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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近三年（2011-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立项资助项目的关键词进行了归类与分析，并通过分析发展趋势，发现近三年的研究主题分布与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征：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发展；注重社会价值，融入民权民生内涵；学科之间的融合。
关键词：图书馆学 情报学 文献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12-04
1 前言
基金资助是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要方式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人文、社科研究最高级别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对研究者研究水平的体现。对于研究者来说，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体现了学科的学术价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项目从提出到确定的全过程都要经过广泛、深入研究论证，体现了学科领域内研究的发展前沿以及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1]。分析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的主题词与关键词可以获知学科研究的轨迹、现状及发展趋势。
2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统计结果分析
近三年来（2011～2013），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目整体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稳中增长， 2011年立项96项，2012年立项114项，2013年立项130项（见表1）。总体来讲，虽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量有一定的增长，但就总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来说，图情文类占国家社科基金比大体维持不变，保持在3.3%至3.7%之间，这也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中学术地位的体现。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基金项目的关键词分析
2011至2013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可分为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公共图书馆、古典文献、知识组织与管理、知识援助与保障、档案与出版、文献计量与评价、资源建设、企业与政府服务、用户行为、泛在网络与社区、法律政策、大数据、图书馆服务新模式、理论研究、技术与标准等17个研究方向（见表2）。
2011年至2013年三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对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知识援助与保障、全民阅读、文献计量、档案与出版、古典文献、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这表明这几个研究方向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与热点。这些研究方向不仅仅体现了数字环境下和泛在知识环境下数字资源建设与数字文化服务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发展的意义与目标，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致力于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推广全民阅读，构建知识援助与保障体系，追求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与控制，加强与企业政府的互动力度。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热点研究分布及趋势分析
2011年至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日益重现学科知识在数字泛在知识环境下的所作的变化与应对。这在图书馆学方面体现在资源建设、服务模式、用户行为、知识组织与构建、文献计量等研究方面；在文献学方面体现为对数字化文献的建设与服务研究。其二是学科的发展更注重社会价值与人文价值，把学科建设与公众权利相结合，建立文化保障与援助机制，使学科建设融入民权与民生的内涵。其三是学科之间的融合性日益增强。
4.1 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发展
由于数字技术的传播的便利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在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发生了较大变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开展图书情报研究的新环境背景，传统环境下的服务模式已不能适应网络化新形势的要求，针对当前网络化背景开展相应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已经成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由于网络化带来的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公开、共享等方面也成为图情领域研究新的增长点，又引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问题的相关研究。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出现了移动图书馆与真人图书馆等新动向。用户行为也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泛在性，以信息粒度、社会网络环境、交互式、用户认知需求、量表、网络用户行为、可靠性度量、公私伙伴关系、公益性信息服务、移动网络环境、用户情景、敏感服务等内容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泛在性的内在联系。而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表现为信息安全、标准规范、经济评价、信息网络传播、政策法规、动态知识管理、标签系统、语义挖掘、移动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对于知识组织与构建来讲，体现在国家叙词库、本体、框架网络本体、标签系统、语义分析、映射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转移机制、科研领域合作关系、识别、关联强度、社区发现、学术WEB、显著度、科学数据组织、协同网络、行业知识库、潜在语义、知识服务、学科领域术语、语义分析、海量图像、语义标注、差错学习等方面。总体来讲，在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以技术智能化、资源数字化、服务泛在化为表征的图情领域研究更加深入到“知识元”，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分类更加细化，知识也更交叉融合。在研究方法上，一些研究项目采取了实证的手法，通过调研、建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等方法来论证项目的最终结论。一些项目采取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法，把相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地融入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中。
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体现为：其一是整理古典文献具体史料。如对敦煌文献、羌学论著总目提要、西夏遗民文献整理、江南进士、藏书研究、彝文古籍、《王文公文集》、《入菩萨行论》、《藏文大藏经目录》、《舶载书目》、《苯教大藏经·丹珠尔》、徽州藏书、蒙文碑刻、明清官藏、河洛地区名人家谱等具体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二是探讨古典文献的理论。如对中国文献辨伪学、古籍公文、纸背文书、中国方志、引得丛刊、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三是研究古典文献数字化。对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常常与整理古典文献具体史料有机结合在一起。古典文献研究学方法中，大都采取了收集与整理的方法，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史料、专题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需要采取更加规范与系统的方法，确保史料的全面而又细化。另外，在古典文献研究学方法中，把现代技术与古籍保护、整理相结合，通过对史料的数字化、学科化，使得古典文献研究更具有现代特征。 在档案与出版方面，表现在数字环境与泛在服务的多个主题，如档案的长期保存、数字档案信息、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数字档案安全、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档案开放利用、档案价值、重大自然灾害防治档案、重大事件档案、国家档案馆安全保障、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社会化服务、私人档案、档案社会记忆机制、档案的认知转型、档案社会化绩效评价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具体的专题性史料档案，如黄河流域岩画文化遗产档案、云南水资料档案、瑶族档案文化、白族口承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婚姻档案、“保钓运动”档案、西部散存民族档案、民国档案、政府商事登记档案、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研究方法上，档案与出版学主要采取了现代技术与学科相融合的方法，同时注重专题研究与社会服务。
4.2 注重社会价值，融入民权民生内涵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服务宗旨。近几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以社会价值为抓手，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体现民生的重要内涵。综观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学科立项课题，大多都能聚焦国家图书情报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于现实中的真问题。在知识援助与保障方面，关注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居民、少数民族、阅读困难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建立农（牧）家书屋，加强图书馆关怀，注重信息支援，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构建新型网络环境下信息无障碍文化保障机制，体现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公益性、均等性的现代民权民生的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时代城市居民的文化诉求越来越强烈，做好知识援助与保障工作既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网络媒体以其无可比拟的公开性、透明性快捷性、广泛性，使得每个网民都成为一个信息发布点。网络舆情已成为民意凸显地带，在基层群众与各级党和政府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需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网上舆情的引导工作，以服务为中心，唱响主旋律。网络舆情治理同样也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泛信息环境与信息异化的条件下，注重正能量的引导，建立动态监测、危险辨识、舆情波动与扩散机制，加强动态监管力度，采取日志挖掘、综合研判技术、WEB挖掘、语义化、云计算等情报学方法分析网络舆情，构建有限实名网络，注重个人微博的正常反馈，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与反恐维稳的长效机制。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不断拓展其相关功能，为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做了有益的实践和尝试。面向社会开放，为全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向。运用相关理论为企业与政府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如建立企业风险情报检测机制，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治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资本运营、法律风险识别、信息搜寻、面向知识创新、企业知识利用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注重政府信息服务与电子商务服务。
4.3 学科之间的融合日益加强
从近三年的立项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之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间在新时期呈现出较强的整合态势，不仅体现为引文数量的增加，更体现为研究动态的一致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在数字信息技术平台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学科关系相近，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共同点和交叉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研究触及和探索学科边沿性的跨界问题。如在形式上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有着相似的外在特征。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都不约而同地采取数字技术方法，使得三者在内容与方法上存在交叉融合区域。随着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跨越式发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的工作机制及服务机制的变革，加速推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新技术环境中谋求信息大学科下的整合[2]。同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经济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并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在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热点与研究方向。如大数据成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并预计这个热点今后两年会持续发酵。
5 结语
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文献课题作为国家规划的学科发展路径的学术性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迁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当代中国的图书情报学术生产格局。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资助项目，是我国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项目的主体，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完成质量来看，都发挥着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图书情报学立项课题的统计分析，可把握本学科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构成一个对我国图书情报学发展进行考察的独特视角[3]。
参考文献：
[1]张秀华，靳茜.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图书情报知识生产[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1）：17-22.
[2]丁子涵，王芹，蒋卫荣.引文分析看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融合[J].档案学通讯，2012，（2）：25-29.
[3]周志峰.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计量分析[J].情 报 杂 志，2009，（5）：29-33.
作者简介：秦嘉杭（1964-），男，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关键词：图书馆学 情报学 文献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12-04
1 前言
基金资助是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要方式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人文、社科研究最高级别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对研究者研究水平的体现。对于研究者来说，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体现了学科的学术价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研项目从提出到确定的全过程都要经过广泛、深入研究论证，体现了学科领域内研究的发展前沿以及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1]。分析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的主题词与关键词可以获知学科研究的轨迹、现状及发展趋势。
2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统计结果分析
近三年来（2011～2013），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目整体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稳中增长， 2011年立项96项，2012年立项114项，2013年立项130项（见表1）。总体来讲，虽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量有一定的增长，但就总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来说，图情文类占国家社科基金比大体维持不变，保持在3.3%至3.7%之间，这也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中学术地位的体现。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基金项目的关键词分析
2011至2013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可分为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公共图书馆、古典文献、知识组织与管理、知识援助与保障、档案与出版、文献计量与评价、资源建设、企业与政府服务、用户行为、泛在网络与社区、法律政策、大数据、图书馆服务新模式、理论研究、技术与标准等17个研究方向（见表2）。
2011年至2013年三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对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知识援助与保障、全民阅读、文献计量、档案与出版、古典文献、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这表明这几个研究方向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与热点。这些研究方向不仅仅体现了数字环境下和泛在知识环境下数字资源建设与数字文化服务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发展的意义与目标，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致力于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推广全民阅读，构建知识援助与保障体系，追求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与控制，加强与企业政府的互动力度。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热点研究分布及趋势分析
2011年至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日益重现学科知识在数字泛在知识环境下的所作的变化与应对。这在图书馆学方面体现在资源建设、服务模式、用户行为、知识组织与构建、文献计量等研究方面；在文献学方面体现为对数字化文献的建设与服务研究。其二是学科的发展更注重社会价值与人文价值，把学科建设与公众权利相结合，建立文化保障与援助机制，使学科建设融入民权与民生的内涵。其三是学科之间的融合性日益增强。
4.1 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发展
由于数字技术的传播的便利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在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发生了较大变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开展图书情报研究的新环境背景，传统环境下的服务模式已不能适应网络化新形势的要求，针对当前网络化背景开展相应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已经成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由于网络化带来的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公开、共享等方面也成为图情领域研究新的增长点，又引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问题的相关研究。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出现了移动图书馆与真人图书馆等新动向。用户行为也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泛在性，以信息粒度、社会网络环境、交互式、用户认知需求、量表、网络用户行为、可靠性度量、公私伙伴关系、公益性信息服务、移动网络环境、用户情景、敏感服务等内容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泛在性的内在联系。而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表现为信息安全、标准规范、经济评价、信息网络传播、政策法规、动态知识管理、标签系统、语义挖掘、移动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对于知识组织与构建来讲，体现在国家叙词库、本体、框架网络本体、标签系统、语义分析、映射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转移机制、科研领域合作关系、识别、关联强度、社区发现、学术WEB、显著度、科学数据组织、协同网络、行业知识库、潜在语义、知识服务、学科领域术语、语义分析、海量图像、语义标注、差错学习等方面。总体来讲，在泛在数字知识环境下，以技术智能化、资源数字化、服务泛在化为表征的图情领域研究更加深入到“知识元”，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分类更加细化，知识也更交叉融合。在研究方法上，一些研究项目采取了实证的手法，通过调研、建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等方法来论证项目的最终结论。一些项目采取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法，把相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地融入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中。
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体现为：其一是整理古典文献具体史料。如对敦煌文献、羌学论著总目提要、西夏遗民文献整理、江南进士、藏书研究、彝文古籍、《王文公文集》、《入菩萨行论》、《藏文大藏经目录》、《舶载书目》、《苯教大藏经·丹珠尔》、徽州藏书、蒙文碑刻、明清官藏、河洛地区名人家谱等具体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二是探讨古典文献的理论。如对中国文献辨伪学、古籍公文、纸背文书、中国方志、引得丛刊、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三是研究古典文献数字化。对古典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常常与整理古典文献具体史料有机结合在一起。古典文献研究学方法中，大都采取了收集与整理的方法，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史料、专题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需要采取更加规范与系统的方法，确保史料的全面而又细化。另外，在古典文献研究学方法中，把现代技术与古籍保护、整理相结合，通过对史料的数字化、学科化，使得古典文献研究更具有现代特征。 在档案与出版方面，表现在数字环境与泛在服务的多个主题，如档案的长期保存、数字档案信息、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数字档案安全、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档案开放利用、档案价值、重大自然灾害防治档案、重大事件档案、国家档案馆安全保障、口述历史档案、档案社会化服务、私人档案、档案社会记忆机制、档案的认知转型、档案社会化绩效评价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具体的专题性史料档案，如黄河流域岩画文化遗产档案、云南水资料档案、瑶族档案文化、白族口承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婚姻档案、“保钓运动”档案、西部散存民族档案、民国档案、政府商事登记档案、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研究方法上，档案与出版学主要采取了现代技术与学科相融合的方法，同时注重专题研究与社会服务。
4.2 注重社会价值，融入民权民生内涵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服务宗旨。近几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以社会价值为抓手，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体现民生的重要内涵。综观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学科立项课题，大多都能聚焦国家图书情报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于现实中的真问题。在知识援助与保障方面，关注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居民、少数民族、阅读困难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建立农（牧）家书屋，加强图书馆关怀，注重信息支援，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构建新型网络环境下信息无障碍文化保障机制，体现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公益性、均等性的现代民权民生的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时代城市居民的文化诉求越来越强烈，做好知识援助与保障工作既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网络媒体以其无可比拟的公开性、透明性快捷性、广泛性，使得每个网民都成为一个信息发布点。网络舆情已成为民意凸显地带，在基层群众与各级党和政府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需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网上舆情的引导工作，以服务为中心，唱响主旋律。网络舆情治理同样也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泛信息环境与信息异化的条件下，注重正能量的引导，建立动态监测、危险辨识、舆情波动与扩散机制，加强动态监管力度，采取日志挖掘、综合研判技术、WEB挖掘、语义化、云计算等情报学方法分析网络舆情，构建有限实名网络，注重个人微博的正常反馈，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与反恐维稳的长效机制。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不断拓展其相关功能，为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做了有益的实践和尝试。面向社会开放，为全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向。运用相关理论为企业与政府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如建立企业风险情报检测机制，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治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资本运营、法律风险识别、信息搜寻、面向知识创新、企业知识利用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注重政府信息服务与电子商务服务。
4.3 学科之间的融合日益加强
从近三年的立项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之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间在新时期呈现出较强的整合态势，不仅体现为引文数量的增加，更体现为研究动态的一致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在数字信息技术平台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学科关系相近，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共同点和交叉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研究触及和探索学科边沿性的跨界问题。如在形式上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有着相似的外在特征。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都不约而同地采取数字技术方法，使得三者在内容与方法上存在交叉融合区域。随着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跨越式发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的工作机制及服务机制的变革，加速推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新技术环境中谋求信息大学科下的整合[2]。同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经济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并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在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热点与研究方向。如大数据成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并预计这个热点今后两年会持续发酵。
5 结语
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文献课题作为国家规划的学科发展路径的学术性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迁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当代中国的图书情报学术生产格局。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资助项目，是我国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项目的主体，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完成质量来看，都发挥着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图书情报学立项课题的统计分析，可把握本学科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构成一个对我国图书情报学发展进行考察的独特视角[3]。
参考文献：
[1]张秀华，靳茜.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图书情报知识生产[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1）：17-22.
[2]丁子涵，王芹，蒋卫荣.引文分析看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融合[J].档案学通讯，2012，（2）：25-29.
[3]周志峰.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计量分析[J].情 报 杂 志，2009，（5）：29-33.
作者简介：秦嘉杭（1964-），男，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