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看海的日子》，黄春明3天没有上班，3天没有睡觉。结果丢掉了工作，还把自己写哭了。妻子尤弥看他掉眼泪，心疼地问，“3天都没睡觉，不舒服吗？”“不是。”“那为什么？”“白梅很可怜。”“白梅是谁？”“那个小说的主角，一个妓女。”妻子就跟他开玩笑：“噢，你都没为我哭过，倒为一个妓女哭。”
　　那是1967年。一年之前，两人结婚，来到台北。黄春明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除《看海的日子》之外，他还写了《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1967）、《鱼》、《儿子的大玩偶》（1968）。1969年写的《锣》，他觉得至今还是他最好的小说。当时《联合报》用半个版介绍他，他的“正经工作”却是卖饭煲（盒饭）。租的房间位置不好，他在这边做饭煲，一墙之隔就是公共厕所，“谁大小便我都可以看到。”开始是去一所专科学校卖，那些女学生说：“你不像卖饭煲的嘛。”他说：“慢慢就会像。”
　　在好友尉天骢看来，和同时代的陈映真、王祯和、七等生、王拓一样，黄春明的笔下有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台北那样的都市，一个则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市镇宜兰，那个开发相对晚的移民地区，仍保持着小农社会的秩序和情调。
　　在两个世界间穿梭，黄春明的经历异常丰富。他既做过电器行学徒、小学老师、广播台记者、编辑，又在广告公司几进几出，一度还担任爱迪达（即阿迪达斯）台湾公司经理，负责商品行销企划。1990年代他创立了黄大鱼儿童剧团，编导儿童舞台剧在台湾巡演。
　　他的不少小说改编成了电影，侯孝贤就参与过《儿子的大玩偶》的拍摄。他却对此不太感冒，“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错，但电影就拍得不好；《飘》小说拿过奖，但我觉得反而是电影还不错。我常常觉得难堪的是别人介绍说，他的作品拍了很多电影。其实电影跟文学是相互独立的，有作品被拍成电影跟作家的成就高或低没关系。”
　　今年78岁的黄春明仍然不服老。他觉得人不能把年龄当成不做事的理由，能做什么就要去做。他承认自己有时太执着于写好小说。还在跟尤弥谈恋爱时他就说要写一篇《龙眼的季节》，至今没有完成。儿子黄国峻曾经跟他开玩笑，“爸爸，你那篇《龙眼的季节》要改名。”他问，那么好的题目，为什么要改。国峻就说，“应该改成《等待龙眼的季节》。”现在想来，应该抵抗住那种压力，不管好坏，先写出来再说。
　　他并不太把拿奖当一回事，反倒很看重普通读者的回应。前年6月，有一位晚期癌症患者向医院申请跟他见面。“我那时在南部，而他是在北部。接到电话，我就赶回来看他。他见到我哭了，黄先生啊，你写《看海的日子》，白梅那些人——他把名字一个一个念出来，后来怎么不写了？我眼泪就往下流，我说正打算要写，你要等着看哦。不到两个礼拜，他就死了。死之前3个小时，要他太太传简讯给我，我现在还留着：‘谢谢黄先生，你赶来看我，我很高兴。’一个人快要死了会想到作者，还想跟他见面。”
　　还有一次，他到一所中学去演讲。一位高三女生递给他一封信，要他回家后再看。“上车我就看了。她说，黄老师，你的书我们家早就有，爸爸妈妈很喜欢。那时我太小了看不懂，后来能看懂了，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写国峻的那首诗（《国峻不回来吃饭》）。她说我已经自杀过3次了，爸爸妈妈都担心我还会自杀。但自从我看了你那首诗，还有其他作品，就不再想自杀了。”
　　“一个作家，你得什么奖有用吗？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妓女们修电风扇的日子

　　我没什么学历，中学程度，师范学校而已。那时我跟后妈关系很紧张，所以就离家出走了。那是在50年代初，台湾非常穷，不好找工作。现在老板对你怎么样，几句话，你就不干了。以前老板指着你骂，骂得很厉害，还是要忍耐，因为工作太难找，老板就像衣食父母一样。我到台北去，从早上找到傍晚，已经没希望了。
　　我想去找个电器行，那时候我喜欢无线电。但所有橱窗放着样品的商店都不提供工作。已经傍晚了，看到左边一条小巷子，有一家冠昌（音）电器行。它的招牌是一块木板，用毛笔写的店名。这边有一个平台，堆了许多破破烂烂的电风扇，还有收音机。有人要修理什么，就从这些废物上找零件。还有一边卖木炭、煤球。老板和老板娘都很年轻，我去的时候没有抱多少希望，还是早上的那一套台词，我从乡下来，想在这里学电器。但你叫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不要薪水，让我有吃的，有一个地方睡觉就可以。
　　老板娘问我：你会不会修理保险丝啊？我说那很简单。那会不会修理开关之类的东西？我说那都很简单。她就说好了。那位先生愣了一下，他没准备再要人去。为什么先生会愣一下呢？第二天答案来了。有人打电话来说有电风扇要修。那片叫保安街，不是保你平安的，而是全台湾最大的妓女户，一两百家都有执照，分成甲等、乙等、丙等，没有执照的更多，那种把门掩一半的就是。当然，也有少数一般的老百姓住在那里，很多客人搞错了就跑到民家去了。后来他们一般的民家会写两个字“良家”，贴在门口，你就不能进去。
　　那时候台北的房子很矮，妓女户一个房间就可以隔成很多小房间，一个榻榻米，人下来可以转过身穿鞋，就这样小的空间，空气又坏又热，没有冷气，电风扇是一天到晚摇摇摇，损坏率很高。那天早上来电话，老板娘就叫老板带我去妓女户修理电风扇。所以答案出来了。老板年轻，他说我要去修理电风扇，哪天是真的？哪天是假的？哪天是兼差的？我过去了就变成替死鬼。
　　今天我看到女孩子穿得少也不会心跳，那个时候男女关系没有像今天这么开放。我是一个中学生，到妓女户看到那些小姐穿得少，有的都没有穿就那么走出来，整个脸都红，所以很快在那里有了个外号叫“红脸蛋”。我做了半年多，觉得太辛苦了。我在那边还要做刨冰上的水果糖浆，草莓、葡萄、香蕉。我到现在还不敢吃那个东西，在心理上。 　　他们收进来的一个瓶罐，是我洗的，不知道装过什么，一洗就好痒，手肿起来了。我把它洗干净了，但我一直不敢吃。那些妓女都爱吃刨冰。一天我送糖浆过去，有个妓女正在吃，我就给她使眼色，但卖刨冰的老太婆坐在那里，我总不能说，你别吃那个，那是我做的，很脏。但她不懂，觉得我很奇怪，还是把它吃完了。后来我去修电风扇，她说，喂，红脸蛋，那天我在吃冰，你拼命使眼色，怎么样？是喜欢我吗？来呀。
　　后来就慢慢跟她们认识了。那些妓女，要是长在普通人家里，都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没有一个人是自愿地说，我要去当妓女，比较好赚钱，比较不辛苦，没有。那个吃冰的小姐长得非常好看，后来她谈到她的经历和家庭。生家是那么贫穷，卖给了养家，养家又把她卖到妓女户。我老家罗东是个生产木材的地方，很多伐木工人都从别的地方来。生意多的地方酒家多，妓女户也多。本地人虽然没有直接欺负妓女，但总觉得妓女是不好的。跟她们谈了以后我开始同情她们。
　　我有一篇小说，有蛮多读者喜欢的，后来也拍成电影，叫《看海的日子》。那个女主角白梅就是妓女。她没结婚，从嫖客里挑了一个人，觉得这人还不错，所以在她生理期，借了他的种子，生了一个小孩。原来她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坐火车，没有化妆，没有什么显示她的身份。但是很奇怪，只要她坐在那里，男人就会坐在她旁边，调戏她，抽香烟，来，这一根给你，诸如此类的。到哪里人家一看就知道她是妓女。但当她生了小孩，火车上客人满满的，她一上去就有人让位置，那边也要让她。当她坐下去，一股温暖就涌上来，她觉得这是我这个孩子替我争到的位置。所以她心里就说，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母亲，我小孩以后就没有希望。大概以后还是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社会很难的。但那是我另外一个故事。

面对台湾的“混种”历史

　　日本殖民台湾50年，为什么后来日本“3·11地震”，台湾人捐款最多？200亿日元，还是被压制的。50年的侵略，其实已经变成某种文化，无论好坏。经过50年，我们还是过中国人的年，讲中国话、台湾话、福建话，但有很多日本的东西也混在一起。所以台湾在文化上是杂种，杂种一般来说是骂人，叫混种好了。
　　日本人统治时实在没有人性，但他一定会根据法治、规矩统治。我爷爷那一辈对日本人反感，认为骂日本人“操你妈”不对，那样还是把你当人，才不骂这种话，就骂日本人是狗。狗再加强是什么呢？臭，那些臭狗！到我父亲那一辈就不是了。他们受了日本的教育，会讲日本话什么的，差点就当了日本兵。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他们叫作“玉音放送”，放送就是广播，玉音就是皇帝的声音。当时收音机还不是很普遍，大家跑到有钱人家围成一圈。天皇的声音传过来时我爸爸那一辈跟日本人一样立正，天皇一宣布投降，他们就哭起来了。我爷爷他们那些老人一看，就拍他们，“你哭什么？我们赢了，眼泪赶快擦一擦。”我爸爸擦一擦眼泪，但还是觉得悲哀，抓不到胜利的那种感觉。
　　台湾历史很复杂。你看《赛德克·巴莱》，那时台湾人也抗日，也不喜欢日本。当日本人消灭他们（赛德克族）时，台湾人为什么没跟他们站在一起？雾社事件平定，日本人把剩下的赛德克人聚集起来，好像是弄了电影给他们看，看完老人、女人、小孩出去，挖坑把那些没死的年轻男人埋掉了。刀子插在那里，日本人问有没有人砍，就有台湾人下去砍了。台湾人砍原住民啊，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没有把台湾多数人的历史、地理放在眼里，方言都不能讲。那时候我不知道屏东再下去是哪里，因为我们没有教台湾地理，铁路倒可以一站一站说下去。民进党当政了，说要搞本土教育、乡土教育，好，写了一些台湾的历史、地理。但我们来的时候杀了多少原住民你有没有写？没有。现在鹿港稻米出产得很多，那时候都是灌木丛林，有很多梅花鹿。在鹿港那地方鹿可以外销，所以才叫作鹿港嘛。当时我们杀了原住民你写不写？应该写啊。你这样看历史，也要写自己。如果你写台湾文学史，原住民的作家、作品你有没有写？
　　现在我每年都举办一个活动：悦听文学，找五六个原住民作者到我们宜兰，朗读自己的作品讲述自己的经历。大家常常是哭了又笑。当中有个叫莫那能的作者，他是个后天的盲人。他讲山地人到平地工作都要有介绍所，把身份证交给介绍所，他给你找工作然后抽成。当时介绍所给他找的工作在砂石厂，很粗重的活。他的工作量是一般人的3倍，拿钱只有一半。你觉得辛苦，想要不干了，你没有办法，身份证在他们手里。这种对山地人的歧视非常普遍。莫那能的妹妹在回家路上被绑架，被迫当雏妓，他们找了一年多才找回来。
　　你是山地人我是平地人，我并不歧视你，但我找工作比你方便，比较不会被剥削，经济的条件、教育的条件也都比你好，医疗的条件更不用说。在我看来这是社会结构的暴力，而我则是这个结构的共犯。碰到有些原住民朋友，我会感觉有原罪。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为我们开拓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好，对他们不好，存在这样的东西，相当于你参与了那个暴力。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这没有那么深，也不需要什么修养，凭认知、良知就能明白。我现在想每年申请一点钱，找原住民的作家到大学去深造。不用很多，给他一点交通费、住宿费。我们平地人要知道台湾的历史一定要有他们这部分，而且这是很大一部分，我们都没写。我们责怪国民党没有写我们的历史、地理。好，现在轮到你写了，你为什么不写他们？

“我是这样一个父亲”

　　我家里两个男孩，老大国珍，老二国峻。孩子小时候，我对他们的教育很自由。一次国峻功课做到超过11点。我就跟老师说，虽然功课很重要，小孩的睡眠也相当重要，超过10点我会叫他去睡觉，如果功课没做好，请你原谅。他说作家的小孩我不会教，你们自己教好了。当时国峻小学三年级，我就问他，爸爸带你去作环岛旅行好不好？“好啊，我们暑假去。”我说到暑假大家都在外面，就是现在比较没有人。“那怎么可以，我要上课。”我说我们请病假。“那不是骗我们老师？”我说，做好事情骗骗人没关系。 　　这样我就带他去环岛。那时候我只有摩托车，拿了地图，让他用照相机拍照片，到高雄时已经拍得很不错。他很有意思，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妈妈打电话。路上我会随机给他讲各种东西。在旗山看到了香蕉林，我说，我们在台北吃的香蕉，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最大的香蕉基地。以前香蕉外销日本，被退回来过，因为香蕉皮上面黑点太多。那时候退回来的香蕉太多了，所以很便宜，但没人要吃。军中吃香蕉快吃到兵变了，因为每天都吃很多很多。我们还看到香蕉被丢进河里，我就问他，你看把香蕉丢掉对不对？我给他讲这些，不管懂不懂。
　　本来还要往东走，到高雄时，台风来了，骑摩托车太危险，就回去了。他有时候坐前面有时候坐后面。作为父亲，十几个小时里儿子跟我抱得这么紧，这种经历没有过唉。回去之后，我让国峻转了学。
　　最近我想写本书，叫《那一天》。那一天可能是十几年前，也可能是上个礼拜。一开始就是写他。那时候他才上幼稚园，我有个信箱，有邮差来，他一定搬一个凳子去拿我的信，“爸爸你的信。”他很高兴有事情做。有一天他就那样丢过来，“黄春明你的信。”我说，“哎哎，怎么这样不礼貌？”“都是你的信，我都没有。”我就跟我太太说，“这孩子喜欢信啊。”你看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吗？后来我几乎一个礼拜写三四封信给他。1975年还是1976年我到美国去，还从那里给他写信。那些信有的还在，我最近一直想整理它们。

　　国峻接到第一封信时高兴得不行，“爸爸，我有信了！”后来他当然知道是我写的。我们租的房子外，晚上很多蚊子，青蛙跳来跳去。他问我青蛙为什么要在门口跳，是不是要进门来？我说你慢慢看，它跳起来是要吃蚊子。这封信就跟他讲青蛙的事情，为什么青蛙是人类的朋友。一只青蛙一年吃的害虫能造成农作物价值50美元的损失。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棵老树下有个癞蛤蟆在吃白蚁，吃得太多动不了了。我就把他们兄弟找来，想让他们知道癞蛤蟆跟青蛙是亲戚，都在吃害虫，吃的害虫是什么，我要给它解剖。国峻就问，你不是说它是我们的朋友吗，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解剖它，是为了让你们以后更懂得照顾它们。那个癞蛤蟆肚里有72只白蚁，两只金龟子，还有些别的。我问，白蚁是益虫还是害虫。“害虫。因为它会吃木头吃房子。”我又问金龟子是益虫还是害虫。他说是益虫，因为“很漂亮”，我说，很漂亮就是益虫啊？完了我说要收拾一下，他哥哥先说，爸爸，赶快把它丢掉，好可怕啊。我说不能随便丢掉，那个铁皮饼干盒子还在吗，拿来当作棺材，我去把它埋掉吧。“哇，还要埋掉。”国峻很严肃，“爸爸我知道了。”我问什么事。“它牺牲，我进步。”
　　我想从那一天开始讲，最后讲到他自杀的那一天。我那小孩子，小说写得很好，国画也画得很好，但他太干净了，是爱情的白痴。很多人爱他，他不怎么爱人。有个比他年长的女孩，又是博士，又是教授，也在写作，来过我们家两三次。我儿子本来不喜欢去外面，有一天说，爸爸，我要去花莲。那是她教书的地方。我很高兴，还告诉我太太，“这是他的第一步哦。”那天他去了，后来我就看到，他的相机里有很多大头照。有个门是蓝色的，他们大概是住了民宿什么的。她跟我们那小孩子已经蛮好了。所以我儿子死了，那个检察官问我，我说我儿子自己要负责啊，他喜欢她，没有抗压性就自杀了。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
　　这本《那一天》，我想在他忌辰的时候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