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直以来都是纪录片发展的重镇。作为全国四大上星纪录片频道之一的上海纪实频道，是创办时间最为久远的纪录片专业频道。在它的旗下，有一档名为《纪录片编辑室》的栏目曾经有过这样的广告语：“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生小故事”。纪录片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书写国家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从国家文艺政策的制定中，我们也不难解读出以人民为中心已然成为近年来影视创作的重要准则。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笔者试图通过对1993年《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重逢的日子——半世纪的等待》的重新解讀来探讨大众媒介如何讲述一个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爱情故事。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爱情、婚姻和家庭如何伴随着家国巨变对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而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化观念和都市空间又是如何形塑着故事的发展。
　　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塑造了空间，而空间反过来又在各个层面重塑着人。我们讨论的故事就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的上海里弄。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的上海，里弄是弱势人群和边缘人士的聚居之处。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上海居住空间是了解上海人来历、心理特征甚至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钥匙。它的产权、空间特征以及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试图通过对故事的重新解读来探索大众媒介是如何塑造上海的都市空间以及其中的居民形象。我们一方面需要正视普通民众在中国转型期的位置;另一方面，纪录片的创作也需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重读1993年《纪录片编辑室》的经典文本对于今天注重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纪录片创作具有极强的现实观照性。
　　浪漫爱情与都市空间的对峙
　　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中最主要的主人公是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董万华、张燕生和邵玉华。影片以1993年春天，上海虹桥机场的一次感人重逢拉开序幕。在分别四十五年之后，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夫妻董万华和邵玉华终于团圆，但是团圆在此时并不意味着两人能够相伴到老的愿望最终实现。直至董万华提出要回家住，他才知原配妻子邵玉华在上海已经与张燕生重组家庭，生育儿女。久别重逢的董万华和邵玉华会遇到哪些波折是影片接下来展现的重点。
　　跟随着摄影机镜头和编导的画外音介绍，董万华最终还是如愿住进了“家里”（邵玉华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陆家嘴东渡口路南草泥塘里弄的一间平房，并与邵玉华同住一室。继虹桥机场重逢后，久别的董邵二人形影不离地牵着手、互相搀扶地买菜逛街。两人喜上眉梢的神情不难令人感受到他们重逢的喜悦，两人相处的默契与愉悦也更坚定了他们余生要一起相守的愿望。
　　虽然董万华早在台湾重建家庭，生养四名子女，但却在十多年前离婚。按照邵玉华的说法，关于复婚的问题， “董万华那边没有妨碍”。问题恰好出在邵玉华这边。当年的邵玉华在董万华离家后，因为生活所迫嫁给了苏州河上撑船的张燕生，两人也生养了两个女儿。当记者问起邵玉华关于复婚的打算时，她面带微笑却坚定地回答要到台湾去。董邵二人的亲生儿子水生和两个女儿对于母亲复婚的态度表现得十分开明大度。然而，董邵二人复婚的第一道阻力竟然来源于弄堂邻居的闲言碎语，这既在观众的意料之外却又不失情理。对着摄影机镜头，平日里相熟或不熟的邻居炸开了锅。
　　邻居甲：结婚三十多年了，再说人家老了，年纪大了。老来伴，老来伴。当然结发夫妻感情好些，但是八十几岁，年纪大了，你再和人家离婚，人家感情接受不了。
　　邻居乙：我和她是三十多年的老邻居了。她就是有这个信心要等他回来。她讲我活在世上，我总要找到他。
　　记者：那么她对老张呢？
　　邻居乙：感情谈不上，就是说尽一点义务，她说他抚养我孩子的，我应该照顾他，就这样子。但是她心底里总是想着老董。
　　董绍两人重逢的甜蜜背后其实一直隐藏着董邵张三人面临的尴尬局面，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里弄，这根本是藏也藏不住的秘密。在极具世俗色彩的里弄里，影片第三位重要的主人公——邵玉华现任丈夫张燕生终于出现了。这位当时八十三岁的老人撑着雨伞走在狭窄的弄堂里，面带羞涩地对着摄影机镜头，几乎不愿意靠近。张燕生面对邵玉华坚决要求离婚的请求与其说是同意，不如说是无奈。同时，张燕生对邵玉华主动提及了房子的归属：
　　这个房子的问题，不管你哪一天来，房子总会给你一半，你放心。我还是住小房间，随你住多少年。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你去个十年八年，我还能活个十年八年吗，我十天八天或者半个月也许就死了。我八十几岁的人了，我还要什么财产啊。什么东西都不要，眼睛一闭就算了。我不放你走，你们两个人都要恨我。放你走，我们就算了。八十岁的人不知早晚了。
　　记者：你们平时怎么住呢？
　　邵：我住上面，他住下面。东西嘛递上去。我们分开住有二十年了。
　　记者：你和董先生当年一共生活一年多，跟张老先生生活三四十年了。
　　邵：情况两样。
　　记者：你跟谁的感情更深一些。
　　邵：这个不是什么感情，这个就是混日子，就是一起混混日子，有什么意思。这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事情。不谈感情。
　　当张燕生和子女都不再反对，甚至连住房问题都已经说明之后，董邵两人的复婚真正开始提上了日程。然而在临去离婚登记处之前，一直以来沉默寡言的张燕生突然对着镜头说下了这样的话：
　　我走又走不动了，没什么想法。她要走她走，我又不阻拦她。
　　在女婿的搀扶下，张燕生一面在邵玉华的催促下往汽车走去，一面对着女婿说道：
　　我现在恨她了，她要走她走，拿五千块钱来拉倒。
　　女婿：你不是说你不要钞票吗？你要钞票干什么呢。
　　一路吵闹的张邵二人紧接着又在离婚登记处经历了先结婚后离婚的闹剧，谁曾想到原本计划的协议离婚再次因为住房的问题受阻。1990年代初的上海恰逢城市改造和动迁时期，张燕生名下分到的这套拆迁房为一室一厅的公房，面积仅为21平米。张邵二人要协议离婚，邵的户口就要迁出，但仅有的一套公房无法分割随即便成为两人离婚的第二层阻力。 　　在离婚不成的第二天，张邵二人因为拆迁搬到了位于南浦大桥方向的新家。在搬家的货车上，张燕生和邵玉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之而来竟是儿女们态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张邵二人的女儿首先表明了离婚的复杂性，也正是从她的话中我们了解到邵玉华从心里也不愿意放弃辛苦几十年新分到手的房子。
　　在搬至新居的最初时光，虽然董万华依然和邵玉华住里屋，张燕生住在客厅，但是出现在镜头里的张燕生都是一副笑盈盈的模样，难掩搬进新居的喜悦。眼看着董万华回台湾的日子就在眼前，张燕生久病的身体逐渐好转，而邵玉华的情绪却愈发低落消沉。董万华在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可能是喜剧的开始，悲剧的结束。《重逢的日子》最后的场景结束在机场。邵玉华看着董万华离去的身影泪流满面、无法自持。
　　生活在飞速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生活在上海里弄的普通市民对于空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灼感。在董张邵三人的故事中，棚户区狭窄的房间以及里弄成为故事发生的场域，而这个不算大的空间衍生而来的拆迁和分房却成为控制故事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棚户区已经成为往事的年代，我们只能从现有的影像中找寻它存在的痕迹。一方面，我们在大众传媒的影像中看到了最真实的人们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中成为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被改造者，而在同一时期《纪录片编辑室》出品的另一部名为《大动迁》的纪录片似乎是对1990年代上海住房问题的更好注解;另一方面，极具上海地区特色的棚户区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成为上海历史与本土文化的印迹。它是三人故事发生的地点，而其面临的拆迁恰好也成为故事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导火索。
　　被历史洪流裹挟的芸芸众生
　　我们先将时间轴拨至董邵二人初识的1947年。那时国民党陆军第四军第四师驻扎在江苏省兴化县城，当时身为国民党文书的董万华与兴化县城书香世家的女儿邵玉华相恋并结婚。1948年9月，在董邵婚后一年多，儿子水生才两个月时，董万华奉命前往台湾，从此一别四十余年。
　　在1993年的《纪录片编辑室》拍摄的多部纪录片中，《重逢的日子》是为数不多的由政治化议题衍生而来的当代悲喜剧。它的悲剧始于1948年，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留守大陆的妻儿也由此和他们天各一方。而它的喜剧也源于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大陆结束与台湾长达30余年的封闭，才最终使得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也有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在1990年代的电视屏幕中，《纪录片编辑室》生产的《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和《大动迁》等片用最写实的镜头记录了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群人所经历的各种喜怒哀乐。直至拍摄完成后的许多年，观众仍然牵挂着镜头里的他们。其中最具盛名的《毛毛告状》甚至衍生出《毛毛十年》和《毛毛二十年》两部续作。《重逢的日子》也在拍攝后的十年后又重回《纪录片编辑室》。2003年，董邵二人的儿子水生来到继父张燕生的墓前（董张二人1994年离婚，张于1996年病逝）祭拜并告知他自己的父母已经安居台湾，颐养天年。镜头接着转到了海峡另一端的台湾高雄，已经白发苍苍的董万华颤颤巍巍地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家：一套四居室的明亮公寓和在一旁忙碌的邵玉华。与十年前离别时，愁云密布的面庞相比，邵玉华的脸上承载着幸福和安定。在谈及已经去世的前夫张燕生时，邵玉华也满是对他的夸赞：张老头很好，对董万华没有一点嫉妒。十年前三人相逢的种种不愉快伴随着一人离世，两人远离故土的现状，在镜头前终于获得了和解。
　　在这出悲喜剧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痕迹带来的创伤，也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由拆迁、住房和户籍分配带来的世俗化故事的戏剧感。对于国家，影片的主人公一方面对其表达了无奈，例如解放前的内战和1990初期两岸沟通的不畅;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例如房屋拆迁解决了他们作为普通市民最为关注的住房问题，从这里可以读解出在他们的历史理解中，国家的概念并非空洞的能指，而是对个人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结论
　　在1993年的电视屏幕中，这部裹挟了家国叙事、都市空间和世俗观念的纪录片牵动了这座城市中许多观众的心，记录下了改革前沿阵地的人间百态，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凸显都市生活危机以及背后更大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危机。原先被隐藏在光鲜城市中的一处处伤痕伴随着当时的都市化进程被一次次揭开，《重逢的日子》也借由董邵张三人的故事展开了对两岸关系的探讨，出现了与同一时期《纪录片编辑室》的另一部轰动全城的纪录片《毛毛告状》极其类似的“孽债”。前者是政治色彩与市民文化特质浓厚的双重遗产，而后者则是现代性的原罪：农民工进城而带来的都市化危机。
　　在一个被人们冠以“魔都”，并以“摩登”的消费主义而自豪的大都市上海背后，大众媒介是否还有一个平民角度叙述上海的可能性？在1993年的《纪录片编辑室》栏目中，一批质量上乘的纪录片记录了身处改革前沿阵地——上海民众的喜怒哀乐，并用最真实的影像给了我们令人欣慰的答案：它们的存在抚慰普通民众的情感，从而在国家叙事的背景下为平民阶层的话语表述留下空间。从影像风格来看，1990年代《纪录片编辑室》生产的纪录片粗犷、不拘小节，但对于情感的捕捉却丝丝入扣、深入人心;从叙述主题来看，市井气息浓厚的影片杂糅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印记。当精美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成为接下来中国原创纪录片最重要的类型之后，《重逢的日子》自然会成为1990年代中国电视屏幕最难能可贵的真实记录。纪录片成为了1990年代纪录片创作者的一种理想，他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镜头“透视出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诉求以及情感方式”，“允诺每个人都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创造历史”，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体现”。2这种“另类”再现与纪录的精神，逐渐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另一种媒介产制原则，并成就了纪录片在中国的空前发展：纪录片的栏目生存得以实现，培养了数量颇丰的受众群体3。而在当下娱乐化的浪潮中，纪录片如何能够从当下出发，讲述普通民众的生活故事？这正是我们今天应当重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