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厘米》是当代女作家毕淑敏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它已被选入义务教育九年级语文教材（上）。课文的主要意思是：女主人公陶影（一位普通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竭力要在儿子面前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的形象，并为此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教参对她的做法也是予以肯定的：“她是普通的，但又是可敬可佩的”。笔者也很愿意，很希望相信女主人公是在追求完美，因为笔者也是一个为人父者，对“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还是深有感触的。然而理智却一次又一次地要否定我的这一愿望。当然，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最终要以事实来作裁判。所以，下面我就对小说中女主人公陶影的具体言行进行分析，以便得出公允的判断。
　　首先，我们来看看陶影在家庭生活中的言行。
　　陶影的家境并不宽裕，但她努力想把儿子小也“培育出具有大家风度”的人，这愿望是很好的。然而，她所理解的“大家风度”，就是要会“装门面”。“比如吃西瓜，只要有小也在，她一定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把瓜皮啃得太苦。其实在她看来，西瓜瓤和西瓜皮没有什么大分别，一路吃下去，甜味渐渐稀了，解暑消渴是一样的”。看看，当着儿子的面，就故作姿态，故充“大款”，打肿脸充胖子。而背着儿子呢，则是一副“小家子相”：恨不得把瓜皮也啃下。然而，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最会模仿的。陶影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其实儿子早就看到了，并照“第一任老师”的样子学着做。“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儿子也像妈妈一样，把瓜皮啃出梳齿样的牙痕，印堂上粘了一粒白而软的嫩瓜子”。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一点不假。然而，陶影对自己的“忠实信徒”却“勃然大怒了，‘谁叫你把瓜皮啃得这样苦？（这还用问吗？当然是跟你学的啦。笔者按。）要用瓜皮洗脸吗’？”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又明明是家庭经济拮据，西瓜买得少，不够吃，所以孩子才会这样“苦啃”。（自己背着儿子时不也一样的“苦啃”吗？）若是买得多，甜甜的红瓤都吃不完，谁还会去苦啃瓜皮呢？而陶影却偏要这样，让一个仅有五岁的孩子俨然有副“大家子弟”的派头，有模有样的装相显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再说，吃东西吃得干净一点就有失“大家风度”了？奇怪的“理论”！童真是美的，而女主人公却偏要把童真扭曲，家庭本是小户人家，省吃俭用型的，而母亲却偏要在儿子面前“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这种“装腔作势，东施效颦”式的作法不是“作秀”是什么？
　　其次，我们又来看看她在外面，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的情形和表现。
　　“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而那天，她带着儿子小也坐公交车去寺院参观，本来是不打算给孩子买票的。上车时，“车门上有一道白线，标定一·一○米”。“小也挤过去……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捺……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手指”。“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陶影如是说。她只用手指一横，就准确地知道还差“一厘米”？但孩子不愿意，闹着吵着要妈妈给他买票。“‘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说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面对儿子这样的要求和责问，陶影一声不吭，只是“看着儿子”，就是不买票。而当售票员看到母子俩这样的情形后，意味深长且又主动地说，“这孩子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却一反常态，主动地掏了两毛钱且重复坚持着给儿子买了票。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就通常情况来说，售票员说了不需要买票，谁还会几次三番地主动要求买票呢？除非是她的钱多得没处放了；或者是售票员搞错了──该买票而没要她买票──而要买票者觉悟又非常之高；或者她是售票员的亲戚，或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售票员卖个人情给她，而她又觉得不好欠人家的情。但这些对陶影来说都不是。或许，她是想，仅仅是两毛钱的小事一桩，给儿子买个快乐。但这也是说不通的：说是给儿子买个快乐，那先前孩子跺着脚，叫着吵着要买票时她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且陶影是“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四天的菠菜”。试想，一个持家“处处俭省”的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把钱随手扔在不需要扔的地方呢？这就使我们对她主动买票的动机不得不“另眼”相看了。其实，陶影此番的“表演”，给儿子买快乐是借口，真正的意图是给自己买一个美丽的“花环”，在儿子（当然也包括车上的众人）面前显摆──儿子，你看看，你的母亲是多么的慷慨大方，诚实正直，遵守社会公德和有教养啊！“作秀”如此，真令人扼腕唏嘘。
　　接着，他们来到寺院门口，陶影拿着同事老张师傅送她的一张赠票，准备进寺院参观，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未。儿子把票含在嘴里，飞快地跑了进去。而陶影却被守门的红衣青年拦住了，问她要票。陶影争辩说，她孩子不够1.10米，不需要买票。红衣青年不让，非要让她的儿子过来量一量不可。结果，墙上的“红蚯蚓线残忍地伏在比小也眉头稍高的地方”。这下她傻眼了，无法辩驳，可再买张票又于心不甘。（舍不得啊，伍块钱。）而此时又有好多人围了过来，使她感到无地自容和担忧──因为用肥皂泡吹起来的“完美”形象大有一触即破的危险，所以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便首先把气出在儿子身上，“陶影一个箭步冲过去，啪地一声打在孩子的头上，声音清脆，仿佛踩破一个乒乓球皮”。但红衣青年仍然不买账，你打你的儿子，关我屁事。并继续拦着，还冷言冷语地数落着。这更让她气得不得了，本想吵一架（她本就是一个“不怕吵架”的人），但最后还是忍了，（说是为了小也，恐怕还是理屈词穷吧）但气还得出，“‘我们走！’她猛地一拉小也。若不是男孩子骨缝结实，几乎脱臼”。想想看，先前在公交车上，售票员说了她儿子不需买票而她却偏要买票，这次守门员量了她儿子身高后，需要买票却不买了，为什么？因为这次有逃票之嫌，即使补了票，也不会给她“完美”的花环添光加彩。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买个票不就得了。一厘米的事，真值得那么去较真吗？你就是到市场上买一斤肉，相差个十几克的，谁还会去找卖主说理？再说你原先是用手指横放着量的，你就那么神，相差一厘米都量出来了？你心里认为红衣青年墙上的“红蚯蚓线”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得用事实来证明啊！在没有铁的事实证明红衣青年墙上的“红蚯蚓线”有水分的话，你就得尊重“当前”事实。如果女主人公真是一个有“大家风度”、有教养、追求“完美”的人的话，那在红衣青年量了小也的身高之后，马上就可以就坡下驴：“哦，对不起，服务员同志，刚才在公交车上，售票员说孩子还差一厘米，不要买票，我信了她。现在你量了我儿子的身高，够1.10米了，我马上补票，请原谅。”这不就结了吗？谁还会对你冷言冷语呢？如此，人家才会真心地说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呢。再说，对孩子的疑问“妈妈，你真的没买票吗？”更应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孩子，刚才在公交车上，售票员说你没有1.10米，无需买票。现在这里的红衣叔叔给你量了一下身高，有1.10米，你长高了。孩子，我真为你高兴。好，妈妈现在就给你去买票。”我想，孩子听到妈妈这样说，肯定会一蹦三尺高。然而，陶影没有这样做，而是耿耿于“一厘米”，较真于锱锱铢铢，怨恨于孩子和他人。总之，一句话，她自己没有错，绝对正确！错是别人的。这就是她所谓的“大家风度”？这就是追求“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的形象？若此，笔者实在是不敢恭维。我想，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应该营造和谐，就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应该尊重你当时无法辩驳的事实，就不应该锱铢必较……陶影这样做了吗？没有。所以说，她不是在真正地追求“完美”，而是在刻意“作秀”。
　　最后，陶影从寺院门口气呼呼地回到家里，心里越想越不平衡，于是找到厂里的“作家”，在他的指导下，写了一封“哀兵必胜”的信寄给报社。报社把信转到寺院管理处，要他们调查处理。于是寺院管理处派人来到了陶影家里，核对情况，解决问题。当陶影以“一个月以前，他没有这样高”来反驳调查组量出的小也现在是1.10米的身高时，调查组认为陶影说得也有理，于是提出解决办法：赔给陶影伍圆钱或是两张参观券。但均遭她拒绝。她只要调查组的人当着孩子的面“把那天的事同孩子讲清楚，告诉他，妈妈没有错儿……”这句话听起来很是“冠冕堂皇”，很大气的样子。但笔者总觉得她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味道。因为陶影是一个“处处俭省”，时时想占点便宜的人。如前所述，她独自坐公交车，经常不买票，去寺院参观，为一厘米，就死活不肯掏钱给孩子补票，宁愿牺牲儿子的快乐，宁愿无端地狠掴儿子一个耳光而遭人非议等。而现在呢，人家赔给她伍块钱或两张参观券（那可是十块钱啊！）却不要了。想想看，比起那两毛钱，那将会是多少根黄瓜，多少个西红柿，多少捆处理的小红萝卜或者是够吃多少个“四天”的菠菜？她心里真的舍得放弃这有着巨大诱惑力的建议吗？不，笔者认为她不！然而，她又为何如此呢？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为了追求她的所谓“完美”而不得不强迫自己违心地放弃。也就是说，她这是故作“大方”，故显“大雅”。她这是在管理处的领导干部面前大吹法螺──瞧，我陶影觉悟多高！在儿子面前故意显摆──儿子，你看，连领导干部都说妈妈没有错，你母亲是多么伟大，完美啊！然而，违背常理就是假，心口不一便是“伪”，刻意装相就是“作秀”。行文到此，读者诸君，我相信，从以上的分析中，你们应该可以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来了。
　　[作者通联：湖南资兴市碑记学校]