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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记住了2012年秋冬巴黎高级定制秀场上迪奥（Christian Dior）的那场秀。地址不是迪奥惯用的Rodin Museum或者Montaigne大道上的沙龙，而是选在拿破仑墓碑旁一个白色立方体建筑里。内部空间被分成了5个房间，其中三间分别由蓝色的翠雀花、黄色的含羞草和白色的兰花点缀，另外两间被五颜六色的鲜花环绕着，身着花朵图案服饰的模特从中穿行而出。
“被记住”对于迪奥新上任的设计总监Raf Simons很重要。他需要通过这场秀在争议中证明自己能够撑得起迪奥。在服装设计还没完成之前，他就提前三个月找到了秀场设计师Alexandre Betak提出了大量运用鲜花布置秀场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自己明亮色彩的风格和迪奥对花朵图案的喜爱结合在一起。两人通过邮件、短信和电话交流了将近两个月。
Alexandre Betak被称为“时尚界的费里尼”，擅长在秀场里运用大胆疯狂的创意。但凡你能想到的时尚大牌几乎都和他合作过，与迪奥的合作就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迪奥的设计总监经历了数次变化，但他秀场设计师的身份却从未改变。
Betak为Simons找来了一个普罗旺斯的鲜花专家，根据色彩、气味和寿命的要求推荐花种并设计花架和供水系统。仅仅装置花架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150个工人花了三天三夜才将上百万朵鲜花铺满整个墙面。而整场秀从开始到结束只持续了12分钟。
与其说大多数时装秀的目的是销售，不如说是一种广告策略，毕竟如今高级定制的直接客户在全球只有数千人。成熟的大品牌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时装秀获得持续关注，不断抬高市场预期。而对于新锐设计师来说，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店铺，时装秀成了唯一直面市场的机会。
人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时装秀，但最后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中，只有极个别的会被人们记得。”Bet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场秀的关注度决定着整个系列乃至整个品牌的成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记住这场秀，这些画面。”
除了秀场内部空间设计，Betak的工作甚至包括邀请现场嘉宾。他们往往由时尚媒体编辑、名流和精品店买手组成。这些人也是Betak需要打动的目标人群。名流最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品牌往往会付费让明星穿他们的服装出席。而如果Vogue、《纽约时报》或者Style. com的时尚编辑们迟到了，秀也会跟着推迟。他们是时尚界最有话语权的人，他们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公众对品牌和设计师的期待。
Betak记得自己17岁踏入这个行当时，曾在一个报刊亭里站了几个小时，翻遍了时尚杂志寻找编辑们的电话号码。当时还没有秀场设计师这个职业，时装秀都是由品牌自己来完成。
而如今，伴随着各种各样屏幕的诞生，秀场画面传播得更加迅速。有影响力的时尚博客写手也坐到了前排。他们一边看秀一边拍摄照片，用Twitter、微博跟自己的粉丝交流。而电视和网络视频直播这些传统手段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去年Betak策划的Victoria’s Secret时装秀在CBS直播期间收视率超过了1000万。“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时装秀的观众，只要你有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让时装秀变得更有效、更直接。”Betak说。
有效、直接意味着要用更多的视觉冲击的舞台来吸引非常缺乏耐心和注意力的观众们。
自1980年代起，时装设计逐渐向艺术创作靠拢。时装秀变得更像是个视觉艺术展。先驱之一Thierry Mugler早在1984年就曾在T台上演绎富于宗教意味的童贞女生子一幕，一个模特从天而降，舞台弥漫着粉红色的纸屑。尽管被人们批评喧宾夺主，但同时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2001年的春夏时装周上，Alexandre McQueen把一个巨大的由镜子做的长方形盒子放在T台上，让观众观察镜子中的自己。而秀开始之后镜子反转，观众可以看到模特，模特却只能看到镜子。
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也给秀场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Betak看到了机会：在时装秀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华丽的同时，品牌也需要更多专业指导。
他在1993年从巴黎来到纽约。在他看来，纽约是个比巴黎更开放的城市，人们不那么在乎你的背景和出身。他向纽约的时尚界介绍自己的职业是指导时装秀，“我见到一个人就说请让我为你做一场时装秀吧。直到有一天有人回答‘为什么不呢’。”他在纽约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帮Jean Paul Gaultier制作香水发布会，然后他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了Miu Miu等等大牌。
现在Betak的工作室里一共有25名员工，分布在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今年5月刚开始运营的上海工作室。但几乎每一场时装秀，Betak都需要另外召集特殊领域的人才，比如为了迪奥秀场专门请来的普罗旺斯鲜花专家。一场秀真正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团队往往会达到50人左右，加上时装秀当天的50个模特，50个化妆师以及后台技术人员，总共可能需要超过200人。每场秀的准备时间都不同，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也可能只有两个星期，甚至几天。在过去的15年中，Betak的团队一共制作过500多场时装秀。
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经手的每一场秀上。Bureau Betak网站上唯一的一行字是“Coming Soon”，它们从来不做任何商业广告。整个工作室迄今为止合作过的上百个品牌和设计师几乎都是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建立起的，其中大部分都是长期客户，比如与迪奥的合作已经有13年了，与Michael Kors和Victor&Rof合作了15年，它们的每一场秀和展览基本上都是Bureau Betak出品。
在时尚界，品牌和设计师之间的信任是最高生存法则。因为保持水准的稳定性和风格的辨识度太重要了，而另一方面，如同服装一样，秀场设计是个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既要有创造力，又要保证不出错，维持统一的风格。“即便有时候面对相似的时装系列，你也要想办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Betak说。
同15年前相比，Betak现在有了许多竞争对手，比如巴黎的La Mode en Image，布鲁塞尔的Villa Eugenie，东京的Sun Design Group。但Betak认为在高端的时装秀市场，“一旦它上升到了艺术的层面，竞争就不再是竞争了，面对的工作远远超过了竞争。”他称这份工作让自己可以同时成为艺术家和商人。
“被记住”对于迪奥新上任的设计总监Raf Simons很重要。他需要通过这场秀在争议中证明自己能够撑得起迪奥。在服装设计还没完成之前，他就提前三个月找到了秀场设计师Alexandre Betak提出了大量运用鲜花布置秀场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自己明亮色彩的风格和迪奥对花朵图案的喜爱结合在一起。两人通过邮件、短信和电话交流了将近两个月。
Alexandre Betak被称为“时尚界的费里尼”，擅长在秀场里运用大胆疯狂的创意。但凡你能想到的时尚大牌几乎都和他合作过，与迪奥的合作就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迪奥的设计总监经历了数次变化，但他秀场设计师的身份却从未改变。
Betak为Simons找来了一个普罗旺斯的鲜花专家，根据色彩、气味和寿命的要求推荐花种并设计花架和供水系统。仅仅装置花架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150个工人花了三天三夜才将上百万朵鲜花铺满整个墙面。而整场秀从开始到结束只持续了12分钟。
与其说大多数时装秀的目的是销售，不如说是一种广告策略，毕竟如今高级定制的直接客户在全球只有数千人。成熟的大品牌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时装秀获得持续关注，不断抬高市场预期。而对于新锐设计师来说，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店铺，时装秀成了唯一直面市场的机会。
人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时装秀，但最后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中，只有极个别的会被人们记得。”Bet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场秀的关注度决定着整个系列乃至整个品牌的成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记住这场秀，这些画面。”
除了秀场内部空间设计，Betak的工作甚至包括邀请现场嘉宾。他们往往由时尚媒体编辑、名流和精品店买手组成。这些人也是Betak需要打动的目标人群。名流最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品牌往往会付费让明星穿他们的服装出席。而如果Vogue、《纽约时报》或者Style. com的时尚编辑们迟到了，秀也会跟着推迟。他们是时尚界最有话语权的人，他们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公众对品牌和设计师的期待。
Betak记得自己17岁踏入这个行当时，曾在一个报刊亭里站了几个小时，翻遍了时尚杂志寻找编辑们的电话号码。当时还没有秀场设计师这个职业，时装秀都是由品牌自己来完成。
而如今，伴随着各种各样屏幕的诞生，秀场画面传播得更加迅速。有影响力的时尚博客写手也坐到了前排。他们一边看秀一边拍摄照片，用Twitter、微博跟自己的粉丝交流。而电视和网络视频直播这些传统手段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去年Betak策划的Victoria’s Secret时装秀在CBS直播期间收视率超过了1000万。“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时装秀的观众，只要你有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让时装秀变得更有效、更直接。”Betak说。
有效、直接意味着要用更多的视觉冲击的舞台来吸引非常缺乏耐心和注意力的观众们。
自1980年代起，时装设计逐渐向艺术创作靠拢。时装秀变得更像是个视觉艺术展。先驱之一Thierry Mugler早在1984年就曾在T台上演绎富于宗教意味的童贞女生子一幕，一个模特从天而降，舞台弥漫着粉红色的纸屑。尽管被人们批评喧宾夺主，但同时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2001年的春夏时装周上，Alexandre McQueen把一个巨大的由镜子做的长方形盒子放在T台上，让观众观察镜子中的自己。而秀开始之后镜子反转，观众可以看到模特，模特却只能看到镜子。
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也给秀场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Betak看到了机会：在时装秀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华丽的同时，品牌也需要更多专业指导。
他在1993年从巴黎来到纽约。在他看来，纽约是个比巴黎更开放的城市，人们不那么在乎你的背景和出身。他向纽约的时尚界介绍自己的职业是指导时装秀，“我见到一个人就说请让我为你做一场时装秀吧。直到有一天有人回答‘为什么不呢’。”他在纽约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帮Jean Paul Gaultier制作香水发布会，然后他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了Miu Miu等等大牌。
现在Betak的工作室里一共有25名员工，分布在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今年5月刚开始运营的上海工作室。但几乎每一场时装秀，Betak都需要另外召集特殊领域的人才，比如为了迪奥秀场专门请来的普罗旺斯鲜花专家。一场秀真正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团队往往会达到50人左右，加上时装秀当天的50个模特，50个化妆师以及后台技术人员，总共可能需要超过200人。每场秀的准备时间都不同，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也可能只有两个星期，甚至几天。在过去的15年中，Betak的团队一共制作过500多场时装秀。
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经手的每一场秀上。Bureau Betak网站上唯一的一行字是“Coming Soon”，它们从来不做任何商业广告。整个工作室迄今为止合作过的上百个品牌和设计师几乎都是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建立起的，其中大部分都是长期客户，比如与迪奥的合作已经有13年了，与Michael Kors和Victor&Rof合作了15年，它们的每一场秀和展览基本上都是Bureau Betak出品。
在时尚界，品牌和设计师之间的信任是最高生存法则。因为保持水准的稳定性和风格的辨识度太重要了，而另一方面，如同服装一样，秀场设计是个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既要有创造力，又要保证不出错，维持统一的风格。“即便有时候面对相似的时装系列，你也要想办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Betak说。
同15年前相比，Betak现在有了许多竞争对手，比如巴黎的La Mode en Image，布鲁塞尔的Villa Eugenie，东京的Sun Design Group。但Betak认为在高端的时装秀市场，“一旦它上升到了艺术的层面，竞争就不再是竞争了，面对的工作远远超过了竞争。”他称这份工作让自己可以同时成为艺术家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