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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老鼠
时隔多年，我仍然不明白村人缘何叫她白老鼠。我试图向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打听，但仅限于“她是白家小子放蜂带回的媳妇，脑子不够用”，“她已经死了”这些苍白的叙述。白老鼠是先天还是后天变傻的？她的真名姓什么叫什么？村人语焉不详。然而，她确确实实存在于我的童年记忆深处，像离去的或健在的所有故乡人一样，以碎片的形式，闪烁着天地赋予他们的幽微光芒。
打小我就怕白老鼠。她住在马路边上，对面一个慢坡，铺着形状不一的鹅卵石。坡上就是小学校，我每次上学，都能遇见白老鼠。她站在大门口，嘴里一直不停地嘟囔着，说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原本就爱流涎水的她，一说话涎水就更多了，活像一条吐着无数水泡的鲶鱼。天冷的时候，裹在白老鼠身上的棉袄，纽扣经常错位，东拉西扯的，便将腰腹上的肉一箍一箍挤出来。头发像一个鸡窝。最显眼的是，她的脖子上终日系着一个娃娃才用的绣花围兜。几个调皮的男孩远远望见，拍着手，指着她大声唱道：“白老鼠，上花轿，拜了堂，系个围兜哭着喊娘。”说罢，便狡黠地睃着另一伙男孩。另一伙男孩佯装不知，歪头故意问道：“喊娘做什么？”另几个男孩提高声调：“娘，我要吃奶。”男孩肆意地放声大笑。白老鼠不晓得孩子笑话自已，大家笑，她也咧嘴流下一串水泡傻笑，露出满嘴黄牙。一个傻子的趣事，村人津津乐道，并以此来调剂单调的村居生活。村里的孩子直言不讳地嘲弄白老鼠，只要白老鼠出现，就会响起戏谑的笑闹声。顺口溜传到白家老太太的耳中。彼时，精瘦精瘦的老太太正饺了拇指般大的红布，摊上黑药膏，往两鬓贴。傻女人只会吃和玩，洗衣做饭一概不会，气得老太太隔三岔五犯头痛病。若不是家贫，哪个当妈的容得下儿子带一个傻乎乎的女人进门？“便宜没好货。”白家老太太骂骂咧咧，操起竹枝劈头盖脸便把白老鼠抽打了一顿。打累了，她撩起衣襟擦眼睛，望着儿媳妇长吁短叹。疼痛往往会教人长记性。之后，村里男孩若是再笑话白老鼠，她一准揪住一个大打出手。有时，我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白老鼠一个人站在窗下敲打墙壁。她手中的石头碰撞砖块，迸射出一道道银色的火花，火花溅到高空，又顺风落在墙根下。白老鼠似乎很热衷玩这种游戏，老师却被她的敲打声吓得大气不敢喘。无奈之下，只得请来白家老太太带走她。
油菜花凋谢后，结成一串串暗红的荚。白家老太太牵着儿媳妇的手跨过水沟，下地收割油菜籽。田埂上生长着许多白色的，紫色的野花，看上去如轻柔的丝绸披挂着。蝴蝶依恋花朵，忽而从白色上飞起，忽而又栖落在紫色上。油菜籽哔剥炸裂，白家老太太和她的独子心急如焚。他们钻进油菜地里，抡开胳膊开割。当他们直起腰，油菜籽已然躺在地上一大片。再看看白老鼠，头上横七竖八地插满野花。蝴蝶逐人飞，人撵蝴蝶跑。他们没有心思搭理白老鼠，积攒着力气不敢停下手头的活。万一遇上雨天，来不及抢收回家，烂在地里，大半年的心血便打水漂。贫困而艰难的生活，往往把人心磨砺得过于粗糙。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攻打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关爱身边的人。蝴蝶陰谋家似的，在白老鼠的前面不远不近地飞起飞落。白老鼠沿着高低不平的田畴追。踩着水凼，脚上的鞋子掉了一只;翻过沟渠，荼蘼的藤蔓扯坏衣服。蝴蝶飞过一道山梁，倏忽没了踪影，暖暖的空气满溢而出，倦意像风一样从远方涌来。白老鼠仰面倒在一蓬艾蒿上。坡上开着许多野花，缤纷的颜色，落在梦里酣睡。青草密密丛丛，恰好就网住了她滴落下的涎水。草木借助风势，在山梁上起伏，荡漾着绿意。
太阳落山，将光明带向地球的另一面。草丛里的昆虫鸣叫，声音越来越稠密，如水般漫过乡野。万物无声地放射出一种力量，把大地投进尤为深沉的黑暗里。无数双眼睛埋伏在夜的甬道里，蠢蠢欲动。白家老太太收起镰刀，惊觉儿媳妇不见了顿时慌了手脚，一路跌跌撞撞，高喊白老鼠的名字。白老鼠不认识路，一旦她远离了白家人的视线，便是一头瞎眼的牛，只会乱转。小时候，村里孩子倘若因贪玩而晚归，大人会常常呵斥道：“白老鼠傻，认不得家门。你和她作伴去吧。”大人的责骂，通常比拿起竹枝抽打孩子更有效。对于孩子来说，用白老鼠做参照物就是一种耻辱。
“白老鼠丢了。”村人打着火把以白家的田地为中心，向外围寻找。
找到白老鼠，差不多半夜了。自此，白家人下地干活，便用一根棕绳将白老鼠拴在厅堂的柱子上。
白家门前有一口水塘，学校附近的村民仰赖水塘过活。淘米洗菜，洗衣冲澡，渴了饿了脏了，每一样都离不开水塘。夏天，学校给每个教室里备下几只搪瓷水杯。学生口渴，就会拿起搪瓷水杯跑到水塘边灌水喝。经常会看到坐在屋檐下的白老鼠，长长的棕绳拖在身后。她稍微往前移动，绳索便毫不留情地把她瘦弱的身子拽回去。她动弹不了，悲伤地大哭，想要用力挣脱脚踝拴着的绳子，但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她坐在冰凉的地上，哭乏了就自言自语到天黑。
有一天，我去喝水，她在凝望远方，眼神呆滞。她欲挣扎，但似乎没有挣扎的气力。她的小腿浮肿着，腹部微微隆起。
后来，白老鼠生下两个女儿。俩孩子的眼睛会说话，都不傻。一个夏天，白家人下地忙双抢。白老鼠不知怎么地挣脱绳索，跑到水塘边给孩子摘荷花，不慎落入水中……打捞白老鼠的李驼背叹息着，说白老鼠的长发被水草缠住，平日傻乎乎的脸上露着平静的笑容，和睡着如出一辙。
六指小宁
老远我就闻到小宁身上特有的气味。
狗的嗅觉比人类灵敏。躺在树底下打盹的黄狗似乎也闻到了气味。它忽地站起来，变得异常狂躁，撵着鸡鸭满院子上蹿下跳。
母亲操起细竹枝，张口骂黄狗：瞎了狗眼的东西，小宁都不认得，晚饭别想吃了。
黄狗赶忙躲开，稍慢一步又会挨打了。乡村的狗挨主人的打是常事。
小宁走过来，对我母亲说：“姑，我来叫俊哥一起去放牛。”
我扭过头，避开她。小宁一家人身上都会散发出一股桐油味。刺鼻的气味，总能让我想起刷了桐油的棺材。
小宁父亲是个油漆匠，出奇的瘦，像一个相框里爬出来的纸片人，风一吹随时可能会刮走。他常年呆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给村里老人的寿枋刷桐油。一次，我去找小宁玩，他正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往厚重的杉木板油漆。我们村里的老人只要过了六十岁，不论身体硬朗不硬朗，都要提前将棺材买回家。棺材放进房间里，盖上一块红绸缎就成了寿枋。人依旧照样吃喝拉撒，哪样都少不了，但寿枋的颜色一天比一天暗淡。老人便使唤家里的小辈将寿枋拉到小宁家，刷上鲜亮的桐油。寿枋原本死气沉沉的，桐油上身，透出一股说不出的诡异之气，让人背后生起一阵阴风，头皮簌簌发麻。寿枋摆在那里，让人时刻知道人生是有终点的。可我再也不敢上小宁家了。甚至于每遇到村里人办丧事，我宁愿多走几步路，也要绕过摆放棺材的人家。 我们牵着牛朝后山的茶园走去。初夏是草木疯长的时节，茶园里的草，绿油油，柔软，脆嫩。牛在地里，拖着细长的缰绳，一边走一边啃，像一台割草机。茶园周围是野生的楝树和栾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一缕缕照射在大地上，大地扬起尘土的气息。小宁在牛的身边拾捡干枯的茶树枝。我坐在一棵栾树底下，看着一只蚂蚁沿着树荫往前爬，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爬得慢极了。捡了一片树叶盖在蚂蚁的身上，想象着它在黑暗中茫然失措的样子，我得意地想笑。小宁走过来，却掀掉了叶子。蚂蚁爬到树叶上，摇摇晃晃，继续朝前爬去。
“给你！”小宁向我摊开了左手，大拇指处有一截肉软塌塌地垂着。打从娘胎里出来，小宁的左手就比寻常人多一根手指头。有一回，我和小宁到镇上买书。小宁的左手伸出来时，书摊的老板娘把冰冷新奇的目光盯在她的手上，她朝书摊边另一个女人努努嘴，说：看哪，六指。寥寥数字，传到了我们耳中。小宁举起左手，大声说：“六指怎么了？又不是我硬要长的。”越来越多看热闹的路人围上来。但小宁很执拗，站在路中央，像个壮士般高举着左手。我的脸倏地涨得通红，扔下她一个人，落荒而逃。
长着六个手指头的小宁干活利落，下地打猪草、插秧、割稻子，样样都比同龄人做得好。小宁做事上心，我们放牛只顾着玩耍，她却惦记着牛会不会乱跑，惦记着拾的柴火够不够家里用。小宁能叫出村庄所有的植物和鸟雀的名字，闭上眼睛，好像她只嗅一嗅风的味道，就知道哪个地方的草肥美，哪个地方长满了荆棘和藤蔓，哪个地方有最甜的野果子。
我朝她的手心望了望，只有几片新绿的叶子。我失望地撅起了嘴。
“这是犁尖草。”小宁说着伸出两根手指头，轻轻捻了捻，而后放进嘴里咀嚼。
头顶上的日头炎炎生烟，我的嗓子里俨然也藏着一束火焰。口渴难耐，我学着她的样子，摘了两片叶子捻了捻，含在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滋味顿时弥漫在唇齿间。
小宁就有这般本事，随时在我的面前，变着戏法制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她教我挖茅草根吃，教我用麦秆吸山茶树上花蕊中的蜜。有一次，我妈被开水烫伤，她爬上梧桐树捋一把花朵揉碎了敷在伤口上。有时，我会冒出一个念头，小宁若是身上没有桐油味，她绝对会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
犁尖草过了春天，就像十二三岁小姑娘的身体，渐渐长开了。墙角、篱笆边、田埂上，随处都是它们的身影。细细藤蔓上缀满绿叶，叶的背面和藤上长着小刺。但谁会在意它呢？牛平时懒得啃它，除非实在寻不到果腹之物，才勉为其难地下嘴。农人就不消说了，若非心情舒畅或是时间空闲，根本不会想起动手铲除。
太阳在叹息中滑入石岩。小宁拉一拉牛辔，牛顺从地弯下后腿。她两手轻轻一托，将我稳稳地送上牛背，再将一捆柴火架在牛背上绑好。骑牛是牧童最快乐的事。乡间的一头牛，不仅要拉得动犁耙，还驮着放牛孩子的童年。牛不緊不慢挪动着四蹄，树木、山峦在牛背上晃动。突然，牛像是被谁使用了定身术似的，一动不动了。小宁回过头，拍打牛。牛仍纹丝不动，任小宁怎么折腾，它的脖子也不扭一下。小宁连忙从牛背上跳下，从路旁的树上扯下几片叶子，死死堵住牛屁股。每次放牛回家，家里的大人习惯查看牛的肚子。牛肚子滚圆与否，和我们放牛躲没躲懒有很大关系。牛一旦拉屎，圆滚滚的肚子势必瘪了。小宁努力地捂住牛屁股。牛没走几步，再也憋不住了，“啪”的一声，牛粪绽开了花。
吃晚饭时，村口响起打骂声。“我一碗米饭一碗米饭的养你做什么，连头牛都放不好。”那是小宁后妈的声音。小宁出生不久，亲妈就去世了。村头算命的说，长了六根手指头的娃，命不好，克父母。后妈脾气不好，常常指桑骂槐说小宁：“有娘生没娘管的牲畜，你怎么还不死。”或是直接戳着小宁的额头骂道：“你个丧门星，是不是等着克死你爸，才遂了心愿。”小宁偶有不是，一家人，从大到小，动辄恶语相加，痛下狠手。更可气的是，小宁每次挨打，她的父亲从来不管。小宁挨了打，就偷着跑到我家来哭诉。我母亲望着她背上青一块肿一块，叹着气，哄着她：“再熬几年，有人上门提亲，就苦到头了。”
母亲的弦外之音，一个女孩通过嫁人就能改变命运。
“为什么要嫁人？小宁长大了要读大学的。”我囔囔。小宁的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母亲狠狠地剜了我一眼，不让我说下去。
小学毕业，我到镇里读中学。而小宁辍学了，跟随村里人一起去沿海城市打工。读高二那年，听母亲说，小宁嫁给了她父亲的一个徒弟。
一年暑假回家。在村口，远远望见前面走的女人像小宁。到了身边，果然是她。结婚后，小宁生下一男一女。男人外出打工，小宁留在家里照顾一家子老小。她一下子认出了我，笑着问：“俊哥回家看姑来了？”我说是，竟不知道如何引出下一个话题。小宁依然清瘦，只是脸上的雀斑愈加多了。她没有再言语，背着一捆柴火径直走了。
其后，我每年回家，再也没见到小宁。听我母亲说，小宁的男人做生意发了财，一家人搬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有时想，过上幸福生活的小宁，不知还记不记得村庄里那些青草的名字？
卖棒冰的李老二
村里健全的人很少做小本儿生意。
吆喝买卖的一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比如老李，驼着背背着工具箱游走于各个村庄，四处招揽剃头生意。他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十二岁时上山砍柴，从岩上摔下来，废掉一条腿。据说身体在后天落下残疾的人比先天残疾者远要痛苦许多，他们往往过早地洞见了人情世态的炎凉和残酷。
长大后种不了田的李老二，脑瓜子却比常人活泛。他算账极快。村里人卖废品，必定要拉上他重新算一遍，确保不出纰漏。
有一次，李老二进城走亲戚，捡到一辆废弃的自行车。自行车像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故，不仅脱漆，散架，还少了一只轮子。李老二背着村人，卸了又安上，捣鼓了几个晚上。数天后，村人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在晒谷场上转圈。自行车刷了一层红漆，煞是耀眼。走近一看，后头竟装上板车的木头轱辘。自行车的后座还有一个木箱，用铁丝扎得牢牢的。平日里，木箱中装着李老二贩卖的茶叶、粉丝、糕点，以及色彩斑斓的尼龙袜。每到端午节，他的木箱里总能掏出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香袋。黄色绸缎布扎做的老虎，背面和四只脚，均以笔墨勾勒出斑纹;白色的确良扎做的骏马，尾巴都快翘上天。我们出门去玩，就把香袋挂在脖子上。饿了打开香袋，里面放着糖果或鸭蛋。 端午的香袋玩腻了，天气一日比一日燠热。村里的老人说，掌管夏季的天神是祝融。偏偏祝融是火神，爱吞吐火球玩耍。柏油马路在火球的烘烤下蒸腾着热气，人走在上面，能感觉塑料凉鞋底就要融化。梧桐树里的蝉，有声无气地喘息。我们不敢在太阳底下嬉闹，躲进教室里，昏昏欲睡。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棒冰，白糖棒冰，好吃又冰爽，五分钱一块。” 嗓音洪亮，腔调拖得很长，余音里尽是沁凉。这一声吆喝，顿时唤得千门万门开。
颇醒目的自行车停放在树荫下，李老二的身体靠在树干上，抻着脖子，高声吆喝着。有人顶着书本冲出教室。李老二打开木箱盖，掀开一块裸露着棉花的破旧垫子。孩子踮起脚跟，伸长脖子使劲地朝木箱里探看。当然，也看不出什么新意来。那个年代，品种很单调，唯有白糖味。孩子嘴里吮着棒冰，复顶着书本，躲闪毒辣的日头，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跑回教室。
贫穷限制了孩子们的欲望。大多数的日子，李老二的生意甚是清淡。整整一个下午，木箱里的棒冰也卖不出多少。下午三点多钟，眼看着要放学了。李老二就会改变吆喝叫卖：“棒冰，亏本的棒冰，一毛钱三根。”
一年四季，学校里跑进来各种吆喝叫卖声。“油条——包子——啰”這是提着篮子卖小吃的独眼姑娘在吆喝，声音清脆。“皮筋——铅笔——本子”，这是挑着货担的驼背老人在吆喝，他的声腔低沉。有时，驼背老人为了省力气，会摇晃着手中的货郎鼓，咚咚咚，从村里摇进我们的校园。但他们的吆喝叫卖声与李老二的相比，实在是过于平常。李老二的叫卖声充满喜感，直接抵达我们的内心。一声喊完，人都寻声乐呵呵奔着去。
有一天，李老二照例把车停放在树底下，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吆喝，而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口哨。尖利的口哨声，惊动了树梢上的阳光。光晕不安地扭动着，照得树影斑斑驳驳。“棒冰，米换棒冰，鸡蛋要，小姐姐的塑料鞋也要。”起初，我们没有听懂李老二说什么，等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个捧腹大笑，直到眼泪给笑出来。有调皮的孩子隔着窗户调侃：“李老二，石头可以换棒冰不？”
李老二的两只小眼眯成一条缝，笑着答道：“只要你能吃下石头，我就换给你。”
多年后，我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讲述了义乌人凭借鸡毛换糖的艰苦创业到最后建立了商业帝国的奋斗史，令我感慨万千。这不就是李老二的经营雏形吗？我不好置喙李老二经商理念，可是书读得不多的李老二，深谙生意之道。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谁有多余的闲钱给孩子当零花钱用呢。但大米和鸡蛋，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却是极其容易获得的物品。李老二将换来的大米和鸡蛋，拿到早市出售赚取利润。
李老二虽然腿脚不方便，但村里谁家红白喜事，离不开他的张罗。端桌子借凳子，砍柴烧火，他跑前跑后帮忙。若是谁家男人遇上烦心事，准会拉李老二喝闷酒。酒入口中，一股热流冲向五脏六腑。男人喝得兴起，醉眼朦胧，唾沫星子满屋乱飞，将窝着一肚子的气撒在李老二的身上，仿佛生活中的不如意，全都是他的过错。李老二不争辩，也绝对不回嘴。翌日醒来，恍然想起头天晚上的糊涂事，慌忙上门向李老二抱拳示意歉疚。李老二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脾气，要喝酒再来找我。
李老二和我父亲关系不错，常来我家串门。李老二见多识广，知道许多民间趣闻。我父亲识得几个字，爱读古往今来的逸事。两人站在墙根下，时常聊得不挪窝。父亲爱下象棋，喜欢找李老二杀一盘。两人坐在葡萄架下，“啪”的一声就算开始了，你来我往，杀得天昏地暗。有时，我父亲侥幸赢了。李老二就涨红脸走到我家竹子旁，抬头摘下一片竹叶，放在嘴边吹。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像是披着霞光，散发着温柔的光。若是李老二胜算在握，就会得意地摇头晃脑，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大声喊我们姐弟仨的名字。
那时我心底深藏着一个秘密，故而眼睛一直不敢与李老二对视。有一次，我借同桌的画笔，涂抹了一张白纸。好多同学围上去买李老二的棒冰，我趁乱把那张涂鸦的纸当做纸币递给他。他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塞进裤兜。事后，我战战兢兢，心里发虚，生怕他将此事告诉我父亲。但他没有异常变化，遇见我像是不知情似的。
去岁回老家，见到李老二。他两鬓早已斑白，拖着一条残腿，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我递上一根香烟，帮他点上，问，叔，还记得那张蜡笔画吗？
他美美地抽上一口，笑吟吟地说道：“你那张蜡笔画，害得我被你婶子骂了多少回？”顿了一下，他望向前方，说道：“可人有时候，谁不做点错事？”
我突然释怀。
在我们的前方，有一大片稻田，谷穗收集了阳光的金色，酿成秋的厚重。春耕秋收。一茬又一茬的稻子在时间里，无边无际地生长、成熟、收割。一些时间总是在另一些时间之中，寻找着自已的属性;一些生命在一点点消逝，另一些却在潜滋暗长。
责任编辑 杨 枥
王俊，作品见《人民文学》《山东文学》《草原》《解放日报》《文艺报》等。多次荣获全国征文奖。
时隔多年，我仍然不明白村人缘何叫她白老鼠。我试图向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打听，但仅限于“她是白家小子放蜂带回的媳妇，脑子不够用”，“她已经死了”这些苍白的叙述。白老鼠是先天还是后天变傻的？她的真名姓什么叫什么？村人语焉不详。然而，她确确实实存在于我的童年记忆深处，像离去的或健在的所有故乡人一样，以碎片的形式，闪烁着天地赋予他们的幽微光芒。
打小我就怕白老鼠。她住在马路边上，对面一个慢坡，铺着形状不一的鹅卵石。坡上就是小学校，我每次上学，都能遇见白老鼠。她站在大门口，嘴里一直不停地嘟囔着，说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原本就爱流涎水的她，一说话涎水就更多了，活像一条吐着无数水泡的鲶鱼。天冷的时候，裹在白老鼠身上的棉袄，纽扣经常错位，东拉西扯的，便将腰腹上的肉一箍一箍挤出来。头发像一个鸡窝。最显眼的是，她的脖子上终日系着一个娃娃才用的绣花围兜。几个调皮的男孩远远望见，拍着手，指着她大声唱道：“白老鼠，上花轿，拜了堂，系个围兜哭着喊娘。”说罢，便狡黠地睃着另一伙男孩。另一伙男孩佯装不知，歪头故意问道：“喊娘做什么？”另几个男孩提高声调：“娘，我要吃奶。”男孩肆意地放声大笑。白老鼠不晓得孩子笑话自已，大家笑，她也咧嘴流下一串水泡傻笑，露出满嘴黄牙。一个傻子的趣事，村人津津乐道，并以此来调剂单调的村居生活。村里的孩子直言不讳地嘲弄白老鼠，只要白老鼠出现，就会响起戏谑的笑闹声。顺口溜传到白家老太太的耳中。彼时，精瘦精瘦的老太太正饺了拇指般大的红布，摊上黑药膏，往两鬓贴。傻女人只会吃和玩，洗衣做饭一概不会，气得老太太隔三岔五犯头痛病。若不是家贫，哪个当妈的容得下儿子带一个傻乎乎的女人进门？“便宜没好货。”白家老太太骂骂咧咧，操起竹枝劈头盖脸便把白老鼠抽打了一顿。打累了，她撩起衣襟擦眼睛，望着儿媳妇长吁短叹。疼痛往往会教人长记性。之后，村里男孩若是再笑话白老鼠，她一准揪住一个大打出手。有时，我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白老鼠一个人站在窗下敲打墙壁。她手中的石头碰撞砖块，迸射出一道道银色的火花，火花溅到高空，又顺风落在墙根下。白老鼠似乎很热衷玩这种游戏，老师却被她的敲打声吓得大气不敢喘。无奈之下，只得请来白家老太太带走她。
油菜花凋谢后，结成一串串暗红的荚。白家老太太牵着儿媳妇的手跨过水沟，下地收割油菜籽。田埂上生长着许多白色的，紫色的野花，看上去如轻柔的丝绸披挂着。蝴蝶依恋花朵，忽而从白色上飞起，忽而又栖落在紫色上。油菜籽哔剥炸裂，白家老太太和她的独子心急如焚。他们钻进油菜地里，抡开胳膊开割。当他们直起腰，油菜籽已然躺在地上一大片。再看看白老鼠，头上横七竖八地插满野花。蝴蝶逐人飞，人撵蝴蝶跑。他们没有心思搭理白老鼠，积攒着力气不敢停下手头的活。万一遇上雨天，来不及抢收回家，烂在地里，大半年的心血便打水漂。贫困而艰难的生活，往往把人心磨砺得过于粗糙。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攻打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关爱身边的人。蝴蝶陰谋家似的，在白老鼠的前面不远不近地飞起飞落。白老鼠沿着高低不平的田畴追。踩着水凼，脚上的鞋子掉了一只;翻过沟渠，荼蘼的藤蔓扯坏衣服。蝴蝶飞过一道山梁，倏忽没了踪影，暖暖的空气满溢而出，倦意像风一样从远方涌来。白老鼠仰面倒在一蓬艾蒿上。坡上开着许多野花，缤纷的颜色，落在梦里酣睡。青草密密丛丛，恰好就网住了她滴落下的涎水。草木借助风势，在山梁上起伏，荡漾着绿意。
太阳落山，将光明带向地球的另一面。草丛里的昆虫鸣叫，声音越来越稠密，如水般漫过乡野。万物无声地放射出一种力量，把大地投进尤为深沉的黑暗里。无数双眼睛埋伏在夜的甬道里，蠢蠢欲动。白家老太太收起镰刀，惊觉儿媳妇不见了顿时慌了手脚，一路跌跌撞撞，高喊白老鼠的名字。白老鼠不认识路，一旦她远离了白家人的视线，便是一头瞎眼的牛，只会乱转。小时候，村里孩子倘若因贪玩而晚归，大人会常常呵斥道：“白老鼠傻，认不得家门。你和她作伴去吧。”大人的责骂，通常比拿起竹枝抽打孩子更有效。对于孩子来说，用白老鼠做参照物就是一种耻辱。
“白老鼠丢了。”村人打着火把以白家的田地为中心，向外围寻找。
找到白老鼠，差不多半夜了。自此，白家人下地干活，便用一根棕绳将白老鼠拴在厅堂的柱子上。
白家门前有一口水塘，学校附近的村民仰赖水塘过活。淘米洗菜，洗衣冲澡，渴了饿了脏了，每一样都离不开水塘。夏天，学校给每个教室里备下几只搪瓷水杯。学生口渴，就会拿起搪瓷水杯跑到水塘边灌水喝。经常会看到坐在屋檐下的白老鼠，长长的棕绳拖在身后。她稍微往前移动，绳索便毫不留情地把她瘦弱的身子拽回去。她动弹不了，悲伤地大哭，想要用力挣脱脚踝拴着的绳子，但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她坐在冰凉的地上，哭乏了就自言自语到天黑。
有一天，我去喝水，她在凝望远方，眼神呆滞。她欲挣扎，但似乎没有挣扎的气力。她的小腿浮肿着，腹部微微隆起。
后来，白老鼠生下两个女儿。俩孩子的眼睛会说话，都不傻。一个夏天，白家人下地忙双抢。白老鼠不知怎么地挣脱绳索，跑到水塘边给孩子摘荷花，不慎落入水中……打捞白老鼠的李驼背叹息着，说白老鼠的长发被水草缠住，平日傻乎乎的脸上露着平静的笑容，和睡着如出一辙。
六指小宁
老远我就闻到小宁身上特有的气味。
狗的嗅觉比人类灵敏。躺在树底下打盹的黄狗似乎也闻到了气味。它忽地站起来，变得异常狂躁，撵着鸡鸭满院子上蹿下跳。
母亲操起细竹枝，张口骂黄狗：瞎了狗眼的东西，小宁都不认得，晚饭别想吃了。
黄狗赶忙躲开，稍慢一步又会挨打了。乡村的狗挨主人的打是常事。
小宁走过来，对我母亲说：“姑，我来叫俊哥一起去放牛。”
我扭过头，避开她。小宁一家人身上都会散发出一股桐油味。刺鼻的气味，总能让我想起刷了桐油的棺材。
小宁父亲是个油漆匠，出奇的瘦，像一个相框里爬出来的纸片人，风一吹随时可能会刮走。他常年呆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给村里老人的寿枋刷桐油。一次，我去找小宁玩，他正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往厚重的杉木板油漆。我们村里的老人只要过了六十岁，不论身体硬朗不硬朗，都要提前将棺材买回家。棺材放进房间里，盖上一块红绸缎就成了寿枋。人依旧照样吃喝拉撒，哪样都少不了，但寿枋的颜色一天比一天暗淡。老人便使唤家里的小辈将寿枋拉到小宁家，刷上鲜亮的桐油。寿枋原本死气沉沉的，桐油上身，透出一股说不出的诡异之气，让人背后生起一阵阴风，头皮簌簌发麻。寿枋摆在那里，让人时刻知道人生是有终点的。可我再也不敢上小宁家了。甚至于每遇到村里人办丧事，我宁愿多走几步路，也要绕过摆放棺材的人家。 我们牵着牛朝后山的茶园走去。初夏是草木疯长的时节，茶园里的草，绿油油，柔软，脆嫩。牛在地里，拖着细长的缰绳，一边走一边啃，像一台割草机。茶园周围是野生的楝树和栾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一缕缕照射在大地上，大地扬起尘土的气息。小宁在牛的身边拾捡干枯的茶树枝。我坐在一棵栾树底下，看着一只蚂蚁沿着树荫往前爬，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爬得慢极了。捡了一片树叶盖在蚂蚁的身上，想象着它在黑暗中茫然失措的样子，我得意地想笑。小宁走过来，却掀掉了叶子。蚂蚁爬到树叶上，摇摇晃晃，继续朝前爬去。
“给你！”小宁向我摊开了左手，大拇指处有一截肉软塌塌地垂着。打从娘胎里出来，小宁的左手就比寻常人多一根手指头。有一回，我和小宁到镇上买书。小宁的左手伸出来时，书摊的老板娘把冰冷新奇的目光盯在她的手上，她朝书摊边另一个女人努努嘴，说：看哪，六指。寥寥数字，传到了我们耳中。小宁举起左手，大声说：“六指怎么了？又不是我硬要长的。”越来越多看热闹的路人围上来。但小宁很执拗，站在路中央，像个壮士般高举着左手。我的脸倏地涨得通红，扔下她一个人，落荒而逃。
长着六个手指头的小宁干活利落，下地打猪草、插秧、割稻子，样样都比同龄人做得好。小宁做事上心，我们放牛只顾着玩耍，她却惦记着牛会不会乱跑，惦记着拾的柴火够不够家里用。小宁能叫出村庄所有的植物和鸟雀的名字，闭上眼睛，好像她只嗅一嗅风的味道，就知道哪个地方的草肥美，哪个地方长满了荆棘和藤蔓，哪个地方有最甜的野果子。
我朝她的手心望了望，只有几片新绿的叶子。我失望地撅起了嘴。
“这是犁尖草。”小宁说着伸出两根手指头，轻轻捻了捻，而后放进嘴里咀嚼。
头顶上的日头炎炎生烟，我的嗓子里俨然也藏着一束火焰。口渴难耐，我学着她的样子，摘了两片叶子捻了捻，含在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滋味顿时弥漫在唇齿间。
小宁就有这般本事，随时在我的面前，变着戏法制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她教我挖茅草根吃，教我用麦秆吸山茶树上花蕊中的蜜。有一次，我妈被开水烫伤，她爬上梧桐树捋一把花朵揉碎了敷在伤口上。有时，我会冒出一个念头，小宁若是身上没有桐油味，她绝对会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
犁尖草过了春天，就像十二三岁小姑娘的身体，渐渐长开了。墙角、篱笆边、田埂上，随处都是它们的身影。细细藤蔓上缀满绿叶，叶的背面和藤上长着小刺。但谁会在意它呢？牛平时懒得啃它，除非实在寻不到果腹之物，才勉为其难地下嘴。农人就不消说了，若非心情舒畅或是时间空闲，根本不会想起动手铲除。
太阳在叹息中滑入石岩。小宁拉一拉牛辔，牛顺从地弯下后腿。她两手轻轻一托，将我稳稳地送上牛背，再将一捆柴火架在牛背上绑好。骑牛是牧童最快乐的事。乡间的一头牛，不仅要拉得动犁耙，还驮着放牛孩子的童年。牛不緊不慢挪动着四蹄，树木、山峦在牛背上晃动。突然，牛像是被谁使用了定身术似的，一动不动了。小宁回过头，拍打牛。牛仍纹丝不动，任小宁怎么折腾，它的脖子也不扭一下。小宁连忙从牛背上跳下，从路旁的树上扯下几片叶子，死死堵住牛屁股。每次放牛回家，家里的大人习惯查看牛的肚子。牛肚子滚圆与否，和我们放牛躲没躲懒有很大关系。牛一旦拉屎，圆滚滚的肚子势必瘪了。小宁努力地捂住牛屁股。牛没走几步，再也憋不住了，“啪”的一声，牛粪绽开了花。
吃晚饭时，村口响起打骂声。“我一碗米饭一碗米饭的养你做什么，连头牛都放不好。”那是小宁后妈的声音。小宁出生不久，亲妈就去世了。村头算命的说，长了六根手指头的娃，命不好，克父母。后妈脾气不好，常常指桑骂槐说小宁：“有娘生没娘管的牲畜，你怎么还不死。”或是直接戳着小宁的额头骂道：“你个丧门星，是不是等着克死你爸，才遂了心愿。”小宁偶有不是，一家人，从大到小，动辄恶语相加，痛下狠手。更可气的是，小宁每次挨打，她的父亲从来不管。小宁挨了打，就偷着跑到我家来哭诉。我母亲望着她背上青一块肿一块，叹着气，哄着她：“再熬几年，有人上门提亲，就苦到头了。”
母亲的弦外之音，一个女孩通过嫁人就能改变命运。
“为什么要嫁人？小宁长大了要读大学的。”我囔囔。小宁的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母亲狠狠地剜了我一眼，不让我说下去。
小学毕业，我到镇里读中学。而小宁辍学了，跟随村里人一起去沿海城市打工。读高二那年，听母亲说，小宁嫁给了她父亲的一个徒弟。
一年暑假回家。在村口，远远望见前面走的女人像小宁。到了身边，果然是她。结婚后，小宁生下一男一女。男人外出打工，小宁留在家里照顾一家子老小。她一下子认出了我，笑着问：“俊哥回家看姑来了？”我说是，竟不知道如何引出下一个话题。小宁依然清瘦，只是脸上的雀斑愈加多了。她没有再言语，背着一捆柴火径直走了。
其后，我每年回家，再也没见到小宁。听我母亲说，小宁的男人做生意发了财，一家人搬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有时想，过上幸福生活的小宁，不知还记不记得村庄里那些青草的名字？
卖棒冰的李老二
村里健全的人很少做小本儿生意。
吆喝买卖的一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比如老李，驼着背背着工具箱游走于各个村庄，四处招揽剃头生意。他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十二岁时上山砍柴，从岩上摔下来，废掉一条腿。据说身体在后天落下残疾的人比先天残疾者远要痛苦许多，他们往往过早地洞见了人情世态的炎凉和残酷。
长大后种不了田的李老二，脑瓜子却比常人活泛。他算账极快。村里人卖废品，必定要拉上他重新算一遍，确保不出纰漏。
有一次，李老二进城走亲戚，捡到一辆废弃的自行车。自行车像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故，不仅脱漆，散架，还少了一只轮子。李老二背着村人，卸了又安上，捣鼓了几个晚上。数天后，村人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在晒谷场上转圈。自行车刷了一层红漆，煞是耀眼。走近一看，后头竟装上板车的木头轱辘。自行车的后座还有一个木箱，用铁丝扎得牢牢的。平日里，木箱中装着李老二贩卖的茶叶、粉丝、糕点，以及色彩斑斓的尼龙袜。每到端午节，他的木箱里总能掏出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香袋。黄色绸缎布扎做的老虎，背面和四只脚，均以笔墨勾勒出斑纹;白色的确良扎做的骏马，尾巴都快翘上天。我们出门去玩，就把香袋挂在脖子上。饿了打开香袋，里面放着糖果或鸭蛋。 端午的香袋玩腻了，天气一日比一日燠热。村里的老人说，掌管夏季的天神是祝融。偏偏祝融是火神，爱吞吐火球玩耍。柏油马路在火球的烘烤下蒸腾着热气，人走在上面，能感觉塑料凉鞋底就要融化。梧桐树里的蝉，有声无气地喘息。我们不敢在太阳底下嬉闹，躲进教室里，昏昏欲睡。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棒冰，白糖棒冰，好吃又冰爽，五分钱一块。” 嗓音洪亮，腔调拖得很长，余音里尽是沁凉。这一声吆喝，顿时唤得千门万门开。
颇醒目的自行车停放在树荫下，李老二的身体靠在树干上，抻着脖子，高声吆喝着。有人顶着书本冲出教室。李老二打开木箱盖，掀开一块裸露着棉花的破旧垫子。孩子踮起脚跟，伸长脖子使劲地朝木箱里探看。当然，也看不出什么新意来。那个年代，品种很单调，唯有白糖味。孩子嘴里吮着棒冰，复顶着书本，躲闪毒辣的日头，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跑回教室。
贫穷限制了孩子们的欲望。大多数的日子，李老二的生意甚是清淡。整整一个下午，木箱里的棒冰也卖不出多少。下午三点多钟，眼看着要放学了。李老二就会改变吆喝叫卖：“棒冰，亏本的棒冰，一毛钱三根。”
一年四季，学校里跑进来各种吆喝叫卖声。“油条——包子——啰”這是提着篮子卖小吃的独眼姑娘在吆喝，声音清脆。“皮筋——铅笔——本子”，这是挑着货担的驼背老人在吆喝，他的声腔低沉。有时，驼背老人为了省力气，会摇晃着手中的货郎鼓，咚咚咚，从村里摇进我们的校园。但他们的吆喝叫卖声与李老二的相比，实在是过于平常。李老二的叫卖声充满喜感，直接抵达我们的内心。一声喊完，人都寻声乐呵呵奔着去。
有一天，李老二照例把车停放在树底下，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吆喝，而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口哨。尖利的口哨声，惊动了树梢上的阳光。光晕不安地扭动着，照得树影斑斑驳驳。“棒冰，米换棒冰，鸡蛋要，小姐姐的塑料鞋也要。”起初，我们没有听懂李老二说什么，等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个捧腹大笑，直到眼泪给笑出来。有调皮的孩子隔着窗户调侃：“李老二，石头可以换棒冰不？”
李老二的两只小眼眯成一条缝，笑着答道：“只要你能吃下石头，我就换给你。”
多年后，我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讲述了义乌人凭借鸡毛换糖的艰苦创业到最后建立了商业帝国的奋斗史，令我感慨万千。这不就是李老二的经营雏形吗？我不好置喙李老二经商理念，可是书读得不多的李老二，深谙生意之道。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谁有多余的闲钱给孩子当零花钱用呢。但大米和鸡蛋，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却是极其容易获得的物品。李老二将换来的大米和鸡蛋，拿到早市出售赚取利润。
李老二虽然腿脚不方便，但村里谁家红白喜事，离不开他的张罗。端桌子借凳子，砍柴烧火，他跑前跑后帮忙。若是谁家男人遇上烦心事，准会拉李老二喝闷酒。酒入口中，一股热流冲向五脏六腑。男人喝得兴起，醉眼朦胧，唾沫星子满屋乱飞，将窝着一肚子的气撒在李老二的身上，仿佛生活中的不如意，全都是他的过错。李老二不争辩，也绝对不回嘴。翌日醒来，恍然想起头天晚上的糊涂事，慌忙上门向李老二抱拳示意歉疚。李老二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脾气，要喝酒再来找我。
李老二和我父亲关系不错，常来我家串门。李老二见多识广，知道许多民间趣闻。我父亲识得几个字，爱读古往今来的逸事。两人站在墙根下，时常聊得不挪窝。父亲爱下象棋，喜欢找李老二杀一盘。两人坐在葡萄架下，“啪”的一声就算开始了，你来我往，杀得天昏地暗。有时，我父亲侥幸赢了。李老二就涨红脸走到我家竹子旁，抬头摘下一片竹叶，放在嘴边吹。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像是披着霞光，散发着温柔的光。若是李老二胜算在握，就会得意地摇头晃脑，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大声喊我们姐弟仨的名字。
那时我心底深藏着一个秘密，故而眼睛一直不敢与李老二对视。有一次，我借同桌的画笔，涂抹了一张白纸。好多同学围上去买李老二的棒冰，我趁乱把那张涂鸦的纸当做纸币递给他。他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塞进裤兜。事后，我战战兢兢，心里发虚，生怕他将此事告诉我父亲。但他没有异常变化，遇见我像是不知情似的。
去岁回老家，见到李老二。他两鬓早已斑白，拖着一条残腿，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我递上一根香烟，帮他点上，问，叔，还记得那张蜡笔画吗？
他美美地抽上一口，笑吟吟地说道：“你那张蜡笔画，害得我被你婶子骂了多少回？”顿了一下，他望向前方，说道：“可人有时候，谁不做点错事？”
我突然释怀。
在我们的前方，有一大片稻田，谷穗收集了阳光的金色，酿成秋的厚重。春耕秋收。一茬又一茬的稻子在时间里，无边无际地生长、成熟、收割。一些时间总是在另一些时间之中，寻找着自已的属性;一些生命在一点点消逝，另一些却在潜滋暗长。
责任编辑 杨 枥
王俊，作品见《人民文学》《山东文学》《草原》《解放日报》《文艺报》等。多次荣获全国征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