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主持 杨立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
　　李巨川 《世界知识》杂志
　　特邀嘉宾 张宏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魏翠薄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越慧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
　　
　　杨立华(代序)：为什么要“理解非洲”？这是因为国内对非洲了解得不多。许多媒体的报道缺乏独立采编的内容，大多是转引西方的，而西方的报道又大多是猎奇，追求“新闻”效应，他们更热中于报道非洲的饥荒、艾滋病、战乱。但如果实地到非洲感受一下，尤其是近几年，你会发现非洲并非“惨不忍睹”。90年代后期，非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有战乱和饥荒，但是绝大多数冲突热点都已降温，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非洲经济也出现3%-4%的持续增长。从 1994 年到 2000 年，南非一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席国，在每年的开发计划署年会上，南非都把非洲发展问题提到国际论坛上，要求把非洲发展纳入全球化。非洲的努力也受到各方面的积极回应，西方大国在减免债务方面，增加从非洲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方面，援助非洲解决疾病、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承诺和行动，应该说非洲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比 80 年代有所改善。美国、欧盟、中国都相继召开了有关发展非洲的高峰会议，规模都很大。冷战后，非洲一度被边缘化，为什么这几年又重新被关注，这与非洲联合自强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非洲的资源和市场有关。非洲是世界矿产、能源蕴藏丰富的大陆。据报道，美国总统布什明年年初要访问非洲，美国国务卿已经两次访问非洲，美财政部长今年到非洲转了两周。实际上，美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调整中，控制非洲能源是一项重要的布局。美国对非洲战略资源的考虑有其长远打算。有资料说，美国要和南非长期合作，利用南非的白金——铂作为原料，制造以氢为动力的一种燃料箱，替代石油，改变对石油的依赖。而南非是出产铂最多的国家。
　　中国与非洲国家长期友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合作主要着眼于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虑。非洲目前把消除贫困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开始探讨自主发展的道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能够理解非洲。还有，非洲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和美洲的文化、音乐、哲学都有非洲文化的影子，中国也应该在社会文化领域里更多地了解非洲，理解非洲。
　　进入21世纪，非洲的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非洲“被边缘化”的处境有所缓解，二是非洲国家自信、自强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自主联合的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趋势。
　　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理解非洲”都是我们迫切的需要。
　　
　　非洲，真正成为非洲人的非洲
　　杨立华：目前，非洲各国正在为创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努力。以前，非洲在解决地区冲突时更多寻求西方的帮助，今后，非洲将更多靠自己的组织——非洲联盟解决地区事务问题。今年7月，已有39年历史的非洲统一组织正式转变为非洲联盟。为了发挥更强制性的作用，非洲联盟成立了“和平安全理事会”，由联盟大会选举产生的 15 个成员国组成，作为常设决策机构处理集体安全和预警安排，以及时应对非洲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危机，同时还负责制定共同防务政策。地区组织，特别是地区大国，在解决非洲冲突和维和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尼日利亚为西非的维和行动已花费 70 亿美元，还有大量的人力投入。南非也积极参与调节非洲国家的冲突和非洲维和行动。
　　
　　赵慧杰：这一点我在马里有切身的感受。马里是西非地区的大国，我在驻马里使馆工作的两年中，马诺河联盟三国——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冲突一度十分激烈，西非共同体几个大国不断磋商寻找解决方案，马里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科纳雷总统多次走访冲突三国，从中斡旋，并在马里主持召开马诺河联盟会议，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使几度走向战争的冲突得到缓和。在组建的西非维和部队中，马里派出500 名官兵参加（马里自身是世界最穷10国之一，排倒数第七）。马里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体现了作为地区大国所具有的负责任的精神。应该看到，非洲国家这几年自强、自立意识普遍增强，解决地区争端、处理地区事务不再像原来那样完全依赖国际社会，依赖大国的力量，而是更多地依赖非洲自己的组织。
　　
　　张宏明：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是泛非主义运动的响亮口号，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引导着非洲的复兴。诚如非统前任秘书长萨利姆博士所言，“毫无疑问，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伟大的泛非主义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者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大陆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是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意识日渐增强。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非洲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联合自强是非洲摆脱政治、经济“边缘化”不利地位和谋求发展的惟一出路和希望。非洲联盟的成立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制定便是这种联合自强意识的具体反映。各国领导人决心通过团结合作，改变非洲的贫穷落后状况、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二是非洲国家的自主和自信精神日渐凸显。以往非洲国家领导人总是将非洲贫穷、落后和战乱的根源归咎于殖民主义或不利的外部环境，并将非洲的发展寄托于国际援助之上，即在国际援助下寻求非洲的发展。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虽然非洲的发展仍有赖于国际支持，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即首先立足于非洲，在联合自强前提下积极争取国际支持。这种自主和自信精神还反映在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处理非洲内部事务的态度和立场上，即强调非洲的问题应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反对外来干涉。今年非洲国家在津巴布韦大选问题上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随着非洲自主意识的增强、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经济的复苏，一度弥漫于世界的非洲悲观论亦随之烟消云散。
　　
　　杨立华：津巴布韦大选时，欧盟、英联邦都派出了观察团，它们对津巴布韦大选抱否定的态度，与此同时，南部非洲、非洲联盟也派考察团，还有大选结束后尼日利亚派的考察团，它们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得出的结论有很大差距。津巴布韦是 1980 年独立的，它是非洲议会民主的一个样板。我曾去津巴布韦访问。当时有这样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即穆加贝总统每个月都要到议会听证，接受反对党议员的质询。直到现在津巴布韦仍是三权分立，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最高法院就曾否决过政府的一些做法。应该说津巴布韦是个法制国家。我认识一位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过去长期在津巴布韦教学,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支持反种族隔离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此，他在 80 年代曾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盘查。这位教授认为，津巴布韦的民主程度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要高。只是现在津巴布韦处在困难时期，抨击它的土地改革，给它抺黑，似乎都有理由。实际上津巴布韦并不是一团“黑”。非洲人越来越反感外来干涉。非洲人认为，既使他们出现问题，既使津巴布韦在大选中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也是非洲人自己的事，非洲有自己的组织——非洲联盟，他们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外来力量没有权力干涉。
　　还有一个例子，也反映了非洲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年南部非洲旱灾面积广泛，其中受灾国家就有被誉为南部非洲“粮仓”的津巴布韦。美国承诺援助受灾地区约 50 万吨粮食。但由于美国援助的玉米没有标明是非转基因玉米，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法律是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的，于是这些粮食被拒绝进入，而且津巴布韦一再表示，不能放弃接受美国转基因玉米的条件，即转基因粮食进口之前，必须经过加工（磨成粉），并且必须有转基因标识。
　　处于饥荒威胁之中的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为什么宁可缺粮，也不要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呢？首先是因为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还是未知数；其次是为了防止转基因玉米传入后被作为种子，破坏非洲国家传统的玉米物种，威胁非洲国家的食品安全；再次，担心转基因作物对其他植物基因的破坏，影响生态平衡；还有，转基因玉米如果用作饲料，将会威胁南部非洲国家对欧洲的牛肉出口市场。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非洲人意识到，如果非洲接受了、吃惯了美国的转基因玉米，或者接受了这类玉米种子，非洲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就要被别人控制，非洲的命脉也就操纵在别人手里。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受灾国不愿今后受制于人。
　　
　　勤劳、聪明、卫生――这才是我所认识的非洲人
　　赵慧杰：我想澄清对非洲的几个误解。有人说非洲人懒，其实不是这样。在马里，人民非常勤劳，尤其是妇女更辛苦。由于马里是伊斯兰国家，娶两个老婆的人不少，可男人的收入是有限的，妇女只得自食其力。非洲妇女的生活工作环境都极其简陋。由于马里不控制人口，一个妇女只生四五个孩子是少的，生六七个正常，生十个以上的也不少。我经常看见马里的妇女在路边一边做生意，一边照看一大群孩子。马里的“大排挡”（街头简陋的饮食摊，一块木板，几只塑料桶加一个碳火炉）都是妇女经营，既使在首都，条件也很差，有树荫的地方不多，更多的是在太阳下风吹日晒。马里交通很不发达，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数人都是步行。妇女批发进货就是头顶着装满货物的大桶或大盆步行，特别是卖蔬菜和水果的妇女更是辛苦，她们头顶的东西要达20公斤到30公斤。我们都很难想象。
　　非洲人很聪明。在马里有一些中资公司，这些公司都愿意请当地人做工勤人员，他们肯学，也肯吃苦，一些公司的食堂工作人员也都是马里人，其中还有马里女孩。这些马里女孩基本是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学做中国饭菜非常快。我认识一位在中国公司做饭兼搞卫生的马里女孩，也就20岁左右，她们向中国人学习做菜做饭、烧鱼炖肉、包饺子、烙饼、蒸馒头、煮面条，炸油饼，和我们在家里做的口味相差无几，所以现在有不少中资公司都喜欢雇佣当地人，既节省费用，又很好用。
　　非洲人其实很讲究干净。非洲生活条件差，但他们很注意个人卫生，他们有体味，这是客观事实。来我们使馆工作的马里雇员，每天下班后都用水冲澡，换上干净衣服。有重要场合或是有活动，马里人喷洒香水或是用他们自己的传统香料，是很普遍的。马里人十分爱洗衣服，每天在尼日尔河边和街头洗衣的妇女很多（马里自来水很贵，一般只用饮水，大多数人都在河边或在街头用井水洗涮），而且都不只洗一桶或一盆。在机关工作的人大多每天换衣服（和西方人一样）。马里是缺水的国家，水很贵。尽管如此，马里人还要一天几次用手捧着贵重的水洗手、洗脸、漱口（他们不用盆，可能是太浪费，就用壶，从壶嘴倒到手上一些水清洗）。马里人每天做五次礼拜，礼拜前都要净面。
　　
　　张宏明：非洲妇女的确很勤劳、辛苦，相比之下非洲男人便显得有些懒惰，我在非洲工作期间也时常看到一些青壮年人在树荫下歇息。我想这除了传统习俗因素之外，还与非洲自然条件和人口结构有关。回想北京夏天气温高的那几天，我们不是一样懒得动；更何况非洲多数国家靠近赤道，终年高温炎热。此外，许多非洲国家不仅人口结构趋向年轻化，而且劳动力人口结构也如此；加之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城市，而非洲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根本无法吸纳这么多人，于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便在街上游逛，给人一种懒散的印象。我想说的是：非洲国家失业率高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非洲人、特别是非洲男人懒惰。
　　
　　魏翠萍：非洲妇女上至总统夫人，下至贫民百姓，大部分都自食其力。这与非洲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传统社会，男女分工中妇女的责任不仅是生养孩子，操持家务，更重要的是养家糊口。她们在丈夫的土地（土地归男人所有，妇女只有用益权）上整日劳作、收获的粮食或其他作物除全家享用外，多余的卖掉维持家用。在非洲大陆到处可以看到非洲妇女不是在田间忙碌，就是用头顶重物婀娜多姿地行走在乡间和城市道路上，或在街头巷尾出售她们的农产品。妇女在很多非洲国家的自给农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对家庭和社会都有贡献，然而在很多方面她们得不到平等的待遇，按照传统观念她们没有财产继承权，如果丈夫去世，家中财产包括土地都会被丈夫的家族统统拿走。随后她们像财产一样转给丈夫的兄弟，做他们的妻子。在非洲男人娶妻越多，意味着越富有。事实上多一个妇女等于多一个劳力，对于家族来说她们确实是能创造财富的“财产”。这种传统文化是早期村社制度下男女劳动分工不同遗留下的，当时男人的责任是保卫家园和放牧，妇女则解决食宿（也有不少地方是男人盖茅屋）。因此大部分非洲妇女在经济上相对比较独立，他们靠妇女间的协作互助，不依赖男人。总之非洲妇女任劳任怨，且开朗乐观，宽容。他们对自己的丈夫宽容，对丈夫的其他老婆都比较宽容。
　　
　　赵慧杰：我认识马里外交部新闻办的一个人，我多次到他家里做客，与他的大老婆很熟。后来这人告诉我他要娶二老婆，并请我参加他的订婚仪式。我见到他的大老婆，就问她与二老婆相处如何，她说：“我们处得很好，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在非洲，几个老婆间相互视为姐妹，丈夫多取一个老婆，自己就多一个姐妹。这就是她们的观念，老婆之间不会争风吃醋，而且这些老婆都自食其力，她们靠自己的双手，不依赖丈夫。但丈夫给老婆钱也是天经地义的。
　　
　　艾滋病，非洲的杀手
　　张宏明：非洲是受艾滋病侵害最严重的大陆。艾滋病之所以在非洲大范围蔓延与非洲的传统习俗不无关系。在非洲，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性传播。而在非洲，人们对待性问题普遍持宽容态度，男人有性伴侣在许多国家司空见惯；加之，一夫多妻制在非洲许多国家是合法的，这样，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人感染艾滋病就会传染给其他人，这无疑加速了艾滋病在非洲大陆的蔓延。
　　
　　魏翠萍：
　　 1996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达大期间，我发现校园里隔三差五总有新贴的讣告，死者都很年轻，原因都是因疾病而去世。我曾向有关人士询问学校是否有艾滋病病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是保密的。后来在校园里我认识一个坦桑尼亚女孩，她很瘦，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到过她家吃过饭。有一天早晨忽然有人敲门，敲门的人是女孩的弟弟，他说他姐姐已经死了。再后来我知道她得的是艾滋病。暑假时，正赶上坦桑尼亚举行每年一届的展览会，我帮一家公司卖药，其中有一种药对早期艾滋病有些疗效，能延缓艾滋病病人生命。当时我不知道这种药的疗效还在实验中，不公开出售。但许多坦桑尼亚人都知道我们出售这种药，大概是新闻记者作了宣传。那些日子，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围着我买药，我的心被那些渴求的眼神深深地震撼着，令我至今难忘。他们中大部分人说是替朋友亲戚买药或咨询，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生命的渴望，他们是为自己买药的。还有一些非常瘦弱的女孩站在稍远处观望很令人同情。我真想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艾滋病病人，希望这种药能有疗效。药卖完了，还有一大群人围着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的儿子儿媳因患艾滋病已经去世，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在母胎就感染艾滋病的一岁多的孙儿，为此他们苦苦哀求我卖给他们救命药。那些日子我感到我不是卖药，似乎我将我的感情都给予他们，我真想把药分给他们，哪怕他们的生命能延长一点点，顾不上害怕艾滋病传染。
　　
　　赵慧杰：非洲每年都有留学生到中国来，来之前都必须进行血液检查。在马里推荐的留学生就查出一名艾滋病携带者，我见过那个人，他看上去不像有病的人。他得知自己是艾滋病携带者不能赴华留学，觉得很遗憾，但他并不感到悲伤。在马里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尽管艾滋病很猖獗（马里也是艾滋病高发率国家之一），但马里人并不惧怕它。现在男女老少都知道这种病，还有艾滋病的专门组织，经常搞一些活动，接受国际组织的捐款或捐药。
　　
　　由于马里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所以也就不分你我。过宰羊节我们去一个马里朋友家，他们非常亲热，同吃同喝，一盆水大家轮着喝，一盘饭一起用手抓着吃。我们很不习惯，也担心被传染上病，但又不好意思拒绝。说实话，马里人对艾滋病的防御心理是很薄弱的。
　　
　　魏翠萍：坦桑尼亚是一个平和的社会，性接触比较随意，相互间也不强求。我问过他们的人，怕不怕得艾滋病，他们说，得艾滋病就像出车祸一样，谁知道什么时候被车撞上了？好像他们对死无所谓。
　　
　　张宏明：这或许是因为非洲人生性豁达所致；或许是与非洲人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有关。因为在非洲传统观念中，人的生命就如同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这种永无止境的生命被视为是一种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循环运动。按照非洲传统的宇宙观，人类生命的循环由“有形”和“无形”两个世界构成。一位非洲学者曾在《非洲人的宇宙观》一文中写到：在传统的非洲本体论概念中，人被看作是宇宙中的过客，注定要跨越死亡的赤道线。死亡“不是现实的终极，而是生命本身”。或许正因为如此，非洲人不畏惧自己死去，只是担心没有后代；如果没有后代，生命也就不能延续了；因而非洲的男人担心老婆不孕。
　　
　　乌干达：成功的范例，战胜艾滋病的希望
　　魏翠萍：非洲传统文化禁忌谈论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不好意思谈论艾滋病，甚至否认艾滋病的存在。一方面他们顾忌传统文化禁忌，另一方面担心艾滋病会吓跑投资者，影响旅游业，因而讳言艾滋病情况。这使我想起我在肯尼亚遇到的一件事。那是 1988 年，当时肯尼亚政治控制比较严，对本国艾滋病的消息也进行封锁。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我的要求下，我的同学特里萨陪我参观一家位于肯尼亚与乌干达交界城镇布西亚的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她在乌干达大湖西岸某个地区，艾滋病导致很多村庄的村民“全军覆灭”。特里萨回答我说，事实上肯尼亚的艾滋病不比乌干达少，只不过政府不许报道。随后她警觉地环视四周空旷的原野，似乎有便衣隐藏在路边草丛中，她那紧张、后怕的神情令我久久难忘。
　　乌干达曾是非洲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国家，也是最早注意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国家。据乌干达卫生部估计自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共有220万人感染艾滋病和病毒，约80万人死于艾滋病， 170多万儿童沦为孤儿。1986 年以来乌干达人民在穆塞维尼政府的带领下，向艾滋病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 16 年的努力，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20世纪 90 年代初乌干达艾滋病感染率高达 30% ， 2002 年下降到 6% ，他们取得如此的成功，被联合国列为样板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防治委员也先后在 1998 年和 2001 年表彰奖励乌干达。
　　乌干达能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穆塞维尼总统很有远见卓识，早在 1986 年他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就承认并公开乌干达存在艾滋病的事实。他不仅承认，而且还利用广播电台大谈有关艾滋病、艾滋病毒的防治以及性问题，并要求内阁部长在讲演中涉及艾滋病问题。
　　
　　杨立华：去年联合国召开一次有关非洲艾滋病大会，当时一些领导人还很反感，认为新世纪初，不应大谈非洲的艾滋病。后来，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站出来，呼吁非洲一定要正视艾滋病，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卡翁达的一个儿子就因患艾滋病而死去。
　　
　　赵慧杰：马里总统对防治艾滋病问题也特别重视，科纳雷总统曾在一次全国大会上，手里高举着安全套向大家宣讲，“这是最好的预防艾滋病的手段，为什么大家不用呢？”遗憾的是许多百姓仍不愿接受。这和他们的习惯有关。其实政府已经下大力推广安全套，药房、街头小摊都有卖的，很方便，而且政府还有补贴。
　　
　　
　　魏翠萍：为了更有利的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乌干达的另一个措施是让艾滋病患者打消顾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教训，告知他人，防御艾滋病。对这项工作推动最大、最有影响的是乌干达著名音乐家卢塔亚。1987年他在瑞典演出期间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回国巡回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领导了一场为艾滋病正名的运动。在他的带动下，一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自愿接受培训，以生命换取的教训告诫人们抛弃了随意性性行为、多个性伴侣的生活方式。为了他人和自己，人们开始接受使用避孕套、忠实一个性伴侣的行为。1991年为了纪念卢塔亚为预防艾滋病做出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菲利·卢塔亚倡议”组织成立。该组织继续卢塔亚的工作，从事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工作。其成员大部分是艾滋病和病毒携带者，他们以卢塔亚为榜样深入农村，通过人们容易接受的音乐和戏剧宣传有关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乌干达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成绩，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战胜艾滋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