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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余澄是晚清进士、翰林余宝菠的四女儿，金陵女子大学多才多艺的高材生。我的父亲刘成一天赋过人，由放牛娃成为东三省“头名状元”，从而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奖学金资助，留学日本和德国，成为化学专家。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两个知识分子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我外公广邀各界名流，在北平城为他们办了极为豪华而洋气的婚礼，以掩饰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余家大院也成为共产党的据点和交通站。父母亲双双投奔延安后，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然而，没几年，母亲因病英年早逝，留在了宝塔山下。父亲奔赴东北前，拿出一张毯子嘱咐战友，如果离开延安，一定要将我母亲遗骨带走。后来，战友们履行诺言，辗转千里，历尽千辛万苦，将我母亲遗骨带给在东北战场的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带着我母亲遗骨征战南北……
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当了地下党员
母亲生于1907年，是余家大院的四小姐。她气质高贵，风度优雅，一副眼镜又使她平添了几分书卷气。就连延安时期的老前辈提起我母亲时，都用“美若天仙”、“才华横溢”来形容。母亲聪明好学，读书成绩很好，甚得外公欢心，后来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作为体育系的学生，母亲篮球打得很好，还曾带球队出去比赛并获奖。不仅如此，她的英语十分流利，还会唱京剧，我那宠爱她的外公甚至为她置办了相当专业的行头。从母亲遗存的手迹中，还可以发现她的书法也挺好。如此才貌双全的余家四小姐，后来迅速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并于1933年经彭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家吴怡芳在谈到金陵女大的光荣传统时，曾举例说我母亲是金陵女大最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说到母亲的革命历程，就不能不提到靖任秋和彭文夫妇这一对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但是母亲的战友、挚友，更是母亲的革命领路人。
靖任秋、彭文夫妇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员。靖伯伯和彭姨分别于192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北伐和南昌起义。卢沟桥事变后，靖伯伯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打入国民党高层，潜伏下来，最高当到国民党少将副师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策动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在邯郸率部起义。他历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1996年逝世，享年91岁。
彭文在南昌起义后曾跟随朱德转战于闽、粤、赣三省界的山中，后被派驻湖北省委机关，当特委交通员。解放后，她曾任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和普教司副司长。
母亲早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就认识了彭姨，并成为好朋友。1932年，彭姨和靖伯伯到北平从事革命工作，形势相当困难，连食宿都成问题，就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母亲余澄，于是他们走进了余家大院。母亲和外公热情地接待他们。从此，余家大院成了共产党的交通站和据点，为靖伯伯和彭姨他们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1933年，彭姨介绍我母亲入党后，两人便常常一起执行任务。有时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去参加舞会，其实是去传递情报、贴标语、撒传单。
从放牛娃到留洋专家
我的父亲刘咸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人。他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虽然父亲渴望读书，但家里没钱，只好去放牛。
父亲直到十几岁才得以上学读书，但他聪颖过人，读起书来又如饥似渴，其进步令人咋舌。那时候，东北王张作霖虽然是个军阀，但十分重视教育。为了培养人才，他设立奖学金，官费资助学业优异的拔尖人才出国深造。有一年会考，父亲一举夺得望奎县第一名，继而又考得东三省的第一名。于是，他有幸认识张作霖，并以东三省“头名状元”的身份得到奖学金资助，于1927年东渡日本，到明治专科学校学习化学专业。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难，但少帅张学良同样支持派人出国留学。听说在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张学良还到过日本，并亲自点名接见了我的父亲。在日本明治专科学校留学这三年，父亲眼界大开，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不断探求知识和真理。1930年，父亲从日本毕业回国。恰好此时张学良也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人才出国学习。父亲再次一举成功，获得到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德国深造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父亲不但成为一名化学专家和机械学专家，而且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父亲于1930年加入由高尔基、宋庆龄发起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革命，并在1933年由江隆基、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共旅欧总支部设在法国，在德国设有支部。为了工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德国支部对外称“德国语言组”。德国支部的前三任书记分别是朱德、谢唯进和王炳南，第四任书记就是我的父亲。在德国的革命活动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影响了父亲的后半生。
1936年，在巴黎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的吴玉章，用平信给柏林的中共德国支部布置党的工作和有关活动。此前，大家用平信通信，没出过问题。但是，这次吴玉章的信不幸被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特务截获，并知道了全部内容。国民党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勾结，企图破坏我们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就把截获的信件原样糊好，投放到“德国语言组”的地址，并布置特务，准备抓人。到那里取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当场被捕。然而，当时的“反帝大同盟”是公开的，父亲在其中也已挺有名气。他的被捕，激怒了“反帝大同盟”，从英国到法国、德国，都有人起来声援我父亲，听说当时欧洲不少报纸都有文章声援，呼吁立即释放。而且，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父亲被捕的消息。敌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又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将父亲关了十多天后，不得不放人，但同时宣布将父亲“驱逐出境”。对这段历史，吴老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专门作了记述。
几年前，我去拜访当年也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已近百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温朋久(温家宝同志的四爷爷)，他大概是当时“德国语言组”唯一健在的老党员了吧。我带了一张父亲当年在德国拍的老照片给温老看，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老人看到照片后，两眼顿时熠熠发光，拿过照片紧紧贴在胸口，几乎是喊着说：“刘咸一，刘光德，我的好兄弟呀!”97岁的老人，不但能叫出数十年前的战友真名，还记得他的化名“刘光德”，真让人不由得感叹，也说明父亲那时候很活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豪华婚礼上的革命夫妻
被驱逐出境后，父亲离开留学和战斗6年的德国，转道法国、英国、苏联回到北平。父亲回国后，和党组织联系不上，心急如焚。父亲这一辈子还真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结下不解之缘。在极端困难之时，他又找到了张学良。张学良看到当年那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学成了专家，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他，随后又亲自介绍他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了一名“上校咨议”。更令人预料不到的是，竟然又是张学良帮父亲找到杨秀峰同志(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西安事变前，由于父亲既是东北人，又曾得 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组织上就利用这层特殊关系，让他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并于1936年去西安直接做张学良及其部下的工作。然而，父亲到西安的事情被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便以父亲在德国被捕一事为由，通告张学良，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分子，不能留用。父亲只好离开西安，重返北平。
父亲回到北平后，正是通过靖伯伯和彭姨牵红线，认识了母亲。不久，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情投意合。我那深明大义的外公，为他们在北平城里公开举办豪华的婚礼：披着红绸、扎满鲜花的小汽车接送新人；后面跟着大乐队吹吹打打；大饭店里大宴宾客，到场的都是各界名流；新郎西装革履，新娘披着婚纱，并拍了现在看着都很时髦的结婚照。余家大院张灯结彩，热闹了好多天，连大家族里的每一个小孩子都得到了一套漂亮新衣裳：女孩子是纱质连衣裙，男孩子是小礼服……几十年后，表姐、表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豪华、气派、风光的婚礼就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刮遍了北平城。大家都知道余家大院余翰林的四小姐结婚了，丈夫是个留洋归来的专家，郎才女貌!这正是我的外公为了掩护我父母的共产党员身份而释放的一颗又大又美丽的烟幕弹。办这么豪华、气派、排场的婚礼，谁会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比翼双飞在延安
婚后不久，组织上就派父亲和母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同志手下工作。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叶剑英等许多同志。随后，他们又随董老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父亲和母亲在红岩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了解我父母的情况，知道他们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党内学有专长的专家，还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延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当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返回延安时，就带上我的父母。于是，父亲和母亲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延安，父亲所学的化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派上了大用场!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最早的筹建者之一，又在化学系任教。父亲还先后担任了振华造纸厂、丰足火柴厂、玻璃厂、陶瓷厂、化工厂厂长以及军工局工程处处长等职。
父亲担任振华造纸厂厂长时，正是国民党封锁延安、根据地物资供应匮乏、军民生活困难的时候。吃穿自不必说，用纸尤其紧缺，连中央机关的办公用纸和印刷边币的用纸也几近断档。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于是，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搞调查研究。不久，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延安满山遍野的马兰草上!经过父亲和全厂技术人员、工人的反复试验，造纸终于成功!大家给这纸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马兰纸。马兰纸研制成功后，振华造纸厂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不仅解决了党、政、军机关的办公用纸和《解放日报》的印刷用纸，还解决了更高级的边币用纸。为此，朱德总司令不仅当面表扬了我父亲，还在1942年的《游南泥湾》一诗中，写下“马兰造纸俏”的佳句以示赞扬。
在父亲日以继夜全身心工作的同时，母亲也没闲着。母亲一方面鼎力支持和辅佐我父亲，尽心照顾好家庭，另一方面在延安女子大学任教，而且又当会计又当文书，忙得不可开交。她还教厂里的工人识字、学文化，教年轻的知识青年学理论，在工余时间组织和带领青年人打篮球。节假日，延安的年轻人十分喜欢到我父母亲的窑洞里聚会，说说笑笑，亲密无间。有时，母亲还会拿出她的绝活，给大家唱一段京剧娱乐娱乐。从1939年5月到1944年4月，父亲和母亲在延安度过了人生最辉煌、最幸福、最值得珍藏的日子。
父亲背着母亲遗骨征战南北
1944年春，母亲突然生病发高烧，嗓子眼儿肿得像蜂窝，喘不上气来，被送到延安的中央医院急救了3天，但是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年仅37岁!父亲和同志们把我母亲埋葬在宝塔山下，下葬时我刚刚3岁半，模模糊糊有点印象，是其他阿姨抱着我站在旁边。父亲后来一提起母亲最后的日子，总爱说：“你妈妈真坚强，病成那个样子，咬着牙连哼都不哼一声!”37岁，那是多好的年华!才貌双全的母亲就这么走了，留下一对幼小的子女，带走的是父亲满腔的爱恋和永远的思念。
母亲一走，父亲不仅要负责繁忙的工作，还要照顾一个3岁、一个1岁多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中央对我们一家十分关怀，不仅给父亲多派了一名勤务员，还给牵来两只奶羊，挤羊奶给我们喝。白天，父亲用繁忙的工作打发自己。可下了班，他会悄悄地采几朵野花到母亲的坟前，献上花，坐在旁边默默流泪，喃喃倾诉。
1945年9月，中央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去大批干部，父亲也随林枫率领的干部团奔赴东北。临行前，父亲把一件大衣送给一位姓马的叔叔，又递给他一条毛毯，说：“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延安，就请帮我把余澄挖出来，把她的遗骨用这条毯子包好，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带给我!”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人都哭了。
后来，留在延安的叔叔阿姨们，不忘我父亲的嘱托，当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刨开了我母亲的坟。令人吃惊的是，可能由于黄土高原极干燥的缘故，母亲的遗体竟完好无损，只是头发显得有点凌乱。年轻的金正阿姨拿了梳子给我母亲梳头，母亲的头发就像秋天的枯树叶似的，刷刷掉落了。此情此景，金阿姨终生难忘。叔叔阿姨们找了块铁板，把我母亲放在上面火化了。他们还做了一口小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把我母亲的大部分遗骨放进去，安葬在延安。把几块大一点、整齐一点的遗骨，用父亲留下的毯子包好。其后，不知辗转了多少人的手，辗转了多少里的路，辗转了多少时间，母亲的遗骨终于送到了父亲手中。革命战友间的那份信义，那份深情，叫人怎能不惊叹!后来，父亲每次行军时，总把母亲的遗骨带上。见证这些事情的叔叔阿姨给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无不感叹唏嘘，潸然泪下。
(责任编辑 文世芳)
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当了地下党员
母亲生于1907年，是余家大院的四小姐。她气质高贵，风度优雅，一副眼镜又使她平添了几分书卷气。就连延安时期的老前辈提起我母亲时，都用“美若天仙”、“才华横溢”来形容。母亲聪明好学，读书成绩很好，甚得外公欢心，后来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作为体育系的学生，母亲篮球打得很好，还曾带球队出去比赛并获奖。不仅如此，她的英语十分流利，还会唱京剧，我那宠爱她的外公甚至为她置办了相当专业的行头。从母亲遗存的手迹中，还可以发现她的书法也挺好。如此才貌双全的余家四小姐，后来迅速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并于1933年经彭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家吴怡芳在谈到金陵女大的光荣传统时，曾举例说我母亲是金陵女大最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说到母亲的革命历程，就不能不提到靖任秋和彭文夫妇这一对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但是母亲的战友、挚友，更是母亲的革命领路人。
靖任秋、彭文夫妇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员。靖伯伯和彭姨分别于192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北伐和南昌起义。卢沟桥事变后，靖伯伯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打入国民党高层，潜伏下来，最高当到国民党少将副师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策动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在邯郸率部起义。他历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1996年逝世，享年91岁。
彭文在南昌起义后曾跟随朱德转战于闽、粤、赣三省界的山中，后被派驻湖北省委机关，当特委交通员。解放后，她曾任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和普教司副司长。
母亲早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就认识了彭姨，并成为好朋友。1932年，彭姨和靖伯伯到北平从事革命工作，形势相当困难，连食宿都成问题，就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母亲余澄，于是他们走进了余家大院。母亲和外公热情地接待他们。从此，余家大院成了共产党的交通站和据点，为靖伯伯和彭姨他们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1933年，彭姨介绍我母亲入党后，两人便常常一起执行任务。有时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去参加舞会，其实是去传递情报、贴标语、撒传单。
从放牛娃到留洋专家
我的父亲刘咸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人。他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虽然父亲渴望读书，但家里没钱，只好去放牛。
父亲直到十几岁才得以上学读书，但他聪颖过人，读起书来又如饥似渴，其进步令人咋舌。那时候，东北王张作霖虽然是个军阀，但十分重视教育。为了培养人才，他设立奖学金，官费资助学业优异的拔尖人才出国深造。有一年会考，父亲一举夺得望奎县第一名，继而又考得东三省的第一名。于是，他有幸认识张作霖，并以东三省“头名状元”的身份得到奖学金资助，于1927年东渡日本，到明治专科学校学习化学专业。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难，但少帅张学良同样支持派人出国留学。听说在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张学良还到过日本，并亲自点名接见了我的父亲。在日本明治专科学校留学这三年，父亲眼界大开，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不断探求知识和真理。1930年，父亲从日本毕业回国。恰好此时张学良也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人才出国学习。父亲再次一举成功，获得到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德国深造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父亲不但成为一名化学专家和机械学专家，而且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父亲于1930年加入由高尔基、宋庆龄发起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革命，并在1933年由江隆基、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共旅欧总支部设在法国，在德国设有支部。为了工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德国支部对外称“德国语言组”。德国支部的前三任书记分别是朱德、谢唯进和王炳南，第四任书记就是我的父亲。在德国的革命活动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影响了父亲的后半生。
1936年，在巴黎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的吴玉章，用平信给柏林的中共德国支部布置党的工作和有关活动。此前，大家用平信通信，没出过问题。但是，这次吴玉章的信不幸被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特务截获，并知道了全部内容。国民党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勾结，企图破坏我们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就把截获的信件原样糊好，投放到“德国语言组”的地址，并布置特务，准备抓人。到那里取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当场被捕。然而，当时的“反帝大同盟”是公开的，父亲在其中也已挺有名气。他的被捕，激怒了“反帝大同盟”，从英国到法国、德国，都有人起来声援我父亲，听说当时欧洲不少报纸都有文章声援，呼吁立即释放。而且，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父亲被捕的消息。敌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又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将父亲关了十多天后，不得不放人，但同时宣布将父亲“驱逐出境”。对这段历史，吴老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专门作了记述。
几年前，我去拜访当年也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已近百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温朋久(温家宝同志的四爷爷)，他大概是当时“德国语言组”唯一健在的老党员了吧。我带了一张父亲当年在德国拍的老照片给温老看，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老人看到照片后，两眼顿时熠熠发光，拿过照片紧紧贴在胸口，几乎是喊着说：“刘咸一，刘光德，我的好兄弟呀!”97岁的老人，不但能叫出数十年前的战友真名，还记得他的化名“刘光德”，真让人不由得感叹，也说明父亲那时候很活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豪华婚礼上的革命夫妻
被驱逐出境后，父亲离开留学和战斗6年的德国，转道法国、英国、苏联回到北平。父亲回国后，和党组织联系不上，心急如焚。父亲这一辈子还真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结下不解之缘。在极端困难之时，他又找到了张学良。张学良看到当年那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学成了专家，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他，随后又亲自介绍他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了一名“上校咨议”。更令人预料不到的是，竟然又是张学良帮父亲找到杨秀峰同志(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西安事变前，由于父亲既是东北人，又曾得 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组织上就利用这层特殊关系，让他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并于1936年去西安直接做张学良及其部下的工作。然而，父亲到西安的事情被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便以父亲在德国被捕一事为由，通告张学良，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分子，不能留用。父亲只好离开西安，重返北平。
父亲回到北平后，正是通过靖伯伯和彭姨牵红线，认识了母亲。不久，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情投意合。我那深明大义的外公，为他们在北平城里公开举办豪华的婚礼：披着红绸、扎满鲜花的小汽车接送新人；后面跟着大乐队吹吹打打；大饭店里大宴宾客，到场的都是各界名流；新郎西装革履，新娘披着婚纱，并拍了现在看着都很时髦的结婚照。余家大院张灯结彩，热闹了好多天，连大家族里的每一个小孩子都得到了一套漂亮新衣裳：女孩子是纱质连衣裙，男孩子是小礼服……几十年后，表姐、表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豪华、气派、风光的婚礼就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刮遍了北平城。大家都知道余家大院余翰林的四小姐结婚了，丈夫是个留洋归来的专家，郎才女貌!这正是我的外公为了掩护我父母的共产党员身份而释放的一颗又大又美丽的烟幕弹。办这么豪华、气派、排场的婚礼，谁会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比翼双飞在延安
婚后不久，组织上就派父亲和母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同志手下工作。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叶剑英等许多同志。随后，他们又随董老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父亲和母亲在红岩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了解我父母的情况，知道他们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党内学有专长的专家，还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延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当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返回延安时，就带上我的父母。于是，父亲和母亲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延安，父亲所学的化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派上了大用场!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最早的筹建者之一，又在化学系任教。父亲还先后担任了振华造纸厂、丰足火柴厂、玻璃厂、陶瓷厂、化工厂厂长以及军工局工程处处长等职。
父亲担任振华造纸厂厂长时，正是国民党封锁延安、根据地物资供应匮乏、军民生活困难的时候。吃穿自不必说，用纸尤其紧缺，连中央机关的办公用纸和印刷边币的用纸也几近断档。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于是，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搞调查研究。不久，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延安满山遍野的马兰草上!经过父亲和全厂技术人员、工人的反复试验，造纸终于成功!大家给这纸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马兰纸。马兰纸研制成功后，振华造纸厂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不仅解决了党、政、军机关的办公用纸和《解放日报》的印刷用纸，还解决了更高级的边币用纸。为此，朱德总司令不仅当面表扬了我父亲，还在1942年的《游南泥湾》一诗中，写下“马兰造纸俏”的佳句以示赞扬。
在父亲日以继夜全身心工作的同时，母亲也没闲着。母亲一方面鼎力支持和辅佐我父亲，尽心照顾好家庭，另一方面在延安女子大学任教，而且又当会计又当文书，忙得不可开交。她还教厂里的工人识字、学文化，教年轻的知识青年学理论，在工余时间组织和带领青年人打篮球。节假日，延安的年轻人十分喜欢到我父母亲的窑洞里聚会，说说笑笑，亲密无间。有时，母亲还会拿出她的绝活，给大家唱一段京剧娱乐娱乐。从1939年5月到1944年4月，父亲和母亲在延安度过了人生最辉煌、最幸福、最值得珍藏的日子。
父亲背着母亲遗骨征战南北
1944年春，母亲突然生病发高烧，嗓子眼儿肿得像蜂窝，喘不上气来，被送到延安的中央医院急救了3天，但是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年仅37岁!父亲和同志们把我母亲埋葬在宝塔山下，下葬时我刚刚3岁半，模模糊糊有点印象，是其他阿姨抱着我站在旁边。父亲后来一提起母亲最后的日子，总爱说：“你妈妈真坚强，病成那个样子，咬着牙连哼都不哼一声!”37岁，那是多好的年华!才貌双全的母亲就这么走了，留下一对幼小的子女，带走的是父亲满腔的爱恋和永远的思念。
母亲一走，父亲不仅要负责繁忙的工作，还要照顾一个3岁、一个1岁多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中央对我们一家十分关怀，不仅给父亲多派了一名勤务员，还给牵来两只奶羊，挤羊奶给我们喝。白天，父亲用繁忙的工作打发自己。可下了班，他会悄悄地采几朵野花到母亲的坟前，献上花，坐在旁边默默流泪，喃喃倾诉。
1945年9月，中央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去大批干部，父亲也随林枫率领的干部团奔赴东北。临行前，父亲把一件大衣送给一位姓马的叔叔，又递给他一条毛毯，说：“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延安，就请帮我把余澄挖出来，把她的遗骨用这条毯子包好，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带给我!”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人都哭了。
后来，留在延安的叔叔阿姨们，不忘我父亲的嘱托，当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刨开了我母亲的坟。令人吃惊的是，可能由于黄土高原极干燥的缘故，母亲的遗体竟完好无损，只是头发显得有点凌乱。年轻的金正阿姨拿了梳子给我母亲梳头，母亲的头发就像秋天的枯树叶似的，刷刷掉落了。此情此景，金阿姨终生难忘。叔叔阿姨们找了块铁板，把我母亲放在上面火化了。他们还做了一口小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把我母亲的大部分遗骨放进去，安葬在延安。把几块大一点、整齐一点的遗骨，用父亲留下的毯子包好。其后，不知辗转了多少人的手，辗转了多少里的路，辗转了多少时间，母亲的遗骨终于送到了父亲手中。革命战友间的那份信义，那份深情，叫人怎能不惊叹!后来，父亲每次行军时，总把母亲的遗骨带上。见证这些事情的叔叔阿姨给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无不感叹唏嘘，潸然泪下。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