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晚7点左右，重庆市，一台黄色的工程挖掘车徐徐靠近“最牛钉子户”下的土堆，从背对轻轨站的一侧开始进行拆除。到晚上10点40分左右，“孤岛”轰然垮塌，“钉子房”也随之变成一堆瓦砾。至此，喧嚣一时的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对事件的议论至今余波不尽。
　　人们天天谈论拆迁，仔细想来，拆迁绝对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只有在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才会有拆迁这么一档子事。
　　为说明问题，不妨设想一下正常状态下的情形。此处所谓“正常”，即自家的房屋建筑在自家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要建某项必要的公共设施，政府也须请涉及到的人家进行交易。假定那家人就是不愿交易，政府只能上法庭请法官来判断，该项目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是否重要到足以让个人让步的程度。当然，即使让步，交易价款也绝不可低于市场交易价。
　　假定开发者是商业开发商，假定我不愿意搬家，那根本就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用去法院。因为，拒绝交易的权利，本来就是产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进一步说，假定开发商在“钉子户”家四周建起商业楼，“钉子户”还可以回过头来要求开发商为其留出进出自己家门的通道，这种通行权主张必然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拆迁的事情。因为，任何房屋及其土地归根到底都属于某个人，该人为了确保自己便利、舒适，或为确保其资本价值，必然会随时翻建房屋。法律也会要求，土地与房屋所有者不得令房屋处于危险状态。因而，城市房屋始终处于自然更新进程中，而根本不可能成片破败到中国某些城市那样的地步——即使破败，政府也不可强制改造。
　　反之，在中国，城市土地在法律上被宣告为国有，因而，市民最多只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及有期限的土地建设使用权。拆迁作为政府改造城市的一种基本形态，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政府在城市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被城市政府认为是绝对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城市规划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这种城市规划权源于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中国的城市规划不是公共性质的城市管理规划，而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商业规划。这样的规划具有绝对强制力，比如，北京一旦规定作为高科技区的中关村不得建设住宅，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在批地的时候只要不把土地转让给住宅开发商即可。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城市改造的主体当然只能是政府。以前有相当长时间，拆迁都由政府直接组织。现在政府把拆迁活动交给开发商，其前提当然是，政府把该地块的建设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而这一转让决定，与现在居于该片土地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临时居住者。
　　因而，按照目前的法律关系，拆迁户是政府与开发商的交易过程中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拆迁户所获得的不是交易价款，而是“补偿”，因为拆迁户根本就不是土地交易的主体，开发商是向政府而不是向居民买地。由此不难理解，在拆迁的几乎所有环节，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一边，原因很简单：政府已经拿了开发商的钱，就有义务向开发商交货——政府倒也知道遵守商业逻辑，而交货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居民赶走清场。因此，“钉子户”在进行了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通常怏怏然离去。即使获得较高补偿，也是政府让开发商掏的一笔社会稳定费，而非交易价款。
　　拆迁户之所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境地，根源有二：第一，近代中国法学片面强调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依据这种法律理论，所有权持有人对次级土地权利持有人具有压倒优势，拆迁户作为房屋所有者，根本没有资格抗辩土地所有人的主张。第二，政府又错误地把城市土地国有这一概念，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民事法律权利，因而在涉及土地的事务中，政府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土地的所有权与政府的权力合二为一，其结果当然是把拆迁变成城市一大问题。
　　毋庸置疑，一个国家要当得起法治的称号，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法律必须合乎一些程序性与实体性标准。对法治、宪政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哈耶克曾论述说，法治其实是一种“元法律规则”或者“政治理想”。人们之所以信奉这样的理想，乃是因为，法治是人们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规范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最有效手段。法治意味着，政府只能以正当行为规则约束国民，除此之外，不得实施任何强制。而这些正当行为规则需要通过某种特定的程序产生；而且，不论通过何种途径产生，这些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某种品性。如哈耶克所总结的，它必须是一般且抽象的，公知的且确定的，也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法律绝不能刻意地照顾某些人，尤其不能照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