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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家辉第一次见面,是在某谈话节目上,我俩都是那期节目的嘉宾。这也构成了马家辉在延绵几个月的反复邀约后,最终接受我和《南都周刊》采访的理由:其他人我都推了,但你是一起参加过节目的朋友。
实际自节目录制后的四个月里,除了邀约采访,我和马家辉并无热络联系,称不上朋友。这像是马家辉的一种社交机制:他惯于高简狷介,但在社交礼仪上尽量让对方不感到尴尬,也会主动用一些亲近的言行,滤掉机械的寒暄。
这次的采访似乎也是社交机制中的一瞥。我们约见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的咖啡厅,在他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下午四点,他准点到达,一身素黑,高级灰围巾整齐地塞在领口,一副墨镜在采访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摘下过。我们曾约定采访时间为一个小时,一坐下,他就立刻掏出一块手表放在桌上,令人心头一惊。
他曾在节目中赞不绝口的新欢拐杖,这次没有带来,但是带了一位女学生。和初次见面时一样,这种阵势容易保持三人间的话题流动性,采访中但凡遇到暗礁险滩,比如他觉得我的问题太“幼稚”,想法很“年轻”时,都会轻巧地把话锋转向学生,以插科打诨的形式应付过去,保持整场采访的愉悦友好。
马家辉的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质,有民国先生略带“迂腐”的旧式绅士,有香港老派专栏作家的精练刻薄相,又有阿尔贝·加缪经典风衣造型感的主流时髦。糅杂在一起,似乎与马家辉如今的大众认知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大学老师、作家、电视谈话节目的经典嘉宾。
一开口,他就先对自己的墨镜造型做出解释:昨晚没睡好,畅想了一夜美好的计划,导致今天起来整个人都萎靡了。马家辉这种近乎强迫症的细节苛求,是他性格里的“小气”在外形上的体现。
“小气”是马家辉在一次采访快问快答里,对自己性格缺点的总结。在追问其涵义时,他解释:“小气不是度量小,而是较真。”较真,与马家辉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在台湾大学读完心理学学士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社会科学硕士,再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了社会社会学博士。“我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对每一个字都非常敏感,我连与自己对话都很痛苦。”
的确,我们的整场对话,都在较真中进行。这场采访更像是一堂带有批判主义色彩、反对阐释、反对标签的哲学思辨课。几乎我每提出一个问题,马家辉都会先抓住问题里的字眼,例如“年轻”“文化”“夫妻感情好”等,先进行一个定义,评论一番,然后才开始谈自己的看法。
在不久前的文化访谈节目中,马家辉曾谈到现在90后、00后的保守、胆怯、老气横秋。心态不如他这个60后来得开放。当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比00后们更年轻?马家辉拒绝了这个词语。
他要求首先对年轻做一个定义。“如果年轻是抽烟喝酒泡夜店,我对这样的年轻毫无兴趣。如果年轻是progress,是敢付出,没有包袱,那么我可能比年轻人更年轻!”他拒绝条框圭臬,用流动的眼光具体评判定义排列组合后的人与物。比如,他更愿意为精神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去无限度追求理想。
马家辉曾用买保时捷跑车来过渡50岁中年危机。他在《大叔》里用一篇文的篇幅,来表达他对保时捷911GT3的心水,因为它“精准、威猛、爆发,像两道电流源源不断地注入体内。”我主观界定,这是他付出生活成本追求理想的典型案例。但马家辉又随即表达了思辨:“一般人看到跑车,会想到炫酷与速度,还有香车美女的活色生香,而我的跑车,就像骑马,是和马的对话。”
结束了对于年轻一词的洋洋洒洒评论后,马家辉又开始展示硬币的另一面:你要和你的年龄对话,调整你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他拿内地流行的“中年油腻男”来打比方:觥筹交错,三杯下肚,就涕泪横流,抱头痛哭,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碍观瞻的失态。而女人的永葆纯真,只不过是一种恭维措辞。随即,他举了一个冒天下文青之大不韪的三毛来做女性反例:“三毛到了四五十岁,两条大辫子,看到什么都高兴得拍起手来,对谁都叫叔叔哥哥,忘记自己是大妈”。
马家辉曾说,他希望像他的偶像李敖那样刻薄。当他在形容三毛的样貌神态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刻薄。随后,他突然意識到眼前在年龄上也应归纳成“中年女人”的我,赶紧补充了一句:“当然这是选择,没有对错,也可以是一种老去的美学。”
马家辉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香港《东方日报》总编,从小浸淫在香港文化圈。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是家中独子,本能继承父辈衣钵,在香港文化最鼎盛时期自成一派。但是,就因为17岁时在书店读到了李敖的文章,他从此视李敖为文学庙堂,以至放弃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电影专业的机会,追去台湾大学读心理学,并通过台湾出版社结识了李敖,每天去李敖金兰大厦的家中,帮李敖整理剪报,同时开始动笔写稿。
大二那年,马家辉出版了《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举从一个仰视的迷弟,成为李敖回忆录里最年轻的好友,李敖甚至说马家辉“比李敖还了解李敖”。从此,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落的香港作家,混迹于台湾文化圈,结识了一众文化名流,也成了一名台湾问题研究员。
1997年,34岁的马家辉已然从美国求学归来,变成了马博士。一天,马博士接到了来自香港的一通电话,是时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办人高信疆打来的,后者邀请他回香港岛《明报》出任副总编辑。
《明报》由查良镛(金庸)先生创刊,曾是香港主流文化阵营,被称为香港的《泰晤士报》。也是香港文化的黄埔军校,亦舒、王世瑜、董桥都曾在《明报》任职。副刊作为《明报》的重镇要塞,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蔡澜的食评、陶杰的檄文,都曾是《明报》副刊的卖点。1992年,金庸把《明报》的控股权出售,又在两年后辞去名誉主席一职,彻底告别了这个灿若星辰的府邸和时代。
马家辉欣然接受了高信疆的邀约,回到香港。他接手《明报》的第一件事,是大刀阔斧创办了“世纪”人文副刊,复辟明报副刊的文化传统,并邀请名家助阵写专栏,他自己也参与其中,针砭时事,对事也对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是马家辉一贯的风格,梁文道曾评价“他能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的慵懒无聊,当别人都在写哪家大学排名下降时,他谈教授夫妇在课堂上当着学生争辩的故事,这些趣闻就像庸俗报刊里打开的一面窗,凑近一闻,便是冷冽清风”。由于专栏评判过于犀利刻薄,马家辉一度被人称为“贱嘴马”。 至此,在台湾、美国流连数年的马家辉,终于回归本土,“兴风作浪”。
除了写专栏,马家辉从1998年开始参与凤凰卫视的某谈话节目的录制,与好友窦文涛、梁文道搭档。内地进入网络时代后,这档谈话节目打开了马家辉在内地的知名度。后来,他又随窦文涛,做了新网络谈话节目《圆桌派》的客座嘉宾。因为老友的相投,多年合作的默契,马家辉与梁文道、许子东,一并成为《圆桌派》最受欢迎的嘉宾,内地网友们称他们为“一群可爱的老男人”。
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报社专栏作家,到台湾金马奖评委,再到内地做谈话节目知名嘉宾,然后第一本小说《龙头凤尾》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香港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之一、内地京东年度作家,并且娶了台湾姑娘……马家辉风头一时无两。那么,他是怎么看三地文化差异的呢?马家辉思忖良久说,“太大了,我不能回答。”我只能改变问法,问香港、台湾、内地文化中他的喜好。
北岛在散文集《青灯》里曾这样评价香港:“和呼啸成群的内地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敢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马家辉也同意北岛的看法,他认为香港文化是清宁的、幽静的、不露圭角的,他享受这一部分的疏离。讲到香港文化的弊端,马家辉用黄贯中形容香港娱乐业 “有娱乐圈,没有歌坛”来做类比:香港作家之间没有过多的联结与分享,阅读与写作是个人文化行为,人情淡薄。他回忆,余光中先生去世时,他只能在台湾约稿。香港作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对于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十一年书的余光中先生来说,这不免显得清冷决绝。
谈起台湾文化圈,马家辉的脸上露出了和善暖意。他眼中的台湾,人们给喜欢的书写书评、开展读书会推荐,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让文化从个人行为变成公共性事件,是精神食粮的布施与滋养。
提到内地文化,马家辉欲言又止。他对在内地的社交网络发言感到恐惧与无措。他的微博很少回应,也不用微信朋友圈,只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却更新寥寥,偶尔不紧不慢地发一些专栏体的散文。他说,害怕自己会收到“炒作、汉奸、脑残”的无由头网络暴力。
其实马家辉在早期与内地社交网络文化交锋的动作,可以用“可爱”来形容。他曾在豆瓣上批判他的帖子底下留言:“如张爱玲谈写作,作家只写自己想写和能写的,没所谓应该不应该。做节目,好玩,如同生活里的每项事情,独立行事,一比较,便烦了。择其所爱,爱其所择,我是张爱玲信徒,做电视、看电视、或都一样。”落款:马家辉在香港,鞠躬。
这个豆瓣账号,2006年就建立了,繁体字、无头像、字母组成的简单ID,都显示出马家辉笨拙而努力地想融入内地社交网络文化的心思。
马家辉对内地,一直表现出一种欣赏又不解、迎合又拒绝的态度。他曾夸赞内地的年轻人有修养,在我们那期讨论香港的谈话节目中,他肯定了内地OTO产业发展的迅猛。也许他眼中的内地大众文化,就与我们眼中的如出一辙:良莠不齐,又爱又恨。
但他对内地的同行们,却极其看重,经常把莫言的文章拿来做课程教材,在微博上也直接剖白对毕飞宇的喜爱,甚至会看更年轻的流行作者:韩寒、九把刀、南派三叔等。毕飞宇尤其受到马家辉推崇,他形容毕飞宇的笔调“干净、伶俐、对女性情欲的处理、触感都和我非常投合”。在马家辉看来,写严肃文学的毕飞宇,和写网络小说的南派三叔,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笔下的美国,都一样值得开放性地欣赏,没有地域文化与时代印记的隔阂。
马家辉在两性方面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动不动就开车的老司机,谈话节目里扮演花心渣男与撩女嘉宾的部分,大多由马家辉完成。在咖啡厅的采访现场,他就与女服务生搭讪甚欢。他說自己最尴尬的一次,是在搭讪女服务员时,用了那句老套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女服务员眨巴眼睛,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之前在酒店工作。”
然而,他似乎不是在刻意塑造自己的老司机形象,而是八年的留美生涯后,对陌生女性说“你今天很漂亮”就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妥帖。
我好奇,听说他与太太感情很好?马家辉又开始了哲学思辨:“什么叫感情好呢?只能更具体地去讨论。”他曾说过,好的婚姻靠的是“技术、运气、忍耐”,而他就属于运气很好的类型。他们夫妻俩价值观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是生命唯一的意义,淡泊名利,衣食无忧即安。太太并不怨念他执教多年仍然只是助教,尊重他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他也不在意太太是否会懂得理财,只需要在看过电影后,懂得与他分享即是财富。
太太张家瑜曾是记者,结婚后几十年来做家庭主妇,跟着马家辉满世界相夫教女,成全了马家辉的文学艺术创作。但马家辉也投桃报李,成全了“台湾最后一代女文青”太太的文学梦。这个16岁就看完但丁《神曲》的台湾花莲姑娘,不停地在阅读与写作,但从不发表,马家辉就偷出张家瑜的电脑档案,发给台湾的出版社,张家瑜的第一本书《我开始轻视语言》出版。
张家瑜的百度百科确实很文艺,大约是自己撰写:她希望自己非常之温柔和善,但骨子里却有股反对势力。她喜欢旅行,喝咖啡,听小岛上的流言;她喜欢读书观影看人,她旁观死亡却无法平静。
这是一种底色纯良,未经污染的状态。世上文艺女青年多如牛毛,能贯彻终生的凤毛麟角。多数被柴米油盐腰斩沦入平庸,抑或入尘世栉风沐雨,笔调掺了凉薄愁苦。由此可见,张家瑜的精神世界被保护得很好,得以保持从一而终的浪漫文艺趣味。
马家辉和张家瑜恋爱时,看到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男女主角相约45岁,自己出门旅行,一年回来,都不问对方去过哪里,和谁去。他们觉得很浪漫,约定45岁也效仿赴约。45岁超时后,他们把这份约定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出来,联合出版《家行散记:你去过的地方和我去过的地方》
《家行散记》除了与太太合著的这一本,还包括《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都是马家辉过去的游记。有意思的是,马家辉的旅行文学启蒙,还是十五六岁看到的一本《旅行文学:环宇香艳猎奇》,是全世界红灯区的全纪录。少年马家辉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去书中的丹麦哥本哈根红灯区大开眼界。
长大后,马家辉却成了一个恐飞者:他二十几岁当地理杂志记者时,曾经遇到飞机骤降,几乎要掏出纸笔写遗书。有了这样的心理阴影后,马家辉开始抵触飞行。除此之外,他还怕黑、怕冷、怕高、怕鬼,他自言身体也不好,任何超过一个小时的采访,都会让他体力不支,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一开始采访便要祭出手表。
旅行对他来说,恐怕不如一人一书,一酒一雪茄來得惬意。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评论家哈兹里特曾对于独自旅行的评论:“人应该独自旅行。反复地交换意见,会破坏我们对事物最初最本质的印象,从而让思维变得混乱。你对同伴说路旁的豆田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可是他的嗅觉不太灵敏;当你评论远处的美景时,你的朋友或许是个近视眼,他得先戴上眼镜;当你感觉空气中蕴涵着某种情调,云朵的颜色很别致,所有这些让你陶醉,而这种感觉却无法对他言传。”
可马家辉克服了自己的生理恐惧,也放弃了旅行中他习惯的独立思考,自由不羁,他是为了他的女人们,去旅行。这套文集里,都是他拖妻带女旅行中的小故事。比如找不到J.K.罗琳写《哈利·波特》咖啡馆,看到取而代之的中餐厅,因而嚎啕大哭的女儿;比如旅途中女儿总是扔掉他的雪茄,让他想把她推到查理大桥下。这似乎是马家辉对昔日爱情誓言的实现,又像是一个女儿奴送给女儿的成年礼。因为他说,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出旅行书,因为女儿长大了,不需要再带她去看世界,他们也将停止旅行。
这很浪漫柔情,好像不太马家辉。那个从小在古惑仔打杀氛围中长大的湾仔男孩,那个在《龙头凤尾》中写尽黑社会、妓女、断背山,集合所有香港猎奇元素的作者,还有在谈话节目里直接和许子东、傅晓田吵架,极尽刻薄的贱嘴马,那个不断进行哲学思辨,滔滔不绝的马家辉,在那一刻落地人间烟火。
也许这就是马家辉吧,十七岁皈依佛教,法号智辉的他,一半吝啬,一半慷慨,一半放肆,一半克制,一半刻薄,一半良善。
艰难地结束这场充满哲学思辨,为了精准表达词义而混杂了中英粤语的对话后,马家辉与我一同离开咖啡馆,并体贴地送我出了地铁站。此时,严肃且“小气”的他,又变回了访谈节目中那个幽默和善的马大叔。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下次可以一起喝红酒,让你看一看我珍藏的张爱玲手稿。”一脸傲娇的迷弟状。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dzk/ndzk201802/ndzk20180220-1-l.jpg)
实际自节目录制后的四个月里,除了邀约采访,我和马家辉并无热络联系,称不上朋友。这像是马家辉的一种社交机制:他惯于高简狷介,但在社交礼仪上尽量让对方不感到尴尬,也会主动用一些亲近的言行,滤掉机械的寒暄。
这次的采访似乎也是社交机制中的一瞥。我们约见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的咖啡厅,在他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下午四点,他准点到达,一身素黑,高级灰围巾整齐地塞在领口,一副墨镜在采访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摘下过。我们曾约定采访时间为一个小时,一坐下,他就立刻掏出一块手表放在桌上,令人心头一惊。
他曾在节目中赞不绝口的新欢拐杖,这次没有带来,但是带了一位女学生。和初次见面时一样,这种阵势容易保持三人间的话题流动性,采访中但凡遇到暗礁险滩,比如他觉得我的问题太“幼稚”,想法很“年轻”时,都会轻巧地把话锋转向学生,以插科打诨的形式应付过去,保持整场采访的愉悦友好。
马家辉的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质,有民国先生略带“迂腐”的旧式绅士,有香港老派专栏作家的精练刻薄相,又有阿尔贝·加缪经典风衣造型感的主流时髦。糅杂在一起,似乎与马家辉如今的大众认知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大学老师、作家、电视谈话节目的经典嘉宾。
一开口,他就先对自己的墨镜造型做出解释:昨晚没睡好,畅想了一夜美好的计划,导致今天起来整个人都萎靡了。马家辉这种近乎强迫症的细节苛求,是他性格里的“小气”在外形上的体现。
“小气”是马家辉在一次采访快问快答里,对自己性格缺点的总结。在追问其涵义时,他解释:“小气不是度量小,而是较真。”较真,与马家辉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在台湾大学读完心理学学士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社会科学硕士,再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了社会社会学博士。“我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对每一个字都非常敏感,我连与自己对话都很痛苦。”
的确,我们的整场对话,都在较真中进行。这场采访更像是一堂带有批判主义色彩、反对阐释、反对标签的哲学思辨课。几乎我每提出一个问题,马家辉都会先抓住问题里的字眼,例如“年轻”“文化”“夫妻感情好”等,先进行一个定义,评论一番,然后才开始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年轻?
在不久前的文化访谈节目中,马家辉曾谈到现在90后、00后的保守、胆怯、老气横秋。心态不如他这个60后来得开放。当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比00后们更年轻?马家辉拒绝了这个词语。
他要求首先对年轻做一个定义。“如果年轻是抽烟喝酒泡夜店,我对这样的年轻毫无兴趣。如果年轻是progress,是敢付出,没有包袱,那么我可能比年轻人更年轻!”他拒绝条框圭臬,用流动的眼光具体评判定义排列组合后的人与物。比如,他更愿意为精神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去无限度追求理想。
马家辉曾用买保时捷跑车来过渡50岁中年危机。他在《大叔》里用一篇文的篇幅,来表达他对保时捷911GT3的心水,因为它“精准、威猛、爆发,像两道电流源源不断地注入体内。”我主观界定,这是他付出生活成本追求理想的典型案例。但马家辉又随即表达了思辨:“一般人看到跑车,会想到炫酷与速度,还有香车美女的活色生香,而我的跑车,就像骑马,是和马的对话。”
结束了对于年轻一词的洋洋洒洒评论后,马家辉又开始展示硬币的另一面:你要和你的年龄对话,调整你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他拿内地流行的“中年油腻男”来打比方:觥筹交错,三杯下肚,就涕泪横流,抱头痛哭,他认为这是一种有碍观瞻的失态。而女人的永葆纯真,只不过是一种恭维措辞。随即,他举了一个冒天下文青之大不韪的三毛来做女性反例:“三毛到了四五十岁,两条大辫子,看到什么都高兴得拍起手来,对谁都叫叔叔哥哥,忘记自己是大妈”。
马家辉曾说,他希望像他的偶像李敖那样刻薄。当他在形容三毛的样貌神态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刻薄。随后,他突然意識到眼前在年龄上也应归纳成“中年女人”的我,赶紧补充了一句:“当然这是选择,没有对错,也可以是一种老去的美学。”
什么是文化?
马家辉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香港《东方日报》总编,从小浸淫在香港文化圈。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是家中独子,本能继承父辈衣钵,在香港文化最鼎盛时期自成一派。但是,就因为17岁时在书店读到了李敖的文章,他从此视李敖为文学庙堂,以至放弃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电影专业的机会,追去台湾大学读心理学,并通过台湾出版社结识了李敖,每天去李敖金兰大厦的家中,帮李敖整理剪报,同时开始动笔写稿。
大二那年,马家辉出版了《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举从一个仰视的迷弟,成为李敖回忆录里最年轻的好友,李敖甚至说马家辉“比李敖还了解李敖”。从此,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落的香港作家,混迹于台湾文化圈,结识了一众文化名流,也成了一名台湾问题研究员。
1997年,34岁的马家辉已然从美国求学归来,变成了马博士。一天,马博士接到了来自香港的一通电话,是时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办人高信疆打来的,后者邀请他回香港岛《明报》出任副总编辑。
《明报》由查良镛(金庸)先生创刊,曾是香港主流文化阵营,被称为香港的《泰晤士报》。也是香港文化的黄埔军校,亦舒、王世瑜、董桥都曾在《明报》任职。副刊作为《明报》的重镇要塞,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蔡澜的食评、陶杰的檄文,都曾是《明报》副刊的卖点。1992年,金庸把《明报》的控股权出售,又在两年后辞去名誉主席一职,彻底告别了这个灿若星辰的府邸和时代。
马家辉欣然接受了高信疆的邀约,回到香港。他接手《明报》的第一件事,是大刀阔斧创办了“世纪”人文副刊,复辟明报副刊的文化传统,并邀请名家助阵写专栏,他自己也参与其中,针砭时事,对事也对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是马家辉一贯的风格,梁文道曾评价“他能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的慵懒无聊,当别人都在写哪家大学排名下降时,他谈教授夫妇在课堂上当着学生争辩的故事,这些趣闻就像庸俗报刊里打开的一面窗,凑近一闻,便是冷冽清风”。由于专栏评判过于犀利刻薄,马家辉一度被人称为“贱嘴马”。 至此,在台湾、美国流连数年的马家辉,终于回归本土,“兴风作浪”。
除了写专栏,马家辉从1998年开始参与凤凰卫视的某谈话节目的录制,与好友窦文涛、梁文道搭档。内地进入网络时代后,这档谈话节目打开了马家辉在内地的知名度。后来,他又随窦文涛,做了新网络谈话节目《圆桌派》的客座嘉宾。因为老友的相投,多年合作的默契,马家辉与梁文道、许子东,一并成为《圆桌派》最受欢迎的嘉宾,内地网友们称他们为“一群可爱的老男人”。
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报社专栏作家,到台湾金马奖评委,再到内地做谈话节目知名嘉宾,然后第一本小说《龙头凤尾》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香港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之一、内地京东年度作家,并且娶了台湾姑娘……马家辉风头一时无两。那么,他是怎么看三地文化差异的呢?马家辉思忖良久说,“太大了,我不能回答。”我只能改变问法,问香港、台湾、内地文化中他的喜好。
北岛在散文集《青灯》里曾这样评价香港:“和呼啸成群的内地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敢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马家辉也同意北岛的看法,他认为香港文化是清宁的、幽静的、不露圭角的,他享受这一部分的疏离。讲到香港文化的弊端,马家辉用黄贯中形容香港娱乐业 “有娱乐圈,没有歌坛”来做类比:香港作家之间没有过多的联结与分享,阅读与写作是个人文化行为,人情淡薄。他回忆,余光中先生去世时,他只能在台湾约稿。香港作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对于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十一年书的余光中先生来说,这不免显得清冷决绝。
谈起台湾文化圈,马家辉的脸上露出了和善暖意。他眼中的台湾,人们给喜欢的书写书评、开展读书会推荐,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让文化从个人行为变成公共性事件,是精神食粮的布施与滋养。
提到内地文化,马家辉欲言又止。他对在内地的社交网络发言感到恐惧与无措。他的微博很少回应,也不用微信朋友圈,只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却更新寥寥,偶尔不紧不慢地发一些专栏体的散文。他说,害怕自己会收到“炒作、汉奸、脑残”的无由头网络暴力。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dzk/ndzk201802/ndzk20180220-2-l.jpg)
其实马家辉在早期与内地社交网络文化交锋的动作,可以用“可爱”来形容。他曾在豆瓣上批判他的帖子底下留言:“如张爱玲谈写作,作家只写自己想写和能写的,没所谓应该不应该。做节目,好玩,如同生活里的每项事情,独立行事,一比较,便烦了。择其所爱,爱其所择,我是张爱玲信徒,做电视、看电视、或都一样。”落款:马家辉在香港,鞠躬。
这个豆瓣账号,2006年就建立了,繁体字、无头像、字母组成的简单ID,都显示出马家辉笨拙而努力地想融入内地社交网络文化的心思。
马家辉对内地,一直表现出一种欣赏又不解、迎合又拒绝的态度。他曾夸赞内地的年轻人有修养,在我们那期讨论香港的谈话节目中,他肯定了内地OTO产业发展的迅猛。也许他眼中的内地大众文化,就与我们眼中的如出一辙:良莠不齐,又爱又恨。
但他对内地的同行们,却极其看重,经常把莫言的文章拿来做课程教材,在微博上也直接剖白对毕飞宇的喜爱,甚至会看更年轻的流行作者:韩寒、九把刀、南派三叔等。毕飞宇尤其受到马家辉推崇,他形容毕飞宇的笔调“干净、伶俐、对女性情欲的处理、触感都和我非常投合”。在马家辉看来,写严肃文学的毕飞宇,和写网络小说的南派三叔,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笔下的美国,都一样值得开放性地欣赏,没有地域文化与时代印记的隔阂。
什么是感情好?
马家辉在两性方面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动不动就开车的老司机,谈话节目里扮演花心渣男与撩女嘉宾的部分,大多由马家辉完成。在咖啡厅的采访现场,他就与女服务生搭讪甚欢。他說自己最尴尬的一次,是在搭讪女服务员时,用了那句老套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女服务员眨巴眼睛,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之前在酒店工作。”
然而,他似乎不是在刻意塑造自己的老司机形象,而是八年的留美生涯后,对陌生女性说“你今天很漂亮”就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妥帖。
我好奇,听说他与太太感情很好?马家辉又开始了哲学思辨:“什么叫感情好呢?只能更具体地去讨论。”他曾说过,好的婚姻靠的是“技术、运气、忍耐”,而他就属于运气很好的类型。他们夫妻俩价值观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是生命唯一的意义,淡泊名利,衣食无忧即安。太太并不怨念他执教多年仍然只是助教,尊重他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他也不在意太太是否会懂得理财,只需要在看过电影后,懂得与他分享即是财富。
太太张家瑜曾是记者,结婚后几十年来做家庭主妇,跟着马家辉满世界相夫教女,成全了马家辉的文学艺术创作。但马家辉也投桃报李,成全了“台湾最后一代女文青”太太的文学梦。这个16岁就看完但丁《神曲》的台湾花莲姑娘,不停地在阅读与写作,但从不发表,马家辉就偷出张家瑜的电脑档案,发给台湾的出版社,张家瑜的第一本书《我开始轻视语言》出版。
张家瑜的百度百科确实很文艺,大约是自己撰写:她希望自己非常之温柔和善,但骨子里却有股反对势力。她喜欢旅行,喝咖啡,听小岛上的流言;她喜欢读书观影看人,她旁观死亡却无法平静。
这是一种底色纯良,未经污染的状态。世上文艺女青年多如牛毛,能贯彻终生的凤毛麟角。多数被柴米油盐腰斩沦入平庸,抑或入尘世栉风沐雨,笔调掺了凉薄愁苦。由此可见,张家瑜的精神世界被保护得很好,得以保持从一而终的浪漫文艺趣味。
马家辉和张家瑜恋爱时,看到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男女主角相约45岁,自己出门旅行,一年回来,都不问对方去过哪里,和谁去。他们觉得很浪漫,约定45岁也效仿赴约。45岁超时后,他们把这份约定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出来,联合出版《家行散记:你去过的地方和我去过的地方》
旅行是什么?
《家行散记》除了与太太合著的这一本,还包括《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都是马家辉过去的游记。有意思的是,马家辉的旅行文学启蒙,还是十五六岁看到的一本《旅行文学:环宇香艳猎奇》,是全世界红灯区的全纪录。少年马家辉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去书中的丹麦哥本哈根红灯区大开眼界。
长大后,马家辉却成了一个恐飞者:他二十几岁当地理杂志记者时,曾经遇到飞机骤降,几乎要掏出纸笔写遗书。有了这样的心理阴影后,马家辉开始抵触飞行。除此之外,他还怕黑、怕冷、怕高、怕鬼,他自言身体也不好,任何超过一个小时的采访,都会让他体力不支,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一开始采访便要祭出手表。
旅行对他来说,恐怕不如一人一书,一酒一雪茄來得惬意。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评论家哈兹里特曾对于独自旅行的评论:“人应该独自旅行。反复地交换意见,会破坏我们对事物最初最本质的印象,从而让思维变得混乱。你对同伴说路旁的豆田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可是他的嗅觉不太灵敏;当你评论远处的美景时,你的朋友或许是个近视眼,他得先戴上眼镜;当你感觉空气中蕴涵着某种情调,云朵的颜色很别致,所有这些让你陶醉,而这种感觉却无法对他言传。”
可马家辉克服了自己的生理恐惧,也放弃了旅行中他习惯的独立思考,自由不羁,他是为了他的女人们,去旅行。这套文集里,都是他拖妻带女旅行中的小故事。比如找不到J.K.罗琳写《哈利·波特》咖啡馆,看到取而代之的中餐厅,因而嚎啕大哭的女儿;比如旅途中女儿总是扔掉他的雪茄,让他想把她推到查理大桥下。这似乎是马家辉对昔日爱情誓言的实现,又像是一个女儿奴送给女儿的成年礼。因为他说,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出旅行书,因为女儿长大了,不需要再带她去看世界,他们也将停止旅行。
这很浪漫柔情,好像不太马家辉。那个从小在古惑仔打杀氛围中长大的湾仔男孩,那个在《龙头凤尾》中写尽黑社会、妓女、断背山,集合所有香港猎奇元素的作者,还有在谈话节目里直接和许子东、傅晓田吵架,极尽刻薄的贱嘴马,那个不断进行哲学思辨,滔滔不绝的马家辉,在那一刻落地人间烟火。
也许这就是马家辉吧,十七岁皈依佛教,法号智辉的他,一半吝啬,一半慷慨,一半放肆,一半克制,一半刻薄,一半良善。
艰难地结束这场充满哲学思辨,为了精准表达词义而混杂了中英粤语的对话后,马家辉与我一同离开咖啡馆,并体贴地送我出了地铁站。此时,严肃且“小气”的他,又变回了访谈节目中那个幽默和善的马大叔。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下次可以一起喝红酒,让你看一看我珍藏的张爱玲手稿。”一脸傲娇的迷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