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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理论与路径的历史回顾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开启了城镇化研究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1828年，屠能发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奠定了早期农业区位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础；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发表《城镇化基本理论》，首次使用“urbanization”概念，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新篇章。1898年，社会学家霍华德发表《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了近代城镇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松巴特、巴顿；社会学家帕克、罗西；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施梅莱斯；历史学家库采夫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对应关系的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群体运作过程，都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将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具体化的学说。
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提出城市群理论，山鹿诚茨等提出都市圈概念等深化了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以亚洲发展中国家Desakota模式、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区域为特征的空间组织类型，有关城镇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向着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巨型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城镇规划学从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工业地域结构、居住结构、就业结构、商业、服务业、办公地域结构、社区等为代表的城镇内部社会及物质空间结构的改造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研究的视角投影到城镇外部的区域空间上，探寻城市群体空间的整合与优化。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镇规划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应用生态学原理，构建了芝加哥学派，并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三大经典城镇化模式。
诺瑟姆（Ray.M.Northam）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变化过程呈现出“S”型特征，论述了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的快慢程度，并把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H?钱纳里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应用回归分析，对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镇化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关系。霍尔针从城镇化发展演进角度提出了“城镇发展阶段”模式，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并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归纳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
二战以后，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托达罗模型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并存现象；佩鲁、赫希曼、缪尔达尔等研究了非均衡发展中的极化与涓滴、回流和扩散增长模式等。
现代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人口增加促使了大规模产品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及更多样的商品来源，这样反过来刺激了人口迁移行为等。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端最早，但进程缓慢，进入新千年又步入快速增长的国家。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镇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进入新千年以来，有关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1978年之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因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三农问题异常严重，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有的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一体化包括城乡政治、经济、生态、人口、文化、空间融合等内容，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其动力机制，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其核心。
综观国内外城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从无到有，认识逐步深化、视野不断拓宽的过程，也经历了理论体系建立与研究方法的形成与丰富的过程。城镇化研究主要沿着城镇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初期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入手，进行了城镇化的国际研究，包括工业化背景下的世界城镇化过程、城镇化定义、方法论、地域空间组织结构，并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框架及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城镇化研究的新趋势等。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的高人口增长，资源环境的恶化，城市病与人口爆炸相伴生。 城镇上山
山区布局优化的新路径
云南是一个以山区为主体的省份，山区面积占94%，坝子(盆地、河谷)仅占6%，没有一个纯坝区县。全省面积在1平方公里的坝子共有1557个；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375个，其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仅有49个，由于坝区是云南绝大多数城镇所在地，随着人口和建设用地的增加，全省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不断减少。云南山区人口占总人口的60%，山区又主要是少数民族数聚居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又尽量减少对耕地资源占用的压力，选择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新型山区城镇化道路，对像云南这样的山区省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中，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如何保护云南有限的耕地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选择城镇上山的山区城镇化是基本路径。云南省委提出的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思路为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地区如何推进城镇化指出了一条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速，云南也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支撑，大中小结合的高原山区城镇新格局。但我们必须看到，云南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不仅与发达地区相距甚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加快高原山区城镇化步伐，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选择适合云南特点的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新模式，已成为新的形势与环境下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区域经济的载体，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周围环境的推动和制约。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以及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地区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战略的背景下，选择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发展新路径，对于加快云南城镇化进程，实现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保护耕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以高原山区为主体的自然地理特征，土地资源匮乏，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必须充分考虑节约可耕地资源，因此，选择城镇上山就是一体可行的发展思路。
云南的自然地理构成复杂，民族分布众多，境内民族众多，在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26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省有8个民族自治州和29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左右。而民族聚居区又主要是山区，所以，推进高原山区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对于发展民族经济、统筹城乡，实现民族团结与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坝区耕地资源持续减少，土地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坝区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
城镇化必然引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城镇上山是云南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逻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镇化、工业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矛盾，促使以山区为主体的地区必须开创一条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路径。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开启了城镇化研究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1828年，屠能发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奠定了早期农业区位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础；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发表《城镇化基本理论》，首次使用“urbanization”概念，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新篇章。1898年，社会学家霍华德发表《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了近代城镇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松巴特、巴顿；社会学家帕克、罗西；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施梅莱斯；历史学家库采夫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对应关系的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群体运作过程，都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将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具体化的学说。
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提出城市群理论，山鹿诚茨等提出都市圈概念等深化了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以亚洲发展中国家Desakota模式、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区域为特征的空间组织类型，有关城镇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向着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巨型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城镇规划学从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工业地域结构、居住结构、就业结构、商业、服务业、办公地域结构、社区等为代表的城镇内部社会及物质空间结构的改造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研究的视角投影到城镇外部的区域空间上，探寻城市群体空间的整合与优化。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镇规划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应用生态学原理，构建了芝加哥学派，并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三大经典城镇化模式。
诺瑟姆（Ray.M.Northam）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变化过程呈现出“S”型特征，论述了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的快慢程度，并把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H?钱纳里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应用回归分析，对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镇化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关系。霍尔针从城镇化发展演进角度提出了“城镇发展阶段”模式，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并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归纳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
二战以后，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托达罗模型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并存现象；佩鲁、赫希曼、缪尔达尔等研究了非均衡发展中的极化与涓滴、回流和扩散增长模式等。
现代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人口增加促使了大规模产品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及更多样的商品来源，这样反过来刺激了人口迁移行为等。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端最早，但进程缓慢，进入新千年又步入快速增长的国家。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镇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进入新千年以来，有关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1978年之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因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三农问题异常严重，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有的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一体化包括城乡政治、经济、生态、人口、文化、空间融合等内容，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其动力机制，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其核心。
综观国内外城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从无到有，认识逐步深化、视野不断拓宽的过程，也经历了理论体系建立与研究方法的形成与丰富的过程。城镇化研究主要沿着城镇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初期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入手，进行了城镇化的国际研究，包括工业化背景下的世界城镇化过程、城镇化定义、方法论、地域空间组织结构，并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框架及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城镇化研究的新趋势等。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的高人口增长，资源环境的恶化，城市病与人口爆炸相伴生。 城镇上山
山区布局优化的新路径
云南是一个以山区为主体的省份，山区面积占94%，坝子(盆地、河谷)仅占6%，没有一个纯坝区县。全省面积在1平方公里的坝子共有1557个；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375个，其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仅有49个，由于坝区是云南绝大多数城镇所在地，随着人口和建设用地的增加，全省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不断减少。云南山区人口占总人口的60%，山区又主要是少数民族数聚居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又尽量减少对耕地资源占用的压力，选择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新型山区城镇化道路，对像云南这样的山区省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中，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如何保护云南有限的耕地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选择城镇上山的山区城镇化是基本路径。云南省委提出的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思路为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地区如何推进城镇化指出了一条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速，云南也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支撑，大中小结合的高原山区城镇新格局。但我们必须看到，云南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不仅与发达地区相距甚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加快高原山区城镇化步伐，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选择适合云南特点的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城镇化新模式，已成为新的形势与环境下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区域经济的载体，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周围环境的推动和制约。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以及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地区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战略的背景下，选择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发展新路径，对于加快云南城镇化进程，实现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保护耕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以高原山区为主体的自然地理特征，土地资源匮乏，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必须充分考虑节约可耕地资源，因此，选择城镇上山就是一体可行的发展思路。
云南的自然地理构成复杂，民族分布众多，境内民族众多，在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26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省有8个民族自治州和29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左右。而民族聚居区又主要是山区，所以，推进高原山区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对于发展民族经济、统筹城乡，实现民族团结与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坝区耕地资源持续减少，土地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坝区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
城镇化必然引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城镇上山是云南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逻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镇化、工业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矛盾，促使以山区为主体的地区必须开创一条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