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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女性遭受的特殊压迫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有紧密关联：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只不过是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必然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导向，塑造了一整套符合经济需要却又置女性权利于边缘位置的女性概念；为了摆脱父权制度对职业女性的剥削与操弄，女性应该而且可以对抗这种剥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女性与其他群体诸如同性恋者、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等一切“弱势群体”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压迫，但最终根源都是资本主义制度①。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就是极好的例子。
电视作为一种明确的、重要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被建构为经济及工业力量的重要环节，成为资本主义(最大的)商业营利机构。电视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满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经济需要是主观目的，得到巩固的男权中心秩序是客观结果。女性观众只不过是电视利用娱乐贩卖货物所产生的消费者。
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代表人物里丽安·罗宾逊的电视剧批判为例，将其中关涉女性受众的零星观点剥离出来，进而加以归结与诠释，结合笔者对当下世界各国传媒巧妙利用、奴化女性受众的种种骗局的感性观察与理性思考，这种旨在研究“妇女如何使用媒介及对媒介的需求是什么”②的受众研究，从传播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唤起人们探讨女性解放的适当途径。
女性受众——被奴化的赚钱工具
里丽安·罗宾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量电视连续剧中职业女性的形象与现实中女性工作者的实况、女性观众的解读方式，解剖传播者的双重意图，揭露电视节目对女性观众的误导。罗宾逊的受众观可以归结为五个层面。
其一，电视剧制造种种有关女性与工作的虚假神话，误导、驯化女性观众接受种种歧视女性的刻板成见，怂恿男性观众加倍巩固男权中心秩序。一是电视剧中职业女性所占比例只是现实中实际数字的一半。二是塑造“结婚或为人母=不再工作”的女性宿命。三是强化另一种职业女性模式：只能从事交际性、附属性的“花瓶工作”，却常常与感性的装扮、屈辱的场合、微不足道的事物(例如：猫、狗)连结在一起，以此暗示、误导女性观众：女性工作的理由和质以及角色表现，都是匪益所思的。女性是否需要工作?从事哪些职业，怎样力求表现?如何与其男女同事及上司产生互动?电视似乎很“民主”，留待女性观众自动接受传播者的意图驯化。
其二，电视还耍另外一种扭曲手段——真实世界中的女性大部分在从事打字员、侍者与推销员等工作，而电视中职业女性的职位比真实世界的要高，但命运却很悲惨。这就警告了真实世界中的女性观众：目标不要太高，否则，没有好下场!尽管这个警告不成熟，却力图向观众表明：“女性享有的地位比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还要高；社会无须根本的变迁；女性拥有事业，对于女性特质、个人安定、家庭制度，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③
其三，从现实社会中的职业女性来“检视”电视中的女性形象，发现电视对女性形象更为隐性的扭曲——电视将女性的职业认同和工作表现之优劣归结为性别意识，而真实的职业女性视自身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既是女性，更是身担社会角色的工作者，和男性工作者没什么两样——受雇于老板、有工作职责、获取工资报酬、掌握工作情况等。
其四，电视传播者刻意扭曲女性形象，动机是使传播者及投资人“获取利润最大化”：电视是娱乐产业中影响面广、迅捷便利、利润率高的分支机构；利用“投观众所好”的各种娱乐吸引观众收看广告，而扭曲一下女性形象或许更能吸引观众；电视为广告商吸引更多的观众，等于为企业吸引了现实或潜在的商品消费者。电视、广告商、生产商品的企业都是为了贩卖各自的商品以获取更多利润。
其五，传播者还有一个延伸的隐性动机：期望女性观众认同电视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接受自身在男权中心秩序中的附庸地位。
总之，罗宾逊以电视为切入点，旨在揭露两点：其一，电视机构及其传播者要么贬低女性的工作，要么警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众要安于现状、安于受剥削的命运，以此剥削与操弄职业女性。其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父权象征及男权中心秩序具有巨大的威力，职业女性遭受着双重剥削。电视采取各种策略，甚至不惜贬低女性形象以吸引男性观众的眼球、奴化女性观众的心灵，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吸引观众为电视、广告商、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又巩固男权秩序，继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传媒也是“女性商品化”的促销员
以里丽安·罗宾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其受众观不仅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其犀利的女权主义视角更是具有全球化的普适意义。当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大众传媒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大众文化与受众的商品化是一个共同的事实。正如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在其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所言：“商品化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④
女性传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使得“大众文化及其受众商品化”失去了最有抗衡力的一道屏障。此处以我国为考察对象，举例给予说明。如目前名目繁多的“选美”在各种褒贬声中实现了媒体、赞助商、参加选美者名与利的皆大欢喜，“美女经济”成为近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关键词；某些媒体大打“女记牌”、“美女记者牌”，虽然不排除“美是人之共求”的诉求，但“媒体宝贝”一词确实是媒体竞争产生的扭曲产物，大有“存在即合理”的潜规则力量。
源于市场竞争的现实压力，一些媒体竞相运用一些经营策略固然无可厚非；以女性商品化为代价，则是损害了女性的人格权与精神权。换言之，除了“打女人牌”而别无其他竞争良策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媒体的集体无能与媒介生态环境的非健康状态。
比如，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国某些媒体为了提高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不仅将受众(女性受众、男性受众)商品化，甚至不乏将女性传者商品化的现象：媒体、商家、足球赛举办方为实现各自的利润，为吸引受众(也是潜在的商品消费者)而成为同谋；女性传者出于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兼因媒体职业生态环境中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与厚重，而与其所在的媒体机构、商家、赛事举办方之间形成自愿或无奈的同谋——
世界杯足球赛因其新闻价值含量高、眼球冲击力强，受众数量多，且绝大多数是商品购买力较高的人群，因而各路商家往往会借此时机舍其财力进行广告大比拼，以最终实现其产品利润；各家媒体为赢得广告量最大化，就必须绞尽脑汁实现受众量最大化，不仅要维持、提高男性铁杆受众的数量，还要最大限度地吸引一切潜在的受众，尤其是“先是看热闹后也看门道”的女性球迷受众。实现受众数量最大化的关键就是使世界杯报道能够煽动男、女球迷受众追捧赛事的狂热，使之成为其共同的精神盛宴：男球迷受众的人数明显高于女性，“足球寡妇”一词颇具经典意味。
因而，秉持“异性相吸”的原则而大打“女记牌”、“美女记者牌”的招数，成为某些媒体吸引男性球迷受众的有效做法；比赛的精彩过程、最终结果和大量的足球花边新闻是男女球迷受众的共同兴趣所在；“足球让女人走不开”“足球是我们共同的情人”之说法，更是表明女性球迷人数之多、审美倾向日益男性化。因而，各家媒体不惜血本、使尽招数，直至以靓丽、青春、火爆的女记者凭借“正点”或“变味”的报道来吸引受众，“足球女记者”成为此类新闻大战的一道独特风景，“美女记者”更是足球赛事期间媒体博弈的杀手锏——国内两大体育专业报纸《足球》、《体坛周报》掀起了这场绿茵场外女性传播者的竞争风波：《足球》未雨绸缪、先人一步地推出了足球女记者任田，接着就是李响出任米卢的专访记者，十强赛前被《体坛周报》高薪挖走；《足球》旋即打造有“美女记者”之称的贾岩峰，利用双语优势采访米卢，意欲填补记者李响出走后留下的空白，与《体坛周报》一争高下。⑤
当然，在男记者历来充任主力军的足球新闻报道领域中，能够在圈内以独到见解、犀利笔锋与男记者平起平坐的女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足球圈由此衍生出来的足球记者圈是男权社会最典型的经典缩影。足球女记者的大量介入是女性传播者在足球报道中冲破男权独霸而取得的一个初步突破。
然而，女性报道队伍的热热闹闹、受众注意力的倾斜并非女性传播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回归，而是商家、媒体、广告商、足球赛举办者为从受众眼球经济中赢得各自利润的手段——女记者通常负责采写足球赛软性、花边、带有娱乐性的新闻。
更有甚者，一些媒体直接在新闻标题中拿女记者充当受众联想的由头，《米卢和红颜知己》、《“美女记者”跑圈热身沈阳警察球场惊艳》、《泳装丽影——美女记者贾岩峰评点国足表现》、《和美女记者打网球——张玉宁训练有一套》之类的“足球新闻”，传播的不是足球赛本身的质感美与智慧美，而是将原本充满刚性美与竞技美的足球新闻边缘化、低俗化，同时也抹杀了女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主体性。
综上所述，我国某些媒体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采用的低层、无序、媚俗的诸多竞争策略，客观上充当了“女性商品化”的促销员。这不仅使减少、杜绝传播活动中屡见不鲜的性别歧视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也造成了一部分媒体职业女性在性别与职业角色认知上的困惑——女性应该甘于负责感性的软性新闻报道，或直接以自身的“美女身份”充当新闻的看点，还是质疑男权规范的合理性?是“服务优先还是专业精神至上”⑥ ?是以顺应男性标准而跻身于成功的媒体职业女性之列，还是成为一个抗衡男权策略的孤独的边缘人?
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媒体报道世界杯足球赛所取得的专业进步(2002年《足球》对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赢得了近1000万元的收益。这既有其经营策略的成功之处，更有其相关报道的日渐专业化表现)，也不是主张无视当下全球媒体的激烈竞争而超越市场经济的铁性规律，甚至是“揪着头发离开这个地球”，更不是无视“中国受众对足球的过分关注与宠爱”⑦是传媒将“女性商品化”的间接动因。但肆意损害女人作为“人”的精神权，这无疑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
以里丽安·罗宾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揭示了传播学领域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女性商品化”几乎成为全球传媒普遍采取的“制胜秘诀”，是最能给传媒带来经济利益的传播学“真经”，因参与其中的共谋者之多(甚至包括女性传者、女性受众自身)、打破其经济诉求之异常艰难，因而成为女权主义在现实中遭遇的最大障碍。
若将之置于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中，考量如何建立以性别平等为目标之一的和谐社会，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全球传媒对女性商品化推波助澜，“女性商品化存在即合理”的传媒潜规则有演化为明规则的趋势，传媒体制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性别霸权强于反霸权的力量。⑧因而，如何通过中国的媒体与性别研究并力图改变媒体传播的不理想状况(包括传媒中的女性商品化)，借助大众传媒来逐步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偏见，女权主义的传媒批判不仅任重而道远，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注释：
①约翰·斯道雷[英]著，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2页。
②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9页。
③伊安·卡普兰[美]著，李天铨译：《女性主义批评与电视》，载于Robert C Allern编《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239页。
④文森特·莫斯可[加]著，胡正荣等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41页。
⑤罗婕：《从中国论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报道中的角色错位现象——足球女记者成另类风景》，《当代传播》，2002(1)。
⑥刘利群：《从美国女性频道看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文库。
⑦宋建武(主编)：《媒体遭遇战》，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336页。
⑧陈阳：《协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里的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女性新闻的碎片》，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5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编校：郑艳
女性与其他群体诸如同性恋者、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等一切“弱势群体”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压迫，但最终根源都是资本主义制度①。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就是极好的例子。
电视作为一种明确的、重要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被建构为经济及工业力量的重要环节，成为资本主义(最大的)商业营利机构。电视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满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经济需要是主观目的，得到巩固的男权中心秩序是客观结果。女性观众只不过是电视利用娱乐贩卖货物所产生的消费者。
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代表人物里丽安·罗宾逊的电视剧批判为例，将其中关涉女性受众的零星观点剥离出来，进而加以归结与诠释，结合笔者对当下世界各国传媒巧妙利用、奴化女性受众的种种骗局的感性观察与理性思考，这种旨在研究“妇女如何使用媒介及对媒介的需求是什么”②的受众研究，从传播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剖析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唤起人们探讨女性解放的适当途径。
女性受众——被奴化的赚钱工具
里丽安·罗宾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量电视连续剧中职业女性的形象与现实中女性工作者的实况、女性观众的解读方式，解剖传播者的双重意图，揭露电视节目对女性观众的误导。罗宾逊的受众观可以归结为五个层面。
其一，电视剧制造种种有关女性与工作的虚假神话，误导、驯化女性观众接受种种歧视女性的刻板成见，怂恿男性观众加倍巩固男权中心秩序。一是电视剧中职业女性所占比例只是现实中实际数字的一半。二是塑造“结婚或为人母=不再工作”的女性宿命。三是强化另一种职业女性模式：只能从事交际性、附属性的“花瓶工作”，却常常与感性的装扮、屈辱的场合、微不足道的事物(例如：猫、狗)连结在一起，以此暗示、误导女性观众：女性工作的理由和质以及角色表现，都是匪益所思的。女性是否需要工作?从事哪些职业，怎样力求表现?如何与其男女同事及上司产生互动?电视似乎很“民主”，留待女性观众自动接受传播者的意图驯化。
其二，电视还耍另外一种扭曲手段——真实世界中的女性大部分在从事打字员、侍者与推销员等工作，而电视中职业女性的职位比真实世界的要高，但命运却很悲惨。这就警告了真实世界中的女性观众：目标不要太高，否则，没有好下场!尽管这个警告不成熟，却力图向观众表明：“女性享有的地位比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还要高；社会无须根本的变迁；女性拥有事业，对于女性特质、个人安定、家庭制度，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③
其三，从现实社会中的职业女性来“检视”电视中的女性形象，发现电视对女性形象更为隐性的扭曲——电视将女性的职业认同和工作表现之优劣归结为性别意识，而真实的职业女性视自身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既是女性，更是身担社会角色的工作者，和男性工作者没什么两样——受雇于老板、有工作职责、获取工资报酬、掌握工作情况等。
其四，电视传播者刻意扭曲女性形象，动机是使传播者及投资人“获取利润最大化”：电视是娱乐产业中影响面广、迅捷便利、利润率高的分支机构；利用“投观众所好”的各种娱乐吸引观众收看广告，而扭曲一下女性形象或许更能吸引观众；电视为广告商吸引更多的观众，等于为企业吸引了现实或潜在的商品消费者。电视、广告商、生产商品的企业都是为了贩卖各自的商品以获取更多利润。
其五，传播者还有一个延伸的隐性动机：期望女性观众认同电视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接受自身在男权中心秩序中的附庸地位。
总之，罗宾逊以电视为切入点，旨在揭露两点：其一，电视机构及其传播者要么贬低女性的工作，要么警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众要安于现状、安于受剥削的命运，以此剥削与操弄职业女性。其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父权象征及男权中心秩序具有巨大的威力，职业女性遭受着双重剥削。电视采取各种策略，甚至不惜贬低女性形象以吸引男性观众的眼球、奴化女性观众的心灵，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吸引观众为电视、广告商、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又巩固男权秩序，继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传媒也是“女性商品化”的促销员
以里丽安·罗宾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其受众观不仅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其犀利的女权主义视角更是具有全球化的普适意义。当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大众传媒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大众文化与受众的商品化是一个共同的事实。正如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在其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所言：“商品化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④
女性传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使得“大众文化及其受众商品化”失去了最有抗衡力的一道屏障。此处以我国为考察对象，举例给予说明。如目前名目繁多的“选美”在各种褒贬声中实现了媒体、赞助商、参加选美者名与利的皆大欢喜，“美女经济”成为近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关键词；某些媒体大打“女记牌”、“美女记者牌”，虽然不排除“美是人之共求”的诉求，但“媒体宝贝”一词确实是媒体竞争产生的扭曲产物，大有“存在即合理”的潜规则力量。
源于市场竞争的现实压力，一些媒体竞相运用一些经营策略固然无可厚非；以女性商品化为代价，则是损害了女性的人格权与精神权。换言之，除了“打女人牌”而别无其他竞争良策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媒体的集体无能与媒介生态环境的非健康状态。
比如，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国某些媒体为了提高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不仅将受众(女性受众、男性受众)商品化，甚至不乏将女性传者商品化的现象：媒体、商家、足球赛举办方为实现各自的利润，为吸引受众(也是潜在的商品消费者)而成为同谋；女性传者出于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兼因媒体职业生态环境中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与厚重，而与其所在的媒体机构、商家、赛事举办方之间形成自愿或无奈的同谋——
世界杯足球赛因其新闻价值含量高、眼球冲击力强，受众数量多，且绝大多数是商品购买力较高的人群，因而各路商家往往会借此时机舍其财力进行广告大比拼，以最终实现其产品利润；各家媒体为赢得广告量最大化，就必须绞尽脑汁实现受众量最大化，不仅要维持、提高男性铁杆受众的数量，还要最大限度地吸引一切潜在的受众，尤其是“先是看热闹后也看门道”的女性球迷受众。实现受众数量最大化的关键就是使世界杯报道能够煽动男、女球迷受众追捧赛事的狂热，使之成为其共同的精神盛宴：男球迷受众的人数明显高于女性，“足球寡妇”一词颇具经典意味。
因而，秉持“异性相吸”的原则而大打“女记牌”、“美女记者牌”的招数，成为某些媒体吸引男性球迷受众的有效做法；比赛的精彩过程、最终结果和大量的足球花边新闻是男女球迷受众的共同兴趣所在；“足球让女人走不开”“足球是我们共同的情人”之说法，更是表明女性球迷人数之多、审美倾向日益男性化。因而，各家媒体不惜血本、使尽招数，直至以靓丽、青春、火爆的女记者凭借“正点”或“变味”的报道来吸引受众，“足球女记者”成为此类新闻大战的一道独特风景，“美女记者”更是足球赛事期间媒体博弈的杀手锏——国内两大体育专业报纸《足球》、《体坛周报》掀起了这场绿茵场外女性传播者的竞争风波：《足球》未雨绸缪、先人一步地推出了足球女记者任田，接着就是李响出任米卢的专访记者，十强赛前被《体坛周报》高薪挖走；《足球》旋即打造有“美女记者”之称的贾岩峰，利用双语优势采访米卢，意欲填补记者李响出走后留下的空白，与《体坛周报》一争高下。⑤
当然，在男记者历来充任主力军的足球新闻报道领域中，能够在圈内以独到见解、犀利笔锋与男记者平起平坐的女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足球圈由此衍生出来的足球记者圈是男权社会最典型的经典缩影。足球女记者的大量介入是女性传播者在足球报道中冲破男权独霸而取得的一个初步突破。
然而，女性报道队伍的热热闹闹、受众注意力的倾斜并非女性传播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回归，而是商家、媒体、广告商、足球赛举办者为从受众眼球经济中赢得各自利润的手段——女记者通常负责采写足球赛软性、花边、带有娱乐性的新闻。
更有甚者，一些媒体直接在新闻标题中拿女记者充当受众联想的由头，《米卢和红颜知己》、《“美女记者”跑圈热身沈阳警察球场惊艳》、《泳装丽影——美女记者贾岩峰评点国足表现》、《和美女记者打网球——张玉宁训练有一套》之类的“足球新闻”，传播的不是足球赛本身的质感美与智慧美，而是将原本充满刚性美与竞技美的足球新闻边缘化、低俗化，同时也抹杀了女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主体性。
综上所述，我国某些媒体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采用的低层、无序、媚俗的诸多竞争策略，客观上充当了“女性商品化”的促销员。这不仅使减少、杜绝传播活动中屡见不鲜的性别歧视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也造成了一部分媒体职业女性在性别与职业角色认知上的困惑——女性应该甘于负责感性的软性新闻报道，或直接以自身的“美女身份”充当新闻的看点，还是质疑男权规范的合理性?是“服务优先还是专业精神至上”⑥ ?是以顺应男性标准而跻身于成功的媒体职业女性之列，还是成为一个抗衡男权策略的孤独的边缘人?
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媒体报道世界杯足球赛所取得的专业进步(2002年《足球》对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赢得了近1000万元的收益。这既有其经营策略的成功之处，更有其相关报道的日渐专业化表现)，也不是主张无视当下全球媒体的激烈竞争而超越市场经济的铁性规律，甚至是“揪着头发离开这个地球”，更不是无视“中国受众对足球的过分关注与宠爱”⑦是传媒将“女性商品化”的间接动因。但肆意损害女人作为“人”的精神权，这无疑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
以里丽安·罗宾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揭示了传播学领域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女性商品化”几乎成为全球传媒普遍采取的“制胜秘诀”，是最能给传媒带来经济利益的传播学“真经”，因参与其中的共谋者之多(甚至包括女性传者、女性受众自身)、打破其经济诉求之异常艰难，因而成为女权主义在现实中遭遇的最大障碍。
若将之置于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中，考量如何建立以性别平等为目标之一的和谐社会，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全球传媒对女性商品化推波助澜，“女性商品化存在即合理”的传媒潜规则有演化为明规则的趋势，传媒体制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性别霸权强于反霸权的力量。⑧因而，如何通过中国的媒体与性别研究并力图改变媒体传播的不理想状况(包括传媒中的女性商品化)，借助大众传媒来逐步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偏见，女权主义的传媒批判不仅任重而道远，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注释：
①约翰·斯道雷[英]著，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2页。
②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9页。
③伊安·卡普兰[美]著，李天铨译：《女性主义批评与电视》，载于Robert C Allern编《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239页。
④文森特·莫斯可[加]著，胡正荣等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41页。
⑤罗婕：《从中国论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报道中的角色错位现象——足球女记者成另类风景》，《当代传播》，2002(1)。
⑥刘利群：《从美国女性频道看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文库。
⑦宋建武(主编)：《媒体遭遇战》，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336页。
⑧陈阳：《协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里的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女性新闻的碎片》，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5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