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从字面来理解，就是国之珍宝，表示文物藏品分级的专业用法，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称为国宝。
　　国宝是人类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暗含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踪迹，是凝结古人思想、表达审美情趣的载体，昭示了古人对科学真理的觉醒，展示了匠人的巧思手艺，承载了民族生活方式，是不会作假的文明物语。
　　中国灿烂文明的历史长度、高度和厚度等都独具魅力。了解它请从三件国宝开始。

商后母戊方鼎：从“饮食烟火”到“一言九鼎”“问鼎中原”

　　后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王母妣戊而作，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内壁铸有“后母戊”三个字体笔势雄健的铭文，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目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堪称国之重器。
　　铸造后母戊方鼎的铜总量预估不少于1200千克，至少动用了80余个坩埚，不少于千人同时劳作。后母戊方鼎以其在工艺技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的代表地位，向世人诉说了在3500年前的商朝，就拥有高度组织性、巨大规模性的青铜铸造业，并已经达到巅峰的水平，堪称青铜器铸造史上之最。
　　后母戊方鼎在造型、纹样、构图和角色上的铸造表达，可以让世人产生探谜的强烈愿望。
　　后母戊方鼎主体的四个面均为无纹素面，四周敷设一圈环带纹，环带纹上下各横展一对龙。细察龙形，龙嘴大开，龙身蜷曲短促，有足而卷尾，这样的夔龙纹是中华龙在商周时期的典型形象。
　　环带纹里还有一层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先敷设地纹，后在上面作浅浮雕双层纹饰，这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的重要工艺特征。后母戊方鼎的四个圆柱体支足，上段是兽面（饕餮）纹，下段是三道精细的凸弦纹。

　　后母戊方鼎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宝，不仅是因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与其承载的文化寓意有关。
　　鼎是古代一种架在火上烧煮的烹饪器，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中间主体部分，像碗或锅的容器，内部盛放食物；下面三足或四足，起支撑作用；上面有两耳，用木棍贯穿，有抬举和移动之用。
　　青铜鼎的前身是黏土制的陶鼎，历史相当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覆盖整个上古时期。当陶鼎变身为铜合金铸造时，青铜鼎已经从人世间的“饮食烟火”，上升到政治、祖先、宗教等层面的权威祭祀和顶礼膜拜用具。从古代流传的禹铸九鼎、问鼎中原、泗水捞鼎、一言九鼎等典故，都有谋求统治权的寓意所在。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巧手造作和大唐气象永留人间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铸造于唐朝，高14.8厘米、重549克，不仅汇聚了唐朝与世界互动交融的众多信息，更展示了西亚高超的金银器工艺在中华工坊的精湛发挥与创造，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目录。

　　鎏金舞馬衔杯纹银壶是一个皮囊形状的酒壶，仿若马背民族的携身饮具，由一整块银板打造。在壶腹的位置，利用錾子模具锤打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扬尾的舞马形象。但是，唐朝工匠没有止步于錾刻舞马，还在浮雕上施以鎏金。经过打磨和抛光，黄熠四射的舞马与银白素地交相辉映，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集合了三种经典的金银器工艺，即锤揲、錾刻和鎏金。
　　锤揲就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延展的特性，把金银板片锤击成形。
　　錾刻就是利用大小不同、形象各异的錾子，垫在金银板下面，用小锤徐徐击打，令金银板凸现浮雕式花纹图案。
　　把黄金锻打成金箔或剪成碎金片，熔烧至400℃后，倒入水银，搅拌成膏状的金泥，涂在铜银等金属表面，待水银蒸发，金泥沉淀附着于器表，就是鎏金。
　　马听力好、善奔跑、能负重，在战争、交通和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珍爱马匹、重视养马业的王朝往往繁盛强大。比如：秦国的祖先，就是替周天子养马的“专业户”；汉武帝把求良马、建骑兵作为国策，最终“逐匈奴，复汉土”。
　　唐太宗李世民骑马征战天下，坐骑都是来自西域的名种良马，并在自己陵墓的祭道上，留下了心爱的六匹战马形象，即著名的“昭陵六骏”。
　　唐玄宗时期，马又多出了新的功能——在皇室贵族的盛宴上，舞马身披锦丝文绣，络以金银珠玉，伴随《倾杯乐》，蹈步起伏，纵横应节，曲终之处屈膝衔杯、献酒人主。《明皇杂录》记载：“塞外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的鎏金舞马，五官清晰，身形比例准确，骨骼健硕，肌肉富有弹性，鬃毛马尾飘逸，穗带花结扬起，展现的正是倾蹲后肢、衔杯献酒的瞬间。
　　曾经盛极一时的盛宴舞马景象，通过唐朝工匠的巧手造作，永远留在了人间。透过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人们能看到唐朝的盛世之景，对大唐的开放气象也更加理解。

蹴鞠纹青铜镜：记录宋朝“万人瞻仰”的游艺盛况

　　蹴鞠纹青铜镜铸造于宋朝，圆形，直径10.6厘米，厚0.6厘米。
　　青铜镜平滑光鉴的素面用来映照，背面则大有乾坤，不仅纹样千姿百态，而且时代风格也千变万化。一般情况下，青铜镜背面的纹饰采用装饰化、抽象化的形式。而蹴鞠纹青铜镜背面的纹样却相当特别，充满写实性和故事性，展示了宋朝盛行的一项游艺——蹴鞠。
　　蹴鞠纹青铜镜背面铸有男女四人蹴鞠游戏的高浮雕图像：左侧一高髻插簪的长袖女子，镇定自若，脚尖运用自如；对面一戴幞头的男子伺机争抢，神情专注；对垒的男女双方之外，还有侍女和裁判；地面零落的丛草、凸立的太湖石及远处的石阶、草径点明，蹴鞠的地点就在后花庭院。
　　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宣布：“虽然不少国家认为自己是足球发源地，但历史学家以确切的证据表明，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蹴鞠。”
　　蹴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汉朝蹴鞠竞跑见于大街小巷，河南登封《启母阙画像石刻》有一帧女子甩长袖躬身蹴鞠的图像，表明2000年前蹴鞠就已流行于民间。
　　唐朝蹴鞠进一步普及，晚唐小说集《剧谈录》，生动描写了一名少女参与皇宫禁卫蹴鞠的场面：“时春雨初霁，见一三鬟女子，穿木屐于道侧，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
　　宋朝蹴鞠更从民间娱乐走向了有组织、有规模的竞技表演。宋朝有蹴鞠的专门组织，如齐云社、圆社，还有蹴鞠爱好者的专用场地以及民众推崇的明星。宋朝很多皇帝都是蹴鞠的精熟玩手，也是蹴鞠的“最佳推手”。现存上海博物馆、由宋末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就是对宋太祖、宋太宗蹴鞠场面的真实描绘。
　　《宋史》记载，朝廷的盛大宴会都有蹴鞠表演，出现“万人瞻仰”的游艺盛况。《东京梦华录》记载，每逢宋徽宗诞辰，就会举行蹴鞠比赛以为祝寿。在宋朝的蹴鞠浪潮中，发生像高俅、张明、柳三复等底层小吏，因擅长蹴鞠而发迹之事，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