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道路、模式的研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超越了所谓西方特色政治学理论的假设，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当我们讲制度自信，不是因为国家强大了才有制度自信，而是因为一直怀有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信念和自信才有了国家强大。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预言说，只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局面，不远的将来，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知道，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还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与之相应，从现在到未来，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体系的研究、传播，将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前沿研究议程。但我们为此做好心理和理论准备了吗？
　　用别人标准套自己只会
　　沦为配角
　　目前，有关中国制度体系的观察乃至理论化研究工作还存在一种现象，即仍用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发展进行叙事。例如使用西方特色竞争性政党理论、制衡对抗和权力分立、威权、财政联邦主义、国家—社会对立的二元观、票决、霸权色彩的大国外交理论等等，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制度体系和政治外交发展。
　　这些解释表面上看蛮符合西方的学术标准，似乎拥有了“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实际上，一来很多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硬套中国的话往往会同中国制度精神和原理发生冲突；二来这些概念和理论总有裁减中国制度体系之嫌，无法真正解释中国；三来从追求学术独立的角度讲，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如果一味地追求把自身政治实践经验当作别人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将很难形成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因此形成的成果，也只能成为别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观察和研究中国制度体系，首要的理论工作在于立自己的标而不是对别人的标。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被别人的标准牵着鼻子走，最后形成的政治学知识不仅会成为别人知识体系的配角，还可能对自己的政治发展实践起误导作用。世界上不少国家在這方面已经留下政治教训。
　　一个比较典型也容易让人理解的例子常被提到，那就是在西方对抗式制度体系中，制衡是其制度体系运行的一个原理，而在中国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中，监督是我们制度体系运行的一个原理。因此，我们政治学的着力点，是要探索研究中国制度体系中如何发展和完善监督体系，而不能总是被动地用西方特色对抗式制度体系中的制衡学说，来理解和指导我们的制度建设。
　　再如，党建理论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中没有党建。那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学理论为了对标，就得舍弃或淡化党建理论了呢？
　　所以，立自己学术和政治的标，而不是接别人学术和政治的标，是理解、研究、传播中国制度体系知识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说中国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但如果只是对了别人的标，那还不是中国制度方案，而只是别人制度理论或制度方案在中国的本土化而已。只有立了中国的标，形成的东西才能说是具有原创性的自己的制度方案。
　　将“中国特殊”转化为
　　“世界一般”
　　理解、研究、传播中国制度体系知识，不是要否定别人探索的政治知识，也不是要对外搞制度输出，而是要建立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识，确立我们制度体系在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独特地位。现在，不少欧美国家以及一些模仿欧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国家治理方面碰到了各种问题，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对抗式安排。这对中国政治学知识形成了某种反证：按照中国制度体系标准来看，对抗式制度体系不符合国家治理常识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前进的方向。
　　就政治学知识国际对话而言，中国学界当尊重别国基于自身历史和国情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形成某些国家那样的学术风气，动辄以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标准来否定别国政治。但中国制度体系内在的中国政治学知识，又并非只是特殊。在不裁减或硬套别人的前提下，用源自中国制度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去理解别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就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转化过程。首先尊重别人，在此前提下用自己成熟的概念和理论去研究别人，这是传播理论的一个有效办法。
　　现在的国际知识生产格局正发生变动，出现转移尤其是东移的趋势。社会科学中过去引进来的很多被认为是主流的理论，现在不再是主流了。在对人类新政治文明和制度方案的探索上，中外知识界实际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这种背景下，对于目前国内“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建设，具体到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而言，哪个学科最先能将中国政治发展、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实践经验予以理论化、体系化，并在国际上将“中国特殊”转化为“世界一般”，它就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摘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