法力图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变法维新、发展国力，日俄战争的爆发，列强环视睥睨中国领土，华工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国内荒灾不断，国力羸弱等，岌岌可危的局势引发了国内有志之士救国图存、除旧革新的愿望。
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积极承担起救国、护国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期望以通过开办教育、提高国民的爱国觉悟，来赢得国家的独立。而开启民智的最好方法便是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依靠自身的技能来发展爱国运动。于是对图书馆的需求就应运而生。1910年，《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第一次明确了“图书馆”名称的法定地位。
至此，古代藏书楼的封闭、藏而不用或用之有限的局面被打破，古越藏书楼的出现，将藏书开放给社会利用，标志着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体现着时代发展的强烈需求，正如徐树兰先生在请奏捐建古越藏书楼的咨立案文中所写道的一样，“窃维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泰西各国讲求将于，则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几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9］
这意味着，国内图书馆从萌芽状态便被时代赋予了“教育”这一职能，以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实用主义角色出场，作为开启心智、存古开新的教育场所，承担起启发民智、开化风气、培育人才、救亡图存的责任，因此来挽救倾倾欲倒的国势、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时代的剧变催生了近代图书馆雏形的形成，并赋予图书馆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的使命，其始初便具有的实用主义立场也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时至今日，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教育”智能的内容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在分析图书馆的价值或者核心价值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教育与学习，还是保存、传承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服务，乃至保障知识自由与平等获取等职能，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保障、补充和提升。
2.2 公众服务与群众路线需求下的新图书馆运动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一部分受过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以相关报刊媒体为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寻求救国新出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改变传统藏书楼阅读模式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和普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沈祖荣先生将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带回国内，并在全国普及宣传。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民主科学风气的影响和社会的现实迫切需求下，经由业界人士的努力，加之各类较为充足的图书馆建设经费，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延续。期间，图书馆科建立，为图书馆培养、输送专业人才；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各地图书馆协会得以成立，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建立图书馆提供制度支持，为图书馆职业化、普及化铺平道路。
回顾这一段国家历史和图书馆发展史，不难看出，新图书馆运动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奠定了图书馆为公众服务的基调，通过建立专科学校、设立专业机构，普及图书馆，肩负起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开化风气、文以救国的使命。与国家局势的发展有着更为紧密的互为存亡的联系，无不体现着时代的价值追求和使命，这是图书馆价值自觉实现的一个过程。
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最主要的变化是其服务主体的不同，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和群众化，使得图书馆的存在有着必然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可视之为图书馆存在发展所体现的群众路线。建立于群众需求之上、服务与公众需求，群众路线的确立为图书馆的发展确立了主基调，此后发展过程中，图书馆任何偏离这一群众基础和路线的做法，都被证明是谬误的。
2.3 与时代共存亡：战争状况下的图书馆价值自觉
1937~1976年对图书馆事业而言是一个遭受摧毁和不断重建的时期。抗战爆发后，战火遍及全国各地，对国内图书馆事业产生毁灭性影响，许多珍贵文物遭毁。战乱中图书馆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组织收集图书资料，为各个需要图书馆的地方如抗战前线、医院、避难所等带去精神食粮，提供可贵的精神支持，此外编辑抗战专题，收集战事状况、战争过程、局势发展情况和防护意识等，在抗战中发挥自身价值。沈祖荣先生甚至构想过战地图书馆，巡回为伤兵难民提供阅读服务。这一时期的种种努力，尤其体现着图书馆的时代使命和价值特征，其服务内容的特殊性受制于其时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主体需求的特殊性，但其并高度继承了新图书馆运动所倡导的为民众服务的理念，体现着图书馆的“社会服务”价值。保持了图书馆服务精神的连贯性。 1949年至1966年国内稍微稳定的局势为图书馆的繁荣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图书馆开始投入战后重建的火热场面。而稍后文革十年，时局再次动荡，一场针对文人知识分子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对作为文化集散地的图书馆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这一漫长的战乱、内乱时期，如果说抵抗外辱的抗战可以让国人团结起来尽一己之力爱国护国，让图书馆在战争的夹缝中求得曲线救国的方针、完成自身的时代使命，那么在内乱的十年间，图书馆界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对象，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一样，集体失语，显得如此束手无策，当时代自身失去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时，作为时代价值追求之温度计的图书馆，则势必会茫然失措。这是时局的变化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虽有消极的因素，但却也体现着图书馆命运的时代性。
2.4 反思与价值重建的年代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各地图书馆学系相继建立，专业期刊创刊，专业学会成立，图书馆开始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正轨。1978在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号召下，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文革十年间受到压抑的思想和人格得以释放，新思想、新思路层出不穷，呈现多种形态。
借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力，图书馆学界也开始梳理废弃十年之久的理论研究，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力图恢复图书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1984年“杭州会议”彻底打破以往的一元格局，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局面，使理论研究具备多种可能。这一时期，通过批判和反思，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得以紧密结合，提升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创造性，并推进实践工作的开展。
图书馆学研究的这种多元局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多元化社会特征的反映，在反思与批判的社会大背景下，自觉地调整行业发展状况和学科研究方向，积极重建理论体系，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培育新时代专业人才。这是图书馆界的自我武装，在顺应时代改革浪潮的过程中，通过批判和反思，重新寻求并巩固图书馆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依据，这是一个自觉的、敏锐感知的过程，体现了图书馆学人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更好服务于“走向开放的社会”奠定价值基础。
2.5 顺应技术时代的价值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得以普及，在便利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空间。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强调了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进程，推进信息的社会共享；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讲求效率、追求成效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思想；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引起全世界的剧烈反响，各国开始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
国内图书馆界开始积极寻求技术变革，借鉴国外有关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及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并积极推进其在国内的应用推广，期间对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相关技术的讨论不乏其文，直接反应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全球技术化趋势。
这一时期的发展史，可谓一个讲求效率、膜拜技术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图书馆发展呈现多元形态，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开发出诸多数字图书馆、数字大联盟、数字资源超市等，为用户利用信息资源提供更多选择，顺应了技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方式和习惯。数字化服务从无到有，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是信息技术浪潮影响下的社会主体的整体需求推动着图书馆的前进，这看似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实则为图书馆主动适应社会主体需求变化、开拓创新的过程，是对技术理性思潮的理解接受，虽然过程有些仓促，但它顺应了技术时代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与时代大环境一致的景象。
虽然这一时期技术理性占领了几乎全部的江山，甚至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呼唤也淹没在一片技术的海洋里，导致图书馆理论实务界对图书馆价值、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权利等的忽视，人文烟鬼与技术酒徒全身沉迷于技术迷宫，但同时也不无说明社会主体需求（乃至生活方式、习惯等）的变化对图书馆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变革的决定意义。这是主体需求下图书馆价值依附性的直接表现。
2.6 权利时代：为图书馆权利的实现而努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从此中国步入制度治国、制度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民主法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议题，以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发展，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内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界开始了有关图书馆权利的探索，国内图书馆立法任务也提上日程，2001年，图书馆立法正式成为文化部上报全国人大的立法项目，2002年《图书馆法》草案第三稿形成，并向有关部委及各地文化厅（局）征求了意见，但因各系统、部委之间对立法的必要性存在分歧，立法工作搁置。2005年9月，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对制定《图书馆法》达成共识，并且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9月，《图书馆法》被列入“十一五”期间文化立法项目之一等等。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关注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权利、知识权利和知识自由等内容，并确立图书馆权利是为保障读者的平等、自由、合理利用图书馆权利的思想，国内专业理论期刊甚至专门开办了“走向权利的时代”专题研究，集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推动了国内这一方面理论的进步。而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价值之内微妙的内在联系，使得这三个方面同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推动着国内图书馆民主、法制的建设和人文关怀。
这一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对权利、价值和精神的同步关注，重拾了图书馆对人文精神、道德价值的研究，是对上个时期技术理性风潮之后的一次整体性地人文回归，呼应了社会发展对法制建设、人权的关注，是社会民主法治趋向对图书馆发展的要求。图书馆权利也是公民的公权利在图书馆界的推演和延伸，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价值思想的提出，彰显了社会进步对人的权利义务的关注、对人的个人表达和自我发展的尊重，体现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是对权利社会的一次自觉呼应和努力。 3 走向开放的图书馆价值体系
综上所述，社会主体的需求变化以非常灵敏的方式映射到图书馆，图书馆顺应时代呼唤应运而生，如果说藏书楼时代书籍只是在私人领地为小众服务，那么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则使阅读成为大众活动，开启民智成为图书馆存在的最重要前提，而建立在为民众服务基础上的图书馆则获得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这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百年来一直坚持的群众路线方针，是图书馆存在的群众基础。［11］从存在之日起，图书馆在时代激流中顺时而动，都在围绕着这一存在基础而努力，都可看作是对图书馆存在合理性的巩固和加强，是对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坚守。
通过梳理20世纪初以来的图书馆发展历程，从肇始之初开启民智的责任、新图书馆运动中雨后春笋般建立起的地方图书馆、抗战中图书馆奔走相告的身影、自动化数字化浪潮中图书馆的狂热以及如今顺应民主法治建设趋势而倡导的读者权利、价值精神追求等，不难体会出其中图书馆为适应社会主体发展需要所做出的种种艰辛努力，每一时代的图书馆都有其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价值追求，这正是建立各个时代的发展重心和价值主线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决定着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内容。
图书馆的发展史，也可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在西方坚船利炮中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过程凸显了相应时代社会价值需求的变化，是一个彰显价值主体需求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呈现出一个动态、开放的形态，每一时代的主体需求虽有其特殊性，但都隶属于这一图书馆价值体系，其中保存与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社会服务、教育与学习等内容作为经典永恒的价值信条传承下来，并不因图书馆服务形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同时，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推动了图书馆的价值追求的内容的变化，这意味着：一是图书馆的价值追求要以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为重要依据，这是图书馆存在价值的首要考虑；二是图书馆也需要在这种时代变迁中自主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服务水平，自觉确立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精神，从而才不会在时代巨变中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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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秋让，燕辉.阅读社会构建中的图书馆价值定位［J］.图书与情报，2011，（3）：37-40.
作者简介：燕辉（1982-），女，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魏小盈（1970-），女，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资料室馆员。
关键词：价值变迁 群众路线 图书馆价值 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权利
中图分类号： G259.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3－0035-05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ibrary Value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 Demands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society and people's demands on library in different tim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of value，and then proposes that the demands of society are the mass line and the rational root of library， and library values system is a dynamic and open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values change； mass line； library value； library sprit； library rights
纵览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从20世纪初古越藏书楼的建立并对社会开放藏书、京师图书馆的创立，到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建立、图书馆现代化转型、不同图书馆形态的发展，再到图书馆服务的信息化、知识化特征以及民主政治发展推进下的图书馆权利和自由呼声的高涨，这一过程除了体现图书馆自身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历程之外，更体现了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变迁及与时俱进的风貌，不论是技术路线还是人文诉求，都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图书馆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价值的时代变化并不是由图书馆自身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利用图书馆的社会主体的需求变化，是社会的变迁和时代整体需求的变化决定并推动着图书馆发展的价值走向和价值主线。本文将通过呈现图书馆的发展背景和历程，分析其中贯彻始终、引导图书馆发展的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及其对图书馆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图书馆价值的两个维度：主体和客体
业界对图书馆价值的研究集中在对图书馆价值及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方面，认为图书馆核心价值包括保存人类记忆与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知识自由与平等获取、教育与学习等 ［1-3］。从字面意思理解，图书馆价值可以是图书馆的价值，也可以是其它社会组织呈现出的图书馆价值，一般我们所说的是前者。图书馆价值概念由“图书馆”和“价值”两部分组成，图书馆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类图书馆，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和虚拟意义上的。而“价值”作为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命题，其涵义甚为丰富，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体现价值、追求价值的历史。价值并不能独立存在，论及价值，必然存在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之分，即，“价值是谁之价值、是对谁而言的价值”的问题，价值的呈现依赖于主客体双方的共同存在，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决定着价值关系的内容，是价值关系的评价者，价值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价值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见图1）。价值具有客体性，因为价值是客体属性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客体的客观存在，客体只有具备这些客观属性之后，才能从价值意义的层面上实现自我价值；价值具有主体性，是因为价值同时要依赖于主体的价值需求才能得以体现，只有价值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价值才能具体呈现，价值主题的价值需求也才能一一呈现。价值客体的价值内容随着价值主体类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随着同一价值主体的不同价值需求也呈现不同的意义，这是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4］。
同一时代的不同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同一价值主体也有各个层面的价值需求，更何况不同时代的价值主体间价值需求的差异化，而主体需求的变化主要依据大时代和大环境的变迁，主体需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体现着时代的气息和氛围，正如21世纪图书馆用户对数字资源的理解、接受和需求，是20世纪初的图书馆用户所不具有的一样，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赋予用户对信息环境、信息技术的理解和跟进，满足着作为图书馆价值主体的用户个人、群体的图书馆需求。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投射到价值客体上，就使得客体呈现出了相应的价值属性，满足着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价值需求。总结可知，价值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这样两个前提，一是价值客体的客观属性，这是价值存在的客观前提；一是价值主体的主观需求，这是价值存在的主体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同样重要。是价值的这两个存在前提决定了价值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对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价值包含有两层意思［5］：一是作为价值客体的图书馆，这里指的是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也即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价值，它强调的是图书馆的“贡献”，这里的价值主体即是指有图书馆需求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二是作为价值主体的图书馆，这里指的是图书馆的自我价值，它强调的是图书馆的“索取”，这里的价值客体即是图书馆之外的社会，这里的“索取”并不是不劳而获的“获取”，而是图书馆利用社会的其他存在来满足图书馆自身的存在和客观需求，如通过实践满足图书馆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提高图书馆的竞争力、满足图书馆员工的物质、精神需求、提高员工能力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满足社会主体的图书馆需求，这是图书馆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追求。 不论是古代藏书楼的开放、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开展，还是图书馆技术化、现代化、民主化转型，无不深深地烙上时代的烙印，体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社会的信息需求、技术发展和民主进程，程焕文老师在其著作《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所论述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并对图书馆功用的强调、清末新政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等［6］，无不说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需求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得到更深远、更具互动性地发展，以敏锐的感知力体现着时代的变迁和主体的需求变化，在信息化、民主化革命浪潮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民主自由特性。
2 不同时代的图书馆价值诉求
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顺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浪潮而呈现不同的整体风貌，这是时代需求赋予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变革、顺势而为，呈现出不同层面的价值意义，满足着时代的发展需求。从20世纪初古越藏书楼对外开放藏书而初步具备图书馆的功能和雏形开始，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出现，以及在全球科技浪潮影响下图书馆的革新、不同形态图书馆的出现，直至现代民主政治风潮推进下对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价值的思考等，无不折射着整个社会和相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内容。可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来分析［7-10］。2.1 “国势之强弱，人才之盛衰”：教育救国需求推动下的公共图书馆雏形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经由藏书楼封闭的格局到近代图书馆雏形的初备，为今后图书馆的发展奠定时代使命基调。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焦灼状态，戊戌变法力图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变法维新、发展国力，日俄战争的爆发，列强环视睥睨中国领土，华工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国内荒灾不断，国力羸弱等，岌岌可危的局势引发了国内有志之士救国图存、除旧革新的愿望。
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积极承担起救国、护国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期望以通过开办教育、提高国民的爱国觉悟，来赢得国家的独立。而开启民智的最好方法便是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依靠自身的技能来发展爱国运动。于是对图书馆的需求就应运而生。1910年，《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第一次明确了“图书馆”名称的法定地位。
至此，古代藏书楼的封闭、藏而不用或用之有限的局面被打破，古越藏书楼的出现，将藏书开放给社会利用，标志着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体现着时代发展的强烈需求，正如徐树兰先生在请奏捐建古越藏书楼的咨立案文中所写道的一样，“窃维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泰西各国讲求将于，则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几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9］
这意味着，国内图书馆从萌芽状态便被时代赋予了“教育”这一职能，以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实用主义角色出场，作为开启心智、存古开新的教育场所，承担起启发民智、开化风气、培育人才、救亡图存的责任，因此来挽救倾倾欲倒的国势、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时代的剧变催生了近代图书馆雏形的形成，并赋予图书馆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的使命，其始初便具有的实用主义立场也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时至今日，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教育”智能的内容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在分析图书馆的价值或者核心价值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教育与学习，还是保存、传承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服务，乃至保障知识自由与平等获取等职能，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保障、补充和提升。
2.2 公众服务与群众路线需求下的新图书馆运动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一部分受过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以相关报刊媒体为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寻求救国新出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改变传统藏书楼阅读模式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和普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沈祖荣先生将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带回国内，并在全国普及宣传。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民主科学风气的影响和社会的现实迫切需求下，经由业界人士的努力，加之各类较为充足的图书馆建设经费，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延续。期间，图书馆科建立，为图书馆培养、输送专业人才；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各地图书馆协会得以成立，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建立图书馆提供制度支持，为图书馆职业化、普及化铺平道路。
回顾这一段国家历史和图书馆发展史，不难看出，新图书馆运动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奠定了图书馆为公众服务的基调，通过建立专科学校、设立专业机构，普及图书馆，肩负起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开化风气、文以救国的使命。与国家局势的发展有着更为紧密的互为存亡的联系，无不体现着时代的价值追求和使命，这是图书馆价值自觉实现的一个过程。
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最主要的变化是其服务主体的不同，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和群众化，使得图书馆的存在有着必然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可视之为图书馆存在发展所体现的群众路线。建立于群众需求之上、服务与公众需求，群众路线的确立为图书馆的发展确立了主基调，此后发展过程中，图书馆任何偏离这一群众基础和路线的做法，都被证明是谬误的。
2.3 与时代共存亡：战争状况下的图书馆价值自觉
1937~1976年对图书馆事业而言是一个遭受摧毁和不断重建的时期。抗战爆发后，战火遍及全国各地，对国内图书馆事业产生毁灭性影响，许多珍贵文物遭毁。战乱中图书馆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组织收集图书资料，为各个需要图书馆的地方如抗战前线、医院、避难所等带去精神食粮，提供可贵的精神支持，此外编辑抗战专题，收集战事状况、战争过程、局势发展情况和防护意识等，在抗战中发挥自身价值。沈祖荣先生甚至构想过战地图书馆，巡回为伤兵难民提供阅读服务。这一时期的种种努力，尤其体现着图书馆的时代使命和价值特征，其服务内容的特殊性受制于其时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主体需求的特殊性，但其并高度继承了新图书馆运动所倡导的为民众服务的理念，体现着图书馆的“社会服务”价值。保持了图书馆服务精神的连贯性。 1949年至1966年国内稍微稳定的局势为图书馆的繁荣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图书馆开始投入战后重建的火热场面。而稍后文革十年，时局再次动荡，一场针对文人知识分子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对作为文化集散地的图书馆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这一漫长的战乱、内乱时期，如果说抵抗外辱的抗战可以让国人团结起来尽一己之力爱国护国，让图书馆在战争的夹缝中求得曲线救国的方针、完成自身的时代使命，那么在内乱的十年间，图书馆界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对象，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一样，集体失语，显得如此束手无策，当时代自身失去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时，作为时代价值追求之温度计的图书馆，则势必会茫然失措。这是时局的变化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虽有消极的因素，但却也体现着图书馆命运的时代性。
2.4 反思与价值重建的年代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各地图书馆学系相继建立，专业期刊创刊，专业学会成立，图书馆开始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正轨。1978在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号召下，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文革十年间受到压抑的思想和人格得以释放，新思想、新思路层出不穷，呈现多种形态。
借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力，图书馆学界也开始梳理废弃十年之久的理论研究，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力图恢复图书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1984年“杭州会议”彻底打破以往的一元格局，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局面，使理论研究具备多种可能。这一时期，通过批判和反思，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得以紧密结合，提升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创造性，并推进实践工作的开展。
图书馆学研究的这种多元局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多元化社会特征的反映，在反思与批判的社会大背景下，自觉地调整行业发展状况和学科研究方向，积极重建理论体系，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培育新时代专业人才。这是图书馆界的自我武装，在顺应时代改革浪潮的过程中，通过批判和反思，重新寻求并巩固图书馆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依据，这是一个自觉的、敏锐感知的过程，体现了图书馆学人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更好服务于“走向开放的社会”奠定价值基础。
2.5 顺应技术时代的价值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得以普及，在便利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空间。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强调了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进程，推进信息的社会共享；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讲求效率、追求成效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思想；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引起全世界的剧烈反响，各国开始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
国内图书馆界开始积极寻求技术变革，借鉴国外有关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及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并积极推进其在国内的应用推广，期间对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相关技术的讨论不乏其文，直接反应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全球技术化趋势。
这一时期的发展史，可谓一个讲求效率、膜拜技术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图书馆发展呈现多元形态，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开发出诸多数字图书馆、数字大联盟、数字资源超市等，为用户利用信息资源提供更多选择，顺应了技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方式和习惯。数字化服务从无到有，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是信息技术浪潮影响下的社会主体的整体需求推动着图书馆的前进，这看似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实则为图书馆主动适应社会主体需求变化、开拓创新的过程，是对技术理性思潮的理解接受，虽然过程有些仓促，但它顺应了技术时代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与时代大环境一致的景象。
虽然这一时期技术理性占领了几乎全部的江山，甚至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呼唤也淹没在一片技术的海洋里，导致图书馆理论实务界对图书馆价值、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权利等的忽视，人文烟鬼与技术酒徒全身沉迷于技术迷宫，但同时也不无说明社会主体需求（乃至生活方式、习惯等）的变化对图书馆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变革的决定意义。这是主体需求下图书馆价值依附性的直接表现。
2.6 权利时代：为图书馆权利的实现而努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从此中国步入制度治国、制度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民主法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议题，以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义务、保障社会稳定发展，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内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界开始了有关图书馆权利的探索，国内图书馆立法任务也提上日程，2001年，图书馆立法正式成为文化部上报全国人大的立法项目，2002年《图书馆法》草案第三稿形成，并向有关部委及各地文化厅（局）征求了意见，但因各系统、部委之间对立法的必要性存在分歧，立法工作搁置。2005年9月，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对制定《图书馆法》达成共识，并且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9月，《图书馆法》被列入“十一五”期间文化立法项目之一等等。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关注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权利、知识权利和知识自由等内容，并确立图书馆权利是为保障读者的平等、自由、合理利用图书馆权利的思想，国内专业理论期刊甚至专门开办了“走向权利的时代”专题研究，集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推动了国内这一方面理论的进步。而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价值之内微妙的内在联系，使得这三个方面同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推动着国内图书馆民主、法制的建设和人文关怀。
这一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对权利、价值和精神的同步关注，重拾了图书馆对人文精神、道德价值的研究，是对上个时期技术理性风潮之后的一次整体性地人文回归，呼应了社会发展对法制建设、人权的关注，是社会民主法治趋向对图书馆发展的要求。图书馆权利也是公民的公权利在图书馆界的推演和延伸，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价值思想的提出，彰显了社会进步对人的权利义务的关注、对人的个人表达和自我发展的尊重，体现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是对权利社会的一次自觉呼应和努力。 3 走向开放的图书馆价值体系
综上所述，社会主体的需求变化以非常灵敏的方式映射到图书馆，图书馆顺应时代呼唤应运而生，如果说藏书楼时代书籍只是在私人领地为小众服务，那么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则使阅读成为大众活动，开启民智成为图书馆存在的最重要前提，而建立在为民众服务基础上的图书馆则获得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这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百年来一直坚持的群众路线方针，是图书馆存在的群众基础。［11］从存在之日起，图书馆在时代激流中顺时而动，都在围绕着这一存在基础而努力，都可看作是对图书馆存在合理性的巩固和加强，是对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坚守。
通过梳理20世纪初以来的图书馆发展历程，从肇始之初开启民智的责任、新图书馆运动中雨后春笋般建立起的地方图书馆、抗战中图书馆奔走相告的身影、自动化数字化浪潮中图书馆的狂热以及如今顺应民主法治建设趋势而倡导的读者权利、价值精神追求等，不难体会出其中图书馆为适应社会主体发展需要所做出的种种艰辛努力，每一时代的图书馆都有其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价值追求，这正是建立各个时代的发展重心和价值主线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决定着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内容。
图书馆的发展史，也可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在西方坚船利炮中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过程凸显了相应时代社会价值需求的变化，是一个彰显价值主体需求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呈现出一个动态、开放的形态，每一时代的主体需求虽有其特殊性，但都隶属于这一图书馆价值体系，其中保存与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社会服务、教育与学习等内容作为经典永恒的价值信条传承下来，并不因图书馆服务形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同时，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推动了图书馆的价值追求的内容的变化，这意味着：一是图书馆的价值追求要以社会价值主体的需求变化为重要依据，这是图书馆存在价值的首要考虑；二是图书馆也需要在这种时代变迁中自主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服务水平，自觉确立自身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精神，从而才不会在时代巨变中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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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燕辉（1982-），女，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魏小盈（1970-），女，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资料室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