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漾出生于1993年，是标准的独生子女，家里的《独生子女证》可以证明。《独生子女证》全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是大部分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的共同记忆。
　　2013年12月28日，《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启动，《独生子女证》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新发。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来了。

如果下一代不如我

　　张漾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当时已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再创新低。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6月3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对记者表示，从国家政策角度看，目前生育调整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的，如此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会使个体联想到，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不是为了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和避免人口负增长。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消除普通人生活的障碍，使每一个人在决定生育数量和安排生育间隔之时，尽可能地没有后顾之忧。
　　张漾不是没有认真想过要孩子这件事。28岁，获得了北京户口，结婚刚满一年，在北京即将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相比他的同学，张漾的潜在生育条件要优越得多。限制在于他和妻子的工作几乎都是“朝九晚没准”，而每个月将近两万块的月供也让他们不敢将生孩子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我还没有信心能够给他/她提供一个足够好的生活环境。”张漾说，尤其是看到很多几乎是被“生在终点的孩子”后，张漾已经开始为他的孩子有可能感受到的“同辈压力”而捏一把汗。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27岁的嘉越，2017年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位于广州的上市公司工作，她也直言：“可能不会接受将来的孩子比我还差。”
　　嘉越的同事正在为孩子幼升小准备PPT简历，嘉越瞟了一眼，大为震撼：读过600本书，有一张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的证书，学科类特长数独、英语，艺术类学钢琴、国画，体育类擅长滑雪、跆拳道、滑板，不胜枚举。
　　相比张漾和嘉越，在替下一代焦虑之前，是否已经实现自我价值更为困扰吴达。他觉得大家对成功的定义太“oldschool”了。吴达在北京有一套不大的小产权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每天花在通勤的时间超过2小时，工作将近5年。但吴达的生育意愿仍不强，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活明白”。
　　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史毅说在做调研的时候也是提前预判到的，通过举一系列简单的数字就可看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19年针对全国生育状况做过一个抽样调查，选取了3万多个家庭，在对他们进行调研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特点浮现而出：中国家庭的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1.8，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6，而最终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则在1.3～1.4。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判指标。”史毅说，从生育分析的角度来说，理想子女数就是天花板，是一个最高值，前提是避孕方法以及各类服务方便可及。再看意愿生育子女数，一般会在最高值上打20%～30%的折扣，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还会再降低20%～30%。
　　其中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不婚、不孕不育以及人工流产率或性疾病传播率的提升等，加之代际之间有关生育理念的变化，都是让折扣不断被扩大的原因。

不孕发病率达18%

　　2019年下半年，赵倩在备孕半年多后没能自然受孕怀上孩子，被医院查出卵巢早衰，无法自然受孕，需借助辅助生殖技术。
　　赵倩与丈夫经十年爱情长跑后结婚，婚后，赵倩曾意外怀孕了两次，但因当时经济压力大、未做好生育准备等原因，都选择了流产。
　　回忆起流产经历，赵倩最后悔的是最近一次药物流产，在流产后未听医嘱进行复查及使用抗感染药物，导致发生逆行性感染。为了能成功受孕，2019年底，趙倩与丈夫开始寻求生殖辅助，前后选择了两家高端私立生殖健康医院做试管婴儿。
　　赵倩在第一家医院连续做了两次试管婴儿，花去了近10万元。但由于未能及时跟进检查、医疗团队判断失误等原因而失败。这家医院虽在北京开设了辅助生殖门诊，但其实验室却设立在天津，赵倩与丈夫每隔两三天便需前往天津做检查，这对需每天上班的工薪人员而言，十分不便。
　　第二次失败后，赵倩和丈夫换了一家辅助生殖门诊与实验室均在北京的私立医院。幸运的是，在这家医院治疗近一个月后，2021年1月赵倩成功受孕，激动的赵倩抱着丈夫落下了眼泪，“总算熬到头了，这一关算是闯过了”。
　　与赵倩相比，今年35岁的李梅接受治疗的时间更长。自5年前成婚以来，李梅一直未能如愿怀上孩子，医生给出的不孕原因是她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起初，她主要通过吃中药调理身体，但一直未能见效。去年11月，在即将到达35岁这一高龄产妇的年龄关口前，她决定做试管婴儿。6月10日，记者在北京一家公立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门诊见到李梅时，她正独自排队做身体检查，目前她仅剩胚胎移植这最后一步，通过这一关就能受孕成功。至此，李梅一共约花费了3.8万元，相比于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治疗费用相对较低。但对她这样的农村家庭而言，负担还是较重。 　　据了解，在我国生殖辅助技术相关费用尚未纳入医保。
　　导致不孕的原因，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组专家张学红表示是多方面的，包括年龄、生育史、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在年龄上，一般认为女性生理上的理想生育年龄是 22～28 岁，或至少不超过 35 岁，因为生育能力或卵巢功能在 35 岁之前达到峰值，之后便快速下降，超龄后生育风险也会随之增高。“所以鼓励三胎，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年轻人的三胎，不是35岁甚至38岁以上的人去生三胎，如果超龄的人生三胎，又会带来母婴死亡率问题”。
　　在生育史方面，先前生产或流产导致的生殖道感染、子宫内膜异位症等都可能会引发不孕。张学红表示，相比于原发性不孕，继发性不孕的发病率更高，而目前我国居高不下的人工流产率（每1000名15～49岁女性的人工流产次数）及重复流产率（≥2 次流产）都将会导致继发性不孕率的上升。
　　《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特邀重大报告》显示，2005—2017年，中国人工流产（包括手术和药物流产）的总数从每年710万次增加到960万次，人工流产率从 20.2‰上升到 27.3‰。在中国至少经历过一次流产的女性中，重复流产率为 65.2%。

　　在年龄上，一般认为女性生理上的理想生育年龄是 22～28岁，或至少不超过 35 岁，因为生育能力或卵巢功能在 35岁之前达到峰值，之后便快速下降，超龄后生育风险也会随之增高。

　　“如果能够把人流率降下来，就可能对我们的生育率带来改变，至少继发性不孕的人数会有所下降。”张学红建议，医院做相关手术时应作出更多条件限制，如除了患者自身的证件外，还应要求监护人的证件等。通过终端的人流限制，倒逼年轻人提升性保护意识。
　　其实，不孕发病率的升高趋势，业内早已有预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团队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实际发病率情况比预计的增长更快。18%的不孕发病率，意味着每5.6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难。这一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偏高的数字，根据《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特邀重大报告》，高收入国家的不孕发病率一般在3.5%～16.7%之间，低收入国家的发病率是6.9%～9.3%。
　　除了不孕发病率上升外，在人群细分上，美中宜和医疗集团生殖健康部负责人李洋表示，不孕的男女比例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常说不孕女性占六成，男性占三成，剩下一成是双方因素。现在业界认为女性可能占5-6成，男性占到4-5成。”
　　不过，李洋认为相关数值的上升可能也跟越来越多人进行孕前检查相关。“现在很多人在备孕时会通过医疗机构做生育率评估，查女性卵巢功能、排卵问题、男性精子活性等，随着检查人数的增多，可能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了。”

政策如何配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曾在2013年和2015年，受原国家卫计委委托，带领课题组分别对“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做研究。从去年起，王广州受相关部门委托就已开始了对三孩放开的课题研究。
　　6月2日，王广州表示，如果没有逐步放开二孩政策，这几年出生人口肯定在1000万以下，甚至整体上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否则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
　　王广州认为，目前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时期。“很多人不认可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低生育率陷阱其实是一种机制。纠结总和生育率到底在1.6还是1.5以下才算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意义。只要朝着生育率不断降低的方向走，总和生育率达到某个低水平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史毅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为何在这个时点推行三孩政策”，而是如何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这也是人口学界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如果谈时机，我们普遍认为大概在2007年—2013年间较为合适。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孩政策算起，代际间隔约为26岁—27岁，2007年刚好是一代人的结束，可以作为一胎政策的完结，推行进一步放开的一个可行的时点。”
　　史毅说，有关生育配套的探索，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做研究，也尝试出台相关的政策，最直接的两个政策就是托育政策和社保改革。

　　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只能依靠雇人、父母帮助照看等来解决0-3岁婴儿的养育问题。解决0-3岁孩子的入托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0—3岁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办社会职能的不断剥离被极大削弱，“托儿所”对于现在的很多“95后”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到2025年，相关需求的满足应更上一个台阶。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刘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入托保障仍应进一步落实，以解除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婴儿出生后，育龄妇女就面临着既要照看婴儿，也要上班的双重负担，许多育龄妇女苦不堪言。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只能依靠雇人、父母帮助照看等来解决0-3岁婴儿的养育问题。解决0-3岁孩子的入托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此外，目前中国接收3岁以上孩子入托的公立幼儿园的供给同样严重不足，而私立幼儿园的进入成本比较高，以至于经常出现家长不分昼夜地顶着风吹日晒排队上公立幼儿园的现象。
　　史毅表示，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3岁以下的托育服务的供给迅速扩大，截至目前，全国已经获得正式备案登记的托运服务的机构已有接近8000家。这是完全走完流程，非常正式符合标准的机构。但潜在的托育服务供给的资源远不止于此。
　　刘钧还指出，“二孩”政策出台后，一些地区因生育保险资金入不敷出，并未给予生育“二孩”的妇女及其家庭相应的生育保障，以至于生育医药费未能给予报销。对此，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协调解决生育保险资金的问题，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妇女及其家庭提供生育保险的保障。
　　一些改变正在发生，如生育保险被纳入到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对于一般群体而言，其效果并不明显，史毅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民工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低，根据我们之前的统计，农民工交纳医保的比例大概是在50%，缴纳生育保险的比例只有20%左右。但当生育保险和医保去进行合并实施的时候，它是以医保为主体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次改革中，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在农民工群体中从原来的20%提高至50%。对于其他群体也有同样的扩面效应。
　　与之相匹配的是资金的投入，俄罗斯人口咨询委员会此前做过专项研究，有关政策实行到什么程度才可能是有效的，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生育支持的投入以及对家庭发展投入的资金量，基本上要占到GDP1.5%到2%以上的水平，政策才可能对提升生育率会有明显的效果。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放开“三孩”生育堆积效應可使新出生人数短期提升10%至15%。从经验来看，“三孩”以上占全部新出生人口的3%左右。预计生育鼓励政策力度或在未来循序提高，中性预期或在未来十年逐步接近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支出或达到GDP的1%以上，这或许有助于将生育率维持在1.5至1.8的水平。
　　◎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