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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红笺小丁
文：【英】斯图亚特·杰弗里斯
安妮·恩莱特折桂2007年布克奖，颇有几分爆冷门的意味。在获奖后首次接受的采访中，她与斯图亚特·杰弗里斯聊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崩溃，聊到了家庭在爱尔兰文化当中的意义，也聊到了她的小说为什么并不如大家读出的那般阴沉荒芜。
安妮·恩莱特未曾下注赌自己会赢，这有点遗憾，不然在五万英镑奖金之外，她还可揽走输家碎银若干。因为威廉·黑尔——大名鼎鼎的博彩公司——会为她设立12比1的赔率，赌她的第四部小说《聚会》会击败其他的入围作品，最终胜出。她在《聚会》中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家族噩梦重重的悲惨传奇故事，作者在渲染凄凉氛围上毫不吝惜。书中展示了这样的群像：自杀的醉汉，眼神空洞的恋童癖，暴虐的父亲，茫然的母亲，自鸣得意让人讨厌的牧师；甚至还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糟糕透顶的性爱，自戕自虐，寡然无味的守灵夜，还有凌晨五点悲伤袭来的放声哀嚎。赌家们以为，这样一部小说不会是捧冠的热门。
“我丈夫倒是押了宝，”恩莱特说。这是她获奖后第一次接受采访，这会儿她把一只可颂面包送到嘴边，咬下一口，眼里忽闪了一下。“有一些奇怪的规则，其中一条是只准你一次投十五欧元。他赢了一千块。我另一个伦敦的朋友却在除我之外的其他入围作品上都下了注，赌其中总有一个会赢。因为他觉得赌我赢的话等于自找霉运。”
对于入围最终榜单的其他作品，她怎么看？“在书店里的话我甚至连看也不会看一眼那些书的。自从知道自己入围决选名单，我心里就只有这一个想法：接下来六个星期，将会很好玩。我可不愿呆呆坐着，忧心忡忡，想东想西。以至于昨天一下子看到其他入围作品时——嗯，我是这样称呼它们的——我还吓了一跳。原先感觉中决选名单里就只我一个人呢。”
离她意外捧冠才刚刚一晚，早上，我们就坐在伦敦一家公关公司的地下室里了。恩莱特这一整天都将在这儿接受采访——听上去真像因为胜利而得付出的偿赎——然后才能飞回都柏林的家。前一晚她只睡了四个小时，还喝了“不只一丁点儿”香槟酒，不过单从外表你可看不出来：她一脸轻松满足，很是乐得与你交谈。爱尔兰总统府正好向她致以了祝贺。“我得留意，别让自己成了爱尔兰文坛上的索尼娅·奥沙利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该国中跑名将）。”玛丽·麦卡利斯总统曾经亲自致电索尼娅？“噢不不，是总统助理，”恩莱特很快回答。这位四十五岁的女士仔细瞧着我，眼神里竟有几分怨愤，仿佛我执掌天气，却在她的游行日下了雨。
文学圈外，知道恩莱特的人并不多。然而在圈内，二十年来她的声誉日隆，而且在英国和爱尔兰都曾捧得奖项。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便携式处女》(The Portable Virgin) 就曾受到过去的写作班导师安吉拉·卡特的热情赞誉：“格调高雅，扣人心弦，处处流露智慧，笔法新颖特别。”评论家们对其长篇小说《我父亲的假发》(The Wig My Father Wore)、《你像什么》(What Are You Like)以及《伊莱扎·林奇的乐事》(The Pleasure of Eliza Lynch)也是热情洋溢。然而只有《制造宝宝》——写的是她对于怀孕时光的回忆——进入了主流视线。这主要是因为书写得妙趣横生，充满人情味，就像给充斥市面只会指手画脚的种种育儿手册来了一针解毒剂。同行小说家A.L.肯尼迪在为《卫报》撰写《聚会》的评论文章中就叹道，恩莱特笔下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她的笔调有力又轻快，时而诙谐，时而魔幻，背景是暗色的，却有抒情诗的风味。她笔下的世界，安静又巧妙，实在让人敬畏。这番话或许没错，不过单凭这些还赢不来理查德-朱迪俱乐部的出版认可——这认可价值重大；也赢不来疯狂的销量。恩莱特获布克奖之前，《聚会》在整个英国一共才卖出三千五百五十三本。毫无疑问，布克奖的奖杯将很快扭转局面。
我对她坦言，翻开《聚会》之前对于阅读此书并未抱有多大期待，因为之前媒体上的介绍文章实在描述得叫人心情沉重。赫戈特家族的几代人团聚在都柏林，参加溺水自杀的利亚姆的葬礼。维罗尼卡——利亚姆最亲近的妹妹——一刻也停不下回忆他们的童年，想知道哥哥的死是否跟几十年前还是个孩子时所受的侵犯有关。她满心的悲伤，满心的担忧，索性从自己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当中抽身而退了。我是宁肯一边读叔本华，一边在玻璃碎屑当中打滚，也不愿意读这样一个故事的！
“我明白，我明白，”恩莱特温和地接过话去，“还有个学生时代的朋友跟我说：‘恐怕我现在是非读不可了，可是我好害怕！’”她呵呵笑起来。有人说她作品的素材纯属爱尔兰小说中的陈词滥调，这一点恩莱特决不同意。“从爱尔兰小说当中你可读不到那段故事。从回忆录里面倒可以——譬如弗兰克·麦考特写的那些。”
那位学生时代朋友的心情不难体会。批评家们也一样，一边热情赞扬这部作品，一边对其中冷酷剖析家族历史的做法很是愤愤，虽则他们对这种不满通常着墨不重。甚至纽约时报的批评家——他的评论基本是褒扬，而且算得上是最有深度的文章之一——也忍不住要说一句此书当中找不到“一丝慰藉”。我对恩莱特说，他们读的跟我肯定不是同一本书，因为我读下来感觉是风趣好玩。
“噢，谢谢你这么说，”她回答。我说的是真心话。《聚会》在哪怕最阴森的场景里也安插了幽默，这种慰藉是此书的好处之一。就像贝克特在《终局》当中做的（或者不如说在他每一部既灰暗又欢闹的作品当中）一样，即使写死亡的场景写到一半，我们的女作家也忍不住添一段笑料，虽则冒险，却当真充满存在主义的意味。利亚姆给自己衣兜里塞满石头，在布莱顿投海死去。他的守灵夜上，十一个还活着的兄弟姐妹当中挑出一个来守卫没合盖的棺材。恩莱特写道：“基蒂在远处那面墙边站岗，免得哪位吊丧者不小心一个人同尸体呆在一起，那就很不体面了；也免得尸体一个人孤零零躺着没人管，那同样很不体面。”她滑了虔诚的葬礼仪式一稽，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停尸屋内的时候，拿尸体怎么办才算是对？”恩莱特邪邪地笑了，“我打包票，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头到尾，若非有味的笑料，就是新颖的想象，如同酵母一样把书中的阴郁调节到风味正好，即便是关于爱和死亡最严肃的思考也变成迷人佳肴。“要我手里拿捏着一个句子那么久，却找不到一点乐子，我可受不了，”她这样说。评论家们经常拿她早期的作品与爱尔兰伟大的幽默作家弗兰·欧布莱恩对比，这一部却恰恰还无人如此提起。也许他们应该马上跟进。
并不是说恩莱特的笔触不深沉，不阴暗。噢，她其实总也如此。维罗尼卡赶到布莱顿，认领人们送回的弟弟的尸体。她低头望向海滩。“我注视着自己搭在栏杆上的手，多么苍老的一双手；还有我的身体，因为生孩子而早已走形，有时候我感到自豪，因为从这身体里孕育出了崭新的人儿；可是他们给孕育出来，最后仅仅只是喂养了坟墓，喂养了坟墓！我简直想对着这群陌生人大声叫喊，喊出这一番话来。我还想做一张三明治广告牌挂在自己身上，提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叫人们停止繁衍后代！”
小说对性欲的探索亦有深刻惊人之处。“在这本书里，我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寻欲望和仇恨究竟是如何紧紧彼此捆缚，”恩莱特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因为自己想要得到某一个人——这又通常是一个女人了——而狂怒不已。”小说中，这番竦人的话是在维罗尼卡与丈夫做爱后说出的：“将来你的女儿会同像你一样的男人睡觉。那些个男人会恨她们，因为他们想要她们。”我暗示道，这么说不免有些太过冷酷。恩莱特又一次咯咯笑起来：“没错！我就指望你这反应！可是欲望有时候真的就是那样。你恨你所欲求的东西，正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它。这就是为何我们会用如此暴力的一个词——操(fucking)。男人笔下的性总不过是花花公子一类俗套，我想写出些不同来，想思考隐藏在欲望当中的暴力。”
然而小说给人慰藉最多的，是被大多数评论家忽视之处——结尾。布克奖的评委会主席霍华德·戴维斯在星期二晚上讲了这一席话，说明他是留意到这一处的：“结尾绝对精彩。我读过的所有小说里，它的收尾一句算得上最棒的之一。”说实话，单就收尾一句倒看不出太大意思，要最末三句并看。维罗尼卡从盖特威克机场上飞机回都柏林，很可能已经有了身孕（也许怀的是个男孩，她会给他取名叫利亚姆）。她害怕飞行，“因为你在那么高的空中，在各种奇怪的东西当中穿行，就连最后落地也得有那么长的路往下降！转念一想，我不是已经一连好几个月都在降落吗。降落进自己的人生，这几个月。现在，即将着陆。”
这又是在谈什么呢？“嗯，一部分是在谈人物意识到无法离开自己的家庭，这可能是非常有爱尔兰特色的一项真理。”为什么说是爱尔兰特色？“噢，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有时候我跟伦敦或者纽约的朋友聊起来，听他们说自己圣诞节竟然不回家，也不看望父母。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故事到后来，维罗尼卡终究体会到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即使弟弟的死带来的悲伤让她消沉迷惘，简直要驾驭着她与家庭渐行渐远。“我就是想那样活着，没有别的，”快结尾时，维罗尼卡这样说。
假如有人愿意把这番表白当作恩莱特对于自己生活的宣告，也无可厚非。她的丈夫名叫马丁·墨菲，是都柏林城南邓莱里剧院的艺术指导。星期二，伦敦市政厅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她在致辞当中说，丈夫是她一生的爱人。是这个男人帮助她从崩溃的境地走出，也是他给了她成为职业作家的勇气。
恩莱特曾经为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份工作让她的作家梦看上去遥远渺茫。她1962年出生于都柏林，大学里念了哲学专业，毕业后转投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创作性写作的硕士学位（跟另一位布克奖获奖候选人伊恩·迈克伊文一样），随后返回都柏林，在爱尔兰国家电视台RTE谋到了一份制作人的工作。“整日地扑在讽刺秀和儿童节目上，有趣得不得了，但是我太拼命，同时也没有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以致后来我陷入了崩溃。人们说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肾上腺水平同军队里的士兵们差不多，对我来说确实不假。周围的环境里总充斥着嗡嗡声，有时候我简直想吞上几片紫心片来犒劳自己。这种日子是有代价的——我总喝太多的酒，而且总也做不成自己真正想要用生命去完成的事情。感觉像是掉进一口陷阱。抑郁了好几个月，我问自己的问题只剩下：怎样扔掉这份工作？1993年，我终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从那以后，一直感觉非常幸福。”
她还要继续说下去：“走运的是，我交往的一直是些戏剧圈里的朋友，他们说到底并没有什么稳定的职业。如果换成身边都是律师之类，恐怕我就做不出那一步跳跃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陷入沉思。“我觉得有好处，”她忽然又开口。什么有好处，抑郁？“不，我是说早点儿经历崩溃。假如你的人生早早地分崩离析一回，你还可以把它拼凑齐全。正是常常站在危机边缘的人，遇到问题时才不会一下触底。”
写作时身边环绕着小孩子并不特别恼人（她有一儿一女，一个四岁，一个七岁）？“现在两个孩子都回学校去了，的确轻松不少；不过有他们在身边对我来说也没那么可怕。还记得以前一手摇婴儿床，一手打字的日子呢。”听上去真不可思议。“也许是有点不可思议，但话一点也不假。”在回忆录《制造宝宝》当中，她这样描述为人母的心情：“踏上那一岸，生活跟之前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出许多美妙，也多出许多麻烦。”
相反，她坚称《聚会》并非自传，虽然故事的叙述者与她年纪大致相仿。不过她也承认其中有些片段采自自己真实的生活。小说中有个小插曲，她举例说道，维罗尼卡打电话回家，说自己准备回来，接电话的女儿答道：“我要送你一个词，这个词是‘爱’。”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幕。
“我女儿真的对我说过这话，”恩莱特很自豪。当时她多大？“三岁。”真是个早熟的小妖精！“从某些方面讲，她的确是。我想过不把这句台词放进书中，因为太嫌煽情。”然而效果并非如此。在一部如此冷酷地剖析了爱、欲与死的小说快近尾声处，抹上这一笔，就如同注入一丝温暖的慰藉，恰到好处。不只如此，这一笔还让人窥见恩莱特自己的家庭故事——一篇不见阴霾的传奇。
文：【英】斯图亚特·杰弗里斯
安妮·恩莱特折桂2007年布克奖，颇有几分爆冷门的意味。在获奖后首次接受的采访中，她与斯图亚特·杰弗里斯聊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崩溃，聊到了家庭在爱尔兰文化当中的意义，也聊到了她的小说为什么并不如大家读出的那般阴沉荒芜。
安妮·恩莱特未曾下注赌自己会赢，这有点遗憾，不然在五万英镑奖金之外，她还可揽走输家碎银若干。因为威廉·黑尔——大名鼎鼎的博彩公司——会为她设立12比1的赔率，赌她的第四部小说《聚会》会击败其他的入围作品，最终胜出。她在《聚会》中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家族噩梦重重的悲惨传奇故事，作者在渲染凄凉氛围上毫不吝惜。书中展示了这样的群像：自杀的醉汉，眼神空洞的恋童癖，暴虐的父亲，茫然的母亲，自鸣得意让人讨厌的牧师；甚至还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糟糕透顶的性爱，自戕自虐，寡然无味的守灵夜，还有凌晨五点悲伤袭来的放声哀嚎。赌家们以为，这样一部小说不会是捧冠的热门。
“我丈夫倒是押了宝，”恩莱特说。这是她获奖后第一次接受采访，这会儿她把一只可颂面包送到嘴边，咬下一口，眼里忽闪了一下。“有一些奇怪的规则，其中一条是只准你一次投十五欧元。他赢了一千块。我另一个伦敦的朋友却在除我之外的其他入围作品上都下了注，赌其中总有一个会赢。因为他觉得赌我赢的话等于自找霉运。”
对于入围最终榜单的其他作品，她怎么看？“在书店里的话我甚至连看也不会看一眼那些书的。自从知道自己入围决选名单，我心里就只有这一个想法：接下来六个星期，将会很好玩。我可不愿呆呆坐着，忧心忡忡，想东想西。以至于昨天一下子看到其他入围作品时——嗯，我是这样称呼它们的——我还吓了一跳。原先感觉中决选名单里就只我一个人呢。”
离她意外捧冠才刚刚一晚，早上，我们就坐在伦敦一家公关公司的地下室里了。恩莱特这一整天都将在这儿接受采访——听上去真像因为胜利而得付出的偿赎——然后才能飞回都柏林的家。前一晚她只睡了四个小时，还喝了“不只一丁点儿”香槟酒，不过单从外表你可看不出来：她一脸轻松满足，很是乐得与你交谈。爱尔兰总统府正好向她致以了祝贺。“我得留意，别让自己成了爱尔兰文坛上的索尼娅·奥沙利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该国中跑名将）。”玛丽·麦卡利斯总统曾经亲自致电索尼娅？“噢不不，是总统助理，”恩莱特很快回答。这位四十五岁的女士仔细瞧着我，眼神里竟有几分怨愤，仿佛我执掌天气，却在她的游行日下了雨。
文学圈外，知道恩莱特的人并不多。然而在圈内，二十年来她的声誉日隆，而且在英国和爱尔兰都曾捧得奖项。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便携式处女》(The Portable Virgin) 就曾受到过去的写作班导师安吉拉·卡特的热情赞誉：“格调高雅，扣人心弦，处处流露智慧，笔法新颖特别。”评论家们对其长篇小说《我父亲的假发》(The Wig My Father Wore)、《你像什么》(What Are You Like)以及《伊莱扎·林奇的乐事》(The Pleasure of Eliza Lynch)也是热情洋溢。然而只有《制造宝宝》——写的是她对于怀孕时光的回忆——进入了主流视线。这主要是因为书写得妙趣横生，充满人情味，就像给充斥市面只会指手画脚的种种育儿手册来了一针解毒剂。同行小说家A.L.肯尼迪在为《卫报》撰写《聚会》的评论文章中就叹道，恩莱特笔下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她的笔调有力又轻快，时而诙谐，时而魔幻，背景是暗色的，却有抒情诗的风味。她笔下的世界，安静又巧妙，实在让人敬畏。这番话或许没错，不过单凭这些还赢不来理查德-朱迪俱乐部的出版认可——这认可价值重大；也赢不来疯狂的销量。恩莱特获布克奖之前，《聚会》在整个英国一共才卖出三千五百五十三本。毫无疑问，布克奖的奖杯将很快扭转局面。
我对她坦言，翻开《聚会》之前对于阅读此书并未抱有多大期待，因为之前媒体上的介绍文章实在描述得叫人心情沉重。赫戈特家族的几代人团聚在都柏林，参加溺水自杀的利亚姆的葬礼。维罗尼卡——利亚姆最亲近的妹妹——一刻也停不下回忆他们的童年，想知道哥哥的死是否跟几十年前还是个孩子时所受的侵犯有关。她满心的悲伤，满心的担忧，索性从自己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当中抽身而退了。我是宁肯一边读叔本华，一边在玻璃碎屑当中打滚，也不愿意读这样一个故事的！
“我明白，我明白，”恩莱特温和地接过话去，“还有个学生时代的朋友跟我说：‘恐怕我现在是非读不可了，可是我好害怕！’”她呵呵笑起来。有人说她作品的素材纯属爱尔兰小说中的陈词滥调，这一点恩莱特决不同意。“从爱尔兰小说当中你可读不到那段故事。从回忆录里面倒可以——譬如弗兰克·麦考特写的那些。”
那位学生时代朋友的心情不难体会。批评家们也一样，一边热情赞扬这部作品，一边对其中冷酷剖析家族历史的做法很是愤愤，虽则他们对这种不满通常着墨不重。甚至纽约时报的批评家——他的评论基本是褒扬，而且算得上是最有深度的文章之一——也忍不住要说一句此书当中找不到“一丝慰藉”。我对恩莱特说，他们读的跟我肯定不是同一本书，因为我读下来感觉是风趣好玩。
“噢，谢谢你这么说，”她回答。我说的是真心话。《聚会》在哪怕最阴森的场景里也安插了幽默，这种慰藉是此书的好处之一。就像贝克特在《终局》当中做的（或者不如说在他每一部既灰暗又欢闹的作品当中）一样，即使写死亡的场景写到一半，我们的女作家也忍不住添一段笑料，虽则冒险，却当真充满存在主义的意味。利亚姆给自己衣兜里塞满石头，在布莱顿投海死去。他的守灵夜上，十一个还活着的兄弟姐妹当中挑出一个来守卫没合盖的棺材。恩莱特写道：“基蒂在远处那面墙边站岗，免得哪位吊丧者不小心一个人同尸体呆在一起，那就很不体面了；也免得尸体一个人孤零零躺着没人管，那同样很不体面。”她滑了虔诚的葬礼仪式一稽，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停尸屋内的时候，拿尸体怎么办才算是对？”恩莱特邪邪地笑了，“我打包票，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头到尾，若非有味的笑料，就是新颖的想象，如同酵母一样把书中的阴郁调节到风味正好，即便是关于爱和死亡最严肃的思考也变成迷人佳肴。“要我手里拿捏着一个句子那么久，却找不到一点乐子，我可受不了，”她这样说。评论家们经常拿她早期的作品与爱尔兰伟大的幽默作家弗兰·欧布莱恩对比，这一部却恰恰还无人如此提起。也许他们应该马上跟进。
并不是说恩莱特的笔触不深沉，不阴暗。噢，她其实总也如此。维罗尼卡赶到布莱顿，认领人们送回的弟弟的尸体。她低头望向海滩。“我注视着自己搭在栏杆上的手，多么苍老的一双手；还有我的身体，因为生孩子而早已走形，有时候我感到自豪，因为从这身体里孕育出了崭新的人儿；可是他们给孕育出来，最后仅仅只是喂养了坟墓，喂养了坟墓！我简直想对着这群陌生人大声叫喊，喊出这一番话来。我还想做一张三明治广告牌挂在自己身上，提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叫人们停止繁衍后代！”
小说对性欲的探索亦有深刻惊人之处。“在这本书里，我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寻欲望和仇恨究竟是如何紧紧彼此捆缚，”恩莱特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因为自己想要得到某一个人——这又通常是一个女人了——而狂怒不已。”小说中，这番竦人的话是在维罗尼卡与丈夫做爱后说出的：“将来你的女儿会同像你一样的男人睡觉。那些个男人会恨她们，因为他们想要她们。”我暗示道，这么说不免有些太过冷酷。恩莱特又一次咯咯笑起来：“没错！我就指望你这反应！可是欲望有时候真的就是那样。你恨你所欲求的东西，正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它。这就是为何我们会用如此暴力的一个词——操(fucking)。男人笔下的性总不过是花花公子一类俗套，我想写出些不同来，想思考隐藏在欲望当中的暴力。”
然而小说给人慰藉最多的，是被大多数评论家忽视之处——结尾。布克奖的评委会主席霍华德·戴维斯在星期二晚上讲了这一席话，说明他是留意到这一处的：“结尾绝对精彩。我读过的所有小说里，它的收尾一句算得上最棒的之一。”说实话，单就收尾一句倒看不出太大意思，要最末三句并看。维罗尼卡从盖特威克机场上飞机回都柏林，很可能已经有了身孕（也许怀的是个男孩，她会给他取名叫利亚姆）。她害怕飞行，“因为你在那么高的空中，在各种奇怪的东西当中穿行，就连最后落地也得有那么长的路往下降！转念一想，我不是已经一连好几个月都在降落吗。降落进自己的人生，这几个月。现在，即将着陆。”
这又是在谈什么呢？“嗯，一部分是在谈人物意识到无法离开自己的家庭，这可能是非常有爱尔兰特色的一项真理。”为什么说是爱尔兰特色？“噢，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有时候我跟伦敦或者纽约的朋友聊起来，听他们说自己圣诞节竟然不回家，也不看望父母。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故事到后来，维罗尼卡终究体会到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即使弟弟的死带来的悲伤让她消沉迷惘，简直要驾驭着她与家庭渐行渐远。“我就是想那样活着，没有别的，”快结尾时，维罗尼卡这样说。
假如有人愿意把这番表白当作恩莱特对于自己生活的宣告，也无可厚非。她的丈夫名叫马丁·墨菲，是都柏林城南邓莱里剧院的艺术指导。星期二，伦敦市政厅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她在致辞当中说，丈夫是她一生的爱人。是这个男人帮助她从崩溃的境地走出，也是他给了她成为职业作家的勇气。
恩莱特曾经为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份工作让她的作家梦看上去遥远渺茫。她1962年出生于都柏林，大学里念了哲学专业，毕业后转投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创作性写作的硕士学位（跟另一位布克奖获奖候选人伊恩·迈克伊文一样），随后返回都柏林，在爱尔兰国家电视台RTE谋到了一份制作人的工作。“整日地扑在讽刺秀和儿童节目上，有趣得不得了，但是我太拼命，同时也没有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以致后来我陷入了崩溃。人们说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肾上腺水平同军队里的士兵们差不多，对我来说确实不假。周围的环境里总充斥着嗡嗡声，有时候我简直想吞上几片紫心片来犒劳自己。这种日子是有代价的——我总喝太多的酒，而且总也做不成自己真正想要用生命去完成的事情。感觉像是掉进一口陷阱。抑郁了好几个月，我问自己的问题只剩下：怎样扔掉这份工作？1993年，我终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从那以后，一直感觉非常幸福。”
她还要继续说下去：“走运的是，我交往的一直是些戏剧圈里的朋友，他们说到底并没有什么稳定的职业。如果换成身边都是律师之类，恐怕我就做不出那一步跳跃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陷入沉思。“我觉得有好处，”她忽然又开口。什么有好处，抑郁？“不，我是说早点儿经历崩溃。假如你的人生早早地分崩离析一回，你还可以把它拼凑齐全。正是常常站在危机边缘的人，遇到问题时才不会一下触底。”
写作时身边环绕着小孩子并不特别恼人（她有一儿一女，一个四岁，一个七岁）？“现在两个孩子都回学校去了，的确轻松不少；不过有他们在身边对我来说也没那么可怕。还记得以前一手摇婴儿床，一手打字的日子呢。”听上去真不可思议。“也许是有点不可思议，但话一点也不假。”在回忆录《制造宝宝》当中，她这样描述为人母的心情：“踏上那一岸，生活跟之前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出许多美妙，也多出许多麻烦。”
相反，她坚称《聚会》并非自传，虽然故事的叙述者与她年纪大致相仿。不过她也承认其中有些片段采自自己真实的生活。小说中有个小插曲，她举例说道，维罗尼卡打电话回家，说自己准备回来，接电话的女儿答道：“我要送你一个词，这个词是‘爱’。”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幕。
“我女儿真的对我说过这话，”恩莱特很自豪。当时她多大？“三岁。”真是个早熟的小妖精！“从某些方面讲，她的确是。我想过不把这句台词放进书中，因为太嫌煽情。”然而效果并非如此。在一部如此冷酷地剖析了爱、欲与死的小说快近尾声处，抹上这一笔，就如同注入一丝温暖的慰藉，恰到好处。不只如此，这一笔还让人窥见恩莱特自己的家庭故事——一篇不见阴霾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